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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創業最前線作者|付艷翠編輯|馮羽如果說幸福是孕育生命的A面，那么它的B面可能是少數人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隨著國家三孩政策開放、育齡群體不孕不育率增加，想要通過試管、代孕等輔助生殖技術擁有一個孩子的家庭不在少數。值得注意的是，在看

出品 | 創業最前線

作者 | 付艷翠

編輯 | 馮羽

如果說幸福是孕育生命的A面，那么它的B面可能是少數人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隨著國家三孩政策開放、育齡群體不孕不育率增加，想要通過試管、代孕等輔助生殖技術擁有一個孩子的家庭不在少數。

值得注意的是，在看似能夠彌補人生遺憾的輔助生殖技術背后，卻要付出巨大的金錢和精神成本。

有人因為試管嬰兒被打亂了生活節奏，周周都要去醫院——女性不止要承受身體的痛苦，還要遭受心理上的煎熬。為了擁有孩子，取卵后的她們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但取號，排隊，等待打夜針，那是屬于深夜里的光。一切，只為能夠擁有自己的孩子。

也有人受“傳宗接代”觀念影響，訴求不再是單純的孕育——他們還希望擁有“高端定制”的寶寶。他們甚至會選擇花費上百萬元，遠赴美國找人代孕生子。

這個行業正在開始釋放能量。東興證券一份研報數據顯示，中國輔助生殖潛在市場空間達3211億美元。

深夜，一些你意識不到的平行世界正在緩緩拉開帷幕。

1、艱難求子路

去年夏天，年近40歲的冬青夫妻倆突然意識到，從兩人有了生育計劃到備孕已經一年多時間，但妻子卻遲遲沒能懷上寶寶。

冬青兩人已經結婚多年，但結婚后，一直沒有重視生育問題。用他自己的話說，年輕的時候工作繁忙，如今事業已經步上了正軌，加上家里長輩一直催生，兩個人也開始想盡快要個寶寶。

“我太太一直在教育培訓行業工作，她工作壓力一直不小，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飯，加上女人年過35歲后，卵巢功能也在下降，生育條件并不理想。”冬青告訴「創業最前線」，選擇試管嬰兒是他們目前最快懷上寶寶的方式。

從此，冬青夫妻倆就開始頻繁在醫院與家往返，“幾乎周周都要去醫院。”

做試管嬰兒的就診流程主要包括輔助生育前的身體評估，例如檢查是否有遺傳病、是否能夠生育等身體檢測，之后就是女性做排卵，服用并注射促排卵的藥物、取卵，檢測卵子和精子質量后進行胚胎的培養，最后進行胚胎移植。

這樣一次促排卵過程的費用大概就要2萬-3萬元。而對于求子心切的病患們來說，費用方面不是什么大問題，整個就診過程才是最磨人的。

最開始，冬青先是去醫院掛號、取號、排隊體檢，確認是否符合試管嬰兒手術指征。他太太之前工作壓力大，生理周期不規律，做試管前還要調節內分泌，將身體調節到符合手術標準，“這期間特別熬人，經常排隊檢查一個上午的時間就過去了，到下午又叫你去檢測取結果，往往一天就耗在醫院里了。”

這之后，從女方的生理期第2-3天開始，患者就可以進入試管嬰兒治療周期，但促排的過程更麻煩。比如醫生給她開促排卵的針劑，不僅平時白天要打針，還要時刻等待醫院的通知，有時打夜針（服用促排藥物后保護卵子的藥物）都是晚上九、十點鐘，他們就要提前去醫院排隊等待就診。

對于女性患者而言，比較痛苦的還有接下來的取卵手術，這需要在陰道超聲指導下，將穿刺針經陰道穹隆刺入卵泡中抽吸卵泡液，從而完成取卵手術。

但對于這些選擇試管嬰兒的群體而言，最煎熬的還不是做那么多檢查、打那么多針，而是他們在抱有很大希望后，又要面對卵子不合格、胚胎發育等級不合格的現實。

2、打持久戰

一般來說，女性一個月只會分泌一顆卵子，但打過促排針之后，這個數量有時是幾個、十幾個，有人甚至能夠達到二、三十個。但年齡大或者不孕不育患者的卵子質量一般并不好。

“我太太前后已經重復做了好幾次取卵工作，因為有時卵子質量不好，甚至出現空卵泡。”冬青向「創業最前線」表示，在這之后，醫生會用質量好一些的卵子與經處理的精子一起培養，形成受精卵。而在移植手術之前，醫生會將胚胎進行冷凍。

