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lǐng)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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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的風雨兼程，歷盡艱辛，洗盡鉛塵。中國共產(chǎn)黨，這個最初才50多人的羸弱政黨，正勃發(fā)于中華崩亂之時。
上世紀20年代的中華大地，山河破碎、列強橫行、民不聊生。有這樣一批人，選擇了一條為中華民族崛起的荊棘之路，他們匯聚上海，問道南湖，在一葉扁舟之上，燃起了中國革命的點點星光，從此，國際歌從這里輕輕地唱響，豪情從這里開始崢嶸。
今天，在101年的建黨之日即將到來之際，我不禁又一次想起了南湖邊上訴說著歷史變遷、見證著大地嬗變的那一葉扁舟；想起了當年扁舟上那群意氣風發(fā)、心懷天下的青年們是怎樣的熱血激昂、心頭逐浪。
突然，一個念頭、疑惑從心中涌起，當年那葉偏舟上，一大的那13位代表都從上海轉(zhuǎn)移到了嘉興南湖嗎？他們都在南湖游船上參加完了一大的余下會議嗎？那個帶著新婚妻子來開會的廣東陳公博來了嗎？共產(chǎn)國際的兩位代表馬林等也來了嗎？
真是，“一疑萬念生”，這些設(shè)疑讓我不斷地拷問這一歷史關(guān)頭時的風風雨雨。干脆，就讓我?guī)磉@些疑問，將時光定格在1921年7月那一場風雨煙波中吧。
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開始砸響沉睡的大地，古老的中國，猶如鳳凰涅槃般的重生，人心開始覺醒，新思想也開始在肆意萌發(fā)，有識之士開始帶著一種歷史自覺般的責任，探索救國救民之路。
于是，各種思潮與主義在這里交匯、揚抑，如行會社會主義、實用主義、互助論、三民主義、無政府主義、地方自治論等等。
這其中，就有這樣一批人，在開始關(guān)注、研究及傳播馬克思主義。如李大釗、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等人。正是因為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弘揚與傳播，才使得馬克思主義在華夏大地上開始落地生根，在各地誕生了最早的共產(chǎn)主義小組，并最終催生了李大釗、陳獨秀他們南北兩地“相約建黨”的思想主張。
于是，在那舉世皆濁的歷史暗河里，那一束亮光終于來了。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來了11位不同尋常的客人。他們就是接到“千里傳鴻書”后，紛至沓來的中共一大代表們。其中有來自湖南的毛澤東、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陳潭秋；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山東王盡美、鄧恩銘；廣東的陳公博、包惠僧；留日的周佛海。如果再加上在此迎接的東道主上海的李漢俊、李達，即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創(chuàng)黨會議的代表為13人。
只是可惜的是，陳獨秀、李大釗兩位首倡創(chuàng)黨的領(lǐng)袖卻因各自的原因未能前往。當時身在廣州的陳獨秀正在為修建校舍爭取一筆款子。他對好友包惠僧說，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于是，他安排包惠僧與會辦報紙的陳公博，作為廣州共產(chǎn)主義小組的代表一起出席一大。
碰巧的是，人在北京的李大釗也分身乏術(shù)。當時，他正主持北京八所高校“索薪委員會”的工作，整天忙著開會，也不能出席一大。
雖然兩位領(lǐng)袖沒有參加，但共產(chǎn)國際派來的代表非同小可，他們是38歲的荷蘭人馬林，23歲的共產(chǎn)國際遠東局書記處派來的代表，專門負責指導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俄國人尼克爾斯基。
與前任共產(chǎn)國際代表維經(jīng)斯基相比，馬林的來頭可大了，他是由列寧親自推薦作為共產(chǎn)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的。
列寧在推薦書上這樣寫道：“斯內(nèi)夫利特（即馬林）作為共產(chǎn)國際代表去中國，他的任務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產(chǎn)國際的辦事機構(gòu)。同時，責成他與中國、日本、朝鮮、東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賓建立聯(lián)系，并報告他們的社會政治情況。”
