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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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pexels.com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幾千年來人們都混淆了荒野（即人類未涉足、未開發之地）的概念，并一直在“塑造”著地球。這些研究也在呼吁著人類：是時候在生態和環境保護方面進行一場革命了。撰文|朱莉婭·羅森翻譯｜王雨丹校譯｜于茗騫巴
圖源：pexels.com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幾千年來人們都混淆了荒野（即人類未涉足、未開發之地）的概念，并一直在“塑造”著地球。這些研究也在呼吁著人類：是時候在生態和環境保護方面進行一場革命了。
撰文 | 朱莉婭·羅森
翻譯｜王雨丹
校譯｜于茗騫
巴西堅果（譯者注：又名巴西栗）是一種奇妙的植物：它的樹干可以長到150多英尺高（譯者注：約46米）——即使按照亞馬遜河流域的標準也算得上是林中巨人，而且它能活上千年。
巨型蜜蜂為巴西堅果飽滿的黃色花朵授粉。而壘球般大小（譯者注：壘球圓周長30厘米左右，比棒球大一點）的果實的成熟時間要比人類胎兒的發育時間還要長。每一個木質外殼的果實內都含有幾十顆橢圓形的種子，待它們成熟、加工后，便可搖身一變成為混合堅果罐里嘎嘣脆的一員。
巴西堅果樹 （圖源：wikipedia）
為長出一棵新樹，巴西堅果的種子需要像刺豚鼠（譯者注：一種原產于美洲熱帶地區的穴居嚙齒動物）這類嚙齒動物的幫助。刺豚鼠耳、尾皆短，腿細長，是豚鼠的“大長腿”親戚。它們能咬開堅果的硬殼，大快朵頤之后再把吃剩的種子埋在土里，就像松鼠無心插柳般種下橡樹種子一樣。
不過，僅憑嚙齒動物可能無法解釋巴西堅果為何成了亞馬遜河流域最常見的樹木之一。對此，人類可能也有幫助：人類活動可能傳播并培育了巴西堅果、可可樹和可食用棕櫚等一些植物。他們可能傳播了這些種子并砍伐掉它們在森林中的競爭對手，這也能更好地解釋為什么這些有用的物種在亞馬遜森林中占有主導地位[1]。
這一歷史為該地區的許多土著居民熟知，他們今天仍在進行類似的活動。然而，西方科學家和一些作家卻經常忽視這一點，他們將亞馬遜視為一片人類僅能在此勉強維持生計的野生叢林。卡羅琳娜·利維斯是來自巴西圣卡塔琳娜聯邦大學（位于巴西弗洛里亞諾波利斯）的歷史生態學家，平時工作中與森林居民往來密切。她表示，直到最近，森林之外的人們才認識到人與森林之間的密切關系，“我們無法將人與亞馬遜森林這一組合體分開。”
實際上，她和其他的一些生態學家如今把亞馬遜河流域的許多地區都歸為人工馴化林（譯者注：通過人工種植、培育和養護形成的森林資源）[2]。
研究人員在亞馬遜地區的村莊和考古遺址附近記錄了大量有用的植物物種（如巴西堅果和可可樹），這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幫助塑造了森林如今的面貌。
這只是科學家們如何重新思考“人類在塑造地球過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的一個例子——人類的影響是最近才出現還是自古以來就普遍如此。根據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最近的一項研究[3]，人們已經在地球約四分之三的陸地上居住了至少12,000年，而且所到之處皆留有印記。
甚至大多數被認為是“自然”的景觀實際上也有著悠久的人類使用史，而真正原始的生態系統數千年以來都十分罕見。來自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類歷史科學研究所的考古學家妮可·博伊文是該研究的合著者，她說，“在這個星球上人類可謂無處不在，但我們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西方文化歷來把人與自然之間劃清界限。而“人類無處不在”這一與許多鄉土知識相一致的發現，對于在西方文化中長大的人來說既頗具啟發性，同時又令人迷惑。這一發現與“人類影響極其有害”的觀點相沖，因為它經常出現在氣候變化及生物多樣性破壞的陰霾之下，并迫使我們去面對一個更復雜的現實。“當你意識到這些時，會突然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一切”，博伊文說。
但是，人類對于生態干預有如此悠久的歷史，是否意味著我們應該少考慮自然、多考慮人類自身？
01 早期人類的影響
如果你問埃勒·埃利斯人們對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有哪些誤解，他會告訴你這始于一個謠言——“人可以不干預自然”。
埃利斯是馬里蘭大學的環境科學家和地理學家，他領導了新的PNAS研究并撰寫了人類的土地利用史，發表在2021年的《環境與資源年鑒》上[4]。
