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物鏈中，越是頂端的生物，影響到的下游鏈條越多。西二旗生態的核心無非是大廠和它的員工們，牽一發而動全身，公司人少了，司機不來了，賣團購草莓的女人如今轉移到了西二旗地鐵口附近的人行道邊，架了盞小臺燈，「兩盒15元」。在騰訊門口給司機賣盒飯的

在食物鏈中，越是頂端的生物，影響到的下游鏈條越多。西二旗生態的核心無非是大廠和它的員工們，牽一發而動全身，公司人少了，司機不來了，賣團購草莓的女人如今轉移到了西二旗地鐵口附近的人行道邊，架了盞小臺燈，「兩盒15元」。在騰訊門口給司機賣盒飯的阿姨也消失不見，五月的一個中午，陳大強餓著肚子找了半天，最后在一個手抓餅攤位才勉強解決了午飯。

處在一個共生系統里，如今大廠日子不再好過，司機們也正在適應新的常態。

文｜鐘藝璇

編輯｜趙磊

西二旗的夜晚安靜了

在自然界里，微小的生物往往依存于一個龐然大物，比如牛椋鳥經常與犀牛為伴，啄食犀牛背上的寄生蟲和昆蟲，同時也為視力低下的犀牛充當「哨兵」。

這是一套互惠共生的法則，就像西二旗本沒有自己的司機。嚴格來說，司機們不會一直待在西二旗，只是在夜晚9點到凌晨1點，他們提前從北京各個角落趕來——這個時間最好控制在8點半左右，太早了會把時間浪費在等待上，太晚就搶不到好位置了。于是到了晚上9點以后，西北旺路、軟件南街以及后廠村路就像偌大的停車場，鳴笛聲、轟鳴聲、腳步聲、交談聲通通混雜在一起，迎來一天中西二旗人氣最旺的時刻。

西二旗匯聚著中國最頭部的互聯網公司，百度、騰訊、滴滴、網易、新浪、快手等都將其總部設在這里。西二旗也是北京人流量最大的區域之一，僅僅西二旗地鐵站，每天就有30萬人次在這里乘車，比春運時北京西站的客流量都要大。平均每個月，乘務員都會在站臺下面的道床上撿到遺落的20多只鞋，70多個背包掛件。

西二旗也養活了司機陸斌一家。他今年53歲，中年下崗后，又經歷創業失敗，賣掉進口的帕杰羅，買了輛現代領動來跑網約車。西二旗人流量常年不斷，互聯網大廠的加班報銷制度為司機們提供了數以千計的固定單量。任何一個在西二旗趴活的司機，都對大廠的規則了如指掌：百度9點后下班打車報銷，騰訊是9點半，快手則是10點。一個聰明的司機會在10點半前全速趕回來，因為這個時間又是一波下班潮，要是他足夠拼的話，還能等到凌晨一點半最后的小高峰。

陸斌至今難以忘記西二旗晚上的打車盛況，連環單一個接著一個，長途預約單的鈴聲響了又響。他和他的車子從不會停下，繞著外環轉一轉，乘客一上車，報個手機尾號，一踩油門就出發。跑一晚上，流水能有三四百元。

而現在，等待的時間越來越長了。今年2月以來，騰訊、阿里、百度、字節等頭部互聯網企業開始裁員，多位司機告訴《人物》，自己在西二旗的單量比過去少了30%。他們開始有了閑暇，有時把車停在路邊，左手托著頭靠在駕駛座車窗上，刷短視頻、玩游戲，甚至干脆把座椅放低，直接把腿架在前窗。

從4月底開始，大批互聯網公司居家辦公，用陸斌的話說，「西二旗的聲音又降了幾十個分貝」。原本打車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如果忘記預約，一個大廠員工下班后得排上一百多號，等待時間超過一小時。而如今，在西二旗任何一個角落，再小的單子，幾秒內都必定有人接單。

「大買賣啊！」晚上9點半，一位首汽司機看到我，匆忙走過馬路迎我上車。從西二旗地鐵站到百度大樓，1.5公里的距離，他都說是大買賣。「財神不在，再計較連飯都吃不上咯。」

