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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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是各種獎項上的明珠，自獎項設置以來，能拿此殊榮者寥寥，無不是各行業難能一遇的天才級人物。諾貝爾獎是國家科研能力的指標，背后是科技、文化、經濟等的綜合實力的比拼。
如今，我國獲得過諾貝爾獎的一共有三人，他們是楊振寧、莫言和屠呦呦。這三個人代表著中國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是值得我們整個民族驕傲的。但是，我國的獲獎人數，相對于整個人口體量來說，還是明顯偏低。
我們不禁有這樣的疑問：我們能獲得諾貝爾獎，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在今后的科技文化競爭中，以我們的體制機制，能否再度培養出新的獲獎者？
楊振寧是三人當中第一個榮膺此項殊榮的。他祖籍安徽合肥，擁有了無比多的職位和頭銜，他在物理學上最大的成就，是他的楊-米爾斯方程。
這個對大多數人來說非常的遙遠，但是在物理學界卻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是可以“提升整個物理學的高度”的理論。
因此，有人將其形容為是20世紀中繼愛因斯坦和費米之后，第三位具有全面的知識和才能的“物理學全才”。
在所有的華人中，楊振寧也是知名度最高的當代科學家之一，有“華人之光”的美譽。2015年，楊振寧宣布放棄美國國籍，加入中國籍，實現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同時，他也順利成為中科院院士，大大提升我國物理學的研究水平。
莫言則是另一個賽道上的成功者。他原名管謨業，生于山東高密縣，憑借著《紅高粱》、《檀香刑》 、《豐乳肥臀》、《蛙》等作品，將“懷鄉”與“怨鄉”的復雜情感發揮到極致，是“尋根文學”的集大成者。
2012年10月11日，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稱莫言“用魔幻般的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現代融為一體”。
近年來被人們提起最多的，無疑是屠呦呦了。
1930年出身的她，畢業于北京大學醫學院，她多年從事中西藥結合的研究，在2011年帶領課題組人員，發明和研制了新型抗瘧病青蒿素和還原青蒿素，是對抗瘧疾的科研中，一項重大的進展。
青蒿素是有效降低瘧疾患者的死亡率的藥品，尤其在在欠發達地區，挽救了無數瘧疾患者。2015年10月，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因為該項成就，屠呦呦榮獲諾貝爾生理學獎和醫學獎。
對于同胞的獲獎，國人的內心自然是無比激動的。但是激動之余，我們應該看到與其他國家的差距。在諾貝爾獎的“積分榜”上，美國以388個獲獎人次雄踞世界第一。
英國、德國緊隨其后，獲獎人次也在100以上。即使我們的鄰國日本，也有27次獲獎記錄。甚至就連我們看不起的印度，也排在我們前面。
如今，我國的GDP已經雄踞世界第二，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國，對高精人才的需求，也史無前例的大。
一方面，我們的經濟科技實力與日俱增，取的科研成果也越來越多，根據一份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發布的《科學和工程指標報告》顯示，早在2016年，我國的論文數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在頂尖領域缺乏統治力，長期以來對“諾貝爾級別”人才的缺失，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也是不可回避的話題。
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利用半導體芯片上的優勢，對我國的中興、華為等企業進行制裁，給我們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雖然我們擁有了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但由于頂級芯片架構師的嚴重缺乏，讓我們始終無法量產5nm以下的芯片。
我們雖然擁有了世界上最齊全的工業體系，但是很多產業的“頭部”，依然非常依賴進口。人才不足的短板已經日益彰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們今天“大而不強”的局面？
我們在找工作時，常常有這樣的體會：招聘條件上，用人單位會卡一些莫名其妙的指標，比如985、211，或者英語四六級，招聘女性員工要求已婚已育，甚至還有身高長相上的要求。
如果這些指標和工作相關也就罷了，但大部分卻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塊。我所了解的不少中資中企，完完全全做的國內市場和業務，卻要求求職者具備英語考級證書。
其實這也不是用人單位之過，我們的社會，又何嘗不在追求著“標準化”。面對學生，用分數來劃分三六九等；面對運動員，用身高、體重來衡量好差；面對求職者，又依靠學歷證書來區別對待。
這樣的評價體系，有利于打造符合社會要求的“標準件”，而對于不符合標準的人，則非常不友好。即使你有著超常的才能，也會被這種體系判定為“殘次品”。
中國當今身價最高的足球運動員武磊，有著“武球王”的外號，年少時竟然由于身體素質不達標，被江蘇足協排除在球隊之外。幸虧徐根寶幫其求情，才得以繼續留隊。
武磊
曾經有個笑話說，梅西、馬拉多納等天才級運動員，倘若出身在中國，別說進國家隊了，以他們的身高，能被業余隊相中，都要謝天謝地了。