目前，冬青夫妻倆還沒有做胚胎移植，而是準備將身體調整到最佳狀態。

因為冬青了解過，在不孕癥的治療中，試管嬰兒雖然是成功率及效率較高的選擇，但試管嬰兒涉及眾多環節，成功率并非100%。有人做一次試管胚胎移植就能成功懷孕，也有人做了多次卻依然沒成功，甚至胎兒著床成功后也會出現胎停或者流產。

“我有一位在云南的老同學，曾經為了做試管嬰兒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奔走了6、7年時間。那些年，他幾乎聽到哪里有好的醫生就去哪里，有哪些偏方治療不孕不育就去搞來嘗試。在失敗了好幾次、花費了幾十萬元后才終于迎來了自己的寶寶。”冬青在同學的建議下，也沒有著急去進行胚胎移植。

試管嬰兒本來就是一個持久戰。對此，作為醫生的林西也是深有體會。

林西今年已經35歲，也是結婚多年都沒能自然懷孕。她從30歲開始就奔波在各大醫院，已經數不清取卵取了多少次，林西卵巢功能不好，做過N次取卵手術，但卵子質量一直不好，直到去年才成功培養了一顆胚胎。

好在她又比較幸運，去年8月，醫生終于將這顆體外培養形成的胚胎，裝入細管中，經宮頸管送入宮腔中，并完成受孕目的。之后，胚胎移植后14天，做妊娠實驗，“當天在家里用驗孕棒自測過，內容顯示是兩條杠，我沒忍住在馬桶上大哭了一場。”

懷孕的這幾個月來，她每天都生活得小心翼翼。幾天前，她甚至還因為幾個小時沒有感覺到孩子胎動，去醫院查了B超，“看到寶寶是沒問題的，我才暫時松了一口氣。”

相比他們，目前孩子已經一歲多、但曾多次取卵和流產的范小熙的試管嬰兒經歷則更加艱難一些。

范小熙第一次取卵，醫生只取出來3顆卵子，其余是空卵泡。幾天后，醫院IVF（試管受精）實驗室通知她，她的這3顆卵子只成功配成2個。她在3天后移植了這2個胚胎，14天后檢測顯示，她的移植手術失敗了。

接下來就是第二次、第三次……

范小熙不得不承認，那段時間，生下一個孩子甚至已經成為她的執念。

“每天都要打針，多的時候一天5針以上，當卵泡逐漸大時，每天都要抽血。后來，當護士用碘伏沾濕的棉簽給我消毒時，我都會不由自主地一激靈。”有段時間范小熙的身體更是瘦得厲害，還要面臨心理上的打擊，因為她有兩次明明已經懷上了寶寶，但沒過幾個月還是流產了。

在不夠高的成功率之下，對于這些患者來說，求孕之路既漫長未知，又是一件十分耗費金錢的事情——冬青至今已經花費10萬元，林西花費20多萬元，范小熙的花費更是超過30萬。

3、高端“定制”寶寶

大多數不孕癥患者們在選擇輔助生殖技術時大多是迫于身體條件不足，而另外有一群人，他們的訴求則不再是單純的孕育——“定制”寶寶似乎成為了他們的“剛需”。

從2016年開始，國內非婚生子可以落戶后，一群經濟獨立的單身女性似乎看到一條被技術和政策打開的生育自由通道。她們甚至會到美國挑選一個精子，搭配喜歡的遺傳基因組合，囊括顏值、個頭和聰明程度等，再找一位身體和心理都健康的媽媽為其代孕生下一位或者多位寶寶。

松夏就是很早“定制”了兩個寶寶的“弄潮兒”。

松夏一頭筆直長發，身高1.7米，體重不到100斤，長得十分漂亮，又有文藝范的氣質。同時，她還是名牌大學畢業、履歷亮眼的“富二代”。

在八、九年前，松夏由于身體問題并不適合生育，但當時單身的她又十分想擁有自己的寶寶，于是就去美國了解了買精與代孕。這些輔助生殖技術在國內被明令禁止，但在美國已經有很成熟的產業鏈，且有法律監管。

首先是挑選外國捐精者。松夏選擇的捐精者是一位猶太人，彼時對方19歲，哈佛在讀。對方擁有蔚藍顏色的瞳孔、微卷的睫毛、1.8米以上高大的身材，青春氣息撲面而來。

提供孩子基因的雙方都足夠優秀，所以當好友徐然第一次看到松夏這對龍鳳胎寶寶時，就徹底“淪陷”了。

“倆孩子是混血，就是電視里那種你夢想中天使顏值的孩子。”徐然向「創業最前線」描述當時情景時，不停對兩個孩子的顏值發出驚嘆，“我也問過她現在有沒有男朋友，對方愿意接受孩子嗎？沒想到他男朋友非常開心，還有兩個大活寶把他叫爸爸，一家四口很幸福。”