司機和我一塊下了車，他準備在百度大樓外等待下一單。這里已經聚集了二三十位司機，長時間的等待讓他們從車上下來聚在一起聊天，話題無非是今天接了幾單、準備幾點回家。遠遠望過去，西裝革履的司機們黑壓壓一片，走近一看，多數上了年紀，面露疲憊，白襯衫也從褲腰帶里抽離出來，耷拉在因常年久坐隆起的肚皮上。

就像牛椋鳥與犀牛的關系，在這個由互聯網催生并搭建的系統里，成百上千的司機分擔了互聯網公司下班人流所需的龐大運力，也從這里獲取了很大一部分收入，他們是互聯網發展的參與者，也是見證者。

裁員風波后，司機們敏銳地感知到大廠和員工們的變化。陸斌發現，乘客們越來越沉默，不愛說話，有時候陸斌會試探性地問一句，今天天氣好啊，過了幾秒，后座才傳來一個「嗯」。就算乘客開口，也是滔滔不絕的苦水，一個30多歲的百度男員工向他抱怨，在單位，「領導訓話也挑對象」，他有家有口有房貸，每回第一個被領導拉去訓話。「純粹是拿我出氣」，男人在他身后哽咽。

司機李響曾經有一回將車停在快手樓下，接到了一個提著行李箱的女孩，他下車試圖幫她拎行李，卻被她賭氣一般甩開，箱子直接被砸進了后備箱里。「怎么了姑娘，回家嗎？」他問女孩，對方哇地一聲哭出來，原來她被裁員了，「這是最后一次來公司」。

「愛怎么回家怎么回家」

在陸斌的印象里，大廠人對裁員原本沒有這么緊張。

2020年，陸斌在西二旗接過一個互聯網公司的小伙子，家住舊宮，陸斌瞟了眼手機，順口一問，「你怎么住這么遠？」對方告訴他，自己短時間內都不用來了，「我被裁了」。

一開始他還氣憤，厲聲指責公司戰略有問題，男生是一個項目負責人，原定需要4個月完成的項目，因為前幾個部門誤工，到了自己這里，只剩不到一個月。「我就是個背鍋俠！」尖銳的聲音嚇得陸斌一激靈。

但話題離開工作，他的語氣迅速和緩下來。這次裁員，他拿到了N+2的補償，將近20萬元，「好像突然間有了拆遷的感覺」。身邊的同事知道了，都爭相來問他「怎么搞到的指標」。至于出路，自然也不用發愁，他的身體舒展在座椅上，「換下一家就是了，我已經打聽好，快手的福利比我們好，我讓朋友給我內推」。一來二去，他有了更好的工作，朋友還能拿到內推獎金。「多好的事兒！」他雙手一碰，擊了個掌。

在過去，互聯網公司之間的跳槽頗為頻繁，加之市場上普遍存在的薪資倒掛，跳槽是互聯網員工漲薪的一種常見手段。曾在擴張期的互聯網公司，也樂意吸納大量有經驗的行業人才，彼時的HR們也會為了一個招聘指標苦苦求人。

曾經有一位大廠HR坐上了陸斌的車，從上車就開始打電話，「最少有40分鐘」。HR在車上通知一個女孩，復試通過，盡快來公司報到。但女孩想推掉offer，又不愿意因此得罪人，不斷給出模棱兩可的答案。兩人就一個到底來不來的問題，拉扯了足足40分鐘。「當時我聽著都不耐煩了，那HR的職業操守還真不錯。」陸斌說。

電話一掛，最終還是沒有結果。陸斌立刻對著HR夸贊：「姑娘你可真有耐心。」

「哎喲，師傅，我早就忍不住，早就想發火了。」HR對著陸斌大吐苦水。她自然知道對方在搪塞，只是這個女孩的指標已經上報領導，如今她左右為難，「之前說了一定能來，現在又不來，讓我怎么交代？」

這兩年，陸斌再也沒有碰到這樣的例子。求職市場形勢大變，失去工作為前路發愁的人、岌岌可危保住工作的人、厭倦重復加班又不敢離職的人不斷坐進他的車里，而HR也成為人們口中那個「冷血」的角色。

今年3月底，一個藍色光標的女生在凌晨打到了陸斌的車。在他的印象里，廣告公司這么遲下班的不多，一問才知道，女生準備跳槽去京東品宣部門，已經收到了offer，工資也提升了50%，「本來是個很開心的事」。但就在三月中旬，HR突然打電話給女生，讓她「先等一等」。這一等就是10天，京東也開始裁員了，再次接到HR的信息，已經「沒有HC（崗位）了」。

