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新中國建立后，在全國市場穩定、通貨膨脹得到遏制之后，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個完整的貨幣和金融體系。1、人民幣的使命其實建國后不久，籌備發行第

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新中國建立后，在全國市場穩定、通貨膨脹得到遏制之后，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個完整的貨幣和金融體系。

1、人民幣的使命

其實建國后不久，籌備發行第二套人民幣的工作就開始了，首先就是設計工作，1950年1月，第二套人民幣的初步設計方案就上報給中央，同年5月，中央原則上批準了設計方案。

但當時陳云在中國人民銀行上報的計劃報告上批示道：

“此事應該準備，但僅僅是準備，不能草率。必須講究紙質之統一，圖案之適當，顏色之配備，秘密符號之擬制……，此外，票面尺寸、票額大小，均須慎重研究才能決定。”

1950年7月的中央政府順利完成全國統一財經工作后，陳云即向中央政府、毛澤東主席提出了發行新幣問題，他認為現在發行新幣不但時機成熟，而且也是當前經濟所迫切需要的，這是因為：

（1）目前物價已趨向穩定，“預期一年后，對長期穩定當更有把握”；（2）流通的鈔票“因限于技術條件，頗難防假”，以至退據臺灣的蔣介石勢力“有計劃地偽造我幣，以破壞我金融的事件，日益嚴重”；（3）流通的人民幣“票面價值過低，且在國際市場尚未規定固定價值”。

因此，“有立即鑄印新幣，以備在一年后提高票面價值，以代替現行人民幣的可能與必要”。

2、人民幣的設計要求

在得到中央的批示之后，中國人民銀行即開始籌備，聘請了時任中央美院美術干部訓練班班主任的羅工柳擔任總體負責人，他又邀請本校教師周令釗和王式廓共同參與，其中周令釗負責總體設計，后來設計小組中又增加了擅長風景和人物題材的中央美院教師侯一民與鄧澍夫婦以及擅長裝飾藝術的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原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教師、周令釗夫人陳若菊。

設計師們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后來，5元券上的煉鋼工人普遍讓人覺得印象深刻，這來源于侯一民平時對生活的細心觀察，他去過很多鋼鐵廠，對煉鋼工人十分熟悉，所以他刻畫的人物非常逼真，這張鈔票設計也因此曾在國際上獲獎，也由此成為世界貨幣中的設計精品。

第二套人民幣的設計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中央領導的極大重視和關懷。

其中，周恩來總理是設計工作的主要指導者，1951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再次上報人民幣的設計和印刷方案的時候，周恩來就親自審核了該方案的每一個票版的圖案，他同時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即這套人民幣上仍不要印毛主席的畫像，“中國人民銀行”行名的排列也應將從右向左改為從左向右等。

周總理對設計畫稿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見，如1分券的主景設計中，原畫稿中的汽車是我國裝配的美式汽車，周總理建議說：

“還是改一下為好，免得外人誤會”；在2角券上原畫稿中是“毛澤東”號機車，其上有毛澤東畫像，周總理建議改為五角星；1元券的原畫稿主景為天安門，其中有紅旗、彩燈和毛澤東畫像，周總理建議將紅旗、彩燈和墻上的毛澤東畫像去掉；2元券的原畫稿中主調為金黃色，這與其他主幣色調顯得很不協調，而且1元券和2元券之間的色樣差別不大，周總理建議改為藍色；5元券原畫稿的主景為“民族大團結”，其中有人群高舉毛主席畫像，周總理建議說，“民族大團結的主景可用，但根據毛主席的意見不要把他的像畫上”，于是后來改為兩幅語錄牌，兩條語錄也是周總理親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各民族大團結萬歲”；在10元券中，周總理覺得原畫稿“工農兵”主景中的“農婦”顯得太蒼老，應該畫得健康些，“戰士的形象不夠英勇，手中拿的還是美式卡賓槍，不恰當”，因此要求重新完善。