在美國成功生下這對龍鳳胎之后，松夏在選擇事業時，也毫不猶豫從事了輔助生殖行業。她在幾年前就花1000多萬美金投資了給她做代孕的醫院。

“我是在六、七年前知道了她的故事，我覺得她很酷，很勇敢。因為她做了很多女孩想做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好朋友的經歷給了徐然靈感。

徐然也是一位高知女性，她有能力負擔100萬-130萬元的費用。于是，四、五年前，徐然和她先生決定去美國代孕一個寶寶。

“也是緣分，我在美國咨詢了很多醫院，又在一家輔助生殖醫院代孕，但當時失敗了。后來我才知道松夏做代孕成功并投資了醫院，我在考察了之后，就選擇相信她。現在有了一個很聰明、特別好的寶寶。”最近幾年，因再次受松夏的啟發，徐然也投資了一家輔助生殖相關公司。

而且，在徐然看來，選擇輔助生殖技術不僅能夠“定制”寶寶的性別、顏值、基因，更重要的是他可能更健康。

“我覺得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去給寶寶做基因的篩查，其實能夠過濾掉很多疾病。”徐然透露，美國就有專門的技術可以過濾掉200多項遺傳病，而國內也有技術能夠過濾100多項遺傳疾病，“現在這個技術還在不斷進步，我覺得這樣就挺好。”

“我一個投資人朋友就生出了一個只有4個手指頭的孩子；還有朋友的小孩生出來有唐氏綜合癥；更有甚者，一位懷胎7個月的嬰兒早產差點夭折，每天都要躺在保溫箱里，一直住到足月。”她用自己身邊自然生產的朋友向「創業最前線」舉例，“哪怕一個再富有的家庭，當擁有了一個不健康的寶寶后，都不會幸福。”

于是，“高端定制”寶寶也成為一部分群體的生育訴求。

4、倫理與灰產

但實際上，生育永遠和倫理、親情、社會輿論摻雜不清。尤其是一些人通過代孕這種輔助生殖技術手段，讓自己的寶寶在別人肚子里孕育的時候。

最近，烏克蘭地下室積攢大量代孕新生兒的新聞更是讓人觸目驚心。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在俄烏沖突持續之際，烏克蘭國際代孕行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報道稱，代孕媽媽生下大量新生嬰兒，根據護士們的說法，她們正在夜以繼日地照顧父母未能前來接走的大量新生兒，這讓她們十分疲憊，甚至沒有休息的時間。

而根據尋求代孕的外國父母合作的澳大利亞機構“成長家庭”估計，在烏克蘭境內目前還有800多名已經懷上外國人孩子的代孕媽媽。

“我覺得代孕是對其他女性的壓迫。”一位媒體人在微信群里直言。也有人表示，當生命都變成貨品，可以隨意挑選、遺棄時，才是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

對此，選擇找人代孕的徐然向「創業最前線」直言，其實對于那些注重事業的女性來說，代孕已經是大部分人的選擇，“因為能夠花個百八十萬有個自己的孩子，不會影響自己工作創業，但自己生，激素會對你的身體產生各種影響，讓你兩三年都不能徹底恢復。”

徐然也補充道，可能大部分人不認同她的想法，但每個人選擇不同，沒有對與錯。就像她身邊其實也有很多夫妻，男方在主觀意識上不會同意代孕，“他們覺得女人給他生孩子是愛他的表現，即使不用他出錢，大部分也不同意。”

不光是倫理方面存在爭議，另一方面，當下輔助生殖行業的監管還比較混亂，行業灰產也在不斷蔓延。

而在我國就單就凍卵來說，原國家衛計委2003年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單身女性不能在國內醫療機構合法凍卵、人工授精，許多未婚大齡女性會選擇去境外取卵凍卵或人工受孕。

而且輔助生殖行業審批嚴格，牌照壁壘高。

我國輔助生殖牌照主要分為五類：夫精人工授精（AIH）、供精人工授精（AID）、第一代試管嬰兒（IVF-ET）、第二代試管嬰兒（ICSI）和第三代試管嬰兒（PGD/PGS）。我國規定，五類輔助生殖牌照，需要按照順序申請。申請IVF-ET牌照的醫院，需要已持有AIH牌照。申請PGD/PGS，則需要已經持有一代、二代試管嬰兒的牌照，并且正常運營4-5年。

根據國內相關法律法規，有關監管部門每兩年及每三年會對輔助生殖技術牌照進行一次審查。

但當需求存在時，一些灰色產業也隨之而來。

即便購買卵子、精子以及代孕等方式在國內尚不合法，但地下卵子市場依舊猖獗，且有業內人士向「創業最前線」透露，現在市面上一些做生殖輔助生殖的機構，他們也在做地下業務。

