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一條根藥膏多少錢（我的媽媽喜歡女人）

“你知道我媽媽喜歡的是女生嗎？”黃惠偵坐在攝像機后，把這個壓在心底將近四十年的問題拋給三舅。“我不知道。”三舅的否認幾乎脫口而出。他舉起右手撓撓頭，隨后又放下。在心理學上，人們常把這樣的動作視為緊張或說謊的佐證。“知道這也沒用——你知道這些

“你知道我媽媽喜歡的是女生嗎？”

黃惠偵坐在攝像機后，把這個壓在心底將近四十年的問題拋給三舅。

“我不知道。”三舅的否認幾乎脫口而出。他舉起右手撓撓頭，隨后又放下。在心理學上，人們常把這樣的動作視為緊張或說謊的佐證。

“知道這也沒用——你知道這些要做什么？”他長嘆一口氣，避開鏡頭向外張望，隨即岔開了話題，“廟會頭陣（臺灣一種民間祭祀）快來了”。

黃惠偵已經(jīng)不止一次看到類似的反應，面對同樣的問題，二舅把“不知道”連說了兩次，大姨則表示“我要去洗衣服了”，然后顫巍巍撐起身，逃離鏡頭的凝視。

見證這一切的黃惠偵開始“分裂”：作為女兒，她的第一反應是“你們怎么能睜眼說瞎話，明明你們都知道我媽媽喜歡女生”；而導演身份的那個她又覺得，“他們的反應是在是太好了”，觀眾看到這里一定會產(chǎn)生荒謬感，這讓影片更有力量。

“我們家有人知道嗎？”她向二舅最后一次確認。

“不知道。沒有人知道。”換來一陣沉默。

“那你現(xiàn)在知道怎么那么冷靜，完全都不驚訝？”

“……沒什么好驚訝的。”一段更長時間的沉默。

逃避，是黃惠偵在拍攝紀錄片《日常對話》時經(jīng)常要面對的情況，而這部片子的主題，則關于她那個喜歡同性的母親。2014年，當她第一次認真地告訴母親她在做這件事時，母親的第一反應是，“有什么好拍的，誰要來看啊？”

但不管有沒有人要看，為了拍攝這部片子，黃惠偵和母親在時隔十多年后，再次回到了臺灣中南部云林縣鄉(xiāng)下的老家。

探親的幾天里，當舅舅姨媽忙著回避“媽媽是否喜歡女生”這類問題時，母親和她的女朋友，或許正在廚房為全家人做飯。

戲劇沖突始終在電影中存在。一方面是母親的兄弟姐妹們對母親身份的諱莫如深，另一方面，在鏡頭記錄下的畫面里，舅舅、姨媽與母親和她的女朋友，在同一個屋檐下，相處融洽。

2017年，這部被母親說成“誰都不要看”的《日常對話》，獲得柏林電影節(jié)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當年在臺灣拿下400多萬新臺幣的票房，并代表臺灣參選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今年40歲的導演黃惠偵，一個沒有念完小學的全職媽媽、社會運動工作者，用了18年時間，將母親一生的故事梳理進87分鐘的影像，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

在柏林影展的頒獎禮上，黃惠偵捧著獎杯說：“這個獎是我能帶回去送給我媽、以及在臺灣此刻仍為婚姻平權努力著的每位朋友最好的禮物。”

這是一個關于我母親的故事。她出身在一個傳統(tǒng)的年代，但卻是個很不傳統(tǒng)的女性。她是擔任“牽亡陣”紅頭法師的女同志，興趣是抽煙、打牌，還有收集檳榔盒上的清涼美女圖。

七歲那年的我發(fā)現(xiàn)媽媽喜歡的是女人，現(xiàn)在妹妹七歲的女兒問我：“阿姨，外婆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呀？”

這個答案很長，于是我只好拍一部片來回答她。

這是黃惠偵為電影寫下的第一段故事大綱，但她想講的，并不僅僅是一個同性愛情的故事。 “我和媽媽的故事，不只是因為我們運氣不好，而是整個社會結構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這既是一個家庭的私事，也關乎整個社會。

正如她后來又為母親寫了一本書，書名叫《遲來的告白》，黃惠偵想說的是，“我們該如何向我們的家人表達，尤其是表達愛。”

01 我的媽媽，喜歡女人

黃惠偵的母親——洪月女，熟悉她的人都叫她阿女。

1956年，阿女出生在臺灣南部的農(nóng)村，是家中第五個孩子。整個家庭都是務農(nóng)，幾分地種水稻、種玉米、種花生，收入極少，只夠勉強養(yǎng)活孩子。

