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間，導演耿軍創造了一個「鶴崗宇宙」。鶴崗宇宙記錄了一些人的人生，也改變了一些人的命運。文｜劉與編輯｜姚璐鶴崗宇宙，鶴崗團伙耿軍電影中的世界很容易讓人想到蕭紅小說中的呼蘭城。蕭瑟的大地，縮在棉大衣里的人，滿目的寒冷。人在這樣的世界里顯得

20年間，導演耿軍創造了一個「鶴崗宇宙」。鶴崗宇宙記錄了一些人的人生，也改變了一些人的命運。

文｜劉與

編輯｜姚璐

鶴崗宇宙，鶴崗團伙

耿軍電影中的世界很容易讓人想到蕭紅小說中的呼蘭城。蕭瑟的大地，縮在棉大衣里的人，滿目的寒冷。人在這樣的世界里顯得渺小起來。

耿軍的故鄉離呼蘭城的確不遠。他出生在哈爾濱所轄的依蘭縣，與呼蘭挨著；后來移居的鶴崗市南山區，距呼蘭也不過四百多公里。

離開鶴崗后，耿軍在北京生活了26年，電影拍了20年，這些年里，他一次次地回到故鄉拍攝自己頭腦中的故事，這些故事大都來自故鄉的朋友、同學，主要演員也都是這幫來自故鄉的「發小」。

紀錄片質感加連續劇式的創作方式讓耿軍的電影世界自成一體，構成了一個「鶴崗宇宙」。

鶴崗是一個靠近中俄邊境的東北小城，黑龍江四大「煤城」之一（另外三個分別是雞西、雙鴨山和七臺河），曾經因煤而興，后因煤炭資源枯竭、產業變化和政策調整而驟然衰落。鶴崗像中國661個城市中的大多數一樣普通且無名，創造出一個「鶴崗宇宙」原本不是一件特別到值得在標題里強調的事，但三年前，這里發生了一些事。

其中最為人所知的一個是，有個每年有一半時間飄在海上、與原生家庭疏遠多年的年輕船員選中了這個與他的故鄉浙江舟山相隔2875.9公里的小城作為安放后半生的地方——他用八天時間，花5.8萬元在這里買了一套房子，并且全程在百度貼吧「流浪吧」發帖「直播」。這個邊陲小城突然因為低廉的房價成了全國聞名的「網紅」城市。更多的外地購房人出現在了鶴崗，其中一些和舟山的船員一樣，是想為自己安個家但無力在其他城市立足的「失意者」。鶴崗的房價給他們提供了希望。

而在「鶴崗宇宙」里，就像《東北虎》中章宇飾演的人物所說的，「我現在年老色衰，經濟衰敗」。里面的人要么在為生存掙扎（包括犯罪及犯罪未遂），要么被困在原地，或者無聲地死去。「暖和的南方」是他們的精神寄托、向往之地，他們嘴邊時常提起想「去一趟暖和的南方」。

耿軍自己也是出走的人。1995年，耿軍19歲，剛從鶴崗一所中專畢業。學的是俄語，兩年制。1993年的時候對俄貿易挺火，他原本想著畢業后去一河之隔的俄羅斯做貿易掙錢，再找個漂亮的俄羅斯女朋友，但兩年后對俄貿易遇冷，美夢做不成了。

他想找一份15塊錢一天的工作，他想擺脫他討厭卻在他身邊一直發生、他自己又無計可施的一些事，他想干點不一樣的事。那時候，他的「南方」是北京。

出發前，他暢想著，「自己的才華肯定能震動首都的文藝界」。后來的現實比暢想曲折，但最終「進京務工人員」耿金發（耿軍本名）的確成了導演耿軍，并且在國內外得了一些或大或小的獎項，最近的一次，2021年6月，他執導的《東北虎》入圍上海電影節主競賽單元，并獲得最佳影片。

我與導演耿軍在2022年1月的兩次見面都在北京酒仙橋的一間會議室里，當時正是電影《東北虎》的宣傳期。《東北虎》是他從2002年開始拍電影以來的第四部長片，也是首部在院線公映的作品。第二次見面，他問起頭天晚上幾位鶴崗演員的采訪，他建議把重點放在他們身上，這樣寫的時候「有些新料進來」，因為他自己的經歷，這些天已經「聊了可能有上百次了」。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張獻民是耿軍多部影片的監制，也數次到鶴崗片場指導拍攝。大年初七，我在南京的一家咖啡館見到了張獻民，外面正像「鶴崗宇宙」里一樣下著雪，我請他談一談耿軍這伙人。「這就像一個劇團。從話劇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你不要用電影的邏輯。他的對白、演員講對白的方式以及他固定的一群演員非常像劇團。」張獻民說。