在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指導下，第二套人民幣最終確定分票以工業、交通為主題，角票反映農業機械化，搞好生產、建設工業的場面，體現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風貌；1元、2元、3元券分別采用北京天安門、延安寶塔山、井岡山龍源口圖景，表現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戰斗歷程；5元券和10元券則表現了各族人民大團結和工農聯盟的主題思想。

此外，鈔票的樣式也打破了第一套人民幣的固定的四邊框形式，改為左右花紋對稱的新規格；票面的尺幅大小也按照面額大小分檔地遞增，因此，第二套人民幣在圖案、花邊、花紋線條、設計主題等方面都比第一套人民幣更加美觀。

在鈔票的語言上也采用了蒙、藏、維吾爾三種少數民族文字書寫“中國人民銀行”和各種面額字樣。在第一套人民幣中，“中國人民銀行”這6個字和其他字樣是由董必武書寫的，而在第二套人民幣中“中國人民銀行”字樣則是出自中國人民銀行的職員馬義蔚之手。

3、印制人民幣的難題

在發行第二套人民幣時就已經確立了要建立主輔幣體制，而印制新幣卻是一個難題。當時，陳云在1950年7月10日呈遞給中央的《關于印鑄新幣方案》中提出了三種方案：

一，利用國內現有設備和技術進行印刷；二，委托蘇聯代印，可以采取盧布的紙張和規格，但按照中方規定的絲紋，代印數量也按照中方的要求執行，同時向蘇聯訂購必要的新式印鈔機和刻版機，并派人到蘇聯學習；三，請蘇聯代印，但中方只提供紙上絲紋和印刷技術要求，其他完全按照蘇聯盧布的絲平標準執行。

這三種方案其實各有優劣，在第一個方案中，好處是可以立即開始印刷，但現有的技術和設備無法印制出高質量的鈔票，那么偽鈔就仍會大量存在；在第二個方案中，好處是可以獲得蘇聯的設備和技術，中國也能培養出自己的印鈔人才，但壞處也很明顯，那就是時間會拖得很長；在第三個方案中，采取盧布的印制標準，那么對于防偽有很大的保證，但不利之處也較為明顯，那就是蘇聯掌握了中國的鈔票印制。

陳云的建議是采取第三個方案，因為要建立真正的全國性貨幣和金融體系，防偽的要求就很高。最后，經過慎重研究，中央決定，采用第三個方案，但要做些調整，即委托蘇聯代印大面額鈔票，其余面額的鈔票仍由我們自己印制。

原本中方是請蘇聯代印100元、50元、10元、5元四種大面額鈔票，1元主幣和6種輔幣由中國人民銀行的印刷廠印制，但在綜合考慮了當時的國際國內局勢之后，陳云于1952年10月27日提出了改變蘇聯代印鈔票種類的建議，他說：

“鑒于臺灣尚未收復，港澳與我國陸地相連，美蔣不斷利用空投與經由港澳走私向我國境內散播假票，以破壞我人民幣信用，同時臺敵在美國援助下，可以在技術上把假票印成與真票完全近似，老百姓不可能區別真偽，單靠少數銀行干部用顯微鏡來觀察票子真假，是不能阻止假票流行的……我們發行的票子面額越大，則空投與私運入口同一體積與重量的假票其金額數目也就越大。為減少假票的影響與損失……擬在新幣發行時暫不發行五元以上大票，但只發一元券又嫌太小，故擬增發三元券一種以資調劑”。

因而，后來請蘇聯代印了3元券人民幣，國內的印鈔廠也印制了2元券人民幣。

除了發行紙幣外，陳云還特別建議發行新的金屬輔幣，因為從建立完整的貨幣、金融體系來考慮，發行金屬輔幣也是有必要的，這會提供很多便利。

4、為何不與黃金掛鉤？

如果說設計工作意味著發行第二套人民幣提上日程的話，那么決定幣值就是一個深層問題了。當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許多國家的貨幣都采取金本位，如美元、盧布等世界重要貨幣都與黃金掛鉤，因而也就確定了貨幣的含金量，那么這一次發行新幣是否也與黃金掛鉤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了。

