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州橋被譽為華北四寶之一，坐落于河北趙縣，又名安濟橋，初建于隋朝，距今已有1300百多年的歷史，是當今中國乃至世界保存最為完整的古代石拱橋。

在千年之中，趙州橋命運多舛，經歷多次天災人禍，也被無數人重新規劃修整。

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曾經說過：“先不管趙州橋內部結構怎樣，僅就能夠存在1300多年就說明了一切。”

而就是這樣一座凝聚了古代人智慧、帶有古典美學意味的石拱橋，卻被蒙上一層“悲劇”濾色。

63年前趙州橋曾經歷一次脫胎換骨的修繕，雖然結構更為牢固，但趙州橋的“煥然一新”也引起多位學者不滿，人們懷疑，翻新后的趙州橋，還能是趙州橋嗎？

古人智慧結晶

趙州橋之所以能成為千年古橋，其坐落選址頗有一番智慧所在，大多數橋梁設計師在挑選建設置地時，都會從施工角度出發，為施工團隊減輕難度。

而在趙州橋建立過程之中，設計師李春卻在精密計算后，以橋梁堅固為出發點，選擇了建設難度頗高的粗砂之地。

洨河的粗砂之地難開工，但卻可以大大提高橋梁的承重力度，以確保橋梁的穩定性。

這也是為何在之后千年中不管風浪如何飄搖，趙州橋都能靜立一方的原因。

在當年的施工環境之下，李春的這個構想可謂是別具一格。

當然，他的創新之處不止選址這么簡單。

在設計趙州橋時，他采用圓弧拱，從而大大降低了橋拱的高度。

圓弧拱和直梁型橋相比，拱形橋最大彎距值只有直梁型的一半，而防洪泄洪能力都較強，施工難度比直梁橋低。

趙州橋的圓拱也有匠心獨運，設計師在主拱兩間各建造了兩個小孔，這兩個小孔不僅可以形成對稱美，還可以分擔洪流。既增加了過水面積，減輕洪水對橋身的沖擊，更能節省石料，減輕橋身重量。

傳統石橋往往會設立多個橋洞，此類傳統設計很容易造成橋墩被河水侵蝕，不利于小船從此行駛，也不利于暴雨天氣的排洪。

而單拱橋則完美解決了這些問題，也成為了我國橋梁建筑的創新之舉。

除了它的建筑設計有創新外，趙州橋本身還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趙州橋寄托著人們對古代建筑師魯班的遐想，也寄托著無數神仙傳說故事，充滿傳奇色彩。

趙縣人人都會哼唱的《小放牛》，也和趙州橋的神話故事有關。

橋欄桿上雕刻的龍獸花草，以及蛟龍盤龍等神獸意象，無一不表明著趙州橋精神文化底蘊之濃厚。

“翻新”修復

趙州橋自建成后經歷多次修繕，到近代民國時期，橋面已然坑坑洼洼。

1933年，我國著名建筑大師梁思成與同事來到趙縣考察當地建筑，一眼便被趙州橋所吸引。

梁思成在文章《趙縣大石橋即安濟橋》寫道：

“這一次考察趙州，不單是得見偉麗驚人的隋朝建筑原物，并且得認識研究這千數百年前的結構所取的方式，對于工程力學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極經濟極聰明的控制。”

寥寥幾行便表達了對趙州橋的贊嘆，以及發掘古代奇妙建筑的欣喜之情。

在對趙州橋進行測量過程之中，梁思成卻發覺趙州橋身上“毛病”不少。

橋西面五道券于明末毀壞，橋東面三道券，則在乾隆年間崩落，卻一直沒有修葺。

趙州橋的東面已經有十分明顯的動態趨勢，如果不及時修復，那么損壞必然會越來越嚴重，這存在千年的歷史瑰寶，也會離我們而去。

梁思成愛建筑如命，他滿懷憂慮，連忙對村民道：“這是國寶啊，要修，一定要修！”

梁思成連忙向國民政府提交報告，而當時的國民政府正陷于戰亂之中，只能暫時限制車輛通行，只讓行人通過，保證橋面不受太大損壞。

而就在籌集資金修復橋面的過程之中，抗日戰爭爆發，修橋工作又被擱置。

解放戰爭結束后，新中國成立，當地政府又將修復趙州橋一事遞請中央。

此時的趙州橋多年沒有得到保養，情況比1933年還要糟糕，面臨著坍塌局面。

1952年，河北省公安局提出建議，對趙州橋進行勘探大修，11月份，中央文化部組織專業考察部前往趙縣勘察趙州橋現狀。

勘察結果顯示，此時的趙州橋多處殘破，如果不加急修整，一旦橋面全部崩塌，損失必然更大，無力回天。

中華民族浩瀚文化不止寄托于書本，也寄托在這些物質瑰寶之中。

聽完匯報，中央立刻拍板，撥款30多萬，由中央文化部，中央交通部，河北省文化部等單位共同協作，對趙州橋進行修復工作。

在修橋工作開展之前，工作組首先對橋身狀況進行了初步評估，在橋身及橋下河床里挖出了大小橋石1500多塊。

這些橋石經過清洗組裝，依稀能看出多年前上面雕刻的游龍花草，輝煌氣象。

這些石頭可是極其珍貴的文物遺產，工作組立刻將其封存，放入文化保管所。

打撈工作完畢后，殘破橋身的修復工作卻成了一個難題，文化部考察組提出自己的修葺方案：希望能夠保存趙州橋的舊觀，在風化殘破極其嚴重的地方更換新石料，其他地方則能修則修。

