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對于許多人來說，是十分熟悉的名稱。無論是在影視劇中，還是在閱讀中，都可輕易見到。盡管如此，卻很少有人能說出大理寺的歷史及職能，認識僅停留于表面。下面，筆者就帶領大家，了解一下歷史中的“大理寺”。

大理寺相當于現在什么機構

大理寺，古時的官署名，它的作用類似于如今的最高法院，負責重大案件的審理。以職能性質來說，它早在秦漢時期便已出現，不過當時叫做“廷尉”。北齊時期，該機構稱名為“大理寺”，并沿用至今。那么，大理寺為什么叫“寺”？

大理寺為什么被稱為寺

“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凡府廷所在皆謂之寺。“寺”本來就有古代官署名。隋以后沿用，大理之意：“古謂掌刑曰士，又曰理。漢景帝加‘大’字，取天官貴人之牢曰大理之義。”唐時，大理寺所斷之案，須報刑部審批。明代時，把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并稱為“三法司”；清代時，大理寺改名為大理院，并沿襲至民國時期。

回顧近代史，大理寺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為當時最高的審判機構。

明太祖朱元璋十分看重大理寺的作用，并且，于洪武十四年，任命李仕魯為首任大理寺卿，官居正五品，少卿為從五品。擔任左右寺丞的官員，則為正六品。洪武二十二年，明朝又對大理寺任職官員進行升階，大理寺卿由原本的正五品升至正三品，少卿升至正四品，左右寺丞則為正五品。此舉背后，恰好說明朱元璋對于大理寺作用的肯定。

他曾如此說道：“大理寺卿，就如同古時的廷尉。唯有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才能口耳相傳，流芳百世。今時，朕命你們擔任大理寺職，應該推情定法，務必明允，使刑必當罪，才能不辜負朕的期望。”顯然，朱元璋看重大理寺的原因，就是因為其屬于國家最后一道審判關口，萬不可出現冤假錯案。

對于大理寺來說，公平公正審理辦案，這是本職之舉。“凡獄訟之事，隨官司決劾，本寺不復聽訊，但掌斷天下奏獄，送審刑院詳汔，同署以上于朝。”不過，“推情定法”與“刑必當罪”并不是那么簡單做到的。除此之外，“獄以無冤”對于審判官員來說，亦是極大的挑戰。由此，朱元璋的選人十分重要，若非能力突出者，是無法勝任這項工作的。

《夢余錄》記載稱：吏部尚書蹇義曾擔憂大理寺任職人選。他在向宣宗的上書中稱：“凡是擔任大理寺職務的人，必然需要能力卓著者，挑選官員時，首先，從堂上官精加考。平庸頑劣之輩不可錄用，貪婪苛刻者應當按罪論處，其中，若有徇私枉法之人，應鼓勵相互糾錯舉報，以正法紀。”盡管該上書內容，可有效解決大理寺當時的問題，但是，最終并未落實施行。

尤其是在明代中期，大理寺的控制權落入平庸之輩手中，導致冤案錯案頻出，刑獄不清。這種即屬于選人不當，庸官當道，更為嚴重的是，這類庸官往往對于法律一竅不通，判案審罪全憑主觀猜想。許多無辜百姓時常被屈打成招，囚入獄中。其外，論罪不當、重囚稱冤者更是數不勝數。當然，并非所有大理寺卿是非不分，期間還是有不少執法嚴明、公正為民的好官。

如：在仁宗時期，當時的大理寺卿為虞謙，呂升為少卿。兩人在任職時，認真聽取各方意見，凡是法司及四方提交的案件，虞謙都會多次復審，以防出現錯案冤案。明代還有一位明辨是非的大理寺卿，名為馬森。在任期間，他曾多次碰到存疑案件，選擇不予定罪。由于，他的這種執法必嚴，在百姓心中有著極高的口碑，與刑部尚書鄭曉、都御史周廷稱為“三平”。

綜合來看，大理寺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完成太祖朱元璋的囑托，最主要還是在于領導者。其外，部分外部因素也會影響到大理寺的判罰。如：在萬歷時期，大理寺就曾受到朝中權臣的干預。當時，王用汲是大理寺少卿，在任期間，恰好遇到胡槚、龍宗武殺吳仕期案，法司選擇把二人流放，然而，王用汲對于此判罰，存有異議。

他覺得：“仕期之死，槚非主使者乎？宗武非聽上司主使者乎？”犯了這樣的罪行，卻僅是流放之罪，這是不尊重法律的表現。而且，按照大明法律，二人依罪當斬，妻子為奴，財產充公。神宗覺得王用汲說的很有道理，正欲采納，卻受到閣臣申時行的打斷。申時行覺得仕期自斃、宜減等，最終，還是按照流放之罪處置。

可見，當時的剛正官員是無法做到公平公正的。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三法司”之一的大理寺，在明代中期后，逐漸失勢，執法權利則逐漸被另外兩司瓜分，平日職能僅剩核閱案卷罷了。清光緒二十四年，大理寺一度并入刑部，旋復舊。清光緒三十二年，改為大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