東風解凍，散而為雨。如果說立春是春天的第一樂章“奏鳴曲”，雨水就是春天的第二樂章“變奏曲”。隨著這一反映降水現象的節氣來臨，春雨飄然而來，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杏，也洋洋灑灑地立在這充滿詩意的雨水中。她之洵美、她之功用、她之獨特，都隨著那

東風解凍，散而為雨。

如果說立春是春天的第一樂章“奏鳴曲”，雨水就是春天的第二樂章“變奏曲”。隨著這一反映降水現象的節氣來臨，春雨飄然而來，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杏，也洋洋灑灑地立在這充滿詩意的雨水中。她之洵美、她之功用、她之獨特，都隨著那雨水二候的花信風（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向我們揚起了青春逼人的笑臉。

我們的心兒，早已沉醉在春風清朗的時光中。

姣容三變的嬌艷之花

“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

杏花，綻放在淅淅瀝瀝的春雨中，嬌美在南宋詩人僧志南的詩里。杏花和雨，靜靜地依偎，輕輕地飄飛。

南北朝時期文學家庾信也用《杏花詩》表達了對杏花的喜愛：“春色方盈野，枝枝綻翠英。依稀映村塢，爛漫開山城。好折待賓客，金盤襯紅瓊。”杏花一般有三種顏色，初開時紅，盛開時粉，將落時白。庾信用“紅瓊”來形容杏花初開時紅潤如玉的嬌羞模樣，令人忍不住心生疼愛。

然而，讓人沒有想到的是，這首本意贊美杏花的詩，后來卻成了非議杏花的源頭。因“紅瓊”初起、“姣容三變”，杏花被人歪曲為薄情多變的花，甚至成為“妓者”“艷客”的代名詞。

晚唐詩人薛能是第一個破壞杏花形象的人，他寫的《杏花》把杏花比喻成輕佻風流的青樓女子：“活色生香第一流，手中移得近青樓。誰知艷性終相負，亂向春風笑不休。”杏花的節操由此碎了一地。宋代以后，杏花更是被文人惡評。先是一些人發揮想象，把杏花用到美女的膚色上，“云隨碧玉歌聲轉，雪繞紅瓊舞袖回”；繼而變成青樓里的場景：“美酒一杯花影膩，邀客醉，紅瓊共作熏熏媚。”更有甚者，把南宋詩人葉紹翁的《游園不值》曲解，“應憐屐齒印蒼苔，小扣柴扉久不開。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本是描寫大好春色的，卻被“簡化”成“紅杏出墻”，意思全變。這種對杏花的非議一直持續到清代，李漁也說：“樹性淫者，莫過于杏。”杏樹還被扣上了“風流樹”的帽子。

好在，無論非議如何，杏，始終有堅定不移的支持者。

金末文學家元好問（1190年-1257年）就是一生詠杏、愛杏的代表人物，他寫了許多與杏花相關的詩。他留下的作品中，詠杏的多達35首，另有十幾處提及杏。在他的筆下，既有對杏花嬌艷欲滴的形態不可抑制之喜愛的，如“裊裊纖條映酒船，綠嬌紅小不勝憐”“太一仙舟云錦里，新郎走馬杏園紅”；也有借杏花絢爛短暫的花期感嘆功名抱負之失落和人生之滄桑變幻的，如“紛紛紅紫不勝稠，爭得春光競出頭”“一樹杏花春寂寞，惡風吹折五更心”；更有借花開花落的變遷抒發宗國破滅之后無可復制的故國之情的，如“荒村此日腸堪斷，回首梁園是夢中”“荒蹊明日知誰到，憑仗詩翁為少留”等。元好問被人稱為“詠杏詩詞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家”，足見其杏花詩影響之大。

值得一提的還有北宋工部尚書宋祁的《玉樓春·春景》：“東城漸覺風光好，彀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憑一句“紅杏枝頭春意鬧”，宋祁得了“紅杏尚書”的雅號。

近代美學家王國維也喜歡宋祁這首詩，他在《人間詞話》中這樣評價：“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

是啊，看那枝頭紅杏，像一群生得好看、又有點害羞、還有點活潑的小女孩。一個擬人化的“鬧”，畫龍點睛一般，將杏花“點”活。

福澤千年的杏壇杏林

早在被各種議論包圍之前，杏就有很大影響力了。

作為薔薇科杏屬喬木，杏是陽性樹種，深根性、結果早、盛果期長，她喜愛陽光、耐得住干旱與風寒、適應能力強，壽命可達百年以上。在中國，杏的栽培史最少有3000年，古代常常“一色杏花三十里”，栽培數量多、范圍廣。春秋時期齊國經濟學家、政治家﹑思想家管仲（約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早就給予了杏肯定的評價，《管子》中說：“五沃之土，其木宜杏”，五沃，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有廣泛寬大之意。

后來的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又將杏的影響進一步發揮。

據《莊子》記載：“孔子游于緇幃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孔子坐在杏壇上，為學生講學、授課，“杏壇”由此成為教育圣地的代名詞。不過，根據西晉史學家司馬彪的注釋，杏壇只是指“澤中高處也”，不一定種有杏樹或者跟杏有關。明末清初經學家顧炎武也認為《莊子》中凡是講孔子的，采用的都是寓言寫法，杏壇不必實有其地。

不過，在山東省曲阜市孔廟的大成殿前，還是有一個杏壇，相傳是孔子講學之處。當然，那是后人為了紀念孔子杏壇講學而建。宋代以前此處只有大成殿，天圣二年（1024年），孔子45代孫孔道輔監修孔廟時，在正殿舊址“除地為壇，環植以杏，名曰杏壇”。金、元、明、清各代都有擴建或重修。杏壇方亭重檐，黃瓦朱柱，十字結脊，亭四周遍植杏樹，孔子后裔60代衍圣公《題杏壇》云：“魯城遺跡已成空，點瑟回琴想象中。獨有杏壇春意早，年年花發舊時紅”。