耿軍的「劇團」，他自己有一個更江湖的稱呼，他稱他們為他的「團伙」。我們原先是對一個拍出「鶴崗宇宙」的導演感興趣，但后來發現，他的「團伙」里有一個更動人的故事。

第一個成員，第一個獎項

從鶴崗坐火車來北京的日子耿軍至今記得，1996年9月6日。

初至北京，第一印象是龐大。他坐上44路公交車繞二環轉了一圈，心里感嘆，「天啊，這么大」，「怎么會有這么大一個城市」。在2008年全職拍電影之前，耿軍像每一個為生計奔波的「來京務工人員」一樣，做過很多工作：餃子推銷員，賓館服務員，臺球廳和錄像廳老板，廣告業務員……好好上班，好好掙錢，先讓自己在北京待住。

鶴崗宇宙的主要演員之一——徐剛是在2000年左右認識耿軍的。那時他在鶴崗八中當體育老師，耿軍也還不是導演。在鶴崗老家的飯局上，耿軍說起自己的北漂生活，徐剛聽上去既辛苦又神秘。每天上班竟然要坐兩三個小時的公交車。

——大城市上班這么遠？

——可不！

他問耿軍這兩三個小時怎么打發，耿軍告訴他，他隨身帶著書，也可以聽音樂，他有隨身聽。回到故鄉，耿軍見過世面的一面也不自覺地展現出來，徐剛發現，北京的確很有文化，「他聽的那些東西，還沒到我們小城呢，他那邊先知道了；他看的書，我們小城也沒有。」

徐剛和耿軍都是1976年生人，生日相隔倆月。耿軍離開鶴崗到北京逐夢的時候，他正即將迎來夢想破碎之日。從12歲到21歲，他練了九年射擊，先是在鶴崗體校，然后到哈爾濱的省隊，參加全國比賽。射擊是他在進入耿軍的電影「團伙」之前唯一認真干過的事，每天拼命訓練，夢想著有一天拿到世界冠軍，為國爭光。但他后來發現，自己越執著越在乎，越在乎心態就越不放松，在省里比賽成績還算優秀，但到了全國比賽，就發現「干不過人家」。著急上火也沒用，成績反而越來越差，最終自己也認了命，1997年7月從省隊退了役。到鶴崗八中報到之前，在家休息了一兩年，「心里大哭好幾場」。

徐剛與耿軍成為朋友是一兩年之后。假期他到北京玩，然后被人捅了。徐剛住了一個月院，耿軍也照顧了他整整一個月。那時耿軍在做廣告業務員，每天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坐一個多小時公交車到通州的醫院看他，夜里就在他的病床上將就著擠一擠，第二天給他買好早餐再去上班。最嚴重的時候，病人連廁所都上不了，都是耿軍「端屎端尿」——這次出事之前他們其實只見過一面，彼此只是對方一個相識的老鄉，通過這一個月，徐剛一下子覺得這小子能處，「有情有義」。

2000年之后，正合逐夢青年之意的時代變化到來了，一心想著做電影的耿軍看到了一些用DV拍出來的作品，數碼時代開始了。他當時開始經常參加一個名為「實踐社」的民間電影組織舉辦的沙龍，在沙龍上看到了杜海濱的《鐵路沿線》、楊荔鈉的《老頭》等作品，「特別震撼」，而它們都是用DV拍的。這讓他意識到，他的機會來了，既然DV可以拍電影，「你要真的有好的想法，好的題材，好的人物，就可以拍」。

耿軍的第一部電影的開始是一個頗有些悲壯的故事。25歲那年，他生了一場大病，「第一次措手不及地直面死亡」，死亡后的虛空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恐懼，恐懼形成了動力——

2001年的冬天，北京下了一場暴雪，「所有的交通全廢掉了」，耿軍只好步行回家。他人在北三環，租的房子在東四環，他從晚上七點多走到了凌晨兩點多。幾天后就開始大口吐血，醫生說是肺結核，不要緊，但他查了一下這個病的死亡率，20%，便回家養病了。在家的時候，他「看著街上的那些健康人，覺得特別難過」，就想，「我要死了的話，我這輩子什么事都沒干」。沒結婚，沒生孩子，也沒拍電影——最后他決定，臨死前要拍個東西，在這個世界留下一點痕跡。

這就是后來他羞于再提的處女作《山楂》。已經到了2002年，他寫了一個自己體力可以支撐完成的短劇本，劇本講的是一個在鶴崗的打工仔，受人排擠，想報復，卻在報復的時候慫了，「一個想走極端又不敢走的故事」。他寫完劇本，沒有攝影機，就給當地電臺的點歌節目打電話，說要招攝影師拍一部電影短片。節目當時很火，在鶴崗有人要拍電影也是一件新奇事兒，不到五分鐘，他就接到了要和他合作的電話，是兩個拍婚禮的人，他們DV機和攝影師都有。

「他一說這個事的時候我們很支持，他就有那個號召力，他有那個人緣，他一說什么，大家都說行，你覺得行能干，我們這邊就跟著玩，就這態度。」鶴崗宇宙的另一個主要演員張志勇說。

徐剛對電影倒也不陌生，他從小喜歡看電影——他在鶴崗最繁華的鐵路村長大，小時候父親就在鐵路系統的影院門口「把門」，他想看電影隨時可以進去。他將第一次拍片的經歷總結為「他硬導，我硬演」。耿軍告訴他怎么說他就怎么說，耿軍告訴他怎么演他就怎么演。每天白天拍完，晚上大家坐在一起看回放，「挺有意思，挺好玩」。