大約30萬年前，智人由已經學會制造工具和用火的早期智人進化而來，他們掌握了這些技能并將其傳播至世界各地。在許多地方，人們焚燒森林等景觀以改善狩獵場或增加偏好的植物數量，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改變了森林和綠地間的平衡。
不僅如此，人類在這個生態中成為所向披靡的狩獵者，即使是地球上最大的動物也無法抵御這一強大的直立行走的獵人。大約50,000年到7,000年前，世界上大多數巨型動物都滅絕了，其中包括曾在澳大利亞漫游的重達半噸的雷鳥和原產于南美洲的巨型地懶（又被稱為 Megatherium 或 Great Beast）。
如今，大多數科學家都一致認為，人類在許多物種滅絕的過程中至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5]，這意味著我們將卷入隨之而來的大規模環境變化[6]，而這一變化已經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幾千年來，人類一直在改變其他物種，既有裨益，又有折損。
一些大型食草動物（比如大象和它已經滅絕的同類）會撞倒樹木并啃食幼苗，以此開拓廣闊的棲息地；它們啃食草地，減少了野火燒不盡的的可燃草料；它們吃水果和堅果，并在大便時將種子散播到各地。而大型食肉動物也會通過捕食食草動物，通過讓它們不斷地移動來影響生態系統。
現在看來，這些大型動物的消失顛覆了古老的景觀，擴展了森林面積，并增加了某些地方火災發生的頻率。《環境與資源年鑒》上發表的一篇綜述稱[7]，隨著深色樹木取代淺色植被，這可能會影響水循環、碳循環甚至地球的顏色 。這些動物的滅絕還隨即導致了無數以之為食的寄生蟲、食腐動物及蜣螂的滅絕[8]。
這僅僅只是開始——人類導致了許多其他物種的滅絕，并推動了那些幸存物種的進化轉變。研究表明，數千年來，來自人類的捕撈壓力導致了咸水螺、沙漠龜和喜馬拉雅蓮花等物種的體積縮小[9]。（人類誘導進化的現代例子還包括不會吸引象牙偷獵者的無牙象和可以更好避開汽車的短翅燕。）
但人類給生態帶來的也不只是壞處，其他一些物種（如巴西堅果）也受益于人類的干預和遷移。20,000多年前，人們將新原產于新幾內亞的灰袋貂引入了太平洋各島嶼；不久前，又將椰子樹帶到印度洋和太平洋，使得它們在島上隨處可見[10]。隨著農業的興起，人類又為了開發農場而砍伐森林，并由此衍生出了全新的農作物、草類、牲畜和害蟲品種。
對椰子的遺傳分析表明，數千年前人們開始在兩個不同的地點（圖示星標處）種植椰子樹，并將其傳播到印度洋和太平洋。
隨著物種的繁殖和多樣化發展，人類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生態系統。這些生態系統出現于草原和森林之間的由小聚落和耕地組成的錯落景觀中。這種“馬賽克式”的生態布局為多種植物和動物提供了適宜的棲息地。（今天，工業化背景下的農業和林業構建出景觀往往正相反——往往構建出的大而統一的景觀。）
這些奇怪的新生態系統成為了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然”（nature），包括一些地球上生物環境的“瑰寶”：東南亞森林[11]、非洲大草原和亞馬遜森林[12]。根據PNAS的研究， 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認定為關鍵生物多樣性區域的地方中[13]，有四分之三已被人類使用了至少10,000年，而且許多地方至今仍是當地土著及周邊人民的家園。這表明這些景觀存在的部分原因是人類活動，而不是盡管有人類影響還存在。
這也意味著，生物多樣性的持續喪失不能主要用“無人踏足”的原始之地被破壞來解釋（盡管出于種種原因，這些荒地仍然需要保護）。相反，埃利斯和他的同事們認為，這是人類用一些新奇強烈并極具破壞性的方式來對待地球的結果。
02 “原始自然”的神話
到目前為止，有大量研究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廣泛的人類影響可以追溯到工業革命之前很久。但博伊文表示，這些影響仍在加深。例如，在生態學領域，人們需要進行各種形式的革命——從認為人類活動改變的景觀“不合標準”到認為它們也值得研究和保護，“這也正是人們在著手處理的問題。”
人類改造地球的悠久歷史也使得研究現代環境影響的工作變得更加復雜。站在歷史角度看，當西方研究人員第一次遇到生態系統問題時，他們通常認為當時的生態系統仍處于原始狀態。然后，他們把自己對生態系統的初印象作為衡量近期變化的基準。但一些越來越多的證據（包括一項發表在《 科學》上的對花粉記錄的新評估[14]）說明了這種方法是有問題的。
研究結果顯示，全球植被格局的加速變化始于大約4000年前，這可能是人類活動的結果。對此，研究合著者、來自挪威卑爾根大學的全球變化生態學家蘇塞特·弗蘭圖亞表示，這意味著研究現代變化的生態學家們并沒有發現人類影響的最初印記，而只是最新的印記。“他們看到的往往只是冰山一角。”
