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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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今日女報/鳳網記者陳煒張秋盈李詩韻3月10日，49名新冠肺炎患者集體出院——由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接管的湖北省武漢市武昌洪山體育館方艙醫院宣布休艙，意味著該市14家方艙醫院全部“關門大吉”。聽到這樣的好消息，34歲的聶斌既興奮又擔憂。作為
文：今日女報/鳳網記者 陳煒 張秋盈 李詩韻
3月10日，49名新冠肺炎患者集體出院——由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接管的湖北省武漢市武昌洪山體育館方艙醫院宣布休艙，意味著該市14家方艙醫院全部“關門大吉”。
聽到這樣的好消息，34歲的聶斌既興奮又擔憂。作為湖南馳援武漢的國家心理醫療隊成員、湖南省腦科醫院心理咨詢師，他深知，“醫護人員的又一場硬仗即將到來”。
今年春節，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在抗“疫”的同時，國家衛健委多次提及疫情防控中心理干預的重要性，并與民政部等部門聯合發文，要求加強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心理援助和社會服務工作。
2月21日，聶斌與同院的15名醫護人員(其中7名心理咨詢師)以及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邵陽市腦科醫院、懷化市第四人民醫院的50名專家組成湖南首支國家心理醫療隊，奔赴武漢、助力“心”生。
戰“疫”一線，
專業的心理醫生是如何開展救助工作的？
他們看到和經歷了什么？
絕望老人的救命稻草
2月29日，窗外陽光明媚。伴隨著一陣響亮的鈴聲，正在午休的徐佳佳趕緊接通了一直緊握在手中的對講機——那頭，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真的熬不下去了！讓我先死，她再死！”
徐佳佳趕緊向隊長申請，再一次走進了隔離病房。
徐佳佳是湖南省腦科醫院心身醫學科的心理咨詢師，也是湖南首批馳援武漢的心理救援專業隊成員。
對講機那頭的患者是一名叫楊華的老人，也是徐佳佳駐點的武漢市某定點救治醫院的心理干預對象。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67歲的楊華被確診隔離，沒多久，36歲的小女兒就住進了隔壁病房——老人的女兒是重度智力障礙患者，生活不能自理。
楊華是武漢人，老伴已去世多年。本來她還有一個能正常生活的大女兒，是她的精神寄托，可如今，大女兒也因為被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去了附近的方艙醫院接受治療。
住院的這些天，楊華忍著胸悶、呼吸不暢以及早年間落下的頭痛的毛病，悉心照顧小女兒的吃喝拉撒——她常常一只手打著點滴，另一只手還得扶著孩子上廁所。
但不論楊華怎么努力，智商如同3歲孩子的小女兒很難體會到母親的用心。身體的疼痛讓她愈發焦躁，經常在病房里大哭大鬧。
隔壁病房患者嫌棄的眼神，楊華看在眼里。
病友的不耐煩、小女兒的折磨、身體的疼痛以及不知何時出院的失落，都成了壓在楊華身上的石頭。
慢慢地，她開始整夜不能入睡，而連續失眠的后果就是每天心慌焦躁，手也不自覺地發抖。
幫“想死”的人哭出來
在重大公共衛生突發事件面前，絕大多數武漢市民表現出了擔當和大義——感染者選擇自我曝光，未感染者繼續居家隔離。
在徐佳佳眼里，此時的武漢沒有了昔日的繁華，曾經擁堵的大街小巷空無一人。可就是這樣的寂靜，讓不少人陷入了真實的困境，那些平時看來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兒，在突然停擺的城市面前，都和人命掛起了鉤。
