驗親子鑒定要多少錢（親子鑒定）

當很多人還覺得親子鑒定頗為神秘、遙不可及時，它已經作為商業服務走向普羅大眾，并催生了一門與眾不同的生意。記者/張從志2007年法醫學專業畢業后，戴維進入親子鑒定行業，成為一名親子鑒定師一個親子鑒定師的走紅戴維是一名親子鑒定師，從業11年，兩

當很多人還覺得親子鑒定頗為神秘、遙不可及時，它已經作為商業服務走向普羅大眾，并催生了一門與眾不同的生意。

記者/張從志

2007年法醫學專業畢業后，戴維進入親子鑒定行業，成為一名親子鑒定師

一個親子鑒定師的走紅

戴維是一名親子鑒定師，從業11年，兩年前開始，他把這些年來看到的、聽到的寫成故事發表在網絡上，意外地走紅，也因此掀開了一個隱秘行業的一角。

戴維在書里寫到的第一個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嬌小可愛、性格大大咧咧的年輕女子帶著一個兩三歲的小男孩和兩份檢材（即鑒定的材料，常用的有血痕、帶毛囊的頭發、口腔黏膜拭子等）來親子鑒定中心。幾天后鑒定結果出來，兩份檢材均被“排除”。“排除”是DNA鑒定的通用術語，即被取樣人與孩子不存在父子關系。女孩傻眼了。兩周后，她再次帶了檢材來鑒定，這次找到了孩子的親生父親，但女孩卻不肯相信，再三確認后當場就哭了。她隨后提出的問題更是讓人目瞪口呆：“醫生，表哥算是我的近親嗎？生的孩子以后真的會有缺陷嗎？”

類似的故事不勝枚舉，在戴維看來都只是“普通事件”。在他十余年的從業生涯里，經手了近兩萬例鑒定，其中八成以上都是這樣的個人親子鑒定，他們也習慣稱作隱私鑒定，比如年輕媽媽想要確認孩子的父親、丈夫懷疑孩子與自己沒有血緣關系。在這些鑒定里，將近四分之一最終結果都是排除。有些人一拿到報告，還沒走出大門就接通了家里人的電話，離婚是多數人的選擇。朋友們也因此給戴維冠以“家庭毀滅師”“婚姻劊子手”的稱號。

但在長沙見到的戴維很難讓人與這些稱號聯系在一起。一張娃娃臉，明顯的嬰兒肥，操著一口帶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話，眼睛笑起來瞇成一條縫，看不出已經36歲，倒是符合他的筆名“鑒定師大寶”的形象。不過穿著打扮循規蹈矩，黑皮鞋、寬松西褲、呢子外套，里面是深色針織毛衣和淺色襯衫，寡淡無奇，不會給人留下太深印象。

寫作是一時興起，也是戴維的自我療傷。2014年父親被查出癌癥；戀愛10年的女朋友出軌和他分手；一年后父親去世，自己又因病住了半年院；再出來，工作的鑒定中心業績下滑，被人收購后團隊解散。接二連三的打擊，讓戴維墜入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一段時間，他天天做噩夢，夢見父親要帶他走。離職后，戴維覺得自己再也不會涉足親子鑒定了。在家無事可做，他開始在虎撲論壇上發帖，寫了幾個故事，帖子很快沉下去。在網友建議下，他轉戰天涯，以親子鑒定師第一口吻講述的故事很快點擊量超千萬，登上暢銷榜，網站買下了版權。然后開始出書，引起媒體關注，在小圈子內有了名氣，不過生活依舊改變不大。

戴維性格開朗，是一個容易滿足的人。除了打麻將，他沒有什么特別的愛好，平時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了寫作上，親子鑒定反倒像是成了業余工作，公司也不限制他的自由。去年出版的書在臥室的小桌子上堆著，旁邊碼了幾本小說和心理學著作，書已經簽好了名，但朋友不開口要，他自己就懶得特地給人送，“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網絡上走紅后，很多人找到戴維咨詢親子鑒定，也有讀者把他當成了心理咨詢師。