「所以我為什么這么晚下班，我得抓緊表現啊。」原本下一份工作已經牢牢攥在手中，「根本不用太在乎現在的工作」，但如今，她失去下家，只能用拼命加班獲取安全感。

司機們還發現，大廠的財富已經不如過去風光。首汽司機王富在提到阿里和美團裁員的時候，立刻下了個判斷，「我覺得美團裁員更多」。司機們有句行話，叫「美團一條街」，在美團總部樓下，一公里長的街道上遍布美團的辦公樓，「從9點到11點我都拉不過來」。如今王富發現，這條街比阿里周邊松泛了許多。「但阿里估計也不如前了」，王富發現，阿里已經取消和首汽的機構合作，選擇每個月給員工1200元交通費，「愛怎么回家怎么回家」。

實際上，1200元的交通費根本無法覆蓋大廠員工加班的打車費用，并非所有人都住在公司附近，大廠還有一大批遠在房山、順義、大興買房的員工。「這種大單子，我們去一趟都得快200元。」王富說。

阿里并不是例外，百度也在變著法降低交通成本，陸斌近期接了一個百度男生，從對方口中得知，「如今百度把滴滴也納入了用車目錄里」。過去百度只和首汽合作，作為專車，首汽成本頗高，同樣的距離要比滴滴貴上一倍。「但是我們打車倒是方便多了，可選的范圍大了。」對方說。

聽到我們在談論交通費用，另一位首汽司機陳大強突然湊上來。「其實阿里并不是完全取消，小部分部門還保留和我們的合作，比如螞蟻金服。」他和阿里一個男生同住昌平的一個小區，每到晚上十點，陳大強掛上回家模式，由于地址最為匹配，每回都能遇上他。在交談中，陳大強知道，對方在螞蟻金服工作，之前是華為的一個小領導，「非常勤奮」，十次有八次，他都弓在后座敲電腦。

一來二去，陳大強和小伙子達成了默契，卡著時間，如果他正好在市里，晚上就不再回西二旗接單，一腳油門直接開到位于望京的阿里，「我就等著這小伙子，帶他回家」。

被牽動的生活

幾百年前，西二旗還是片荒地，明朝政府為防御外敵，給周邊駐軍提供戰馬，將這里建作牧馬場地。后來牧場發展為村落，直到十幾年前，曾經駐扎在中關村園區的企業開始了自己的遷徙之旅，用地富余、地價便宜的西二旗開始受到互聯網公司青睞。據傳當時還有一個原因，「西二旗風水好」，后廠村是北京的上風上水之地，誰要來了這，勢必能有大機緣。

伴隨著傳說，西二旗一步一步成為中國互聯網歷史上的一座地標。但西二旗從不獨立存在，在鋼筋水泥之外，它又組建了一個強大的生態，將散落周邊的企業、員工、司機乃至整個后廠村緊緊包裹在一起。

在食物鏈中，越是頂端的生物，影響到的下游鏈條越多。西二旗生態的核心無非是大廠和它的員工們，牽一發而動全身，公司人少了，司機不來了，賣團購草莓的女人如今轉移到了西二旗地鐵口附近的人行道邊，架了盞小臺燈，「兩盒15元」。在騰訊門口給司機賣盒飯的阿姨也消失不見，五月的一個中午，陳大強餓著肚子找了半天，最后在一個手抓餅攤位才勉強解決了午飯。

處在一個共生系統里，如今大廠日子不再好過，司機們也正在適應新的常態。

起初這種適應是難熬的。司機們習慣在晚上接長途單，在這么寶貴的時間里，沒有一個人會把時間浪費在與短程單的糾纏上。但現在大單少見，習慣卻難改，讓任何一個司機做出妥協都是極為困難的事，他們寧愿把時間花在漫長的等待中。

在百度和西山壹號院之間的西北旺東路，司機們又聚在一塊聊天，雙手插在口袋里，踢踏著路邊的石子。他們往往會設置兩種模式，要是系統自動派單就劃定接單范圍——這個距離一般在20公里左右，還有一種是預約單，比的是手速，一有預約單出現，聽單大廳會迅速發出「滴滴」的提示音，并出現一個跳動的紅圈，圈內顯示著乘客的起終點，而司機要做的只有瘋狂點擊。