于是，受此大任的馬林，1921年4月從莫斯科動身來華，但直到6月3號才抵達上海。據(jù)作家葉永烈考證，馬林從莫斯科出發(fā)后，先去意大利處理了一些雜事，然后又繞道斯里蘭卡、新加坡、香港，最后才到上海。
正是因為他的行程安排，才使得中國共產(chǎn)黨的建黨時間定格在了7月，這個炎熱的夏天。也正是因為建黨的成員有馬林這位在西方世界掛了號的共產(chǎn)國際代表，才使得建黨會議沒有召開幾天便遭到了租界警方的監(jiān)視。
會議地點一開始的規(guī)劃本來是這樣的，一切以安全計，“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即在不同的地點開會，但奇怪的是會議開始以后，卻沒有按事前的規(guī)劃，也許是苦于合適場地難尋，結(jié)果直到7月30號前的幾天會議都在李漢俊的家，即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一幢二層小樓里進行。
“一大”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起草黨的綱領(lǐng)和工作計劃。
在這兩項進行討論時，會議代表還是產(chǎn)生了激烈的爭論的。如李漢俊和劉仁靜兩人意見就截然不同。李漢俊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目前的主要任務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支持孫中山革命，加入議會參與競選。
而劉仁靜則認為，歐洲的議會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中國共產(chǎn)黨也不應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中國共產(chǎn)黨應該武裝暴動，奪取政權(quán)，建立無產(chǎn)階級專政，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
很顯然，他倆的分歧一個向左，一個向右，一個只認為共產(chǎn)黨只能是搞研究，作宣傳；一個卻認為要武裝暴動，像蘇俄一樣建立無產(chǎn)階級專政。
當然在前幾天的會議上，還有一個問題引起了廣泛的爭議，那就是共產(chǎn)黨員可不可以在現(xiàn)政府中做官。有人說可以，如陳公博；有人說不可，他們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是無產(chǎn)階級政黨，黨員怎么在資產(chǎn)階級政府里當官呢？雙方爭執(zhí)不下，最后大家商定的結(jié)論是：共產(chǎn)黨員不能在資產(chǎn)階級政府里做部長、省長以上一類的大官。
有意思的是，時年28歲的毛澤東，他的年歲剛好是13位代表的平均年齡。他本來是滿腔熱情來到上海，但等到他報到，卻發(fā)現(xiàn)自己敬仰的導師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沒有到會后，一時間心情十分郁悶。
會議爭論歸爭論，總的來說在7月30日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會議一共召開了6次，代表們就“一大”會議內(nèi)容進行了多次討論，如修改與討論了黨的綱領(lǐng)、工作任務等。就在會議即將收官之時，一場意外突如其來的。
7月30日晚上8點多，第6次會議正在召開之際，一個穿著灰布長衫的陌生人，即法租界的警探程子卿突然闖入望志路106號。他鬼頭鬼腦地往房間里四下張望，然后便找借口匆匆離開了。
見此情景，經(jīng)驗老到的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當即斷定，此人來者不善，肯定是警局的密探。于是在他的要求下，會議立即中止，大家迅速撤離。
果然不出馬林所料，代表們撤離后不久，法租界巡捕房的警探們就突襲了李漢俊家。警探在李漢俊家翻箱倒柜地搜查起來，所幸，在李漢俊機智的應對之下，總算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可疑的線索，警探們只得一無所獲后便離開了李漢俊家。
很顯然，會議已經(jīng)不能在李漢俊家中繼續(xù)召開了。那接下來的收官會議應該在哪里召開呢？大家一時議論紛紛。最后大家一致認為應該離開上海。但離開上海去哪里開呢？有人說去杭州西湖，但馬上有人反對，認為那里人多不太合適。
最后，李達的妻子王會悟，見大家一籌莫展，便說了一聲，要不干脆去她的家鄉(xiāng)浙江嘉興南湖。嘉興距離上海只有杭州一半路程，而南湖離火車站又很近，湖上有游船可租用。到時租一條船在湖上開會，既安全又方便。