第一天見到他時，一位女讀者在戴維的微信公號下留言說自己抑郁，扛不過去了，決心過完圣誕節就結束一切。戴維告訴她千萬不要做傻事，但遲遲沒有收到回復。開始寫公眾號后，讀者留言越來越多，戴維每天兩三個小時瀏覽、回復。戴維收到過不少悲觀厭世、打算輕生的讀者留言，他總會把自己遇到的更加悲慘的故事講給他們聽，勸慰他們好好活著。

故事都發生在他原來工作的鑒定中心，那里被他稱之為“人性實驗室”，善惡美丑集中濃縮其中，各種離奇八卦、悲慘故事輪番上演。“見怪不怪”，是戴維和其他親子鑒定師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鑒定報告里的世間百態

鑒定中心設在一個老居民小區，租下臨街的兩層商鋪，樓下是辦公室，負責接待客戶，樓上是實驗室，專門做技術鑒定，出具鑒定報告。戴維善于跟人打交道，不喜歡整天悶在實驗室，一入行就選擇了樓下業務員的工作，因此看遍了種種人事。

2013年，鑒定中心來了一個抱著孩子的中年女人。她抓著一撮頭發，說要做加急鑒定。沒過多久，一個年輕女孩跑進來，嚷著要女人把孩子還給她，伸手便想奪過去。一個中年男人隨后也跟到了鑒定中心，擋在兩人中間，要她們回去好好商量。但隨后的一幕出人意料，中年男女在一旁說了幾句話，便一起把女孩拖到外面，發了瘋似的對女孩拳打腳踢。鑒定中心見狀立刻報警，派出所輕車熟路，幾分鐘后趕過來把人都帶了回去，真正的故事才被揭開。

中年男女是夫妻，從外省過來在長沙定居已有幾年，派出所一查，發現他們曾是一個被記錄在案的職業乞討團伙的主犯。時間還要退回到2008年，南方多省遭遇冰雪災害，經常有流浪乞討人員在街頭凍死的消息，在重災區長沙，兩個乞討小孩凍斃街頭的事也上了都市新聞。警方后來追查發現，這背后是職業乞討團伙強迫小孩上街乞討，為了讓路人同情施舍，小孩們一收到好心人的錢財衣物，就有人上前收走。一系列類似事件掀起了公安部門在全國范圍內對職業乞討團伙的打擊行動。中年男女趁機金盆洗手，解散了原來的團伙，在長沙定居下來。

被中年男女毆打的年輕女孩當時尚未成年，她和小幾歲的妹妹幾年前被中年夫婦從農村老家誘騙出來。女孩父母早早去世，爺爺奶奶聽中年夫婦說可以帶姐妹出去打工，不僅包吃住，每月還能寄錢給兩位老人，便同意讓孫女跟他們走。所謂的打工就是上街乞討，雪災里被凍死的兩個小孩，其中一個就是妹妹。姐姐的遭遇同樣悲慘，團伙中的一個頭目強奸了她，團伙解散后她去了外地打工，卻發現自己患上了艾滋病。她一心要報復，但這時早已找不到那名頭目。女孩回長沙找到了中年夫婦，懷上了中年男人的小孩，夫婦倆因此都被染上艾滋病，于是有了開頭鑒定中心的一幕。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通過母嬰阻斷，孩子避免了感染。

戴維的講述流暢，不帶多少情感，似乎只是轉述一段從書里或者電影里看到的故事。鑒定中心不僅有個人親子鑒定，還有司法鑒定。前者不需要客戶提供任何證件，鑒定中心只對檢材負責，得出的報告不具法律效力。后者，需要提供身份證，有一系列嚴格的規章制度，報告可作為呈堂證供。