這個方案的要點在于保留趙州橋的古橋外觀，盡可能地從保護入手，少拆少建，同時他們主張利用原橋的舊技術，不要做過多干預。

這一想法雖然完美，可實施起來卻有難度，且不說現如今撥款資金不夠，光是在原有基礎上修復鞏固，當年的技術水平也不過關。

再加上如今修橋，任務緊迫，如若一拖再拖，等到橋全部崩塌，后果會更為嚴重。

因此修復部門決定先以現狀加固為主，予以適當整理。

在打撈過程之中具有一定藝術價值的舊石料，全部被送入了博物館，能夠使用的舊材料也不多，再加上古代工藝的失傳，加固也只能使用現代工藝，約百分之八十七的材料是采購的新石料，這幾乎已經算是對趙州橋的重建。

趙州橋的橋面側墻、四個小拱、護拱石、兩圈主拱和部分橋臺石，悉數被拆除重修。

而橋體的欄桿欄板部分也被拆除重置，全面修復了早在乾隆時期就已經坍塌的東側三道橋拱圈，和其他拱圈的松動問題。

對原本腰間鐵鏈接拱石也進行改造，除了外表，其里全部用鋼筋混凝土加固。

在混凝土連接下，趙州橋整個成為一整體，增加了橋面與橋墩的承重力。

根據統計，在參與修繕的460多方修繕石料中，新石料就有約400方，舊料只有約60方。

歷經千年磨損的橋面石板，在這次修葺之中也被全數更換，為了營造古典氛圍，施工人員還專門用車輪壓出斑駁痕跡。

最終，趙州橋于1958年修繕完成。

對此，梁思成很是不解，在他看來，橋體表面完全可以用原來的舊石貼面。

就算是有些地方需要更換，那也可以用其他拆下來的舊石料代替，“使整座橋恢復‘健康’、堅固，但不在面貌上‘還童’、‘年輕’。”

其橋面的整體翻新、建筑材料的大范圍更換，讓人痛心疾首。

現代工藝確實重現了趙州橋的原貌，但卻沒有承載它原有的歷史。

1963年，梁思成故地重游再次考察趙州橋，對修繕結果表示極大不滿。

他直言道：“直至今天，我還是認為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煥然一新，猶如把一些周鼎漢規用擦銅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樣，將嚴重捐害到它的歷史、藝術價值。……在趙州橋的重修中，這方面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這不能說不是一個遺憾。”

趙州橋的此類情況，倒讓我想起在哲學里這樣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

如若將一艘船的零件一個接一個更換掉，等到舊零件全部更換為新零件，這艘船還是之前的那艘船嗎？

此問題名為“忒修斯之船”，直至現在，對于此問題的答案，哲學家們還在爭論不休。

“修舊如舊”還是以實際為先？

“忒修斯之船”沒有答案，但文物修復卻有著一個明確答案，畢竟船沒有意義，而古代文物卻寄托著涓涓歷史，蘊藏著千年煙火。

梁思成曾在文章中這樣說道：

“我們須對各個時代之古建筑，負有保存或恢復原狀的責任。在設計以前須知道這座建筑物的年代，須知這年代間建筑物的特征；對于這建筑物，如見其有損毀處，須知其原因及其補救方法；

須盡我們的理智，應用到這座建筑物本身上去，以求現存構物壽命最大限度地延長，不能像古人拆舊建新，于是這問題也就復雜多了。”

梁思成的思想代表著絕大多數建筑學家的意見，建筑是人與自然斗爭歷史的記錄，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記錄，更是地方社會發展的最好見證。

在1954年梁思成談到繼承祖國建筑遺產曾道：

“通過它們（建筑），我們可以了解當時社會的生活，看見當時勞動人民怎樣在當時的條件下，創造為當時社會所要求的建筑和表現那時代的思想，以及當時的各種藝術和技術的成就。因此我們必須用歷史觀點珍惜和愛護它們原來的整體。”

建筑是在各種社會文化與社會意識的要求下產生的，因此，文物建筑會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地反映出來，趙州橋看上去雖然渺小，但其卻是歷史文化內涵的凝聚。

“今日之治古史者，常賴其建筑之遺跡或記載以測其文化，其故因此。”

趙州橋在經歷一番“加固”后，少了幾分浪漫風氣，多了幾分使用意義，對于一座在歷史長河中佇立千年而不倒的石橋來說，使用當真是它所追求的第一要義嗎？

社會正在騰飛，而我們的靈魂卻總要有一處棲息之地，不管是金銀珠寶還是快餐文化，都不能讓我們的精神得到喘息，只有那厚重的歷史底蘊，方能滋養我們生于中華土地上的靈魂。

而如今，仍有許多承載著歷史精神價值的物質瑰寶未能得到妥善保護。

如今我們已然不能穿越時空重現趙州橋的古樸，但我們仍可以創新保護思想，利用新興手段將趙州橋所蘊含的歷史故事傳承下去，同樣我也要將目光放在那些仍未得到妥善保護的物質文物上，只有護住歷史，我們才有底氣迎接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