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庫一庫日語什么意思(一庫一庫斯國一)

采寫 | 辛杜卉

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只是單向度的傳輸。我們今日很多常用詞匯也確實來源于日語的影響，但這并不等于中文對日語就不存在任何影響。只是，由于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復雜性和歷史復雜性，導致中日之間語言詞匯的傳播、互動與共享關系近代史上呈現(xiàn)出難以厘清的纏繞狀態(tài)，也給后世帶來了種種以訛傳訛的飯后談資。那么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復雜的雙向互動關系？

近年出版的《新語往還：中日近代語言交涉史》（沈國威著，啟微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7月版）、《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 : 語言接觸與漢語的近代演化》（沈國威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11月版）、《東往東來 : 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6月版）和《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的軌跡 : 清末報紙中的日語借詞》（朱京偉著，商務印書館2020年1月版）等學術著作，對這一復雜的話題進行了越來越縝密的發(fā)掘與研究。

《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的軌跡 : 清末報紙中的日語借詞》，朱京偉著，商務印書館2020年1月版

如同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朱京偉在專著《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的軌跡 : 清末報紙中的日語借詞》中所呈現(xiàn)的那樣：在近代史上，除去日本早期翻譯時借助漢語譯詞之外，日本后期翻譯詞匯的再創(chuàng)造也經(jīng)常會從古漢語的字詞中尋找靈感，或者重新激活中國已有詞匯的內(nèi)涵，又或者挪用中國已有詞匯來重新賦予新的內(nèi)涵，讓古代字詞產(chǎn)生新義。中日文化之間的復雜性，讓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的歷史進程顯得“難分彼此”。

在《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的軌跡 : 清末報紙中的日語借詞》中，朱京偉著重考察了《時務報》《清議報》《譯書匯編》《新民叢報》《民報》中的二字、三字、四字日語借詞。全書采用多文本、窮盡性、量化實證的方法，在進行詞源考證、辨別日語借詞的同時，還從詞匯學的角度對日語借詞研究中面臨的許多具體問題做了深入探討。日語借詞進入漢語始自19-20世紀之交，而當時與日本關系最為密切的書面資料當屬清末報紙和譯自日語的書籍。在種類繁多的清末報紙中，與日語借詞關系密切的便有《時務報》《清議報》《譯書匯編》《新民叢報》《民報》，這五種報紙的編譯者知名度都很高，在當時的社會影響也非常大，出版時間的跨度也正好與日語借詞大量進入漢語的高峰期重合。

朱京偉曾跟隨廣島大學小林芳規(guī)學習日本語史，后在日本關西大學攻讀博士，主要從事日語詞匯學、中日詞匯比較、中日詞匯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在對這五種清末報紙進行詳細考究之后，朱京偉還歸納了它們各自在中日詞匯交流方面的特點。比如，《時務報》因日人古城貞吉執(zhí)筆“東文報譯”欄目，故而日語原詞直接進入漢語；《清議報》因梁氏主編且在日出版，于是涌現(xiàn)了積極引進日語借詞的話語現(xiàn)象；《譯書匯編》是專門翻譯連載日文書籍的定期刊物，由于偏向于翻譯刊發(fā)專業(yè)性較強的政法類書籍，大量借用日文中的新詞術語也就成為勢在必行的當務之急了；《新民叢報》作為政法文史等方面兼容并蓄的報刊，朱京偉發(fā)現(xiàn)該報在借詞造詞方面采取了雙管齊下的話語策略；《民報》在這方面的特色，朱京偉概括為“作者激進精通日語，借詞趨穩(wěn)新詞漸少”。

陳寅恪曾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厘清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的軌跡，有助于我們對語詞概念背后的社會思潮進行了復盤，重新回溯近代中日兩國的社會思想變遷和東亞文化的互動歷史。尤其是對近代史關鍵語詞詞源的具體驗證，能夠更好地梳理清楚近代社會變局下的觀念嬗變進行了梳理，也能讓我們重新認識近代史中的文化輸入與輸出的雙向互動，對理解近代中日兩國之間的思想文化交流史有著重要價值，甚至對當今中日文化交流與民間的雙向認知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朱京偉，日本關西大學博士。現(xiàn)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導。主要從事日語詞匯學、中日詞匯比較、中日詞匯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迄今在中日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80余篇，出版有日文專著『近代日中新語の創(chuàng)出と交流』（日本白帝社，2003）以及《日語詞匯學教程》（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等。