幾個月后，這部用一周時間愉快地拍完的短片做完了后期，耿軍的病也養好了。接下來的兩年里，他又陸續寫了三個劇本，其中兩個就是他早期的兩部作品：后來獲獎的短片《散裝日記》和首部長片《燒烤》。業界的鼓勵接連到來——前者被他稱為「繼第一部處女作之后的又一部處女作」，2003年在北京一個名為「國際DV論壇」的比賽中得了「劇情片優秀獎」，后者入圍法國南特電影節和荷蘭鹿特丹電影節，而且通過發行DVD收回了成本（拍《燒烤》的時候，他共有7000元存款，拿出5000拍了這部電影）。

「你知道就是一個有點理想的人，在電影那個那么龐大的一個體系面前得了一個獎，其實是特別重要的一個強心劑。」耿軍后來回憶第一次得獎對他的意義。

像過年一樣

薛寶鶴是鶴崗宇宙的另一位主要演員，他第一次出演耿軍的電影是在《青年》里，演一個「東興煤礦倒騰煤」的配角。寶鶴從兩三歲家里有電視時起就喜歡熒幕里的世界——那是一個生活遠比現實精彩的世界，稍微大點，就想以后干電影相關的事，親手「操作一下」。后來他成了身邊所有人都知道他想拍電影的人。這次終于拍上電影了，「特別興奮」。

薛寶鶴和我講他是怎么「入伙」的——

「有一天當地一個大哥給我打電話：『寶鶴，在單位呢？哥這邊有一個哥們拍個電影，需要點東西，你在那待好。』這大哥有點社會，我不愿意搭理他，但我覺得挺好奇，那來吧。來一幫人，介紹，這是導演耿軍，耿軍就過來了，我一瞅這也沒個導演樣，完了下一個，這是北京電影學院的老師張獻民，張老師，拿個名片過來。我去，啥樣人都敢冒充。咱也沒尋思社會人忽忽悠悠，社會人能領來真導演，真正的老師。他們就看《青年》的拍攝花絮，我一看，正經玩意兒，這是真干事的人。」

這一次薛寶鶴的角色其實更接近導演助理、生活制片而非演員，他很多時候的工作是發招募演員的公告、為耿軍準備面試演員的辦公室、坐一個多小時的火車到佳木斯接外地來的面試者……但做這些工作絲毫不減他的興奮感。那是一種「局外人參與進來的極特殊的新鮮感」，就像一輩子想吃肉但從沒見過肉的人終于吃著了肉。而且，他旁觀耿軍拍戲，獲得一個重要的啟示：原來拍電影可以和光鮮亮麗的名利場無關，它可以只是一件讓人醉心于創作的事。

在耿軍拍電影的很長時間里，條件簡陋、成本低廉一直是重要的一條。在2017年完成第三部長片《輕松+愉快》之前，耿軍的電影從未有過投資，拍電影用的都是自己打工攢下來的錢。耿軍有一個觀念：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他經常和他的「團伙」說兩句話，一句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一句是「有五百塊錢拍五百塊錢的電影，有五千塊錢拍五千塊錢的電影」。他劇本中寫的夜戲多了，攝影師讓他改，「咱們沒那么多燈光，你改成白天的吧」，他也不掙扎不勉強，麻溜兒地就改。

《青年》這次，耿軍拍了一個十萬的電影，八萬自己的存款，兩萬找父母借的，條件比之前幾千塊的時候好了很多，但也沒有好太多。所有能用的人都用上了，監制張獻民要扛東西，推車，牽馬，幾個演員誰有空誰就做「生活制片」，耿軍的母親在家里殺雞燉雞。「劇組」里的女性住在離導演家900米的簡陋旅店，男性就住在導演家，聞著家后面雞窩里的雞屎味入眠。

從2008年的《青年》到2022年的《東北虎》，耿軍的電影呈現了東北小城的兩種敘事：像被困在車上的馬一樣的青年，荒誕且無助的；平庸乏味但不乏「狗血」劇情的中年，無聊且荒誕的。耿軍自己是第三種——「往外面走」并且成功出走的，而薛寶鶴們屬于第四種，他們過著平庸乏味的生活，曾經也像每一個人一樣有過或大或小、或清晰或模糊的理想，但火焰也都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日漸熄滅了，遇見耿軍之后，他們的理想之火重新被點燃了。

薛寶鶴1980年生人，比耿軍小幾歲，家在鶴崗的工廠路，附近全是各種工廠，每個廠都是自成一體的小系統，幼兒園、浴池、影院應有盡有。他第一次看電影就是在他家邊上的起重機廠。起重機廠開運動會的時候，會有集體供應的糖水，他們一幫孩子就翻墻過去「蹭糖水喝」。

1996年，他也來了一趟北京，他中學時學了自由式摔跤，教練鼓勵他考北京體育學院預科班，他就來考了。考完他特地坐了「老遠」的公交車去了北京電影學院，他以為里面不可以隨便進，在門口呆呆地看了幾分鐘，然后扭頭走了。他覺得這東西只能看看，離他太遠了。

