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80年，中國工程院院士、文物鑒定專家傅熹年在故宮博物院的“張伯駒誕辰120周年紀念展”上講起張伯駒買《平復帖》的經過：交割是在他祖父傅增湘家進行的，4萬元的紙幣，裝了3麻袋。傅熹年的回憶，讓文獻資料中這位豪擲萬金也要中華文脈永存吾土的貴

時隔80年，中國工程院院士、文物鑒定專家傅熹年在故宮博物院的“張伯駒誕辰120周年紀念展”上講起張伯駒買《平復帖》的經過：交割是在他祖父傅增湘家進行的，4萬元的紙幣，裝了3麻袋。傅熹年的回憶，讓文獻資料中這位豪擲萬金也要中華文脈永存吾土的貴公子形象鮮活起來。

主筆 | 楊璐

張伯駒在觀看夫人潘素作畫

“千金散盡”之后

張伯駒和潘素晚年從占地30畝、有100多間房子的海淀承澤園搬到了后海南沿的小院里。院子里種著紫藤、丁香，還有200多年樹齡、從宮里移植出來的牡丹花。雖然依舊是個寧靜雅致的環境，可跟他大半生住的豪宅相比，已經十分袖珍簡陋。

這樣的生活也沒過多久。反右和“文革”相繼到來，小院里擠進了其他幾戶人家，空地加蓋了平房，成了大雜院。張伯駒夫婦被擠到了院子盡頭的小房間里。

2014年拍攝的海淀承澤園

曾經在1972至1975年跟著潘素學習山水畫的旅美畫家韋佳向本刊回憶，小房間外面是一個客廳，里面是夫妻倆住的地方，只能放下一張床、存畫的大木箱和一個長條案頭，潘素先生平時就在這個案頭上畫畫。張伯駒先生永遠占據外面的客廳，大約只有五步長，放了一個沙發和兩個書架。客廳左手邊有一塊宮里那樣的石磚架起來的桌子，夏天很涼，他就在這上面寫字、看書和下圍棋。

在當時的中學生韋佳眼里，他們是學養深厚的爺爺奶奶。韋佳說，自己從小喜歡畫畫，四處拜師。父親朋友的爸爸是琵琶名家李廷松，跟張伯駒認識，就是這樣間接的關系，介紹了他跟著潘素學畫。“我每周六學畫，星期中間有時候也去一次。去了就直接進到里屋跟著潘先生，當時我畫得很認真，兩位先生挺喜歡我。記得張伯駒先生說，學山水要學宋元兩代的，我當時臨摹的主要也是馬遠、夏珪、黃公望、倪瓚這些大家，還臨一些潘先生的小畫。”韋佳說。

韋佳上課的時候，張伯駒沉浸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韋佳記得：“周六總有人來跟他和詩，他們吟唱的聲調跟我們讀詩不一樣，非常好聽。如果周六沒人來，或者是工作日我去的時候，就看見他一邊看書一邊做批注。有時候也有棋手來跟他下棋或者自己打棋譜。潘先生指點我的作業，他就背著手樂呵呵地在后面聽。他平時說話非常非常少，但總是笑。他說我那時的繪畫功底比當時畫院里兩位老先生都好。”

張伯駒的外孫樓開肇

看見對傳統文化感興趣又好學的年輕人，張伯駒總是歡喜。他的外孫樓開肇說，放假如果住在外公家，每天早上外公都要寫一首唐詩或者宋詞給他，當天背下來，背不出來不許吃晚飯。對上門學習的學生，他也看重。韋佳跟著潘素學完畫，還要被張伯駒領到外面的客廳，繼續學詩詞。韋佳說，張伯駒先生一般先給他開個書單，《唐詩三百首》《唐宋名家詞選》《古文觀止》《詩韻合璧》，還有他自己的《叢碧詞》，讀完也讓孩子試著寫一些短小的，然后他就給改。