而孔廟前的杏壇是否確為孔子開壇講學之處，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杏壇”作為中國教育之代名詞的傳承意義。

在孔子去世約七百年以后，杏的影響再次被一個人放大，這個人就是東漢建安時期醫藥學家董奉（公元220年-280年）。

董奉少年學醫，信奉道教，年輕時曾任小吏，不久歸隱。某次途經廬山，看到當地人因戰爭而貧病交加，十分同情，便在山上行醫。他根據當地的地理、氣候條件，提倡當地人在荒山坡上種植杏樹以救荒致富，并把種植技術傳授給他們。可是，剛開始很多人對這位“游醫郎中”的建議持懷疑態度，并不實行。于是，董奉便定下規矩：看病不收費用，只要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5株、輕病愈者栽杏1株即可。由于他醫術高明、醫德高尚，遠近患者紛紛前來求治，數年之間就種植了萬余株杏樹。十年種了十萬多棵，杏的果實成熟時，董奉又建一草倉儲存杏果，并做出新規定：需要杏果的人，可用稻谷自行交換。董奉告知大家食杏禁忌，并回收杏仁，交換得來的稻谷，除去維持生活必需，其余的也用來救濟貧民。據說，每年有2至3萬人得到董奉的救濟。

東晉道教學者、醫藥學家葛洪的《神仙傳》把董奉的事跡記載得詳細：“君異居山為人治病不取錢，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十年，計得十萬余株，郁然成林……”

此后，“杏林”成為中醫的別稱，醫者以“杏林中人”自居，人們以“杏林春秋”來展示中醫藥歷史，以“杏林佳話”來表達與中醫藥有關的趣談故事，以“杏林春暖”“譽滿杏林”來稱頌品高術精的醫家。董奉更是被譽為“杏林始祖”，與當時譙郡的華佗、南陽的張仲景并稱“建安三神醫”。

杏，早已在那一片杏林中，伴著悠然飄過的流金歲月里，出落成自己喜歡的模樣。

常被忽視的杏仁之忌

更讓杏不會被更深侵犯的是：她有毒。

杏有毒的部位主要是果實和核仁。對于她的果實，中國歷代醫家陸續匯集而成的醫藥學著作《名醫別錄》說：“（實）酸、熱，有小毒。生食多傷筋骨。”春秋戰國時期醫藥學家扁鵲說：“多食動宿疾，令人目盲、須眉落。”宋代醫藥學家寇宗奭說：“小兒多食，致瘡癰膈熱。”“多食，生痰熱，昏精神。產婦尤忌之。”她的核仁苦而冷利，主要有毒成分為苦杏仁甙，毒性比果實大，若一個核仁中有兩個仁的，更是大毒，“兩仁者殺人，可以毒狗。”杏仁中毒的潛伏期一般為1至2小時，初期一般表現為口苦澀、流口水、頭暈、頭痛、惡心、嘔吐、四肢無力，繼而出現心跳加速、呼吸困難、四肢肢端麻痹，嚴重時四肢冰涼、昏迷驚厥，甚至出現尖叫，可從中毒者口中嗅聞到杏仁的苦味，最終意識喪失、全身陣發性痙攣、呼吸麻痹而死亡。兒童一次吃杏仁數粒至20粒、成人吃40至60粒可發生中毒、死亡，兒童中毒死亡率較高。

這可能有點讓人難以理解和接受，特別是在現代人眼里，杏仁是一種休閑美食，市場上到處有售，怎么可能有毒呢？其實，真正可以做零食食用的杏仁，只是巴旦杏的核仁。巴旦杏甘、平、溫，無毒，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把巴旦杏描繪得很清楚：“樹如杏而葉差小，實亦小而肉薄。其核如梅核，殼薄而仁甘美。點茶食之，味如榛子。西人以充方物。”

杏的毒，很好地保護了自己，也理所當然地被《名醫別錄》列為下品，“下品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可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作為下品，杏也幸運，她在那一片杏林中，得到董奉的陪伴和善待。

董奉深懂杏的毒，故講究炮制。后來醫藥學家記載的杏仁炮制方法，都汲取了董奉醫案中的精華。例如，南朝宋齊梁時期醫藥學家陶弘景說：“凡用杏仁，以湯浸去皮尖，炒黃。或用面麩炒過。”南朝宋時期醫藥學家雷斅說：“凡用，以湯浸去皮尖。每斤入白火石一斤，烏豆三合，以東流水同煮，從巳至午，取出曬干用。”董奉把杏的美發揚光大。他用杏果“去冷熱毒”，用杏葉治“人卒腫滿”，用杏枝治“墮傷”，用杏仁“消心煩，除肺熱，利胸膈氣逆，潤大腸氣秘。”

杏，便是處處有，處處有用的。而且，她的用途里，還有有趣的一面，即她的根可以解她的仁中毒，李時珍說：“食杏仁多，致迷亂將死，切碎煎湯服。即解。”這樣的趣味，讓杏竟隱約透出了一分俏皮。杏，也是甜美可愛的，難怪她也叫“甜梅”，除了與梅有幾分相似之外，還取了“甜美”的諧音啊。

“萬樹江邊杏，新開一夜風。滿園深淺色，照在碧波中。”杏，總是昂揚在脈脈春風中。真是的，美都美不夠，還管它什么“非議”呢？杏，讓美來得更猛烈些吧。(責編：沈灃)

來源：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管弦

編輯：楊昌平

流程編輯：郭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