后來北體預科班的成績出來了，「相當好」，但因為學費略貴，「家里拿錢的時候諸多怨言，為了你我得借錢什么的，就放棄了」。再后來讀了中專，學了會計。中專畢業后找不到會計的工作，就順應市場，學了平面設計和影視制作，然后幸運地趕上電視臺招聘，進了電視臺。從2000年到2018年，在電視臺工作的18年里，從拍廣告到拍民生新聞、拍探店節目，從后期制作到策劃、拍攝、寫稿一肩挑再到升為制片人。

作為一個以喜歡電影聞名的人，薛寶鶴當然也是做過一些努力的。他會在給電視臺或外面的單位拍片的時候盡可能地做得「更電影一點」，比如，美食探店的節目他會設置一些劇情，人物宣傳片會加一些寫意的鏡頭。有央視的導演來鶴崗拍攝，他會主動加入，幫忙做一些后期，解決一些周邊的問題。但如果沒有耿軍這樣一個人出現在身邊，他也許就止步于此了。

用薛寶鶴自己的話說，他以前是那種實用主義者，「就是你任何話任何事都得要有用才行」。最初他不理解耿軍，問他你這在哪兒播，電視臺還是院線？一聽都沒有，那拍它是為啥？他不理解。寶鶴人聰明活絡，懂得各種「場面」，在世俗世界里很吃得開。工作幾年后，他就順勢搗鼓起了自己的傳媒公司，在外面接活兒，給鶴崗的各種單位拍宣傳片、紀錄片。后來眼見著鶴崗的煤礦產業不行了，傳統媒體也已日薄西山，他趕緊將第二職業換了一個賽道，做起了公務員培訓。他自己因為有糖尿病考不了公務員，但很擅長輔導別人「上岸」。公務員培訓學校開得也紅紅火火，先從鶴崗做起，后來逐漸發展到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白城、延邊、吉林市每個城市各一家。

——如果不遇到耿軍，人生會不一樣嗎？

——特別多的不一樣。如果不遇到耿軍的話，我可能要比現在富裕，掙錢相對來說會多一些，但是我就變成一個更世俗的人。我開的車會比現在好，但是我會是一個時常一個人停到停車場，不知道干嗎的人。腦袋想的只有一個事，這個事怎么賺錢——我不是說賺錢不好，而是在這個事麻木了之后，我可能就只能繼續麻木。

他似乎如魚得水，但其實不是，他是在過別人眼里的好。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直不敢去碰。2006年，他在耿軍和張獻民的鼓勵下拍了一個短片，還入圍了幾個影展，但他也沒有繼續做下去，因為「窮」——窮，說它是原因可以，說它是借口也可以。

2007年元旦前夕，剛結完婚，薛寶鶴特地去了一趟北京，去看耿軍。當時耿軍正在剪輯《青年》，他白天上班，晚上就蹭住在剪輯師家里，一起剪片子（耿軍后來回憶，那段時間，「有的時候夜里工作，走道是扶著墻根的，我怕被車撞死，這個電影就沒人能做完了」）。耿軍在朋友的出租屋里給他們夫妻倆準備了「婚房」——他們把另一個合租的室友「攆走了」，然后在地上的床墊子上鋪上了一床新的紅床單，然后四周再圍上一圈床單。晚上薛寶鶴和媳婦躺在「婚房」里就想，首先，得感謝人家這么用心，「這么好哥們」，然后，搞電影的都這么窮嗎？如果是在鶴崗，住在這樣的房子里，「他都不好意思跟你打招呼」。但耿軍完全沒有一點自卑，大方自然地寒暄，「坐」，「喝水」，「看，咱剪片子呢，你看這段，你看這段」，這人精神是富足的。寶鶴也問自己：如果為了電影過這樣的生活，你受得了嗎？

他沒有立刻做出回答。后來的十年里，耿軍有新戲要拍的時候他就過去幫忙，兩個月里，盡情投入，拍攝結束，繼續投入乏味但安穩的現實生活，上班時做他的電視臺制片，出單位做他的培訓學校校長。包括得獎的時候，走完紅毯，回來「該上班上班，該生活生活」。但每次耿軍回鶴崗，他都特高興，「像過年一樣」，他、徐剛、張志勇幾個耿軍「團伙」的核心骨干就領著耿軍吃好吃的，聊家鄉的種種，生活上的事，工作上的事，哪塊發生什么事了，誰誰又和誰使壞了，諸如此類。他喜歡和這個對他的世俗事業毫無幫助的人，因為和他待在一起，開心，「永遠有新鮮的東西」，他能讓你在平庸的生活中看到希望——「天天做生意掙錢，那個銀行卡里的數字往上翻，都不叫希望，那叫生活。希望是你覺得你喜歡這個東西，很遙遠，但你發現你又觸碰到了」。

耿軍像一個引路人和身邊的人生范本一樣出現在這個留在小城做夢的青年的世界里，他讓他看到了一個人如何把不可能變為可能，也讓他發現，你喜歡什么，是可以「適當地去碰一下」的。