張伯駒和潘素給韋佳上課不收學費，還帶他去故宮賞畫、春游，和朋友聚餐。“不是說你一眼看到他就是很有影響的人物那個樣子，現在想來他是一個看清生活本質的人。他對詩詞、京劇、書法、繪畫投入全部的精力，其他的就不是很在意。”韋佳說。每年春天，張伯駒跟老朋友都約在大覺寺看玉蘭、吟詩作賦，韋佳陪著去過一次。“公交車來了人都一擁而上，沒有座位，也沒人讓座。他那個時候78還是79歲了，根本不在意，不爭不搶不氣，但是他理解周圍都發生了什么，還能讓自己舒服。大覺寺旁邊就是鷲峰，杏花如海特別美，可下山對他來講臺階太多就走不了了。他干脆就坐在土坡上，兩只手往下滑，很享受這個絕招，非常興奮。他的生活態度挺豁達的。”

1957年，韻文學會主席團的葉恭綽、張伯駒和朱光潛在商討學會的工作

張伯駒出生在官宦人家，跟袁世凱有親戚關系，父親張鎮芳在清末和北洋政府里擔任過要職，創辦了北方四銀行之一的鹽業銀行。張伯駒被稱為“民國四公子”之一，不僅因為家世顯赫財力雄厚，還因為他嗜好藝文，精于舊體詩詞，師從余叔巖學戲，對古琴和圍棋也是行家。

他更富有傳奇色彩的經歷是，國寶級的西晉陸機《平復帖》、隋代展子虔《游春圖》、李白《上陽臺帖》、杜牧《張好好詩》等古代書畫都曾經是他的收藏，1949年后分期分批地“化私為公”，成了國家的文化財富。

張伯駒和潘素對晚輩卻從不回憶前半生風光的生活和后來的經歷，對自己的外孫也不說這樣的話題。

“文革”結束之后，張伯駒和潘素的家才變得熱鬧起來。樓開肇回憶，書畫、詩詞、戲曲名家沈裕君、孫墨佛、劉海粟、蕭芳、吳祖光等都來做客，雅集和筆會頻繁起來。從客人們的交談里，他才逐漸知道了外公外婆從前的經歷。

那張因為捐贈國寶而得的，由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簽名的褒獎狀，在張伯駒去世十多年后，樓開肇才第一次見到。“那都到了1993、1994年了，我收拾東西找到一個小盒，打開一看，呦，還有這個東西呢。”樓開肇說。

褒獎狀頒發于1956年7月，上面寫著：“張伯駒、潘素先生將所藏晉陸機《平復帖》卷，唐杜牧之《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草書》卷等珍貴法書共八件捐獻國家，化私為公，足資楷式，特予褒揚。”

那一代收藏家

張伯駒的女兒張傳綵曾經回憶：“父親的家庭條件相當富裕，在十分安逸的環境里，從小就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他看的書很多，少年時就熟讀《古文觀止》，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歲就讀完兩遍。《資治通鑒》也如數家珍。唐詩宋詞記得就更多了。”

張伯駒善作詞，有詞集《叢碧詞》流傳。紅學家鄧云鄉曾經在舊書店遇到過一本，視為幸事。“這本書是白綿紙印的，仿宋大字刻本，瓷青紙書衣。扉頁是雙鑒樓主傅增湘題‘叢碧詞’三字，寫得極為工整典雅。從書的序言看寫于1938年，北平淪陷后刻的。書很漂亮，古色古香的一本。當年是印了送人的，原印就少，現在流傳更少了。”這種自己印刷的作品集并不是附庸風雅，馮其庸專門寫過文章賞析，評價是“地道的詞人之詞，是承唐五代及兩宋格律派詞人的傳統，這就顯得需要功夫和才氣”。