重男輕女的年代，讀書的機會輪不到女孩們，阿女的書只念到小學。70年代是臺灣紡織業(yè)的興盛時期，14歲的阿女去了臺北的紡織廠當學徒。剛到城市，她常躲在棉被里哭，偷跑回家又會被勸回臺北，因為家人說在鄉(xiāng)下沒有出路，年輕人不該留在那里。

21歲阿女結婚，22歲生下黃惠偵，24歲生下妹妹黃惠娟。丈夫是隔壁縣刷油漆的臨時工，經(jīng)親戚介紹認識的。他嗜賭，家暴，把阿女賺的辛苦錢揮霍一空。

32歲逃離家庭，帶著兩個女兒做“牽亡陣”謀生，這是一份被許多人看不起的工作。“牽亡歌陣”是一種臺灣民間喪葬儀式，做一些超度亡靈的法事和戲曲，在80年代很盛行，但也常被認為是封建迷信。

阿女買過房子，又賣掉還債，經(jīng)濟短暫寬裕過，但長期處于窘迫，現(xiàn)在與黃惠偵及其外孫女同住。

這便是阿女大半生的履歷，微不足道，少有彩色。

阿女的一生中有十幾個女朋友，這可能是她人生履歷中為數(shù)不多可以笑著說出來的事。她的個頭不高，眼睛不大，鼻梁也不那么挺，但總能交到能說會唱的漂亮女友。

初戀是19歲在臺北當紡織女工時認識的。70年代的臺灣，露天演出的歌仔戲班遍布街頭，阿女下工后到附近的戲臺看戲，與臺上演俊美小生的演員暗生情愫。

她們相愛、同居、爭吵，一年半后分手。一氣之下，阿女順從家里的意愿，嫁給了黃惠偵的父親——那個在結婚前只見過一面的男人，由此開始人生的厄運。多年以后，阿女和初戀重新聯(lián)系，才知道彼此的婚姻都很不順遂。

在黃惠偵的記憶里，大概不到10歲的時候，她第一次見到母親帶女朋友回家。那時阿女組起了自己的“牽亡陣”團隊，女朋友叫小春，算是阿女的員工。

再后來，黃惠偵又陸續(xù)認識了娜娜、麗麗、雙雙……以及更多她不知道名字的阿姨們。

“從小看著我媽不間斷地重復著喜歡某人、追求某人，最后告別某人的輪回，不得不佩服她實在比我積極勇敢得多。”

小時候，黃惠偵并不覺得母親喜歡女人有什么不對，直到11歲那年，有長輩告訴她說，你媽媽是同性戀，是“不正常“的。偏見和歧視，這讓黃惠偵在此后很長時間內(nèi)怨恨，為什么母親要和別人“不一樣”。

但讓黃惠偵更加恨的是，為什么母親愛她的女朋友們，總是勝過愛她的女兒們。

在女朋友眼中，阿女充滿著無限的柔情：嘴甜、輕聲細語，體貼溫柔，出手大方，甚至樂于幫女友洗內(nèi)褲……

“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正常女人，都是因為遇見你媽，才被愛情沖昏頭。”即便分手很久后，女朋友當著黃惠偵的面回憶起阿女，依然露出少女般的神情。

黃惠偵在《遲來的告白》里不禁感慨寫下，“對我媽來說，愛人就是要捧在手心上，讓她覺得自己是整個宇宙里唯一的一朵玫瑰花，獨特且備受寵愛；直到有一天，這朵宇宙里唯一的玫瑰，發(fā)現(xiàn)還有另一個宇宙與另外一朵玫瑰花存在。”

這也是一種從未在黃惠偵面前表露過的柔情。“雖然我們已經(jīng)一起生活三十幾年，但我們卻一直都好像是陌生人一樣。除了桌上的飯菜，我跟她的生活可以說是完全沒交集。”

不知為何，阿女甚至會在外人面前將親生女兒抹去。她曾向女朋友這樣訴說自己的過往：結過婚，一個禮拜后就離婚了，只和丈夫同床一次，兩個女兒是領養(yǎng)來的。

“我的媽媽，究竟愛我嗎？”這句對多數(shù)人來說毫無疑問的肯定句，在黃惠偵心底，長久以來一直是個疑問句。

于是，《日常對話》成為一封寫給母親的書信，代替她問出這個問題。

02 父親，無處不在的幽靈

在這封信里，黃惠偵故意將父親隱去了。“如果把父親放進電影中，我母親沒辦法接受。”