詩意

徐剛還沒有徹底甩開原來的身份，這幾年他也開始接一些其他導演的戲，算半個職業演員。有戲的時候，就和同事調班，請假去拍戲，拍完回來繼續工作。像這個小城里的很多人一樣，他也有兩份工作，正經上班的還是鶴崗八中，不過他已經轉了幾次崗，從體育老師轉到后勤主任，如今是宿管老師。宿管老師每周只上兩個夜班，剩下的時間就開挖掘機。跟著耿軍拍電影的這些年，也是人生逐步步入「正軌」的過程，結婚，生子，從青年步入中年。負擔重了，錢不夠用，就琢磨著出去干點事，先是在朋友的車隊干了五年挖掘機，后來索性自己買了一臺。

現實生活顯得越來越枯澀無趣。起初，教孩子們體育還算有意思，帶學生踢足球，在市里拿了名次，也會激動得熱血沸騰。而且，1997年的時候在鶴崗可以掙600塊錢一個月的工資，也很讓人滿足。后來，工資漲到了兩三千，那時還單身一人，下班和同事喝喝小酒，倒也逍遙。可是生活禁不起重復，就這么上班、下班，日復一日地過了十多年之后，他開始覺得「沒有意義」。

與之并行且相反的是，這個曾經一門心思想當射擊冠軍的省隊運動員，在電影的世界里卻越陷越深。整個過程，他總結為——「傻了吧嘰，高高興興走進電影這條路了」。

最初只是陪著朋友一起玩，后來越玩越認真；拍《青年》的時候見到張獻民老師，心想電影學院的教授講的都是「真的電影」，就愈發認真起來；再到后來，片子獲了大獎，心想「我們居然能獲獎」，開始更加「積極地向電影靠攏」。2018年拍了《東北虎》，突然發現電影是門無窮無盡的藝術，里面深不可測，看不見盡頭。他開始看專業書籍主動學習電影知識，反復拉片看人家怎么表演，也開始看文學，膜拜起毛姆。

在耿軍「團伙」中，張志勇是導演真正的發小。他比耿軍小兩歲，1978年生，他倆以前是鄰居，從他家出門，一個左拐就是耿軍家。他從小就跟在耿軍屁股后面玩，把他當自己的親哥哥。后來到市里上學，耿軍上糧食中專，他上電大，兩個人每天一起結伴騎車上學，騎車回家。后來耿軍成了耿導，他這些年混過社會，進過傳銷（薛寶鶴21歲的時候也被騙進過傳銷團伙），酒店領班、夜班出租、網吧老板、早市賣香皂的，各式各樣掙錢謀生的活兒都干過。耿軍曾經擔心過他不走正道，后來隨著娶妻生子，他也過上了「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

張志勇如今在社區殘聯工作，主要負責給殘疾人發放義肢、雙拐、輪椅，記錄殘疾人都有哪些困難需要解決。

他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這伙人的，他說他很樂意讓外界的人們知道，鶴崗除了低房價，還有他們這群拍電影的人。

三個鶴崗宇宙的演員分別和我提到了一個幾乎相同的說法：徐剛說，「突然耿軍來了，點了一把火」；薛寶鶴說，「他給我點了一把火」；張志勇說，「他把我們從小的夢想點燃了」。

徐剛回想起自己小時候，可能自己骨子里就有點這方面的基因，「一點就著」——他母親唱評戲和二人轉，他打小喜歡聽，也會唱；父親拉二胡，吹小號，架子鼓什么都會，他就看著父親演奏；自己雖說淘，但寫字寫累了也會看書，雖然看的是武俠小說。張志勇也有家傳，父親吹拉彈唱，「所有樂器都會」，母親唱歌也好聽。他自己也是從小就喜歡唱啊演啊跳的，上學的時候也是班上的文藝骨干，「只不過是后期，因為每個人都有生活，他也得賺錢，這個夢想可能就壓在這個心里了」。至于薛寶鶴，作為一個「從兩三歲就想拍電影」的人，那更是等著有人遞過來一把火。

劉兵去過鶴崗幾次，這座城市給他留下的印象是「有某種詩意」。白天時間短，天一黑，人會不由自主地放松下來；經濟發展的不充分、交通的不便也讓它避免了某些現代化帶來的破壞——休閑、放松的氛圍一起構筑了某種詩意。他覺得耿軍這伙人的出現也許就和這種詩意有關，因為「藝術人格的形成，它是需要一個詩意的環境，詩意的土壤，詩意的氛圍」，普通人可能就沉浸在日常的詩意中，擼擼鶴崗小串，喝喝酒，而藝術青年們就醞釀出一些特別的創作。