張伯駒的女兒張傳綵

傳統文人的結社和雅集是貫穿他一生的社交和文化生活。9歲會作詩，28歲時成立聊園詞社，參社的詞友有夏孫桐、溥心畬等。到了1950年，還在他當時居住的承澤園結庚寅詞社，不定期聚會，預先寄題，交卷后再印送眾人評點。他被打成“右派”外放吉林后，還是每次作詞都要寄給在天津的詞友、書法篆刻家張牧石。回到北京之后，每年春天，兩個人還要結伴在北京、天津游賞海棠和牡丹。張牧石回憶，白天看花，晚上作打鐘詩，“這種文人游戲雖然是小道，但非博學和才情高超者很難為之。張先生說北京很少能者，故每年必到天津，也只有三五人尚可陪他做此游戲。他才思敏捷，每次鬮題后都是他先成”。

韋佳在學畫期間，也見過張伯駒的雅興。“他院子里的牡丹據說是李蓮英的花匠栽的，我學畫時其中一年開了60朵，他特別高興，約詞友作詞。”

張伯駒對繪畫和書法也很精通。1951年，他和畫家陶心如、吳青霞雅集于上海天禪室，三人合繪《湖石蘭竹圖》，其中吳青霞畫竹石，陶心如畫靈芝，張伯駒畫蘭并題記。他還是1953年中國畫研究會的理事，研究會成立之初在北海舉辦的第一次畫展上，張伯駒送了一幅紅梅參展，畫作被外國友人購藏。1955年，他和溥雪齋、惠孝同等人籌建中國書法研究社，準備把碑刻精選編為簡目，每年展覽古今名人法書一次，每月講授理論一次，傳習四次，會員和社外人士都可以學習，不能到現場還可以函授。研究社的辦公地點就在張伯駒后海小院子的西屋。

書畫鑒賞收藏需要傳統文化素養的支撐。故宮博物院紀念張伯駒誕辰120周年展覽“予所收蓄，永存吾土”的策展人郝炎峰說，傳統書畫鑒定用的是“兩重證據法”，一是對作品的時代風格很熟悉，對每個畫家的個人風格，包括用筆、皴法、印章等都有盡可能多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對文獻和著錄很熟悉，因為這些藝術品流傳時間很長，后面很多藝術家、收藏者在上面題跋蓋章，查證核實都需要功底。張伯駒曾經為了唐寅《行書詩》卷的真偽與人辨析，因為“揚州”寫成了“楊州”，有人用這個根據認為作品是假的，張伯駒不同意，他認為“揚者為楊，抑者為柳，揚楊本系一字”，不是唐寅誤寫。

張伯駒對《游春圖》的鑒賞也能看出他對書畫、歷史知識和其他藝術門類的諳熟。他認為，《游春圖》除了流傳有序，跟敦煌石室、六朝壁畫之山水畫法相同，只是絹與墻壁用筆傅色有粗細之分。他還引用《墨緣匯觀》的觀點，山巒樹石空勾無皴始開唐法。今以卷內人物畫法皆如六朝之俑，更可斷為隋畫無疑。郝炎峰說，張伯駒能從筆法、材質、內容等多方面考證，還參照壁畫和陶俑，這些方法和眼力讓他收藏了不少法書名畫。

因為是大收藏家，眼力好，張伯駒其實早年也參與國民政府的回購文物工作。1946年，他被邀請參與鑒定溥儀流失在東北的宮藏古代書畫作品，同時被邀請的還有張蔥玉、張大千、徐悲鴻、啟功等人。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他出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并受國家文物局邀請加入了十七人書畫鑒定小組，參與鑒定從東北繳得的129卷溥儀從宮中帶走的書畫。1961年到吉林工作后，他為吉林博物館收藏了許多書畫精品，因為買得專精、利落，搶購到了本來故宮博物院想要的戴晉《松巖垂釣圖》、張見陽《楝亭夜畫圖》。