新京報：早期你做日本語史研究，而后似乎在1995年左右轉入中日詞匯交流研究。能否談談治學歷程及心路歷程？

朱京偉：1985-1987年我在北外的日本學研究中心讀碩士，任教的都是來自日本各大學的知名教授。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廣島大學小林芳規(guī)先生的日本語史課，先生在古漢語和古日語方面的深厚造詣，以及刻苦嚴謹?shù)闹螌W精神，成了我走上詞匯史研究之路的直接動力。畢業(yè)后，小林先生又為我爭取到日本文部省的獎學金，讓我去廣島大學學習了一年半。但那時關注的主要是古代日語的漢字詞匯，許多文獻資料都在日本，回國后深感受制于資料短缺。這促使我尋找一個與現(xiàn)代漢語相關的研究方向，于是把關注的時期調(diào)整到19世紀后半期至20世紀前半期，開始研究日語借詞進入漢語的全過程。

在我研究起步的1980年代，國內(nèi)的詞匯學研究剛開始復蘇，而日本的語言學研究正處于繁榮期，因此日本學者的治學態(tài)度和方法論對我有直接的影響。概括起來有兩個方面：一是提倡實證性研究。每項研究都應從收集一手資料做起，先梳理清楚前人的研究成果，再通過自己調(diào)查的一手數(shù)據(jù)立論。二是注重研究的細節(jié)。日本學者不太擅長宏大敘事，但對細節(jié)描述卻窮追不舍，這要求在資料收集和前期調(diào)查中投入大量精力。我十分慶幸自己在從事研究之初受到這樣的熏陶，在拙著中也堅持拿出確鑿的數(shù)據(jù)，不說模棱兩可的話。雖然有些鋪陳例證和數(shù)據(jù)的地方顯得累贅繁瑣，但我始終認為只有把每個環(huán)節(jié)都交待清楚，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在缺乏證據(jù)的情況下，過多地陳述主觀的見解，這不是詞匯史研究應當采取的方法。以上這些并非發(fā)什么高論，而是我在治學過程中的真實感受。

新京報：近些年來，學界對于翻譯史、概念史、詞匯史的研究興趣越發(fā)濃郁，也有很多相關的學術雜志創(chuàng)刊，并且中日高校之間也形成了密切的互動交流，很多研究成果直接改變了我們對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看法。能否談談這些學科之間的交叉互動給學界帶來的影響？詞匯史與其他學科之間是如何發(fā)生互動的？

朱京偉：翻譯史、概念史、詞匯史好像都是以詞語作為研究素材，其實三者的關注點與方法論各有不同：翻譯史主要是追溯翻譯活動的演變，研究對象主要是翻譯方面的歷史人物和文獻，有時會涉及到詞語的翻譯；概念史應歸屬于思想史的范疇，會以一些引發(fā)觀念變革的關鍵詞語為切入點，通過分析人們對詞語的認知變化，來闡述思想觀念的變化；詞匯史是以詞匯學的方法描述詞匯總體的發(fā)展變化，并探討詞語個體的演變原因。

中日詞匯交流史可視為詞匯史研究的一個分支，終極目標是描述日語借詞進入漢語的全貌，解答現(xiàn)代漢語中究竟有多少日語借詞之類的問題。這與翻譯史關注重點人物的翻譯實踐、概念史只探討少數(shù)關鍵詞語的演變是有顯著區(qū)別的。

學科的細分有利于學術研究的深化，如果在一項研究中綜合翻譯史、概念史、詞匯史三方面的視點，反而會造成條理不清、思路混亂的后果。本人認為，學科之間的成果交流是完全必要的，但并不意味著在某一學科的研究中導入其他學科的研究視角。

新京報：“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的軌跡”這個書名，自然想起陳寅恪那句 “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字史似乎更傾向于古典的訓詁學領域，而詞史更偏向于近代的翻譯史領域。在當下，對于詞史的研究，主要存在哪些研究范式？

