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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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9年，在原杭州東南化工廠廠址出土了大量的南宋瓷片標本，窯口豐富。經考證，原杭州東南化工廠的地點即為南宋臨安城的都亭驛位置所在。其特殊的出土地點，以及出土器物的典型特征，為陶瓷學界長期關注的南宋早期宮廷用瓷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和
【摘要】2009 年，在原杭州東南化工廠廠址出土了大量的南宋瓷片標本，窯口豐富。經考證，原杭州東南化工廠的地點即為南宋臨安城的都亭驛位置所在。其特殊的出土地點，以及出土器物的典型特征，為陶瓷學界長期關注的南宋早期宮廷用瓷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和研究線索。
2009 年上半年，在原杭州東南化工廠的廠址出土了大量具有南宋時代特質的精美瓷片標本，且窯口十分豐富。
據不完全統計，有越窯、定窯、建窯、吉州窯、汝窯、鞏縣窯以及高麗青瓷等，其中越窯、定窯出土量甚巨。
因杭州東南化工廠廠址距南宋皇城遺址不遠，地理位置較特殊，加之出土瓷器內涵的多樣性，引發了眾多古陶瓷愛好者的濃厚興趣。
由于越窯停燒于南宋早期已被大多數學者公認，加之伴出的瓷器中未見南宋官窯瓷器以及在南宋中后期常見的龍泉青瓷，故將它們歸為南宋早期宮廷用瓷應是恰當的。
今將之撰寫成文，以拋磚引玉，草率及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斧正。
01
出土地點與出土瓷器
原杭州東南化工廠位于杭州市上城區江城路與上倉橋路交叉口，西臨六步橋，再往西即為南宋御街（今中山路）。
據吳自牧《夢粱錄》［1］卷七《大河橋道》載：“自和寧門外登平坊內曰登平橋。次曰六部橋，即都亭驛橋。”
六部橋又有都亭驛橋之稱，都亭驛與六部橋的位置極近。
《夢粱錄》卷十《諸官舍》云：“左右丞相、參政、知樞密院使簽書府，俱在南倉前大渠口。侍從宅，在都亭驛。”
說明這一帶為南宋時期政府衙門及核心機構的匯集之所。
而《夢粱錄》卷十《館驛》則更進一步說明了都亭驛的位置所在及其功能：“都亭驛在候潮門里泥路西侍從宅側次，為館伴外國使人之地也。”
又經與《咸淳臨安志》中的《南宋皇城圖》［2］（圖一）對查，基本上可判斷原杭州東南化工廠的地點即為南宋臨安城的都亭驛位置所在。
圖一 《咸淳臨安志》中的《南宋皇城圖》
都亭驛，相當于今天的國賓館，北宋時在東京汴梁就已設立。
了解了該處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我們便不難理解此處為何會集中出土如此豐富且質量上乘的南宋各窯口瓷片了。
1、越窯
出土的越窯瓷器有碗、盤、盞、壺、蓋罐、缽、爐、長頸瓶等，均為傳統越窯釉色。
基本采用墊圈墊燒，裝飾手法主要有劃花和刻花兩類，也有印花、鏤空、堆塑等，
紋飾有蓮瓣紋、荷花紋、菊花紋、蘭草紋、嬰戲紋、牡丹紋、波濤紋、摩羯紋、龍紋、鳳紋、花鳥紋等，題材廣泛，線條流暢，技法嫻熟 ( 圖二至圖十)。
少量標本還帶有釉下或釉上刻款，如“御廚”、“后苑”、“殿”、“貴妃”、“慈寧殿”等（圖十一至圖十六）。