利用激光測繪技術等先進手段，研究人員發現了許多以前未知的考古遺址（包括圖示中亞馬遜西南部的“土墩村莊”），這使得他們大幅提升了對“歐洲人到來之前美洲有多少原始人口”的估計數量。
這種背景對于氣候變化等問題而言十分重要。例如，在亞馬遜河流域，一些研究人員警告說[15]，此前的研究可能高估了森林對二氧化碳這一溫室氣體的吸收能力，因為它們沒有考慮到森林可能還在繼續應對因歐洲疾病和殖民壓迫而導致的土著人口驟減。研究人員引用了北極地區所面臨的類似擔憂[16]：目前尚不清楚當地植被覆蓋的持續變化是否完全出于全球氣候變暖，還是源于過去人類活動（如狩獵、放牧馴鹿和焚燒草木等）。
人類漫長的環境改造歷史更會讓人懷疑我們現在到底是否生活在人類世[17]。人類世是一個因人類影響而獲名的新地質時代，如果我們確實生活在這一時期，那它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許多科學家都認為其始于20世紀中期[18]，當時人類活動的影響以壓倒性優勢蓋過了自然作用（好比“冰山一角”的隱喻）。但也有人說，人類世也應將自然作用囊括其中，把冰山上下都算在內，包括部分巨型動物的滅絕和農業的興起。此外還有一些人，他們不僅反對將人類主宰的時代記錄在案，而且想把所有人都算在一起——統統當作破壞地球的力量[19]。
這些問題的核心在于，它們與有關原始自然的神話相悖，而這一神話幾個世紀以來都主宰著西方的思想，可謂根深蒂固。它始于啟蒙思想家，他們覺得人與自然從根本上是分割的，并認為自然界中的荒野是人類社會的避難所而非產物。這一理念后被寫進1964年美國的《荒野法案》中，該法案旨在保護“一片不受人類干擾的土地及之上的所有生命共同體，而人只是其中無法久留的過客”。
時至今日，這一理念仍具有說服力。俄勒岡大學自然與文化歷史博物館館長、考古學家喬恩·厄爾蘭德森表示，正因如此許多游客才會蜂擁前往加利福尼亞州的海峽群島國家公園等地方，他們會認為這里是“（原始）自然”之境。然而實際上，早在19世紀歐洲人帶來致命傳染病并強行將幸存者運到陸地上奴役之前，丘馬什人（譯者注：說霍卡語的幾個有親緣關系的印第安居民集團的通稱）就已經在這里生活了數千年并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幾千年來，丘馬什人可能用焚燒森林的方式來擴大草原，在這里他們可以收獲能果腹的植物球莖，而這些球莖今天仍是這里眾多島嶼的顯著特征。不僅如此，他們還獵殺海獺和鮑魚，并將狐貍帶至島上（可能還帶來了老鼠和臭鼬等動物）。丘馬什人消失后，一個多世紀的農牧經營又進一步改變了島上的面貌，直到成為如今這般引人入勝的景觀。“這里風景秀麗，草木可愛，可供游客們盡興飽覽，但這并非荒野般的原始自然，而是歷經人類活動洗禮的‘人造自然’”，厄爾蘭德森這樣說道。
03 向土著人民學習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農業和工業革命（以及拼命增長的經濟秩序）使地球改頭換面[20]，人類活動改變了地球的氣候，并將我們推向了另一次大滅絕的邊緣。今天，人類的足跡幾乎遍布地球的各個角落：核廢料在格陵蘭的冰蓋下靜靜腐爛[21]，垃圾也已經漂到太平洋最深處的馬里亞納海溝底部[22]。
各國政府和社會環保組織通常試圖通過保護自然免受人類侵害來解決這些問題。不過據邁克爾·肖恩·弗萊徹所領導的一組研究人員的說法，這一做法可能是個嚴重的錯誤。弗萊徹是墨爾本大學的一名地理學家，同時也是居住在澳大利亞東部的維拉朱里族人的后裔。
弗萊徹和他的同事最近在一篇PNAS上的文章中寫道[23]：幾千年，島上的土著和傳統民族一直在可持續地管理著當地的自然景觀，然而上島的歐洲人對他們實行驅逐或邊緣化政策，并常常破壞他們努力保護的生態系統，現如今一些政府和社會組織一時興起的“保護荒野”之念便是在為這些“強盜”行徑正名。研究人員將荒野本身描述為“一種不恰當、不人道的構想”。
土著民族多居于森林和草原，這些地方擁有著世界上大部分余存的生物多樣性。長期以來，作為成功的環境管理者和保護者，土著首領們一直捍衛著群體的深厚生態知識。“我們與這片土地息息相關，請支持我們。”薇薇安娜·菲格羅亞說。她是阿根廷西北部奧馬瓜卡族中的一員，也是一名從事國際土著權利和生物多樣性工作的律師。
而后，越來越多的研究支持“土著居民留下來與自然和平共處”這一觀點。研究表明，許多地方的原住民土地擁有與荒野保護區同等級別或者更高水平的生物多樣性[24]。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發現[25]，與周邊地區相比，原住民土地的森林砍伐更少，森林固碳量也更多。
另一方面，原住民的遷移實際上會導致生態系統退化。在澳大利亞，20世紀60年的原住民遷移可能導致了失控野火的增加和當地物種的大量滅絕[26]。利維斯和她的同事們估計，如果一旦失去人類的管理，自然的力量可能會使亞馬遜河流域可食用物種的數量減少80%，而這將影響當地動物的食物鏈[27]。