那是一個阿女永遠都不會原諒的人。

他叫阿源，比阿女大5歲，客家人。皮膚黝黑，濃眉大眼，塌鼻梁，身上混雜著汗水、油垢、煙酒和檳榔的難聞氣味。

阿女相親時第一眼見他就沒好印象，“一臉橫肉，目光兇狠，不像是個好人”。但在阿女母親極力撮合下，第二次見面的時候，她就已經(jīng)成為了阿源的妻子。

婚后，阿女跟著阿源來到臺北，住進不到15平米的出租公寓，用薄木板分隔出兩間房，分別放著一張單人床和一張雙人木板床，廁所和廚房與其他租戶公用。兩個女兒陸續(xù)出生，一家四口和所有家當，都擠在這個簡陋的家中。10歲以前，黃惠偵一直住在這里。

阿源是個油漆工，和其他底層建筑工人一樣，都是做一日工、領一日工資。他實在算不上一個合格的丈夫和父親，好吃懶做、酗酒，賺來的錢從不進家門，全部都交給賭場和煙酒攤，還搜刮母女做牽亡陣賺來的錢去賭博，不給就是一頓打。

咚咚碰，父親用腳踹著母親。

噼噼啪，父親扇著母親巴掌。

嘶嘶唰，父親扯著母親的頭發(fā)。

黃惠偵至今清晰地記得，每一次家暴中不同的聲音意味著什么。

但母親總是靜默的，任憑怎樣的疼痛，她也決不求饒，這反而激起父親更大的怒火。沒有人知道，阿源是否覺察阿女喜歡女人。

“你有沒有去問過要怎樣才能離婚？”

“有問過，但是我覺得那樣很丟臉。”

“你覺得讓人家知道你被家暴很丟臉？”

“對啊，為什么長那么大還要被人打？”

終于，在結婚十年后某一個普通的下午，趁著阿源外出干活，阿女翻遍家中尚未被阿源搜到的財物，帶上兩個女兒，走出家門，走下樓梯，走到外面攔下一輛出租車。看起來就像一位母親帶著年幼的女兒出游，那樣地平淡無奇，但卻是一條再也不回頭的路。

后來，聽說阿源經(jīng)常到各處牽亡陣現(xiàn)場打聽母女的下落，身上一定會帶著用報紙包住的刀。

離家后兩三年，黃惠偵見過父親一次。她隨牽亡團演出，一次出陣時，棚架搭在一個籃球場內(nèi)，她正燒著金紙，恍惚間用眼角余光瞥見，籃球場外站著一個人，那正是父親，他的視線正投向黃惠偵。

父親的表情看起來激動又疑惑，也許是因為臉上畫著妝、穿著演出服，他沒能完全確定眼前的女孩是自己離家的女兒。

黃惠偵的雙腳幾乎癱軟下來。她迅速走進棚內(nèi)，一直躲到儀式結束。再往外面看一眼，父親已經(jīng)不見。

“人活著總是需要點什么去支撐或驅動生命，不管那是愛，或是恨，都行。我不知道父親那天看見了什么，或想通了什么，讓他決定放棄找尋我們。但不管是什么，我想都不是讓他好過的東西，因為，那讓他最終失去了活下去的動力。”

考慮到母親的情緒，黃惠偵并沒有把阿源的形象放進《日常對話》中。

“我到現(xiàn)在都很氣，那種人死掉最好，留在世上造孽。如果殺人無罪，我第一個就要殺他。”鏡頭前的阿女向來惜字如金，但談及丈夫，她不惜說出最激烈的言語。

具體的父親形象不存在，但“父親”又是電影中無處不在的幽靈。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女人長大就是要嫁人，不然要做什么”，黃惠偵的舅舅和姨媽，這樣解釋為什么要把妹妹嫁給一個只見過一次的男人。

當他們得知妹妹經(jīng)常被這個男人打罵，能做的也只是和阿源說“打狗也要看主人，你要罵她也等我不在的時候再罵。”

阿女也有著同樣暴力的父親，和默默承受一切的母親。

“外婆為什么要自殺？”黃惠偵問。

“因為你外公也很會罵人。她就是被罵到受不了，才會想自殺。”

這不僅僅只是阿女的夢魘。阿女有很多唱歌仔戲的朋友，她們有的是俊俏的小生，有的是嬌美的苦旦，但不管在戲臺上扮演什么角色，下了戲之后，她們就都變回別人的老婆。

而每當她們出現(xiàn)在阿女家中，身上總是會帶著顏色深淺、面積大小不同的淤青傷痕。阿女一直都用一罐“金門一條根”藥膏，為她們擦拭傷口。

在《日常對話》的世界里，鏡頭里的都是女性，但在鏡頭外，她們無時無刻不被“父親”的幽靈籠罩。

“這個世界上的男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從小到大，這是阿女對兩個女兒唯一耳提面命的囑咐。