“想死”二字，對心理咨詢師來說并不陌生，但對楊華這一生而言，卻是第一次。
“心理干預往往需要兩個人先建立信任關系，從患者的動作、表情、對環境的反應來判斷他們的情緒狀況。”徐佳佳說，一般而言，心理醫生和患者大概要面對面交流5~10次，每次一個小時左右，才可能找到那個寶貴的“連接點”，從而建立信任關系，完成治療。
但在疫情期，“面對面”并不容易。為了更好地走進老人的內心，原本不需要當面疏導的徐佳佳走進了隔離病房。
“這段時間，您真的太苦了，我們都能理解您！”一句句走心的話，讓楊華終于繃不住了，在隔離病房里大聲哭泣。
幫助“想死”的人哭出來，這是情緒宣泄的第一步。徐佳佳明白，只有給予共情和支持，對方才能真正感受到心理咨詢師的誠意。
在征得楊華的同意，并和她的主治醫生溝通后，徐佳佳給老人開了助眠藥物，并每天通過對講機關注著她。
3月6日，待徐佳佳再到病房探望時，楊華的精神和身體狀況都有了明顯好轉。
走入絕食者的封閉世界
3月10日，49名新冠肺炎患者集體“出艙”——這家最先“開艙”的洪山體育館方艙醫院宣布休艙。
與徐佳佳一樣，來自湖南省腦科醫院的心理咨詢師聶斌就駐扎在這里。如今，方艙醫院休艙，他便成了“流動”專家，前往各個定點醫院尋找需要幫助的人。
聶斌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除了仍在隔離病房的確診患者，有一個龐大的群體同樣需要心理醫療團隊的重點關注——他們，都在這次疫情中失去了親人。
56歲的朱莉就是聶斌口中“最棘手”的一名患者。
2月26日，剛剛入住方艙醫院的朱莉就受到了醫護人員的高度關注。醫生查房，她怒罵；護士送藥，她不喝——整整兩天，她一口飯都沒吃，全靠輸液扛著。
這是來醫院“求死”的嗎？朱莉的主管醫師坐不住了，把情況反饋給了聶斌，尋求心理干預。
一開始，聶斌沒有冒冒然地去溝通，只是悄悄觀察著朱莉的日常——她每天對著墻壁發呆，偶爾淚流不止，偶爾嘴里碎碎念：“都是我的錯！”更極端的時候，她會突然發瘋一般大聲吶喊：“讓我出去，我不是犯人！”
第一次電話聯系朱莉，聶斌也吃了“閉門羹”。剛表明身份，朱莉就兇巴巴地沖他嚷道：“我又沒病！”在被掛斷幾十次電話后，他在朱莉不經意的一句話中找到了走入她內心世界的門。
“她當時說，你們關著我，我家老頭子誰照顧！”聶斌趕緊順著這個話頭聊：“你家老頭子多大年紀啦？如今在哪兒呢？”
被負罪感折磨的病人
終于，朱莉愿意與聶斌講述她的經歷。
原來，已經退休的朱莉是武漢市某合唱團成員。2月22日，她的丈夫突然發熱，高燒39℃，后被確診為新冠肺炎。隨后，病情危重的丈夫被送入定點醫院搶救，而她也在幾天后被確診，住進了方艙醫院。
反復回憶后，朱莉認定是自己參加合唱排練后，把病毒帶回了家。沉重的負罪感讓她不敢聯系家人，不敢打聽丈夫和兒子的近況。
“讓患者重新認識自己很關鍵。”聶斌說，對于負罪感強烈的患者，需要進行“爬坡式”的心理疏導。一方面，要幫助她捋清事實、告知現狀；另一方面，更需要讓她主動接受治療、早日與家人團聚。
聶斌給朱莉制訂了一套心理疏導方案——利用她合唱團成員的身份，開展“音樂療法”。
得知朱莉是歌手鄧麗君的“鐵粉”，聶斌每天陪著她唱《甜蜜蜜》，“我把歌詞進行了改編，甜蜜蜜，您笑得甜蜜蜜，好像把‘新冠’拋在春風里……”
一邊唱，兩人一邊呵呵笑。慢慢地，朱莉的自責情緒得到了宣泄，病情也得到了控制。如今，她已經康復出院了。
兩三個月后，心理傷痛才會顯現出來
在武漢的另一頭，徐佳佳也曾接診過類似的“自責型患者”。
接到護士發來的“核酸檢測轉陰”的結果，60歲的黃旗大爺嚎啕大哭。護士特別奇怪：“您可以出院了，哭什么呀！”
黃旗一屁股坐在地上：“昨天我女兒，走了（去世了）！”
護士把老人的事情登記在系統里，徐佳佳接到了新任務。可當對講機接通時，老人拒絕了通話，他說：“我能自己調整過來。”
不敢強行干預，徐佳佳只能將黃旗列入“定點關注對象”，囑咐醫生和隔離酒店的醫護人員，要多關心、多觀察這名老人。
“喪親者的悲痛，往往不會及時顯現出來。”徐佳佳說，在突發事件后，這一群體往往是最需要心理干預，卻又是最能“逞強”的——他們面對嚴重的創傷性哀傷，存在抑郁以及自殺風險。
在武漢的20天，徐佳佳見過不少生離死別，大多數家屬都見不到去世家人最后一面，有的甚至連骨灰盒都暫時無法領取。