薛寶鶴也是在拍電影之后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城市，他通過鏡頭發現，「原來我們鶴崗有那么多好的東西」。它們不是寬闊的馬路、時尚的大樓這些刻板印象中的城市元素，而是一些「獨特的質感」。有的與時代有關——這次拍《東北虎》，在狗市，他見到了1980年代寫上去的「二簡字」（編者注：1977年公布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中的簡化字，后廢除）；有的與日常被忽略的風景有關——通過電影里馬經理住的破房子的鏡頭，能看到遠處的城市煙火，像一幅城市遠景的卷軸畫，美麗又魔幻。還有拍《輕松+愉快》的時候，一個瞬間，突然云彩打開，一道光射下來，「那邊上就是樓區嘛，你要在那住，你永遠都不會發現這個樓后面的遠山、云彩那么漂亮，但你在鏡頭里能發現」。

我和耿軍說起采訪他的幾個演員時留下的印象，「就感覺他們幾個都是被你帶到了電影這個世界，然后他們的人生有了一番非常大的變化」。

耿軍說：「對。我覺得這個真的挺好。我經常跟他們說，我說我們有現在這樣的生活，我們一定要相信文化的力量，和藝術的力量。因為這個世界主要是由物質來運轉的，但是精神這個東西是支配物質的。所以這個東西更重要。」

避開生活的火車

《東北虎》里章宇飾演的男主角徐東，原型就是徐剛，最初觸發耿軍拍這部電影的是一個雪天他與徐剛的偶遇——

2010年大年初二，他在鶴崗中心站見到了徐剛，外面下著雪，徐剛的衣服上、頭上都落了雪。逢年過節的，一般人手里都拎著東西，至少也得拎一箱牛奶啥的，但徐剛兩手空空。他說，俺家狗讓人弄死了，我去弄那個人去。他要去的是距中心站有40分鐘車程的新華鎮。耿軍在那一刻想起了夜奔的林沖，也想象著這40分鐘車程的復仇之路。「一個文人要去找一個建筑承包商、一個社會人、一個江湖人為狗復仇」，其中的戲劇張力刺激了他要為此寫一個劇本。

劇本是2012年寫出來的，但當時沒錢拍，耿軍就先拍了兩部自己有錢拍的，就是短片《錘子鐮刀都休息》和《輕松+愉快》。等到找到錢開拍的時候，已經到了2018年冬天，六年過去了，原型徐剛和耿軍自己一起從36歲走到了42歲。徐剛已經不適合演三十五六歲時的自己，所以耿軍找了更年輕的章宇。

電影里徐東是一個深沉寡言的中學宿管老師，同時開挖掘機貼補家用，他有一個天真浪漫的情人，妻子正在孕期。因為妻子懷孕家里沒法養狗，他把狗送到一個包工頭家里，然后狗被吃了，他走上復仇之路；而另一邊的妻子也在「復仇」，她像偵探一樣，一直試圖找出丈夫的出軌對象。影片里的故事終局表面上有了一個和解，勉強算是一個happy ending：在復仇的過程中，徐東發現了包工頭和他一樣也身陷人生困境，生出了同情憐憫；而妻子在揪出丈夫的出軌對象，然后讓丈夫帶著她一起會了一會之后，家庭也暫時恢復了和諧。

徐剛說，電影里的這些情節以及里面的種種細節都有徐剛現實生活的影子，只是經過了導演藝術加工，「會讓人覺得更有意思」，現實「沒有咱們這個講得這么文藝，可能是我們那個更不堪一點」。年齡在每個人身上都留下了痕跡，耿軍和他的同齡人一起步入了中年，他想寫的也是他們中年的故事，寫他們上有老下有小、一地雞毛的生活，寫他們的困境。這個困境既是屬于身處閉塞小城的劇中人物的，也是屬于每一個人的。

耿軍有他的藝術追求，或者說野心，盡管他不排斥觀眾為他的電影生造的「鶴崗宇宙」概念，但他拒不承認他拍的是《鶴崗往事》或《鶴崗現在時》。他談論藝術的時候喜歡上升到「人類」，他熱愛的文學「能讓我知道人類世界里面關于人性的多層面的東西」，他熱愛的電影對他來說「意味著我對這個世界的感受，我對這個環境的看法，我對人類的認知」。所以他為了避免別人把他標簽化地局限在鶴崗，他喜歡自稱寒帶導演——「寒帶」就不再局限于鶴崗和東北，至少是地球的整個寒帶，而且這個標簽之下還有他喜歡的芬蘭導演考里斯馬基和瑞典導演羅伊·安德森。

幾乎所有人和我談起耿軍時，都會提到兩個詞：純粹，或單純。這當然是一種很高的道德評價，但我們不妨將其視作一種事實描述。耿軍真的是那種一心只為電影的人。2008年后，耿軍不再到公司上班，日常生活靠給人拍廣告片一類的兼職維持，成為「無業游民」后的耿軍過上了更為簡單的生活。很多的日子經常是這樣度過的：早上8點鐘起床，到附近的麥當勞點杯咖啡，吃個早餐，他家里沒裝寬帶，在麥當勞的時候順便蹭蹭網；喝完咖啡之后——咖啡能無限續杯——再續一個滿杯回來，打開音樂，開始寫作；有時要出門，出門前弄兩個地瓜蒸一下，幾個雞蛋煮一下，完了把辣椒切碎，用醬油一拌，就當菜了。