對方表示，有些項目沒有牌照也會建立實驗室，做非法試管嬰兒、甚至代孕業務，“甚至因為疫情，幾年前還能夠出國‘定制’寶寶，變成現在只能在國內進行。”

游走于灰色地帶的輔助生殖服務廣受詬病，但這改變不了一個事實：這是一門“剛需”生意。

5、風口逐漸明朗

不過當下，輔助生殖的風口已經漸漸明朗。

今年2月，北京作為首個落地輔助生殖醫保的省市，明確將門診治療中常見的宮腔內人工授精術、胚胎移植術、精子優選處理等16項輔助生殖技術項目納入醫保甲類報銷范圍，3月26日正式執行。

在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河南省委專職副主委、河南省腫瘤醫院副院長花亞偉的其中一份提案，便涉及到輔助生殖計劃。花亞偉呼吁完善合法的“捐卵”途徑，建立合規的“卵子庫”，取消對30歲以上健康女性的凍卵限制。

究其原因，“生不出”也成為影響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

《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顯示，中國的不孕率從1997年的3.5%提高至2019年的16.4%，預計2023年將增至18.2%。即平均每7到8對夫妻中就有一對遭遇生育困境，且呈年輕化趨勢。

此外，國內輔助生殖服務的供需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數據分析，在輔助生殖技術的滲透率方面，2018年我國的滲透率僅為7%，遠低于美國同期的30.2%。

海量的不孕不育人群催生了龐大的市場需求，70%的行業毛利深度驅動更多企業加入，輔助生殖技術能力也不斷成熟，預計到2023年，國內市場滲透率有望增加到9.2%。

對于這一點，徐然和“易孕幫”創始人金明哲都深有體會。

“生孩子過了40歲就是一道坎，我身邊很多女孩才40歲就沒有了卵子，有些就只有一兩顆卵子，很難自然懷孕。”徐然表示，因為在晚婚晚育的影響下，很多準備再要一個孩子的夫妻已不再年輕，輔助生殖技術也是他們“不得不”的選擇。

“前段時間，我更是遇到一位二十四五歲的女孩，想要孩子，取了20多顆卵子，竟然全是空卵。”徐然不得不感慨，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

現代人受到工作壓力、生活方式、環境等問題影響，不孕不育率開始不斷攀升。金明哲認為，針對不孕不育的治療是強剛需，而他于2013年創立的易孕幫業績也在不斷驗證這一點。

金明哲成立的不孕不育干預中心，通過“治療+調理”的方式，幫助患者從多個角度解決不孕不育問題。

金明哲表示，三甲醫院的不孕不育門診平均診療時間僅有幾分鐘，醫生對患者的綜合情況了解有限，而易孕幫名醫工作室的專家平均診療時間在半小時以上，能夠根據具體情況給出更詳盡的診斷，幫助患者把身體調養成最佳的受孕狀態。

除了診療，團隊還會給出針對患者需求的調理方案。例如，做試管嬰兒反復失敗（指失敗兩次以上）的患者，再成功的幾率為4.26%，而根據43例臨床跟蹤數據，使用易孕幫調理產品后，成功率為54.05%。

“我們目前已經與200多家公立醫院達成合作，其中一款提升卵巢功能的產品年銷售額已從2016年的600萬元增長到如今的4000萬元。”

而從銷售數據中，金明哲也明顯感覺到，女性卵巢功能變弱正在呈年輕化趨勢，“之前35-40歲以上的人卵巢功能會下降，出現月經不調等癥狀，但現在很多25歲以上的用戶就有這類癥狀了。”金明哲表示。

顯然，不孕不育率增高、患者越來越年輕化，也正在催生輔助生殖醫療服務。

企查查數據顯示，近十年來，2020年是企業注冊量高峰期，共注冊247家輔助生殖服務相關企業，同比增長了65.8%。

資本層面也持續看好輔助生殖。早在2015年，紅杉資本中國、華平投資、奧博資本、高瓴資本等投資公司就紛紛加入該賽道。2021年，覺資投資、金晟資本等30家投資機構也下場押注。

一直投資醫療領域的投資機構PR也向「創業最前線」篤定道，輔助生殖一定會有很大市場。

金明哲最近向「創業最前線」透露，在距離2017年和2019年兩次融資后，公司已經開啟新一輪融資，“現在已經看了十幾家投資機構，正在洽談中。”

毫無疑問，隨著三孩政策的到來以及晚婚晚育的流行趨勢，“造娃”圓夢成了千萬個家庭的剛需，輔助生殖也將成為一門頗受看好的大生意。

*注：文中除金明哲外，均為化名；文中題圖來自視覺中國，基于RF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