2009年夏天，工作兩年多后，戴維第一次出了司法鑒定的現場。那是長沙的一個郊縣，小鎮上發現一具懷著身孕的少女尸體，警方懷疑胎兒的父親與兇殺案有關，委托鑒定中心去做親子鑒定。戴維和中心領導楊姐一起到了縣公安局。尸體在水中浸泡后腐爛變形嚴重，盡管大學五年的法醫學習見過不少尸體，戴維去之前也做足了心理準備，但真正到了停尸房還是被沖天的臭味熏得一陣眩暈，腫脹得不成人形的尸體嚇得他全身僵硬。

直到楊姐取完樣拉他走，戴維才回過神來。后來又去村里給警方重點懷疑對象取了樣，一共四個人，鑒定后都被排除了。過了一段時間，戴維和楊姐又接到通知去了縣公安局，這一次從取樣的三人中找到了胎兒的父親，竟是少女的親叔叔。戴維在取樣時見過他，不到30歲，相貌普通，找不到什么特點。

最終，女孩的死亡結論是意外落水，尸體身上沒找到其他外傷，包括叔叔在內的嫌疑人又都有不在場證明。但調查還原的真相已經足夠讓人無法接受。女孩從小有智力障礙，只有兩三歲的心智，父母和哥哥長年在外打工，家里爺爺偏癱多年，靠奶奶一人照顧，女孩便交給了叔叔照管。父母打工掙的錢一半都寄給了叔叔，直到哥哥到了成家的年紀，寄來的錢越來越少。叔叔動了邪念，他收附近單身漢、小混混的錢，讓他們與侄女發生關系。

最后的結局如何，這些人得到了什么懲罰，作為鑒定人員，戴維沒有再去追問。他告訴我，公檢法部門委托給鑒定中心的司法鑒定一般只占5%左右，但一遇到基本都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另外的隱私鑒定占比近80%，上戶鑒定占15%左右，做得多了，他們也發現了一些有意思的變化。比如以前來做隱私鑒定的基本都是男性，“十個里面幾乎看不到一個女的”，但這幾年女性客戶越來越多，特別是近幾年無創產前親子鑒定技術應用后，很多年輕媽媽懷著孕來做鑒定。還比如，2011年后，出現信任問題的夫妻關系里，微信、陌陌這樣的社交工具被提及的頻率越來越高；隨著民工回鄉潮，從農村過來做親子鑒定的外出務工人員明顯變多。

鑒定中心剛剛搬到小區時，很多居民看到外面掛著“某某醫院合伙伙伴”的牌子，再看里面的人也有穿白大褂的，以為這里是醫院或藥店。街坊鄰居在外面探頭探腦，不少人忍不住好奇心進來打聽，問能不能量血壓，戴維還遇到過大媽來問他這里什么時候搞活動發雞蛋。當工作人員向他們解釋這里是做親子鑒定的業務時，來人往往臉色一變，拼命搖頭道：“不試不試。”名聲傳出去，周圍來串門的人就少了，但中心一有大事小情，鬧出了動靜，湊過來看熱鬧的一個也不少。后來拆遷，鑒定中心搬去別處，小區也已不復存在。

親子鑒定的市場化

與人們談及親子鑒定的隱晦態度形成反差的是，親子鑒定早已成為一項商業服務走入了消費級市場，價格也不如人們想象中那么高昂，幾百到幾千元不等。2002年國家將DNA親子鑒定項目向第三方鑒定機構開放，戴維的母親就被一家機構聘用了，所以后來的入行算是子承母業。他告訴我，2003年鑒定中心成立時，長沙只有兩家獲批的司法鑒定機構。老板原來是辦私人醫院的，開鑒定中心與辦醫院一樣，最難的是獲得審批，只要有了資質，購買設備、招募人員的成本很快就能賺回來。