其實，發行第一套人民幣的時候對此也有過討論，但當時第一套人民幣還是一種戰時貨幣，通貨膨脹因素很強，因此不具備采取金本位的條件，現在，全國經濟情況好轉，物價穩定，通貨膨脹也得到了遏制，財政收支也達到平衡，現在是否與黃金掛鉤就有一次擺在了陳云等人的面前。

陳云對此問題也相當慎重，他在1950年籌備發行新人民幣的時候說確定新幣含金量還是“為時過早”；1953年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明確闡述說讓新幣與黃金掛鉤應該相機而動，貨幣含金量“并不需要在新幣發行的同時公布”。

他為此做出了很好的解釋，他說，規定人民幣的含金量實際上主要的作用就是確定了人民幣與外幣的比值，但根據實際情況，完全可以不規定人民幣的含金量，這樣有兩個充分的理由：

一，當時與我國有貨幣關系最密切的就是蘇聯盧布，但我國與蘇聯之間的貿易主要是以貨易貨的方式，貨幣僅僅起到統一計算的作用；而且，盧布與人民幣之間的比值問題兩國早已達了議定書，規定了5000元人民幣等值于1盧布，因此，發行新幣時“公布或不公布含金量，對蘇新（蘇聯及東歐新社會主義國家—引者注）國家來說都是一樣的”；二，至于人民幣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貨幣比值問題，由于新中國剛剛建立，還很缺乏這方面的經驗，許多國際因素也難以掌握，“若過早地加以固定起來，將容易陷于被動，對我們沒有好處”，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公布人民幣的含金量，但這也不等于說讓人民幣與黃金完全脫離關系，只是要“待新幣發行后，如果覺得有必要、有好處時，再公布也不遲”。

經過陳云的這番解釋，人民幣與黃金是否掛鉤問題也就十分明確了，為此，中央很快同意了陳云的意見，在1954年12月20日中央正式決定發行第二套人民幣的《中共中央關于發行新幣的指示》中也明確說明了暫不規定人民幣的含金量，指示說：

“新幣在開始發行時，決定暫不規定含金量。因貨幣規定含金量的實際作用，乃是為了規定對外幣的比價，并把這一比價固定起來。目前我對蘇聯非貿易盧布與人民幣比價，業已與蘇聯簽訂議定書……對資本主義國家貨幣的比價，為了避免受其直接影響，并由于許多國際因素，一時尚難完全掌握，若過早地固定下來，反易陷我于被動……目前以暫不規定含金量為宜……新幣發行后，如果覺得規定含金量有必要有好處時，再規定公布也不遲”。

這也就是說，中央完全接受了陳云的建議。

5、到底如何兌換？

發行第二套人民幣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消除長期通貨膨脹所造成的人民幣面額過大問題，但這就要首先確定新舊人民幣之間的比值。1950年，陳云就提出了兩種新舊幣比值方案：

一是1元新幣約等于舊幣18000元，或等于美元5角，或等于盧布2元；二是1元新幣約等于舊幣9000元，或等于美元2角5分，或等于盧布1元。也就是說，這兩個方案實際上就是相差一倍，其個中區別就在于主幣和輔幣發行量的不同，采用第一種方案，那么輔幣要多發行一倍，主幣則少一倍；采用第二種方案，那么正相反。哪一種更合適就必須先調查研究了。

最后，在1953年11月，陳云提議新舊幣的比價定位1比10000比較適當。當時所采用的參照標準是以1936年的法幣，因此此時人民幣新幣大體上與1936年的法幣相當，而法幣的價值又是和金銀、美元的比值作為參照的。