朱京偉：詞匯史與翻譯史在涉及譯詞時會有交叉，但近代新詞并不都是譯詞，詞匯史的研究對象包括譯詞和非譯詞兩方面，探討的是構詞的方法，而不是譯詞的方法。此外，在漢語中，來自英語等的外來詞一般分為音譯詞和意譯詞，但來自日語的外來詞則有所不同。由于中日兩國共用漢字，日語原詞不是通過翻譯而是被連形帶義地照搬進漢語的，因此應稱之為借詞，而不是譯詞。

鑒于日語借詞的特殊性，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在現(xiàn)代漢語詞匯中辨別日語借詞，而詞語溯源是辨別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漢語方面，雖然古漢語的詞語溯源已大部完成，但越往近現(xiàn)代，詞源的精準度就越低。我們?nèi)粘Ｊ褂玫脑S多詞并不知道其來源，只要查一查《漢語大詞典》的詞目書證就可以了解這一點。

相比之下，日語借詞的溯源工作難度更高：首先，需要檢索古漢語資料以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再去檢索明治日語的資料，了解它們在日語里出現(xiàn)的年代；最后，還要查閱清末漢語的資料，弄清它們進入漢語的時間。

目前，日語借詞研究尚未形成有共識的研究范式，這不利于同道的交流與后學的參與。有鑒于此，拙著在許多章節(jié)中使用了相同或相似的小標題，意在強調(diào)研究的流程，以便提高可操作性。此外，三字和四字日語借詞對現(xiàn)代漢語的構詞法產(chǎn)生過直接的影響，國內(nèi)的漢語研究界尚未關注這方面的問題，拙著在這方面的探討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總之，拙著有兩方面的目的，一是以實證的方法辨別清末5報中的日語借詞，二是通過自己的實踐發(fā)現(xiàn)和歸納出一些可供參考的研究方法。

《民報》影印版

新京報：當今學界盛行大數(shù)據(jù)的研究范式，基于語料庫的詞匯史研究是否可以被視為早期的大數(shù)據(jù)研究？在基于語料庫的研究過程中，是否能夠發(fā)現(xiàn)大數(shù)據(jù)在學術研究中的利弊問題？

朱京偉：利用電子語料庫獲得所需的研究數(shù)據(jù)是當今學界的大趨勢。在寫作拙著的過程中，具備檢索功能的《四庫全書》電子版、《申報數(shù)據(jù)庫》以及日本方面的一些電子語料庫，都給我提供了很大便利。沒有這些助手的幫助，詞語溯源的目標幾乎無法達成。然而，就日語借詞研究的現(xiàn)狀而言，不論是19世紀后半明治時期的日語資料，還是19-20世紀之交包括清末5報在內(nèi)的漢語資料，都沒有現(xiàn)成的電子語料庫可用。

在尚不確定哪些詞是日語借詞的情況下，本人都是靠手工從清末5報中逐頁逐個把詞語抽取出來，再用excel軟件反復進行整理，逐步形成了可供研究使用的個人數(shù)據(jù)庫。這個過程，既耗時費力，又機械單調(diào)，但在整理成形之后，清末5報中的詞語分類一目了然，沒有白費功夫。

新京報：你在書中談到國人沒有形成系統(tǒng)性的構詞法，自明清以來傳教士在辭典和語法方面的成果，為何沒能對國人產(chǎn)生系統(tǒng)的方法論？

朱京偉：來華傳教士從外國人學習漢語的角度整理出一部分漢語語法，還編輯了最早的英漢詞典，他們對漢語研究的貢獻勝過同時代的國人。然而，傳教士編輯的英漢詞典，只是實現(xiàn)了基本漢字和生活詞語的英漢對譯，很少推出新詞尤其是專業(yè)術語。原因在于，他們當時面對的還是以文言詞法和句法為主體的近代漢語，自身也不是通曉科學的專家，因此無法超越當時的歷史條件而形成體系。

我認為，漢語詞法和句法從近代向現(xiàn)代的蛻變深受外部世界的影響，詞法的蛻變始自20世紀初日語借詞的引進，句法的蛻變則是在20世紀初的日漢翻譯、英漢翻譯和白話文運動的直接影響下實現(xiàn)的。這個過程尚需大量的語言事實去證實，日語借詞研究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新京報：你在書中談到由于近代詞匯的漸變，使得詞匯體系發(fā)生了轉變，并助推了從文白分離到文白統(tǒng)一的書面語體轉變。（P99）對此，能否詳細談論一下語詞漸變對書面漢語造成的影響？