薛寶鶴稱耿軍為「生活藝術家」，因為他能同時享受生活上的單調和精彩。單調的生活他享受，連著很多人請吃飯，他也很享受「在場的過程」。耿軍自己反復說起過，他主動放棄了一些東西以換取難得的自由。他有一個哲學是，「一天里邊有三件事，有一件事我做不到，那這件事我就不做了，完了我去做那兩件我能做到的事」。如果說留下的這件事是電影，他放棄的包括娶妻生子組建家庭、升職加薪買房買車——錢和家庭，普通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兩個「牽絆」。

在北京寫作和生活，回鶴崗拍戲和溫習故鄉，在這兩個城市之間切換，耿軍覺得兩邊的煩惱都大同小異，或者說，本質就是一樣的，無非是北京人的煩惱是房子80000塊一平而鶴崗人的煩惱是房價3000塊一平，以及「他媽的，現在錢也不太夠」。他在各種場合反復講起一個段子式的故事：在他二十多歲的時候，他發現自己怎么努力都成不了丁磊（那時的首富），「掙再多錢也掙不過那些有錢人」，然后他就在掙錢這件事上放松了，然后就自由了（在掙錢這個維度上）。

「現實生活就像一個巨大的火車頭向你撞來，我是躲開的，我不會跟它撞的。我覺得那些東西，前提它不是我要去努力的東西，所以我就果斷放棄，給自己一個自由。」耿軍說。

年紀會在每一個人身上留下印記，耿軍避開了生活的火車，但他的性格還是隨著年紀的增長變得平和了，「我們已經過了忍無可忍的階段，最憤怒的時候過去了」。所以新作《東北虎》，他想和觀眾交流的一個命題就是——「是憤怒的力量大，還是寬容的力量大？」這是一個一直盤旋在他頭腦中的問題，但他也沒有確定的答案，只試圖給出一些自己的情感傾向。

小二現實中是耿軍的表弟，他五姨家的孩子，小時候因為發燒打針被抗生素搞壞了中樞神經，「導致長相弱智和口齒不清，大家會拿他當傻子」。他曾有七年的時間在基督教會幫人打掃，做零活，還學會了認字和唱贊美詩。耿軍根據他的經歷和現實形象塑造了一個同樣名為「小二」的角色，將它安插在鶴崗宇宙里。小二的戲份往往不多，但他是很多觀眾心目中的鶴崗宇宙守護天使。

他在《東北虎》中安排「小二」給債務纏身的包工頭送了五百塊錢、風箏和他自己最愛吃的帶魚。那是一場讓人感動的戲，它表達了一個人的善意、真誠以及善意和真誠所具有的力量。

釣魚哲學

薛寶鶴的生活因「入伙」改變最深。以遇到耿軍的2006年為節點，他的人生直接像是切換了模式：原先是線性的，上班掙錢，結婚生子，一條直線延伸到死亡的一刻，后來切換為非線性模式，人生「有了多種可能」，因此色彩斑斕起來。現在的生活，讓他想到的時候有種「我現在死了我都值」的感覺。

2018年，他從電視臺辭了職，把公務員培訓的生意也關了大半。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學校徹底不開了，這兩年成了一個職業演員。薛寶鶴覺得他們幾個屬于「占便宜」——耿軍的名氣越拍越大，他們也就隨著他創建的「鶴崗宇宙」逐漸被更多的人認識。如果耿軍只是一直默默無聞地拍著電影，他仍然會繼續跟著他拍，但他可能永遠不會有勇氣放棄原有的生活。

如今，寶鶴過著日常在外面拍戲、偶爾回鶴崗的「居無定所」的生活。他和我數拍戲去過的城市：成都、南寧、泰安、北京、安陽、盤錦、牡丹江……「那可多了」。

這兩年他拍的戲得有二十部，其中他主演的一部短片還得了戛納電影節的短片金棕櫚獎。我問他這兩年的感受，他的回答雖在情理之中，但程度還是超出了我的預料。采訪的前半段，他和我講了很多電視臺工作和培訓生意里的有趣之處，但他描述此刻的感受時用的詞是「解脫」——

「解脫了，你知道嗎？當你在一個小城市的那種（環境）下工作，雖然我在那還挺如魚得水的，但是我還是覺得不舒服。我不知道自己想要怎么辦，但是演員的工作讓我覺得我終于掙脫了，我不知道掙脫的是什么，它可能是一個溫暖的被窩或者是什么，但是不管它是什么我都掙脫了，我出來自由地游，有這種感覺。」

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從耿軍那里學會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人生哲學。去做，然后享受過程，至于結果能成什么樣，我不在乎。他發現這套哲學可以應用到生活的各個方面：表演是這樣，釣魚是這樣，甚至連做生意也是這樣。比如開學校，他想的是把學生教好，至于最后賺多少錢，他沒有計劃，「但是我教好了錢自然就來了」。