因此，陳云認為，國際上通常是按照外匯和金銀作為衡量貨幣價值的標準的，1936年上海黃金每市兩價格折合法幣為110元，但在1953年黃金的價格在國際上已經上漲了8000到11000余倍；另外，以1953年的銀元來衡量的話，那么1銀元相當于10000到1250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這比1936年上漲了10000到12500倍；法幣抗戰前與美元的比值為3比1，1953年的人民幣與美元的牌價計算下來，此時人民幣與美元相比也貶值了8000余倍。

當然，在考慮新舊比值時，如還要考慮到新舊人民幣兌換、帳務換算等實際經濟問題——這是有過教訓的。那是在1951年，中央銀行再東北發行人民幣，同時回收東北幣，當時人民幣與東北幣的比價為1元人民幣兌換9.5元東北幣，結果在兩幣折算上引起很大不便，很多群眾感到吃虧，因此，這次陳云決定以整數兌換。

此外，還要考慮人民幣新幣印制的成本和時間，新幣從1952年已經開始印刷，如果不采取1比10000的比值，如果比值比10000要高，那么就必須在一分的輔幣下加印厘票；如果比值比10000低，那么就需要請蘇聯代印5元以上的票額，同時正在印制的其他各種票面的數量也要作出相應的調整，這就加大了印刷的成本，也會影響發行時間。

最后，綜合衡量下來，新舊人民幣以1比10000最合適。在《中共中央關于發行新幣的指示》中對此也有明確的說明：

“新幣與現行人民幣的比價，確定為新幣一元等于現行人民幣一萬元。理由是：（一）現在國內黃金、銀元和外匯價格與抗戰前的價格比較，各約上漲八千倍到一萬倍左右。新舊幣比價定為一比一萬，是較接近于戰前幣值的。（二）現在流通的人民幣，實際上是以一萬元券為主，相當于新幣一元券，而流通中最小的票面一般是一百元，恰合新幣最小單位1分……新幣一元比現行人民幣一萬元，是符合國內經濟情況和流通習慣的。（三）新幣與現行人民幣比價定為一比一萬的整數，可以便利群眾折算，省去許多麻煩”。

在發行前，還有一個問題要明確，那就是新舊幣的兌換原則，在外行看來，確定了新舊幣的比值就行了，其實不然。在發行第二套人民幣的時候，當時有人提出按照1947年蘇聯貨幣改革時的模式走，而1947年蘇聯的貨幣改革實行的是按不同對象、現款和存款數量以不同的兌換比率兌換，實際上，這就是一種區別對待的方式，即擁有現金和存款很多的人所兌換的新幣不能與原有財富等值，簡單地說，就是要讓富人財富縮水，而中下層人士的財富則得到保障。

這種情況實際上是由于在衛國戰爭期間發行了過多的貨幣，結果市場貨幣流通量過大，而當時蘇聯政府實行的是配給制，市場上大量的貨幣就給這種制度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因此必須采取措施回籠貨幣，縮小流通貨幣量。

但當時的情況是，很多貨幣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因此，蘇聯采取了這種“不公平”的方式，以消減貨幣擁有量過大的人手中的貨幣額，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制定標準，在兌換時制定不同的額度，在某額度下的予以等值兌換，超過額度的則采取貶值兌換，這樣就大大縮小了新貨幣的發行量。

在二戰結束后，不僅蘇聯采取了這樣的措施，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也采取了這種方式。因而，當新中國發行新幣時也有人提出照搬蘇聯方式，也就不足為奇了。但當時陳云堅決反對這樣做，他認為，中國并沒有實行與市價脫離的配給價，市場上也就沒有過多多余的貨幣，如果強硬采取這樣的措施，那結果就會造成市場流通貨幣不足，結果是通貨緊縮，物價下跌。

另外，中國的現金持有者多為職工、農民、城市人員以及小商販，如果采取貶值兌換的辦法，那必將使這些普通收入者的財富受到損失，結果是會引起他們的不滿。其實，蘇聯采取強硬的貶值兌換方式，主要目的是要打擊私人資本，也為了治理通貨膨脹，而這些在中國已經基本得到遏制了，也就沒有必要采取這樣的辦法。陳云認為，中國的貨幣改革應該符合中國的國情，維護工人、農民、城市普通收入者的利益，實行等價兌換、無差別兌換。中央再次接受了陳云的建議。