以往人們對越窯的認識是越窯在北宋中晚期已衰亡，而對于南宋越窯的認識則存在著不確定性，即沒有一處越窯遺址能被確定為南宋時期。
隨著20 世紀90 年代寺龍口窯址的發現與發掘，得知越窯的燒造歷史延續到南宋時期。
寺龍口窯南宋時期燒制刻劃花青瓷與乳濁釉青瓷兩類產品，前者雖為越窯傳統釉色，
但與北宋時期的產品相比風格差異明顯，較易判別，
另外其刻劃方法及紋樣與北方定窯、耀州窯的刻劃花瓷器相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后者則是以往所未見，古陶瓷研究界普遍認同這類產品與河南汝窯有一定關系。
將出土的越窯標本與寺龍口越窯窯址南宋早期地層出土標本比對，
所有器物均能一一對上號，表明應該就是當地的產品，這也與文獻記載吻合。
因此基本可以肯定這批越窯產品的產地為慈溪寺龍口。
2、定窯
出土的白瓷似可分為兩類：
一類釉色白凈，胎質緊密，制作精致，為典型的北方定窯產品；
一類釉色偏黃，胎質相對于前者疏松，類似過去學者所謂的“南定”產品。
兩類器型均以日用的盤、碗、罐為主。
定窯產品以白釉為主，裝飾手法中，刻劃花和印花的數量都很多。
刻劃有萱草紋和荷花、荷葉的，均為定窯常見的裝飾紋樣；
多單面刻劃，也有少量雙面裝飾的，線條流暢。
印花類題材比較豐富，有海水魚紋、鳳紋、螭紋、龍紋、飛雁紋等。
無論刻花還是印花均制作精美，堪稱定瓷中的上品（圖十七至圖二十五）。
有少量刻款標本，包括釉下和釉上刻款，如“苑”、“殿”、“尚藥局”等（圖二十六、圖二十七）。
一些盤碗器皿的外壁還涂有一層暗紅色的漆，且所有上漆的外壁均為素胎（圖二十八至圖三十）。
筆者還見到兩件黑釉碗，胎體輕薄，釉色黑亮，釉施至近圈足處露白胎，胎質堅致細膩（圖三十一、圖三十二）。
3、其他窯口
（1）建窯：
出土一些黑釉茶盞，胎骨緊密，釉色黑亮，屬常見的建窯產品，
個別底部涂有黑漆或刻有“供御”款（圖三十三、圖三十四）。
值得一提的是，出土一件器身帶有結晶斑點的茶盞，藍紫色的不規則斑點熠熠生輝，宛若新作，令人稱絕。
其因曜變而生的藝術效果絲毫不亞于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所藏的同類作品，是目前為止筆者所見建窯茶盞中呈色最上等之產品（圖三十五）。
圖三十四 建窯茶盞底部涂黑漆
圖三十五 曜變天目
（2）吉州窯：
同為茶盞的吉州窯產品，雖然質地粗松，但與建窯獨創的油滴、兔毫及曜變天目等神秘釉色不同，其創新的木葉紋及剪紙貼花類的作品，別有一番風雅情趣，讓人耳目一新。
出土的幾件茶盞及罐類器皿，黑、褐釉上以木葉紋、剪紙貼花、玳瑁斑等作裝飾，均為典型的吉州窯風格產品（圖三十六、圖三十七）。
圖三十六 吉州窯梅瓶殘片
圖三十七 吉州窯茶盞
（3）高麗青瓷：
就筆者所見的幾件高麗青瓷標本，有茶盞、鴛鴦形硯滴以及梅瓶類型的大器殘片。
裝飾方法既有素面也有陰刻、陽刻等高麗青瓷于12 世紀初開始流行的紋樣及象生器形（圖三十八、圖三十九）。
圖三十八 高麗青瓷梅瓶殘
圖三十九 高麗青瓷鴛鴦形硯滴
（4）此外，筆者還見到幾件汝窯及鞏縣窯絞胎器殘片，因數量極少，這里不再展開介紹。
02
由出土瓷器引發的思考
1、關于南宋越窯中的類汝窯乳濁釉產品
在原東南化工廠出土的眾多南宋越窯標本中，幾乎未見類汝窯乳濁釉產品。
結合寺龍口發掘報告稱：“乳濁釉產品器形和釉色都達到合適的標準的較少，往往生燒或過燒，說明窯工還未能熟練掌握這一技術，此時還處于初期和試制階段。”
筆者認為，寺龍口仿汝窯產品在南宋早期尚未作為成熟產品批量進入宮廷使用，