“自己在隔離期，需要對抗疾病，可能暫時顧不上悲傷。一旦回到家里，空蕩蕩的，回憶就會洶涌而至。”徐佳佳說，她和同事很擔心，在疫情結束后兩到三個月，這種創傷情緒可能會出現蔓延。
為此，徐佳佳和團隊成員一起，為每一位關注過的患者和喪親市民建立了檔案——“檔案都是手寫的，不能從醫院帶走，我們只能每天用手機拍下記錄，回酒店后謄抄保存，方便之后持續回訪，真正幫助到他們。”
被“英雄化”的女醫生，病了
采訪過程中，聶斌向今日女報/鳳網記者提到一則幾天前報道的新聞——在武漢市漢口醫院，一名醫生正在給一名病人喂水喝，可病人剛回完話就去世了。面對病人的突然離去，醫生痛哭失聲：“她說‘水太燙了，等下喝’。怎么一會兒，人就沒了？我覺得我能為他們做的很少，但是我想要為他們做更多……”
聶斌說，在開啟心理干預時，這些醫護人員就是他們的病人。
“醫護人員隨時會面對各種極端情況，如果沒有及時進行心理干預，很可能出現心理疲勞、抑郁、焦躁等情緒。”聶斌認為，一般情況下，越是診治重癥患者的醫護人員，面臨的生離死別越多，內心受到的沖擊也越大。心理學上分析，與之相對的，這類見慣生死的醫護人員“心理安全閾值”會更高，“他們更善于管理、釋放情緒，以保證不自我崩潰”。
不過，有一種特殊情況可能會擊垮這類“堅強”的醫護人員——當他們被過度“英雄化”時。
聶斌清楚地記得，某位曾抗擊過SARS（非典）病毒、參加過汶川地震醫療救援，多次被媒體爭相報道的“英雄級”女醫生，就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病了”。
“她是最早一批進入方艙醫院的醫護人員。”聶斌說，一開始，醫院的醫療物資緊缺，條件簡陋，醫生走入病區，一眼望去，緊挨著的病床上密密麻麻全是病人，往往工作還沒開始，心就被壓得喘不過氣。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她絲毫不敢懈怠。”聶斌說，跟這名女醫生聊天時，她經常說“感覺到時刻有人盯著自己”，導致她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每天都得小心翼翼。時間長了，心里的那根弦就要斷了——每天工作12小時的醫生，晚上怎么也睡不著，眼睛睜著就到了天亮，又去繼續干活。
聶斌說，這名女醫生被社會各界過度關注，并給予了很高的“榮譽”，“英雄化”的標簽反倒帶來的巨大的壓力，讓她根本不敢犯錯。
后來，聶斌根據女醫生的時間為她調整了作息——合理排班輪休，穩定工作量，不要“自我增壓”，直到她能正常入眠。
自責，成為部分醫護的“心”事
“誰都不愿意承認自己有心理問題，尤其是醫護人員。”在徐佳佳的工作名單里，也有醫護人員。
一名22歲的男護士是徐佳佳第一個面談的醫護人員。疫情爆發初期，醫院急缺床位，患者入不了院，把憤怒發泄在醫護人員身上——男護士的主任曾被患者關在門里，直面家屬的哭喊、嘶吼。
“即便是男士，那一刻，他也完全不知道該怎么辦。”徐佳佳說，還有的患者因無法得到救治轉成了重癥，臨終前“交代”醫生護士：“如果我兒子病了，請你們一定要先救治。”
于是，自責和內疚感充斥在醫護人員心中。徐佳佳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有些醫生已經出現了“替代性創傷”——目睹他人遭受苦難，產生共情，把別人的創傷當作自己的創傷。但每天繁重的工作，讓一線醫護顧不上自己的“心”事。
那天，徐佳佳和男護士聊了一個小時，他不愿意說太多疫情的事，言語多有閃避。她知道，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大家都需要慢慢建立信任，心理咨詢師也需要給他們多一些時間。
（為保護隱私，文中患者均為化名）
領隊聲音
“不要低估疫情造成的心理傷害”
在湖南馳援武漢的國家心理醫療隊隊長王小平看來，這場心理戰役才剛剛開始。
王小平是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國家精神病學科、精神醫學系和國家精神心理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曾受邀在世界精神病學大會做專題報告。