這其實不是笑話，而是真切的事實。不僅是足球，其他各種體育項目，推廣到各個行業，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不少功成名就的科學巨擘、文學名士，在學生年代都是“偏科”的，但如果就以此判定他們是失敗的，給他們打上“差生”的標簽，這就無異于“辣手摧花”、“埋汰人才”。
具有某種專長的人，“偏科”幾乎是必然狀態。試想一個具有物理天賦的人，很有可能因為語文、英語的不合格，而喪失繼續求學深造的機會，最后連工作就找不到。
中國的“愛因斯坦”們，也許迫于生計，正在送著快遞、搬著磚頭，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國家的悲劇。
社會制定了如此的標準，學校也因此改變自己的價值觀，進行了屈從和迎合，造成了惡性循環。
學校教授苦于各種職稱評定的硬性標準，絞盡腦汁寫著論文、做著課題。學生也疲于應付各種考試，為了獲得證書，消耗大量時間去學習自己不感興趣、也沒有實際用處的東西。
一番“無用功”完成后，歲月已然蹉跎，喪失了大把精力，浪費了最好的青春年少。
在高校里，“就業率”越來越被重視，學術和科研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專業選擇方面，“易就業”、“來錢快”成了唯一的標準，金融、律師等行業成了“香餑餑”，而需要“坐冷板凳”的專業，則相對少有人問津，充分暴露了整個社會的浮躁心態。
就業
為了應付方方面面的“標準”，大家也變得不擇手段了起來。小到考試作弊、大到學術造假，都成為我們達到成目標的“工具”。
無奈的社會現實，讓很多人放棄了詩和遠方，不得不低下尊貴的頭顱。一二線城市數百上千萬的房價，可能是一個人大半輩子收入之和。
為了有個庇身之所，我們貸了很多款，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提前消費了我們的未來。僅僅為了“生存”，我們就要拼盡自己的全力，更何況體面的生活、大膽的創造呢？
曾經一些學術上頗有造詣、生活上富于激情的年輕人，工作以后無不被生活磨去了棱角，被各種壓力勞役著身心，最后也只能選擇為“五斗米折腰”。
從鴉片戰爭開始，我們對于中華文明的自信，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下喪失殆盡，于是走上了一條長達兩百年的“學習之路”。我們寄希望于通過“拿來主義”，來醫治國家的病癥，同時迅速走上民族自強之路。
西方的英美、崛起的日本，以及后來居上的蘇聯，都成為了我們學習的對象。
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似乎缺少了一些耐心。無論洋務運動，還是后來的維新變法，以至于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我們都有這樣一種目的，那就是快速走上強國之路。
在當時的形勢下，實現民族自強的確是當務之急，但是用力過猛，卻會帶來很多的“后遺癥”。
不能結合中國數千年的文化根基，忽視了傳統文化的價值，簡單提出的空有其表改革措施，注定只是空中樓閣，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說多少年趕上英國、多少年趕上美國，結果都沒有成功，反而助長了社會的浮躁之風。改革開放后，在金錢利益的沖擊之下，人們在紙醉金迷之下更加迷失了自我。
“拜金主義”成為了時代的標簽，我們大膽地表達著，對于金錢的渴望與崇。寧肯坐在寶馬里哭，不肯坐在自行車后面笑，已經成為了主流的價值觀。一切都與金錢掛鉤，整個社會和國家，也逐漸變得短視。
無怪乎有專家學者發出警告，當一個國家的精英人才，全部都去到金融行業，那么這個國家的未來必然是令人擔憂的。
曾經有專家說，我們現在學術的能力，一直在走下坡路，民國時期培養出的大師，現在的教授學者仍不能望其項背。在很大的程度上，這歸功于民國政府在教育上的成功。
當時的政府注重對于教育的投入從不吝惜，教育部頒布的《教育憲法》，明確規定了教育、科學、文化的經費，不得少于中央預算總額的15%。
省一級政府不得少于25%，市縣一級這個數據是35%。而我國現在教育上的投入，只是勉強超過GDP的4%，比之當時仍有不小的差距。
民國時期教授的待遇也是相當高，根據《大學教員資格條例》的有關規定。教授的月薪達到400-600大洋，副教授是260-400大洋。
這在當時是非常高的數字，同一時期，上海的產業工人月薪只有15元，即使縣長這樣的父母官，一月工資也只有20塊，甚至比不上當時的小學教員。
在教學思路上，倡導教育獨立，不受社會、政治的干擾。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就提出，大學辦學的宗旨就是“研究高級的學問”，而非囿于世俗的功利。
在培養人才思路上，南開中學的校長張伯苓認為，實踐知識的價值，也遠遠高于書本。在這樣的環境下，培養出一系列大師級的人才，奠定了很多學術體系的基礎。
華裔諾貝爾獲得者中，楊振寧、李政道、李遠哲、崔琦四位，就是在民國的學術體系之中成長起來的。
張伯苓
整個社會的短視與浮躁造就了我們的性格，教育體制向世俗的妥協打造了我們的風骨，現實的壓力又讓我們逐漸迷失了自我。我們也許能夠培養出最具有應試技巧的“打工人”，卻打造不出能夠獨當一面的“一代宗師”。
中國古人就曾有言，“守得云開見月明”，所謂“守”，是一種堅持，摒棄了世俗浮華的利誘，甘愿寂寞枯坐于冷板凳，靜心沉醉于自己的世界，也許經歷了無人問津的“十年寒窗”，但終歸會有一朝“功成名就天下知”。
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容不得我們去犯任何的錯誤。如果全社會痛定思痛，進行深刻的反省與自新，摒棄浮躁和功利的心態，將目光放得長遠，形成“勵學敦行”的良好社會風尚，那么必然會有更好的結果。
國際競爭
根據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成果，黃種人的智商，是各大人種里面最優秀的。我們坐擁了最好的天賦，只要加以合適的引導，必然會將更多的諾貝爾獎收入囊中。
屠呦呦不應成為國家的絕唱，而是一個更具希望的起點，告訴世人我們有能力做得更好。
丁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