后隨著京城重設的南宋官窯的燒造成功，宮廷沒有必要再舍近求遠，
從而放棄了這類產品的生產，這也是類汝窯產品無論在窯址還是京城出土量都不大的原因。
毋庸置疑的是，越窯窯工們嘗試用不同的胎釉和窯爐來恢復深得高宗青睞和懷念的汝瓷，其技術難度可想而知，
但正是由于他們的努力，才為其后南宋官窯的重設打下了技術基礎。
2、關于高麗鑲嵌青瓷的生產時間
我們注意到，南宋臨安城時有出土的高麗鑲嵌青瓷，在原東南化工廠的出土物中幾乎未見。
過去，韓國及日本有部分學者依據出土于高麗王朝仁宗（1123-1146）長陵的青瓷遺物中沒有發現鑲嵌青瓷以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對此也無記載為由，提出高麗青瓷的鑲嵌技術產生于12 世紀中期的說法，此論一直因為論據不足而未得到充分認可。
如果這批出土物確為南宋早期的產品，那么這倒恰好可以作為鑲嵌青瓷產生于12 世紀中期的一個論據。
3、曜變天目在南宋臨安城遺址出土的意義
在原東南化工廠出土的瓷器碎片中，建窯產品的出土量并不多，
而其中一件曜變黑釉盞雖殘缺不全，卻頗為引人注目。
這件黑釉盞殘件，經過拼對之后，大約保留三分之二，
基本可窺探器形的全貌，尤其是斷面部分，清晰可見。
盞口徑12.5、高6.8 、底徑4.2厘米，口沿外侈，圓唇，
碗壁束口處有一道明顯的折棱，斜弧腹，腹部較深，碗心稍平，
矮圈足，挖足淺，外足墻垂直，足心較平。
露胎及斷面的胎體呈色烏黑，胎骨緊密，
口沿釉層較薄，釉色稍淺，接近底部釉層加厚，有聚釉、流釉現象，釉不及底。
整體釉色烏黑光亮，難得的是，碗內壁布滿光彩奪目的曜變星斑紋，藍紫色的光暈包圍著形成圓點狀的大大小小的黑釉，恍若黑夜中的朵朵霓虹，閃閃發亮。
曜變從口沿一直延續到內碗心底部，而外側碗壁的曜變紋則稀疏開朗。
宋代建窯茶盞底部涂黑漆
曜變黑釉盞線圖
眾所周知，黑釉茶盞在日本被稱之為“天目”，是日本禪僧學習中國茶道的重要道具。
過去，在建窯遺址只發現過零星的、個別的類似曜變天目的極小碎片，從質量上看窯址出土的零散殘片無法與這兩件曜變天目相媲美。
而同樣上手過這兩件曜變天目盞的日本學者森達也先生也介紹說，靜嘉堂的曜變天目是有明顯使用痕跡的，原東南化工廠出土的這件曜變天目殘件則恍若新品，未見使用痕。
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這件稀世之寶未經歷茶水的洗禮？
這恐怕會是個永遠的謎題，同時也將留給后人無限想象的空間。
03
結 語
原杭州東南化工廠南宋瓷器標本的出土，無疑為我們了解南宋早期宮廷用瓷開啟了一扇寶貴的窗戶。
值得關注的是，這批瓷器中獨不見南宋官窯瓷和龍泉窯青瓷，
這是否可證明南宋官窯的設立時間稍晚于此時？
或者，南宋官窯早期生產的目的是為祭祀禮器之用而非日常用瓷；
而作為南宋貿易瓷中數量最大的龍泉窯瓷器，在臨安城遺址考古及城市建設中時有發現，
但在原東南化工廠工地中并未出現，是否龍泉窯青瓷作為南宋宮廷用瓷的時間要稍晚于其他窯口的產品？
當然，此次的發現僅僅是南宋早期宮廷用瓷的一個縮影，
但由于其特殊的出土地點，典型性不容忽視，而從中釋讀到的信息，也引發了我們諸多的思考。
瓷器，僅僅是當時宮廷生活的一項物化載體，
從中我們可以透視到南宋早期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對外交流等方面的諸多現象
馬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