2月21日，王小平和湘雅二醫院14名精神心理科專家共赴武漢，分別負責4個方艙醫院和5個定點醫院的心理救助工作。
“我們的隊員每天要和100名醫護人員或者患者進行心理溝通。”王小平說，新冠肺炎疫情對人們造成的心理傷害與地震等突發自然災害不同，創傷急性期不重，但是傷痛會很持久。
“拐點未至，先得幫醫護療傷”
作為副領隊，湖南省腦科醫院精神衛生科主任曾憲祥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這一次到武漢，他們的任務很明確：一是為武漢的患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二是保證奔赴湖北戰“疫”的湖南醫護的心理健康。
曾憲祥說，目前，患者表現出的心理問題通常是三大類：焦慮難安、失眠厭世和沮喪反應，“幾乎每天都有人問我，病好了后什么時候會復發？感染過病毒會對身體造成怎樣的傷害？”
除了患者，心理咨詢師同樣擔心醫護人員。
廣州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近日的一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85%的一線醫護人員認為疫情期間的工作負荷是平時的1~2倍，有6%的人認為工作負荷是平時的4倍以上。近七成醫護人員睡眠質量受到影響，部分醫護人員出現強迫癥，比如看到水龍頭就去洗手。
“保持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是疫情拐點尚未來臨前我們的首要任務。”曾憲祥說。
干預對策
已開通14部24小時心理熱線
“我們的隊員在每天6~8小時的排班里，要給10~20位患者打電話或微信視頻，進行心理疏導。”聶斌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他們將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心理疾病患者群體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最易出現心理問題的易感人群，他們是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戰“疫”一線的醫護人員、疾控人員以及管理人員；
第二類是居家隔離的輕癥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觸者，以及前往醫院就診的發熱患者；
第三類是與前兩類相關的、有過接觸的人員（如鄰居、家屬、同事、朋友以及后方救援者）；
第四類是在疫區內受到防控醫療保障的普通群眾。
曾憲祥說，為了服務更多有需要的人，湖南省腦科醫院通過湖南“12320衛生熱線”面向全國公眾和一線醫務人員，開通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心理咨詢與危機干預的24小時服務熱線（熱線電話：0731-12320），并安排14部熱線電話提供咨詢服務。之后，還將根據群眾和一線醫務人員心理咨詢需求，調整熱線電話數量。
即將組建“巴林特”小組
“一些患者在疫情中失去了親人，這都是需要時間來撫平傷痛的。”王小平說，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遭遇悲情事件，加之疫情期喪失了哀悼過程，有的人能挺過來，但有一些人做不到。
王小平告訴今日女報/鳳網記者，由于武漢目前的工作重點還在疫情本身，等到拐點出現時，他將會建立團隊，由經驗豐富的心理專家幫助喪親者盡快走出傷痛。
“不久后，我們會根據每個醫院的情況開展線上或者現場的小組活動。”王小平說，如今，湘雅二醫院心理咨詢團隊正與一線醫護人員組建“巴林特”小組，這是一種團體心理治療形式，由匈牙利精神分析師邁克爾·巴林特創建，目的在于讓醫生更好地處理醫患關系，緩解職業壓力。
官方聲音
湖南馳援湖北醫療隊取得階段性勝利