陳大強年近60，如今滿頭白發，卻總能在看似慢悠悠的人群聊天中，果斷摳出耳力和眼力，聽鈴聲，看手機，點擊搶單，「這是一種應激反應」。

離得越近，搶單越快，不同大廠之間的搶單規則存在差異。騰訊的單子都得搶，「好多司機手機上有外掛」，陳大強歲數大了，他搞不懂外掛，也搶不過年輕人，他的手指頭再快，也根本點不過機器。百度的單子倒是系統自動派單，但也得依據距離先后，9點還不到，靠近東西南北的四個口子就被堵得水泄不通。

以前有時候汽車鳴笛聲太吵，西山壹號院的住戶會撥打報警電話。警鈴一響，鳴笛聲頓時消失，只余下系統自動的「滴滴」聲循環在街道。這時候要是有哪輛車不在停車位上，就會被罰款，一些還未下車的司機，會立刻駛離，就輪到人不在車里的司機倒霉了。「一個雙行道根本容納不了高峰期的車輛，我們如果停得太遠，是搶不到單子的。而且乘客定位在這，車又多，我只能在這擠著停。」陳大強說。

但現在，聽單大廳上，百度和騰訊兩家公司合并的單量加起來統共不到50單，等待的車輛卻有169輛。看不到盡頭的黑色車輛擁堵在街道兩邊，等待的時間越來越長，系統上形似蜂巢的紅色熱力圖也越來越弱，司機們開始焦躁。注定有人要淘汰，陳大強從8點等到11點，從站立到半蹲，最后干脆直接坐在人行道的草地邊，一起聊天的司機越來越少，有人幸運地接單走了，「開單了，沒白等」，有人無法忍耐無休止的等待，決定早早回家喝口酒去。

相比和互聯網公司簽約的機構司機，出租車司機趙峰像個外來者。他8點半早早來到百度樓下，他并不是純粹的網約車群體，參與不進首汽司機的聊天，干脆蹲在人群旁邊5米的石階上，靠著公司發的對講機打發時間。趙峰同時拿著兩部手機，在兩個平臺上搶單，一個是滴滴，一個是的士聯盟，綁著滴滴的那臺手機屏幕亮著，卻幾乎沒有發出任何聲響。「滴滴基本不給出租車派單，它有自己的專車快車。」

他今年55歲，家住豐臺，上一單他停在西城后，踩了油門直接往百度趕，「就盼著能在這接一單」。現在時間已過11點，5月初的北京一陣倒春寒，刮來的一股北風讓他一踉蹌，「今晚估計要空車回去了」。

在西二旗，年邁的司機并不少見，見多了互聯網公司的更迭交替，他們甚至覺得那些大廠員工面臨的問題和自己沒什么區別。「哪里都不要年紀大的」。陳大強開了一輩子的出租車，也一輩子在首汽公司，直到2015年，首汽轉型網約車平臺，他順理成章又從出租車司機轉型成網約車司機。他曾經在百度接了個看著「有點權力的人」，30多歲，手下管著十幾號人，最后也沒逃過裁員。他的孩子還在上學，背負房貸，下一份工作還不知道去向，只能先暫時找一份糊口的工作過渡。「公司都一樣，喜歡年輕人。」陳大強說。

恐懼真實存在，去年初，陸斌在猿輔導樓下接了一批又一批晚歸的下班人，到了下半年，他幾乎沒再接到猿輔導的單子，反而是開課吧樓下熱鬧了起來。高樓起塌的速度太快，陸斌心生畏懼，但沒有一位司機愿意承認自己已經老了，首汽能開到60歲，陸斌還有7年，陳大強還有3年；出租車能開到65歲，趙峰還有10年。

如今西二旗成了少數有固定單子的地方，「那么多公司在，指縫里也能漏出點來」。在后來的某一天，我又同時在西二旗遇見趙峰和陳大強。陳大強接到了回昌平的活，「我終于可以回家了」。而趙峰還在原地等待，尋不到犀牛的身影，牛椋鳥飛了又落，不知該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