戴維是2007年到鑒定中心的，這一年他從湖南醫科大學法醫學專業畢業。出于對當初聽從父母安排選擇法醫專業的逆反，他畢業后去找了一份市場銷售的工作，專門推售移動電話機，一個月工資最高拿了700元。撐了幾個月，母親打來電話，開出了條件，“試用期一個月底薪3000，正式入職一個月3500”。戴維沒經住利誘。鑒定中心開的工資是當時長沙平均工資的兩三倍，而且業務人員還能拿到數額不等的提成，一個月至少有四五千元的收入。后來，戴維有原本在實驗室做技術的同事也申請調崗去做業務，第二個月收入就超過了原來。

和做銷售一樣，戴維經常需要出去跑業務。律所、醫院、派出所等機構常遇到需要做親子鑒定的人，各種需求都有，上戶的、爭奪財產打官司的、想確認子女身份的，這些都是鑒定中心的客源，靠業務員去爭取。

2005年10月1日，全國人大頒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宣告普通人可以直接申請做親子鑒定，不再需要冗長的證明。另一方面，特殊的人口、戶籍政策也會拉動親子鑒定的需求。2010年前后，在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影響下，全國的親子鑒定量都出現了猛增。2016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要求依法為無戶口人員登記常住戶口，解決1300萬“黑戶”的戶口登記問題。隨后，全國各地迎來了親子鑒定的高峰。

隨著政策不斷放開，以及基因檢測技術的逐漸普及，市場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如今在長沙，光是在司法局注冊的司法鑒定機構就有20多家，再加上各種生物公司，能做親子鑒定的地方少說也有四五十家。戴維明顯感到競爭的日益激烈，原來的親子鑒定中心兩年前被收購，他后來接受了曾經的競爭對手——一家生物公司的邀請，擔任長沙分公司的負責人。戴維告訴我，在以前的鑒定中心，他一天至少接待十來位客戶，門口經常排著隊等，而現在一天平均下來也只有兩三位客戶。當然也是因為通信發達后，越來越多人從頭到尾都不露面。

現在的公司在一棟寫字樓內，租了一間六七十平方米的辦公室，不敲上門去問，很難讓人聯想到親子鑒定，不過這種隱秘性正是客戶所需要的。第一次造訪沒幾分鐘，前臺接待告訴我們馬上有做隱私鑒定的客戶來，我們便“自覺”地下了樓。現在的公司相當于一個辦事處，加上戴維有三個員工，他們不再自己做技術鑒定，而是將客戶的檢材寄送到上海總部的實驗室，由他們出具鑒定報告。

工作當中也出過問題。戴維曾親手處理過一個鑒定委托，一個男人帶了女同事丈夫和孩子的檢材來做鑒定，得到了排除的結果，以此要挾女同事和他發生關系，并且多次索要錢財。最后女人忍無可忍找到了鑒定中心，大鬧一場。中心領導為了息事寧人，最后賠錢了事。在那以后，鑒定中心制定了一項規定，要求所有的客戶必須帶身份證現場取樣，但堅持了沒幾個月，客戶銳減，規定就被取消了。

也遇到不少想做假報告的。“戴醫生，這里有沒有攝像頭？”客戶往往先問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就把錢拿出來擺桌上，有的要求改成排除，有的希望改成支持，目的各異。前段時間有個女讀者還來問戴維，他們做親子鑒定出錯的概率是多少。她已經做過四次無創產前檢測，都被排除，聽戴維說幾乎不可能會出錯，滿是失望。為了防止對方篡改報告，戴維從不發電子報告給客戶，通常的做法是把結論那半頁拍照傳過去，公司規定檢測數據保存一年即被銷毀。但到底如何才算規范操作，行業并沒有統一的標準。戴維告訴我，現在有些生物公司實行了代理模式，在地方有多層代理，里面存在的操作空間就會很大，“上面的人怕負法律責任，不敢隨意更改，但是下面的代理就不敢保證了”。

倫理困境

市場不斷發展，但親子鑒定從誕生之初到現在，關于倫理的爭議一直未曾停歇。作為一項技術工具，親子鑒定也面臨著所謂“雙刃劍”的困境，一面是傳統的家庭、婚姻制度，一面是日益高漲的個體需求。