王會悟的話音一落，大家頓時一掃愁眉，一致同意前往嘉興南湖繼續(xù)開會。
于是，一番準備后，在8月3日的清晨7點35分，代表們坐上了一列從上海北站開往嘉興的火車，開始“轉(zhuǎn)戰(zhàn)”南湖。
好了，在前文我作了一個長長的鋪墊后，我們現(xiàn)在回到文章的主題，即這次我要深入探討的關(guān)鍵點，即在接下來的嘉興南湖游船上，13位中共代表，加上2位共產(chǎn)國際代表，都參加了南湖游船上的會議嗎？他們中到底有誰沒有參加南湖會議呢？如果細究清楚了這個問題，不妨還可以解開很長時間以來，一些黨史專家及黨史愛好者心中的疙瘩，即他們一直在執(zhí)著追問中共一大代表到底是13人還是12人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就逐一分析他們15人中是否都參加了南湖會議。
首先說說兩位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
由于法租界警察主要來查的就是馬林，自然馬林在這節(jié)骨眼上，不能再參加接下來的會議。這里有一份資料，以佐證西方國家對馬林行蹤的追查。1920年12月10日，英國駐華公使艾斯敦致函荷蘭駐華公使歐登科，就馬林此行的使命與如何阻止作了通報：
“茲接我政府電，謂某名為H·斯內(nèi)夫利特者約（即馬林，作者注）為荷蘭人，確已負有荷屬東印度（注：即印度尼西亞）進行直接的布爾什維克宣傳的使命赴遠東。電報命令我設(shè)法在他向英國駐華公使申請護照的簽證時，阻止他得到簽證。”第二天，歐氏回電：“幾個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電報，內(nèi)稱斯內(nèi)夫利特接受莫斯科第三國際派遣去東方完成宣傳使命，電報指示我提請中國政府注意。我已照辦并補充說，如果當局認為拒絕斯內(nèi)夫利特在中國登陸是可行的，我將不會反對他們這樣做。”
雖然馬林沒有參加接下來的會議，但一大會議的內(nèi)容主要是他主持參與制定的，到這時會議內(nèi)容經(jīng)過幾次會議，已經(jīng)確定得差不多，所以這時他不參加會議，已是問題不大。
可見，馬林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立是做出過貢獻的，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這次一大會議代表們的路費，也都是由馬林從共產(chǎn)國際帶來的，每位代表100元路費。
那13位代表都參加了接下來的會議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有人沒有參加。
由于前一天法國警探突襲了李漢俊的家，為了防范起見，擔心警探再來他家，如果此時他又不在，這樣反而會增添警探的疑問，于是大家決定李漢俊留在上海，以應對警探，故而他沒有參加南湖上的會議。
陳公博這時的思想已經(jīng)變得十分動搖。他本是一個世家子弟，他的父親陳致美曾擔任過廣西提督。參加一大之時，他正在南方政府中擔任“宣傳員養(yǎng)成所”所長。所以在一大討論中，他支持共產(chǎn)黨人可以在政府中做官。他對中國革命的認識非常膚淺，對自己要信仰什么主義也沒有定型。“一大”上代表之間的正常討論，被他當作庸俗的互相傾軋，當時他就“起了伺機而退的心事”。
加之法租界的警探襲擾，也讓他心不在焉。再又碰巧的是，他從李漢俊家回到大東旅社（他沒有住在李達他們安排好的博文女校）后，正好趕上隔壁發(fā)生謀殺案。于是在兩次驚嚇后，陳公博連招呼都沒打，就帶著新婚妻子到杭州去了，根本沒參加南湖開會。
到這里，我們知道了兩位國際代表，李漢俊，陳公博，四人沒有參加南湖會議，那是不是其他人都參加了南湖游船上的會議嗎？講清這個問題，我們先談一談最有爭議的何叔衡。
在我們的印象中，一大代表中董必武的年齡似乎最大，其實不然，他參加一大時才35歲，一大代表中年齡最大的則是何叔衡，他時年已經(jīng)45歲，是一位清末秀才，思想進步，與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志同道合，開展革命活動。1920年冬，何叔衡與毛澤東共同發(fā)起成立了湖南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
正因為他的思想與行為，他被選上了一大代表。然而，今天，卻有人不斷地給他制造錯案，說他沒有參加一大，為了給大家講清何叔衡，我們一起看看制造錯案的依據(jù)。
一是根據(jù)1929年身在莫斯科學習的何叔衡寫給董必武的信，他在詢問“一大”開會的情況，董必武向他描述了南湖紅船上的情景，據(jù)此推測他當時似乎不在紅船上。
二是根據(jù)“一大”代表張國燾撰寫的《我的回憶》一書的回憶：“湖南代表是毛澤東與何叔衡……在大會召開之前，幾位主要代表還會商過代表的資格問題；結(jié)果認為何叔衡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無工作表現(xiàn)，不應出席大會……”