許多原住民（包括澳大利亞的原住民群體）會用“放火燒山”的方式來經營狩獵場、增加所需植物的數量并降低災難性野火的風險。數萬年來，人們一直遵循這種方式，并在此過程中改變了生態系統。
許多土著人士和環境學者認為，解決地球災難更好的辦法是為當地住民賦權，讓他們自己管理和保護他們所處的生態系統。一些國家和環保組織已經開始創建新的保護區，以紀念重點地區的自然和文化歷史。全球領導人也已經開始認識到傳統文化對于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實現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重要性[28]。
正如人類需要回歸自然景觀中一樣，我們也可以考慮將自然重新融入人們所改變的景觀中。一個現實的例子便是“再野化”，即重新引入本土動物然后讓自然生態的力量接手，理想情況下無需太多干預。在“再野化”模式的努力之下，灰狼被重新引入美國西部，野牛被重新引入羅馬尼亞，袋鼬（一種小型的食肉有袋動物）也被重新引入澳大利亞大陸。
這一想法符合一種新的修復模式：該模式不追求重建過去的原始自然，甚至根本不追求維持任何固定的狀態。尤其是在氣候變化的情況下，“這通常是不可能的，”來自丹麥奧胡斯大學的生物學家詹斯-克里斯蒂安·斯文寧表示。
斯文寧說，我們應該更專注于“為促進生物多樣性提供有利條件”，總的來說，就是為非人類物種提供空間和資源以應對許多不可避免的變化，無論這些變化是否由人為造成。
斯文寧指出，所謂的“野性”培育并不真的需要一片荒野。“如果不再修剪你的花園，那么你就擁有了自己的原始自然。” 他說，即使它不是原始的，也十分有價值。
對于我們這些正在努力理解地球復雜的過去、又面對令人生畏的未來的人來說，這似乎是一個既實用又感性的好建議。我們無法倒轉時光，不能像幾千年前的人類那樣生活，我們中有太多人需要食物、住房和生計，而這些都需要利用地球上很多資源。但也許我們仍可以摸索前進：扮演好改變地球物種的角色，呵護這個星球上一直存在著的荒野。這也是人類長期以來一直在努力踐行的事情。
版權聲明
本文授權翻譯自Annual Reviews 旗下雜志 Knowable Magazine，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訂閱其英文通訊。Annual Reviews是一家致力于向科研工作者們提供高度概括、綜合信息的非營利性機構，且專注于出版綜述期刊。
原文標題“Why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pristine nature”，作者Julia Rosen，發布于2021.12.01 Knowable Magazine。鏈接https://knowablemagazine.org/article/food-environment/2021/why-theres-no-such-thing-pristine-nature。
譯名對照表：
Wilderness 荒野
Julia Rosen 朱莉婭·羅森
Agouti 刺豚鼠
Carolina Levis 卡羅琳娜·利維斯
Universidade Federal de Santa Catarina 圣卡塔琳娜聯邦大學
domesticated forest 人工馴化林
Nicole Boivin 妮可·博伊文
Erle Ellis 埃勒·埃利斯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環境與資源年鑒》
Homo sapiens 智人
Thunderbird 雷鳥
saltwater snails 咸水螺
desert tortoises 沙漠龜
Himalayan lotus flowers 喜馬拉雅蓮花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Bergen 卑爾根
Suzette Flantua蘇塞特·弗蘭圖亞
laser mapping 激光測繪
Anthropocene 人類世
Wilderness Act 《荒野法案》
Oregon俄勒岡
Jon Erlandson 喬恩·厄爾蘭德森
Channel Islands National Park 海峽群島國家公園
Chumash people 丘馬什人
Michael Shawn Fletcher 邁克爾·肖恩·弗萊徹
Wiradjuri people 維拉朱里族人
Viviana Figueroa 薇薇安娜·菲格羅亞
Omaguaca 奧馬瓜卡
rewilding 再野化
Quolls 袋鼬
Aarhus University 奧胡斯大學
Jens-Christian Svenning 詹斯-克里斯蒂安·斯文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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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