北京一位從事司法鑒定30多年的鑒定師告訴我，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他們便在醫院設立了法醫門診，開始嘗試把公檢法技術部門的親子鑒定技術用來服務于個人，但那時候檢測技術發展水平還很低，很少真正用于民間。到了90年代乃至新世紀，技術瓶頸被突破，各種鑒定機構、生物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但她所在的鑒定機構依然對此持審慎態度，“如履薄冰”，接受個人委托要求對方證明自己身份，并到現場采樣，而且會綜合考慮被鑒定人的情況。不過，對于市場化的鑒定機構而言，這樣的做法顯然難以適應現在的競爭環境。但到底應該遵循什么樣的規則、在親子鑒定中如何保護孩子的權益、對倫理問題作何解釋，無人給出明確的方向，不同的鑒定機構遵循著各自的邏輯。

戴維在鑒定中心獨立接待的第一個客戶就曾讓他對自己的工作產生了懷疑。那是一個50多歲的男人，通過鑒定得知養了20多年的獨生子不是自己的血脈后，在辦公室歇斯底里地捶擊腦袋，抓扯自己的頭發。戴維面對眼前的一幕不知如何是好，最后還是同事過來勸解住了男人。男人長年在外省建筑工地打工，攢下的錢都寄給了家里的老婆孩子，村里早有風言風語說孩子不像他，沒想到謠傳被證實。沒過多久就有消息傳來，男人回家后拿刀砍斷了妻子的腿，自己喝農藥自殺被及時發現救了回來。戴維覺得是自己害了他們一家，心里過不去這道坎，于是向中心提了辭職。領導沒同意，告訴他一句話：“被欺騙的人有權利知道真相。”

真相到底是什么？戴維后來遇到不少人做完鑒定，孩子是自己的，喜笑顏開地走出中心，也看到很多找到失散多年的親人后喜極而泣的場面。他也見過有人懷疑妻子出軌，把自己和兩歲孩子的血滴到裝著酒的茶杯里，通過滴血驗親的方式認定孩子不是自己的，一口喝完剩下的半瓶酒，拿刀捅死了妻子。后來親子鑒定結果卻是支持，孩子是他的，但悲劇已無法挽回。

親子鑒定日益普遍的事實，不同的人也生出不同的解讀。有人認為這說明人的科技意識提高了，法律觀念增強了；也有人覺得這說明社會倫理道德修養在下降，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危機加劇。對親子鑒定機構的看法也出現分野，有人主張加強監管，亦有人希望進一步市場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社會學家李銀河早年接受采訪時說道：“如果夫妻之間很有感情，根本不會去做親子鑒定。這么在意孩子是不是親生的，證明夫妻關系本來就是不穩定的，這項技術只是證明了相互之間的不信任。”

親子鑒定技術能得出女性是否出軌的確鑿證據，社會道德據此大加譴責，有人覺得在這方面男性成為弱勢群體。但是，故事中的男人就一定清白無辜過嗎？這是不是對女性不公平？這樣的矛盾如何解決，戴維似乎不太關心，他更執著和癡迷于講故事本身。

戴維告訴我，在鑒定結果為排除的案例里，大部分的選擇都是離婚，真正做出極端行為的是極少數。而且在過去，人們積壓在心底大半輩子的疑慮一旦得到證實，更有可能以激烈的方式爆發。現在隨著人們婚戀觀念的開放，面對鑒定結果似乎也顯得更加平靜，一個例證就是鬧事的人越來越少了，以前在鑒定中心需要設立的安檢門早已沒有存在的必要。

盡管看見了如此多家庭破裂、夫妻反目的故事，戴維仍向往著家庭生活。結婚的日期定在明年，女朋友小他幾歲，是在老家相親認識的，兩人有類似的感情遭遇，他相信這會讓他們更懂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