朱京偉：與現(xiàn)代漢語相比，清末以前的漢語書面語有兩大特征：一是一字詞大大多于二字詞，而三字詞和四字詞的數(shù)量很少。二是緊湊短小的文言句式，只適合使用一字詞或二字詞，嚴重制約了三字詞和四字詞的出現(xiàn)，也難以將外語翻譯成漢語。當年嚴復用文言詞句翻譯英文，連梁啟超都嫌他的譯詞和譯文艱澀難懂。

我認為，之所以漢語詞法和句法體系的劇變出現(xiàn)在20世紀初，從語言本身來講，內(nèi)因是文白分離已經(jīng)成為語言生活的桎梏，知識界開始認識到文白統(tǒng)一勢在必行；外因則是始于1880年代的日本“言文一致運動”先行一步，并影響到中國的知識界。而日語借詞的進入與早期的日漢、英漢翻譯，為漢語詞法和句法的劇變提供了實踐經(jīng)驗和語言條件。

促使日本奮起直追的“黑船來航”事件

新京報：在序章中，你說“嚴復從英文翻譯，在術語方面與日譯本涇渭分明，不過最終敗給日語借詞”（P26）。作為翻譯家的嚴復，在當時是很多人的啟蒙偶像，為何會最終敗給日語借詞？嚴復在應對日語借詞大量涌入之時，自身的翻譯思想是否發(fā)生過轉變？

朱京偉：關于嚴復的翻譯為何敗給日語借詞是個老話題，學界已有許多論文和論著談及，本人也有一篇論文（朱京偉：《嚴復譯著中的新造詞和日語借詞》，武漢大學《人文論叢200卷》，2009）專門進行了論述。由于拙著中沒有論及這個問題，請允許我不在此討論。

新京報：較之于嚴復，梁啟超的生涯更為動蕩，在對待譯詞的選擇或構詞方面經(jīng)歷了哪些心路歷程？

朱京偉：我主要是依據(jù)詞語調(diào)查的結果去觀察梁啟超與日語借詞的關系，沒有涉及他的心路歷程。從清末5報的詞語調(diào)查來看，梁啟超是積極引進和使用日語借詞的最重要人物，他既寫文章為接納日語借詞大聲疾呼，又在自己的文章中主動引進日語借詞。他是個思想活躍、不拘一格的人，除了照搬使用日語借詞之外，還模仿日語借詞的形式自造了許多仿造詞和改造詞，尤以三字詞和四字詞居多。拙著對圍繞著日語借詞而出現(xiàn)的此類造詞現(xiàn)象做了實證性分析研究，本人此前還有一篇論文（朱京偉：《梁啟超與日語借詞》，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日本學研究17》，2007）專門論述了梁啟超使用日語借詞的情況。

新京報：在書中，你也談到當時的報紙雜志開設了探討譯詞的欄目，“通過這些文字可以窺見清末國人是如何看待日語借詞的”。（P308）能否介紹一下清末國人對待日語借詞的態(tài)度是如何的？

朱京偉：在清末5報的范圍內(nèi)，有探討譯詞欄目的是《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這兩種報紙都是梁啟超主編的，應該說主要是梁啟超在關注這個問題。梁啟超以回答讀者提問的形式發(fā)表了一些他對日語借詞的見解，但刊登的次數(shù)有限，且隨感式的回答較多，沒有系統(tǒng)性。《申報》中也有評論日語借詞的文章，主要出現(xiàn)在1901-1904年這個時間段，正是日語借詞開始大量進入漢語的高峰期，其中批判日語借詞的言論占絕對多數(shù)。

其實，矛頭所指并非日語借詞本身，而是針對著贊成使用日語借詞的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物。詳情請參照本人的論文（朱京偉：《日語借詞進入漢語的時間溯源》，《日語學習與研究》2020年4期，2020）。

梁啟超

新京報：面對西學的涌入，中國造漢字詞和日本造漢字詞存在著怎樣的異同呢？

朱京偉：中日漢字詞的異同，主要體現(xiàn)在詞語的內(nèi)部結構和構詞特征上，這是日語借詞研究者應該回答的問題。初期，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辨別日語借詞和詞語溯源上，顧不上深思，等到有了一定積累之后便開始面對這個問題了。我對此問題的思考散見于拙著的各個章節(jié)，在此還是從拙著的視點出發(fā)，談一下19-20世紀之交日語的構詞法對漢語產(chǎn)生過哪些影響，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要點：