此后，在經過一年多的籌備和研究后，中央于1954年12月20日發出《中共中央關于發行新幣的指示》，指示說：“由于解放前通貨膨脹的結果，遺留下來的貨幣，票面額甚大，而單位價值很低。現行的人民幣，名義上雖以元為單位，實際上一元的價值，在計算上已失去作用，對國際觀感上，對國內人民心理上均影響均不好。

為進一步健全和鞏固我國的貨幣制度，整理貨幣流通，縮小票面額，便利計算和使用”，正式批準發行第二套人民幣，只是考慮到1月正值春節，也是城鄉物資集中交流的季節，因此推遲到3月1日發行。

1955年2月21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頒發《關于發行新的人民幣和收回現行的人民幣的命令》，責成中國人民銀行從1955年3月1日起發行新的人民幣，收回當時流通的人民幣（舊幣）。

6、為何能夠平穩發行？

另外，全國各地還要廣泛設置新舊幣兌換站以及流動兌換小組，各個大型國營企業、農村地區的供銷社、合作社等也都承擔兌換任務，當時，全國共計設立了7.3萬個各類兌換處，保證了新舊幣的兌換。由于宣傳到位、兌換點充分，因而第二套人民幣的發行相當順利，僅在新幣發行的最初10天里就收回了舊幣的80%，到6月10日時全國已經回收了341233億元（舊幣單位），占市場舊幣流通總量347996億元的98.06%，相當于新幣34.8億元，而新幣的準備量是58.395億元，完全能保證市場的需要。

新中國新幣的順利發行產生了良好的效果，不但為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貨幣金融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且在國際上也贏得了聲譽。

當時，外界普遍猜測中國的新幣發行會實行類似于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貨幣改革政策，在新舊幣兌換中實行差別兌換，但當發行前的宣傳中明確說明了各階級一律無差別兌換后，國內許多群眾都感到了安心，因而新幣發行沒有受到什么阻力。

當然，盡管宣傳的已經很到位，但新中國畢竟剛剛解放不久，解放前長期積累的通貨膨脹已經讓人民群眾普遍對紙幣產生了不信任，這在短時間內是很難消除的，結果，當群眾得知要發行新幣后，很多人擔心物價上漲，以及擔心兌換時會強行儲蓄、購買公債、抵扣貸款等，因此也出現了搶購重要物資、黃金等現象，另外，呢絨、毛料、布匹、針織品、糧食等也都出現搶購潮，尤其是黃金的交易在各大城市中都出現了大幅增加。

但當新幣發行后未出現物價波動的情況，結果這種擔憂引起的搶購潮也就迅速降溫，在北京、天津、廣州、重慶、西安、上海六大城市的黃金交易，1954年12月平均每天買入943兩，賣出109兩，而從1955年2月21日到三月十八日平均每天買入729兩（減少22.7%），賣出344兩（增加216.7%），到了3月上旬全國物資搶購也基本平息，到1955年6月10日，新舊幣兌換工作基本結束，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就完成了新舊幣的兌換。

另外，在1957年11月19日，國務院還發布了《關于發行金屬分幣的命令》，決定從1957年12月1日起發行1分、2分、5分三種硬幣，這是人民幣硬幣發行的開端，由此建立了完整的主輔幣制度。

自1955年3月1日起至1962年4月20日止，第二套人民幣共印制發行了11種面額，分別是紙幣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10元，硬幣1分、2分、5分；后來對1元券和5元券的圖案、花紋又進行了調整和更換顏色，這樣第1套人民幣的版別由開始公布的11種增加到16種，面額結構較為合理。這套人民幣因版面上印有“一九五三年”字樣，故稱“五三”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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