1929年，袁克文（左二）與《北洋畫報》同仁

永存吾土

“乾隆以后到清晚期，民間收藏都轉向了“四王吳惲”，因為更高古的書畫精品絕大部分都收藏到內府了，其他人收藏也好、臨摹也好，沒有這個資源。”郝炎峰說。

清末的兩次外國入侵，一部分遭劫掠的皇家藏品進入了古董收藏市場。蘇東坡的《寒食帖》是其一，收藏家顏韻伯在《寒食帖》題跋上寫有流散經過：“咸豐庚申之變，圓明園焚，此卷劫余流入人間，帖有燒痕，即其時也。”顧愷之的《女史箴圖》、韓滉的《五牛圖》則是在八國聯軍進北京期間流出的。有古董商人曾經回憶兵亂之后的琉璃廠：“洋兵獲得寶物多就地拍賣，換取白銀。這批寶物最終還是流向琉璃廠古玩鋪。由于有些寶物向為皇家所保有，很少流落民間，經過這次變亂，琉璃廠古玩鋪不但未受損失，反而異寶紛呈大開眼界，增長了許多見識。”

頂級書畫再次顯露市場，另一個重要渠道是皇室的沒落，皇親國戚把獲得的賞賜變現。末代皇帝溥儀通過賞賜弟弟溥杰的方式，把宮里一批最好的藝術品流了出來，這其中有王羲之、王獻之的《曹娥碑》《二謝帖》，懷素、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等名家真跡，宋元名畫包括《清明上河圖》等，總共運出1000多件手卷字畫、200多件掛軸和冊頁。1924年，溥儀退位出宮，住在天津租界里開銷很大，從他的渠道就有賣給外國人的古畫，比如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就收藏了4幅。

張伯駒曾經寫文章回憶北京清末以后的書畫收藏家，在歷數他們的藏品之后，張伯駒評價，清末民初的收藏家，其時其境跟項子京、高士奇等歷史知名的大收藏家不一樣了。那些人是楚弓楚得，清末以后是外邦剽奪。“亦有因而流出者，亦有得以保存者，則此時之書畫鑒藏家，功罪各半矣。”

在那個時代里，文化瑰寶應該永存吾土并不是一個公民常識或者有法律約束的行為。早在1915年，胡適就注意到了波士頓美術館的中國繪畫精品有些是來自于北京最知名的收藏家完顏景賢。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弗利爾美術館、納爾遜藝術博物館、克利夫蘭美術館的中國書畫也多是由對中國熟悉的福開森、西克門、弗利爾等人，從當時的大收藏家完顏景賢、端方、完顏衡永等人手里收購。

但清末主權淪喪的國恥和民族國家意識的興起，還是讓收藏界產生了另一種思潮，對文物外流深惡痛絕。金石學家、考古學家羅振玉在清末時就說過：“近歐美人研究東方學者日增，故中國古物航載出疆者，亦歲有增益。而我國國學，乃日有零落之嘆。無識之商民，又每以國寶售諸外人，以牟一時之利，殊令人嘆惋也。”1935年，吳世昌在《大公報》上撰文《近50年中國歷史文物之喪失》，歷數圓明園文物、敦煌文書等珍寶流失海外的經過，表達痛失國寶的悲憤。1948年，鄭振鐸出版了《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

張伯駒在捐獻國寶之前的20年，就很認同這個思想。他在1932年開始做自己的藏品著錄《叢碧書畫錄》時，序言里就寫道：“自鼎革以還，內府散失，輾轉多入外邦，自寶其寶，猶不及麝臍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煙云過眼，所獲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是則予為是錄之所愿也。”

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收藏。世人皆知他是出身貴胄的公子哥，在自己的興趣上出手闊綽，可隨著歷史檔案的披露，其實從他父親張鎮芳去世后，張家家業逐漸走向衰落了。他們家里的主要生活來源是鹽業銀行的股票，張伯駒把30萬元股票留給天津家族使用，20萬元是他和妻子潘素的家用，這些錢許多花在了他所好的琴棋書畫上。為購買字畫，張伯駒還向鹽業銀行透支巨款，從銀行檔案顯示，他是內部借款最多的一人。但即便是這樣的財務狀況，一旦珍品字畫有流失海外的危機，他還是會慷慨解囊。