十多年后，黃惠偵母女最終聽到阿源上吊自殺的消息。消息是阿源的弟弟帶來的，因為他墊付了喪葬費，需要母親這個名義上的妻子取出阿源的勞保，來償還費用。

黃惠偵代替母親最后去看望了父親。骨灰放在最上一層，因為這個位置的價格最便宜。“活在世上的時候處在底層，過世以后位置變高了，但一樣都是邊緣。”對于父親的一生，黃惠偵這樣總結。

03 等待，一次傾訴的機會

黃惠偵心中有一個藏了三十多年的秘密，她一直想質(zhì)問母親，卻不知該如何訴說。

始作俑者依然是那個幽靈：在那個尚未逃離的家中，幼年的黃惠偵曾被父親猥褻。

她一直覺得，母親知道這個秘密，但仿佛當作什么都沒發(fā)生。因此，她恨她的母親。

“那個秘密讓我無法愛自己，也無法全然無疑地去愛我媽。”黃惠偵在《遲來的告白》中寫道，她恨的從來都不是因為父親做了什么，而是來自于母親的不問。

一張餐桌，母女對坐，這段秘密終將被解開。

這是《日常對話》中最重要的一個場景，也是紀錄片拍攝的最后一個場景。在一起生活了半輩子，黃惠偵終于借著“拍電影”的理由，與母親第一次面對面敞開心扉。

“我一直以為是因為這件事，所以你很討厭我，不愿把你心里的事告訴我。”黃惠偵哭著對母親說。

但阿女連連否認，她不知道這件事，更不會因此討厭女兒。阿女一只腳踩在椅子上，用這個姿勢把頭深埋進胸前，沉默著。

“你講這些事讓我更生氣。”末了，面對女兒的傾訴，她幽幽地說。

黃惠偵原以為母親是在氣她，氣她對她的誤解。但后來才發(fā)現(xiàn)，母親是在生父親的氣。“這就是對話之艱難的原因，我們常只會聽到想聽的、或是預設這個人會講出來的話。”黃惠偵說。

這一場餐桌對話一共拍了三個多小時，直到黃惠偵情緒崩潰，攝像機沒電。那天晚上，她在拍攝札記寫下感想：所謂秘密，守著難，說出口更難。

從1998年到2016年，一共18年的拍攝全部完結，黃惠偵還是沒有問出“你到底愛不愛我”這個問題。但后期剪輯的同事對她說，“你為什么還覺得媽媽不愛你，不愛你的話，誰陪你干坐那么長時間！”

04 遲來的和解

看過電影后，黃惠偵年幼的女兒在日記本里畫了兩頁畫，第一頁是《日常對話》的海報，也就是母女二人對坐的畫面；翻過來第二頁，原本坐著的兩個人站了起來，女兒在畫的下面寫著：“日常對話”站起來，結束了。

對于黃惠偵來說，承載著重大意義的《日常對話》，結束了。

2017年4月14日，電影在臺灣首映，黃惠偵把放映廳正中間的位置留給了母親，讓她無法輕易中途離場。“那大概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用挺有美感的方式來觀看自己的生命。”

看完回到家，母親徑直走進廚房，洗手，做飯，煲湯給黃惠偵喝。她開始像對待女朋友那樣對女兒輕聲細語，讓黃惠偵大感“稀奇”。這樣的情景大概維持了一個月。

阿女不再回避自己的人生，她會把電影獲獎的報道，大大方方拿給外人看，還會問黃惠偵拿票，說要帶朋友一起去看。而阿女的女朋友們，看完電影最在乎的是，“為什么那個阿姨的篇幅比我多，是不是她比較敢講？”

同樣用食物來表達愛的還有母親的兄弟姐妹們。他們看完電影后的第一個反應，是給黃惠偵帶了很多很多的食物，比如，廟里祭祀過的糖果、餅干。

“我們的上一代，不知道該如何用更好的方式表達愛和關心，他們只懂用一種方式，就是他們小時候匱乏什么，現(xiàn)在就會想辦法給予孩子，所以食物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表達工具。”黃惠偵說。

母親現(xiàn)在依然與黃惠偵租住在一起，但已經(jīng)不再是《日常對話》開頭的那個“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跟我媽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一個最理想的狀態(tài)”，黃惠偵說，“至少我們中間沒有隔閡，相處起來是自在的，有什么話都可以講，我覺得這就已經(jīng)是很好了。”她想著，等做完眼前一個新的紀錄片工作，就搬去鄉(xiāng)下住，讓母親有地方可以種菜。

那句始終沒有問出口的話，在現(xiàn)實中已經(jīng)得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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