以前，他除了一心想拍電影，平時就是兢兢業業地工作，掙錢，沒有別的愛好。釣魚的愛好是突然出現的。在查出糖尿病之后，有一次他在醫院拍專題片，看到一個得癌癥的老人在醫院的荷花池里釣魚，自己都上不了魚餌，旁邊80多歲的妻子幫他上魚餌，然后將線扔進去，那個場景打動了他，然后自己也上手試了試。「在那一剎那，突然感覺我的生命和景色融在一起了」，當天他就買了魚竿，晚上就去了附近的水庫，從此開始釣魚了。

現在每次到別的城市，他都有一個習慣：帶著魚竿到那里的野外釣一次魚，因此他去過很多連當地人都從來沒去過的地方。比如北京，他就去過北京和燕郊之間的潮白河上一座「曾經停過一個飛機」的小島。他也從釣魚中總結出了一套「付出與收獲、等待與收獲」的哲學：「你付出不一定有收獲，但是你不付出，你不去做，永遠都沒有收獲，而且當你坐在天和地之間，你才能夠去靜靜地思考。而且有些事不是你唾手可得的，有些人到那就想釣魚，你是釣不到魚，你只有坐那等，而且你為之付出，那才有。」

張志勇沒打算放棄自己現在的生活，對他來說，拍電影就是讓他多了一個愛好，他愛好不多，喝酒算一個，另一個就是電影。他在殘聯工作，我問他事業單位的工作與拍電影兩者的反差，我內心期待的可能是一個類似于徐剛給出的答案，一個平淡乏味，一個充滿樂趣，但他和我說，這兩者其實是關聯的，「沒有生活哪來的電影啊？」因為拍電影，他的生活反而有了「用武之地」，比如他會更仔細地觀察身邊形形色色的人，他發現，「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這個狀態」。耿軍有時也會利用張志勇的工作便利，給他安排殘疾人角色，在《錘子鐮刀都休息》里，張志勇演一個「瘸子」，拍戲的時候他就借鑒生活中看到的殘疾人走路的樣子、「情緒上的東西」。

徐剛的心態介于薛寶鶴和張志勇之間，他目前還不想放棄他的本職工作，「魚和熊掌都想得」，但他也問過自己，如果有一部他想拍的「優秀的電影」找到他，需要辭去工作，他干不干？他很確定，他干，辭職他認。

如今，徐剛繼續在表演上追求他在十幾歲練射擊時求而不得的「放松」，他的「終極目標」是「在電影里游刃有余，自由放松，談笑風生」。「因為當表演也是一種放松的狀態下，我們才能把這個角色演好。如果說你心里也緊張，身上有僵硬（就演不好）。就是感覺冥冥之中，我這個人好像一生在學放松，但是現在也沒完全放下。」

他們陷入電影的程度各異，但他們有一點是相同的：耿軍愛看書，尤其是中國當代小說（他的包里總裝著文學雜志《收獲》），他們都在耿軍的帶領下，過上了買書、看書、琢磨電影的文化生活，也變成了小城鶴崗一小撮「奇怪」的人。這么大人了還看書，是有病；不好好上班，天天想著拍電影，是不務正業。有那閑工夫，不如趕緊多掙點錢——但人們也羨慕他們能有機會經常往外面跑。

「鶴崗宇宙」幾位核心成員的變化，編劇劉兵都看在眼里。他告訴我，徐剛現在經常和他交流閱讀心得；薛寶鶴是制片方面的事能推就推，「他說我得專注表演」；張志勇因為10歲時玩雷管炸掉了兩根手指，左眼也傷到了，他最近幾年總琢磨著眼睛「能不能弄一下」，因為他覺得現在這樣會限制自己的表演。

與耿軍相處這么多年，薛寶鶴說，有件事至今耿軍不知道。更準確地說，那是一個瞬間。

耿軍給詩人張稀稀拍過一部名為《詩與病的旅程》的紀錄片，起初薛寶鶴很不理解導演為什么要拍一個「神經病」。這之前，他對精神病患者的認識（或者說偏見）只局限于「這就是個神經病，不要搭理他」。而且，張稀稀還是個詩人，那時在他眼里，詩人本身就等于「神經病」。有一天中午他們幾個一起吃飯，吃著吃著，張稀稀就和耿軍說，「我給你念一首我剛寫的詩」，然后就真的念了起來。薛寶鶴覺得這么多人在這兒，這人這樣的表現，讓他「臉上掛不住」，但他看到耿軍拿起攝像機就拍，很正常地繼續與詩人溝通，他一點也沒把他當成異類。那一刻他感到「很羞愧」，那個羞愧的瞬間他「永遠忘不了」：「身邊有一個抑郁癥患者，別人這么表達，我憑什么覺得不舒服呢？」

耿軍和我說，他覺得他找到了自己的創作方式。盡管他正在創作中的下一部電影走出了鶴崗，但「鶴崗宇宙」系列他打算一直拍下去，他想讓這些故鄉的兄弟們一直出現在他的電影里，他要拍到他們的50歲，60歲，70歲……「創作其實就是對平庸人生的一個反抗，我想在電影里邊重新塑造他們的人生，是跟他們現實生活中不一樣的人生。」

這是故事的開始，也是故事的結局。

（實習生馬雨禾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