買《平復帖》的前因是清室后裔溥儒把唐朝韓幹的《照夜白圖》出售給了上海古董商葉叔重，而后流失國外。張伯駒當時一聽到消息就給主政北平的宋哲元發急函，申述這幅畫的文化價值，希望能阻止葉叔重賣給外國人。但最終還是未能如愿，現收藏于美國大都會美術館。張伯駒后來在文章里回憶，他怕溥儒把《平復帖》也賣到外國，才有了后來的交割。

1946年初，溥儀帶出宮的書畫珍品出現在東北市場，張伯駒立刻向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蘅建議，賞溥杰清單內的書畫，無論真偽都由故宮回購，其他選精品經過審查回購。他自己也關注著琉璃廠古玩商們的動態。同一年，范仲淹的《道服贊》被從東北買回琉璃廠，張伯駒從中協調，商定以黃金110兩賣給故宮博物院。但當時故宮博物院理事胡適和陳垣認為價格太高，反對收購。張伯駒為了防止外流，自己花錢買了下來。

當年底，展子虔的《游春圖》也被人買回了北平，張伯駒還是先聯系故宮博物院收購，但當時故宮博物院經費匱乏，他于是賣了自己在弓弦胡同的李蓮英舊宅，換去海淀承澤園，以房子的差價加上夫人潘素的首飾，買下了這幅我國現存最早的獨立山水畫。

1950年，溥儀賞溥杰的唐代詩人杜牧《張好好詩》出現在市場，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蘅請示當時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得到的回復是字卷可以不收。幾個月后還是張伯駒以5000元人民幣買下。

1981年，張伯駒（前執筆者）在參觀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展覽時與夫人等合作作畫

化私為公

張伯駒這一代民國收藏家，不但比上一輩有機會接觸到更早期的名跡，對這些藏品的鑒賞也有了新的見地。

中國收藏家自古以來都是采用“秘不示人”的保護方法，依據私交的親疏遠近開放給其他人鑒賞。收藏家傅增湘曾經想看一看另一位收藏家完顏景賢的唐代寫本《說文》，幾度拜訪，完顏景賢都沒有拿給他看。王世襄曾經把張伯駒收藏的《平復帖》借回家一個多月。這都屬于傳統的文人往來。更大范圍的鑒賞活動就是雅集，這種從漢末魏晉就興起的文人聚會，幾乎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藝術品位和生活情調的集中表達。

隨著清末民初更多西方文化的傳入，歐美新興的公共展覽方式也進入了中國。1847年，英國皇家亞洲文會在上海創立了博物院，主要陳列動植物標本和化石，它免費向公眾開放，讓國人不用出國就能見到這種西方的活動。同時最早走出去看世界的中國人，見識了西方國家的博覽會和博物館。

書畫鑒賞這項文人士大夫的小眾活動也借助這種新形式走向大眾。但它跟雅集的賞玩目的不同，最早是帶有公益性質的，比如說募款賑濟災民。第一次京師書畫展就是為黃河以北的水災賣票，連展七天。張伯駒第一次見《平復帖》，也是在為湖北水災賑災的京師書畫展上。這種難得一見的私人藏品進行公開展示，雖然不是以文化交流和愉悅審美為目的，卻是書畫愛好者和收藏者精進眼力、增長修為的機會。徐世昌雖然做過高官，但也沒有見過蘇軾真跡，他通過兩次京師書畫展，蘇體字才有了提高。現代中國畫家也改變了看不到歷代名跡的狀況，從效仿“四王”，改為追蹤宋元，張大千、吳湖帆、謝稚柳等都看過這樣的展覽。