辜妹蘭（湖南省衛生健康委直屬機關婦委會主任）
截至目前，我省累計向湖北省派駐醫療隊18批次，共1478人。各醫療隊發揚“醫療湘軍”的優良作風，分別接管當地的一個或幾個醫療單元，救治工作取得較好成效。據統計，湖南支援武漢醫療隊累計收治患者1325例，累計出院645例；支援黃岡醫療隊累計收治患者979例，累計出院495例，其中，黃岡市的英山、紅安、麻城3個縣實現在院確診患者治愈清零。
黃岡市委、市政府兩次給湖南省委、省政府致感謝信——感謝我省第一時間派出醫護力量，提供醫用物資和生活物資支援，有效緩解了當地疫情防控人才和物資緊缺問題，極大地鼓舞了黃岡市人民戰勝疫情的信心和決心。目前，湖北和黃岡疫情防控形勢發生了積極向好的變化，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人們的焦慮水平普遍升高，對大眾的心理防線也是極高挑戰，尤其是在湖北地區。我們派出心理醫生，就是做干預和疏解工作，讓當地的醫護人員以及患者情感能有著陸的地方，從而大大降低精神和心理疾病的發病率。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正呈現擴散態勢，我們下一階段將繼續做好疫情的科學精準防控，完善防控策略，圍繞“外防輸入、內防擴散和局部暴發”，防止疫情反彈。
心理危機干預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一環
王梟冶（湖南省腦科醫院院長）
疫情期間，醫院協助衛生主管部門制定了湖南省心理危機干預方案和精神病專科醫院收冶規范，明確了組織體系的構建和職責、對各類服務對象如何開展干預工作作了具體的要求。此外，還協助省衛健委起草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精神病醫院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預防與控制的通知》，對全省各級精神衛生機構的診療提出了要求，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在精神病區爆發流行。
同時，醫院利用“互聯網+”和網絡醫院平臺，分批對全省98家精衛醫聯體成員單位開展遠程培訓，內容涵蓋心理援助熱線接聽技巧、現場心理危機干預注意事項、疫情期醫務人員團體心理輔導方法，以及疫情期精神衛生機構患者收冶注意事項、疫情期精神衛生機構院感注意事項等。
自1月25日起，我們已指導、督促全省14個市州開通14條心理援助熱線；指導全省40余家縣級精神衛生專科機構面向本縣區開通了疫情期心理援助熱線。此外，還通過視頻或到定點救助醫院，對隔離人員和醫護人員進行心理干預。
專家聲音
關注疫情下的“新弱勢群體”
彭泗清（中國社會心理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市場營銷學系教授）
這次疫情對社會生活造成的沖擊是多方面的。傳染病疫情爆發后，在空間上可以擴展到全球，在時間上難以確定何時終止，感染病毒者不僅是受害者，又成為傳染源，人們對患者或疑似患者既同情又害怕。疫情喚起的不僅有同情心，也有誤解、猜忌甚至敵意，因此可能導致幾類“臨時困難群體”或準弱勢群體的出現——疫情患者、疫區人、權益受限者、無口罩者、有企業倒閉風險的企業主群體和有失業風險的勞動者群體。
我們呼吁相關部門和社會各界高度重視疫情沖擊給特定群體帶來的困難和壓力，積極引導社會輿論，倡導群際溝通與相互理解，采取實際措施來善待受災者、災區人、受困者等，盡力扶持遭遇困難的中小企業經營者及勞動者，制定有效的社會政策來淡化群體分化、化解可能的群際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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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依依
李熙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