其一，現(xiàn)代漢語中的三字和四字日語借詞多于二字日語借詞，而日語構詞法對漢語三字詞和四字詞的影響也明顯多于對漢語二字詞的影響。以往學界關注最多的是二字日語借詞，因為有許多是如今還在使用的基本概念詞，如“哲學、抽象、客觀、主觀、領土、領海”等。但從本人對清末5報的調(diào)查結果看，三字和四字日語借詞分別占45.6%和34.3%，而二字日語借詞只占20.1%，三者的比例顛覆了以往的認識。

其二，三字日語借詞主要是“經(jīng)濟學、社會性、共產(chǎn)黨、選舉權、工商業(yè)”形式的2+1型三字詞。19世紀末以前的漢語中雖然也有2+1型三字詞，不過數(shù)量很少結構也不穩(wěn)定。日語三字詞對漢語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后部一字語素（如以上各詞中的“―學、―性、―黨、―權、―業(yè)”）的構詞功能上：一是日語三字詞的后部一字語素具有系列性構詞的功能，如以“―學”為后語素可構成“動物學、法律學、建筑學、生理學、生物學、物理學、行政學”等，以“―性”為后語素可構成“傳染性、道德性、國民性、連續(xù)性、普遍性、同一性”等。二是系列性構詞能力強的后部一字語素大多是抽象性名詞，如“―學、―家、―黨、―權、―力、―員、―會、―界、―派、―法、―稅、―業(yè)”等。與此相對，清末以前漢語2+1型三字詞的后部一字語素以具象性名詞為主，如來華傳教士資料中出現(xiàn)的“游玩車、入水船、遞信鴿、蓄汽柜、發(fā)汽鍋、測電機、抽水盤、照影器”，而且也不像日語三字詞那樣可以成系列地派生出許多三字詞。

其三，四字日語借詞主要是“地方自治、共和政治、立憲政體、社會主義、生命財產(chǎn)、治外法權、中央集權”形式的2+2型四字詞。與清末以前的漢語四字詞相比，日語2+2型四字詞有兩個特征：一是前后兩個二字語素（如以上各例詞中的“地方”和“自治”、“共和”和“政治”、“立憲”和“政體”等）既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復合構詞，由此大大擴展了二字詞與二字詞相互結合構成四字詞的可能性。二是以相同的二字語素為中心進行系列性構詞，如以“地方―”為前語素可構成“地方分權、地方行政、地方警察、地方團體、地方長官、地方政府、地方自治”等，以“―政治”為后語素可構成“代議政治、獨裁政治、封建政治、貴族政治、立憲政治、平民政治、議會政治”等。這有利于在二字詞和四字詞之間形成上位和下位概念，從而拓寬了表達復雜概念的空間。與此相對，19世紀末以前的漢語二字詞一般只能單獨使用，兩兩結合構成四字詞的情況很少見，至于像日語四字詞那樣的系列性構詞更是絕無僅有。

其四，在日語的漢字詞中，二字詞的數(shù)量雖然最多，但絕大多數(shù)都是從古漢語傳入日語的。19-20世紀之交反向進入漢語的二字日語借詞，基本上都是明治時期以后日本人創(chuàng)造的新詞。由于日本人既使用傳入日語的漢語二字詞，同時又仿照漢語二字詞的結構造詞，從而形成了中日二字詞的詞結構高度一致的格局。相反，一旦二字日語借詞反向進入漢語與漢語的二字詞融匯在一起，同樣也難以區(qū)分彼此。因此只有進入到語素的層面，才能發(fā)現(xiàn)中日二字詞之間的差異。根據(jù)本人的調(diào)查結果，在二字日語借詞中，中日之間可以相通的前語素和后語素分別占85.9%和56.9%。這表明，從語素義和詞結構來看，中日二字詞的前語素是高度一致的，而后語素的中日差異相對較大。換言之，中日二字詞的差異主要出現(xiàn)在后語素方面。

采寫｜辛杜卉

編輯｜走走

校對｜王心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