張伯駒從30歲開始涉足書畫收藏之后，不但慷慨地把藏品借給友人鑒賞，也熱心這種公眾展覽。1947年全國美術節期間，北平美術會在中山公園舉辦古代書畫展覽，張伯駒跟徐悲鴻、鄧以蟄等都拿出藏品參展。1948年應燕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高名凱的邀請，張伯駒又拿出45件藏品在燕京大學貝公樓校長辦公室舉辦了書畫展。紅學家周汝昌當時是燕京大學的年輕學生，正在研究曹雪芹的家世背景，聽說展品中有曹寅家的《楝亭圖》，前來觀看。他寫文回憶：“只見大玻璃柜展出了巨軸的一小段。墻上則懸有飲水詞人納蘭性德的小照，彩色立幅，詫為異品。見其四周綾邊上，名家題詠已無隙地。這當中首先是藏主張先生的《賀新郎》，詞句涉及到紅學舊說賈寶玉即納蘭一義。”周汝昌來了興致，步韻連和了兩三首，講的是曹家史跡事實。張伯駒覺得有共同興趣，把《叢碧詞》送了一份給周汝昌，開始了兩人多年在紅學和詞學上的交往。

對于張伯駒這一代收藏家來講，跟著“從私藏走向公共展覽”理念一同進入中國的，還有博物館這樣的公共收藏機構。早在清末，學習西方的中國人就意識到博物館在大眾教育和普及教育中的作用。1905年，張謇給清政府寫奏折建議設置“博覽館”，認為西方比中國后開化，現在卻成為文明的先驅，因為教育普及，學校勃興。但學校有專業和學制的限制，這就需要建設博物館和圖書館作為后盾，讓人才有參考和實驗的渠道，綜合古今。作為科舉出身的知識分子，張謇亦指出，中國文人的“秘藏”傳統，嚴重阻斷了文化的普及和交流，藏品能夠發揮的文化作用有限。他設想展陳內容應該把中央和地方官府的大批收藏作為基礎，逐漸再接受民間的自愿捐贈。

真正有影響力的古代書畫博物館成立要到北洋時期，并且由政府主導。1914年，北洋政府內政部在故宮的太和殿、文華殿和武英殿成立了古物陳列所，這個英文直譯為“北平國立藝術博物館”的機構集中了承德避暑山莊、沈陽故宮的書畫古物。溥儀出宮之后，1925年10月10日政府創立了故宮博物院，從前深藏內廷、只供皇室和高級官僚細品把玩的藝術精品開始面向公眾開放。對于學畫和鑒賞者來講，這是學習和增長眼力的好渠道，啟功先生寫過《故宮古代書畫給我的眼福》，現身說法。

除了教育作用，這些藝術珍品是千年文脈傳承、民族精神的實物寄托。在當時的環境下，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長期積貧積弱的國家，這些國寶也是強化民族國家意識、凝聚人心的依托。它們在國家的博物館里收藏和展出，是一個匹配的歸宿。國民政府時期，故宮博物院就邀請張蔥玉、張大千、張伯駒等一批書畫專家參與回購流失書畫。共和國成立之后，國家文化部門更是有意識地把珍貴文物收歸國有。1952年，周恩來批準購回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1957年，周恩來又批示購回唐代名畫《五牛圖》。

征集在共和國初期是獲得珍貴文物的另一條重要渠道。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指示：“圖書和書畫都是越傳越稀的東西，它們不能夠從地下發掘出來，現存于地面上的只有一天天地少下去，對于這些文物，我們不能不做些收集工作。”在這個基調下，成立了專門小組，負責征集流散于社會的文物。鄭振鐸也把自己花巨資收集的657件陶俑——其中國寶級珍品20多件——捐給了故宮博物院。到了“三反”“五反”時期，鄭振鐸提議，經國務院批準，文化部向全國發出通知，要求凡是各地運動中發現的故宮文物，均上交故宮博物院集中保管，僅東北博物館上交的文物就有100多件。

征集幾乎從共和國之初就開始了。1950年，劉銘傳的后人劉肅曾將西周晚期青銅器“虢季子白盤”捐獻給國家，文化部不但頒發獎狀，還在北海團城舉辦了“虢季子白盤特展”，那一年還有朱桂萃捐獻了岐陽王世家文物、張子厚捐獻了漢石羊等重量級國寶。