三是根據(jù)“一大”代表劉仁靜在1979年接受采訪時的回憶：“湖南兩個人，即毛澤東、何叔衡。何叔衡有沒有參加完會議，我記不清了。我那時年紀小，有的事我不知道。”
于是，一些黨史專家及黨史愛好者就據(jù)此三點推斷何叔衡并沒有參加一大。其實這是片面，不嚴謹?shù)摹?/p>
張國燾所說的“代表的資格問題”，根本是瞎說，原因一是當時全國本來就沒有多少共產(chǎn)黨員，一共才50多人，二是原本就沒有代表資格審查制度，只有各地選派兩位代表，這只是張國燾的偏見。
置于劉仁靜所說的不知道，記不清，那也是真實，一是他年齡最小只有19歲，二來時間跨度半個世紀，記憶里的歷史他不知道的，當然不好亂說，但最起碼他說了一個事實，何叔衡是一大代表，只是記不清他有沒有參加。
而恰恰是董必武自己在1929年寫給董必武的信，詢問南湖會議的具體情況，應證了何叔衡百分之百參加了一大會議。他為什么要詢問南湖會議的具體情況呢，因為他的確沒有參加南湖游船上的會議。
一個參加了一大上海的會議，沒有參加接下來南湖的會議，這才是何叔衡這個親歷者的遺憾，所以他在當時革命稍有起色，在莫斯科學習之際，向同為一大親歷者的董必武寫信打聽南湖會議的具體情況，以填補內(nèi)心的遺憾。這難道不是人之常情嗎？
可是，今天，有的人卻因此而一葉障目，粗暴、膚淺地斷定何叔衡不是一大代表，這就是有的人不對了。何叔衡只是跟李漢俊一樣，沒有參加一大后期的南湖游船上的會議而已。在這里，我摘錄一段謝覺哉《毛澤東乘輪船赴上海出席一大》的回憶文章，就清楚寫明了何叔衡到上海開會的情形：
“1920年，何叔衡在長沙任通俗教育館館長，1921年6月，因為參加革命的緣故，何叔衡的館長職務被罷免，“在移交館務時，一個夜晚，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行動‘突然’。后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偉大的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的大會。”
所以，先輩的歷史功勛我們后人不能隨意抹殺。就像毛澤東所言，何叔衡像一條牛，總是默默耕耘，他在黨史上留下的痕跡不多。但他的革命事跡，卻是驚天地泣鬼神的。
1935年，主力紅軍長征后，年近六旬的何叔衡被留在贛南。為了躲避國民黨軍隊的步步緊逼，中央局書記項英派便衣隊送何叔衡和瞿秋白等去閩西。不幸的是，他們在福建長汀暴露了蹤跡，何叔衡遭遇不測，英勇就義。
好了，說清楚了何叔衡，那一大代表的任何疑問就都講清了。
現(xiàn)在，我們就可以確定一大后期在嘉興南湖游船上參加會議的代表了。他們就是從會議開始到會議結(jié)束，一直都參加的十人：張國燾、李達、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周佛海、包惠僧。
到南湖后，李達的妻子王會悟，便已經(jīng)雇好一只中號游船。船里擺著一張八仙桌，一桌酒菜，十幾個人坐下一點不擠。
11點時分，十位代表紛紛上了船。王會悟一個人坐在船頭，謹惕地看著四周。
正是在那一天，8月3號。在這艘南湖普通的游船上，中國共產(chǎn)黨宣告莊嚴地誕生了。代表們一致通過了前期會議的討論稿，即《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個綱領(lǐng)》和《關(guān)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大會還一致選舉陳獨秀為黨的中央局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毛澤東由于書法好，成為一大的書記員，可惜今天我們看不到一大會議的會議紀要原件了。
下午6點會議結(jié)束之際，十位代表還一起輕聲呼起了口號：“共產(chǎn)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chǎn)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
就這樣，誰也不曾料到的一個改變中國命運的大事件，在南湖這條小小的游船中發(fā)生了。這似乎又恰好響應了青年毛澤東的那首萬丈豪情的《沁園春·長沙》：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攜來百侶曾游，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這多么應景啊。在南湖的中游，10位青年人亮出來了歷史的新聲：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了。
金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