張伯駒在1950年捐出了宋人尺牘和董其昌畫卷，這次捐贈記入了當年鄭振鐸的年度工作總結《一年來的文物工作》。

1956年，張伯駒作為北京市人大代表參與視察故宮博物院，并提出了七項內容詳細的建議，對文物在國家層面的意義和價值、博物館的定位和發展有很清晰的認識。對于他個人來講，他也沒有把書畫精品看作聚集財富或者傳給子孫的財產。1952年始，他接連兩次被天津家人要求分割財產，要的還是字畫，為此還上了法庭。他在自述里表露心跡：“我們的宗旨是為保存研究國家的文物，不認為是我們換享受的財產和遺產。我們的研究工作終了，將來是貢獻與國家的。我寫的有遺囑，并且有朋友證明。”最后，他賣掉了承澤園，搬到后海南沿的小院，完成了財產分割，而保住了字畫。

1965年，張伯駒和女婿樓宇東、女兒張傳綵及外孫樓開肇于長春勝利公園合影

打官司這一年，他向故宮捐出了《游春圖》。根據張伯駒夫人潘素的回憶：“1952年鄭振鐸來說，如此國寶由國家保管更好，要求伯駒讓給故宮博物院。伯駒慨允，做了捐獻，但國家也回贈了一部分現金。我在家曾對此畫作了三幅臨摹，最近幾年，已將一幅交中央首長，當作國家禮品贈送友邦。”

1953年，張伯駒覺得李白書法渾厚雄壯，合乎毛澤東主席的氣概，就把李白存世唯一真跡《上陽臺帖》贈送給主席，后來此帖被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年底，故宮博物院繪畫館開館，陳列從隋展子虔到晚清吳昌碩的作品，因張伯駒捐贈了展子虔的《游春圖》，則故宮中國畫收藏的脈絡完整。

1955年國家發行公債，各單位以“購買公債是支援社會主義建設的愛國行動”進行宣傳教育。張伯駒作為文化部的顧問，參加了文化部認購公債的動員會議。為響應號召，他跟夫人潘素商議，把晉陸機《平復帖》、唐杜牧《張好好詩》、宋范仲淹《道服贊》、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草書》等珍貴書法共八件捐獻給國家。潘素回憶：“我完全同意捐獻給國家，不取分文。后來他們愿意以20萬元現款購買，伯駒與我堅決不要，最后無條件捐贈與國家。”在這之后的1958年，故宮博物院要買張伯駒收藏的宋徽宗《雪江歸棹圖》，當時正在榮寶齋復制，但故宮博物院急于要，張先生就給榮寶齋寫信，讓他們直接拿走。

1963年，張伯駒將清初馬雄鎮《匯草辨疑》未刊稿四冊及宋代側理紙一張捐贈給中國歷史博物館。1965年，他又將國寶級文物宋代楊婕妤《百花圖》、宋代《趙伯骕白云仙嶠圖》、元代仇遠《自書詩》卷、明代薛素素《墨蘭圖》軸等60余件書法、繪畫作品和古書，讓與自己工作的吉林省博物館。這其中，《百花圖》是我國繪畫史上保存下來的第一位女畫家的作品，也是張伯駒晚年剩下的最有特點的珍藏，張伯駒曾經表示過：“余所藏晉唐宋元名跡盡歸公家，此卷欲自怡，以娛老景。”但他最后還是捐了出去。

（實習記者華夏對本文亦有貢獻。參考資料：《煙云過眼》，張伯駒著；《回憶張伯駒》，張伯駒潘素文化發展基金會；《張伯駒身世鉤沉》，寓真著；《張伯駒先生年譜》，榮宏君著；《美術館的歷史》，李萬萬著；《二十世紀早期北京藝術品鑒藏研究》，葉公平著；《海外華人捐贈中華文物回歸研究》，文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