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用辛辛苦苦賺的1000塊錢，在網上給自己買了一雙耐克運動鞋，但是發現是假貨的時候，你會是什么感受？我想你應該會很氣憤，而這些讓你氣憤的假名牌運動鞋或許來自于一個著名的假鞋制造地——福建莆田。談到福建莆田，許多人映入腦海的也許會是“莆田系

當你用辛辛苦苦賺的1000塊錢，在網上給自己買了一雙耐克運動鞋，但是發現是假貨的時候，你會是什么感受？

我想你應該會很氣憤，而這些讓你氣憤的假名牌運動鞋或許來自于一個著名的假鞋制造地——福建莆田。

談到福建莆田，許多人映入腦海的也許會是“莆田系”、“醫院”這樣的關鍵詞，但這座神秘又神奇的城市的能耐遠遠不止于此。“在莆田，讓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鞋從來就不是一句空話。”

從2007年美國紐約查獲30萬雙莆田產的假耐克鞋事件，再到2017年因為以海淘的名義把假鞋賣給消費者而被曝光，都讓這盛產假鞋的莆田背上了“假鞋之都”的罵名。

莆田是那么的低調，卻又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大陸乃至世界的鞋業。為什么莆田會背負上“假鞋之都”的罵名？他們真的不生產假鞋以外的鞋子嗎？

今天全世界的制鞋中心在哪里？你能夠想到中國大陸，能夠想到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再或者是南美洲的一些國家。

但在三四十年前，這些地方的大多數人，可能都沒聽過阿迪達斯、耐克。你也許不知道，當時全球制鞋業的中心，其實是臺灣地區。

要想理解福建莆田何以成為“假鞋之都”，臺灣都是繞不過的一個地方。

臺灣制鞋業起步并不早（1960年代中期），但臺灣鞋業靠著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優勢高歌猛進，鞋類出口金額自1974年就一直增長，連續15年從沒停過，在1988年更是創下高達將近37億美元的出口額紀錄，一舉成為全球最大的鞋類外銷供應地[1]。

臺灣曾經是全世界的制鞋中心 / 林明連. (2003). 臺灣制鞋業赴越南投資區域選擇之研究

然而，老大的位置都沒坐穩，如日中天的臺灣鞋業就開始迅速跌下神壇。

正如現在中國大陸面臨著貿易戰的困擾，當時火熱的臺灣鞋業也遭受了來自多個國家的圍堵。1977年開始，美國、意大利、加拿大等國家陸續向臺灣制鞋業開刀，以實行進口配額管制來限制臺灣的鞋產品出口量[2]。

聽起來是不是覺得十分耳熟，大陸讀者更熟悉的情節是，“勞動力成本上升”。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的調查顯示，1980年臺灣的平均工資為1.11美元/小時，1985年提高至1.7美元/小時，年增長率為12％，明顯高出制鞋業競爭對手韓國、中國大陸和巴西[2]。

跨國公司迫不得已，將臺灣的制鞋代工廠外移到了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的中國大陸和東南亞。

2012年8月8日，柬埔寨磅湛省一家臺資制衣廠內拍攝的女工們工作的場景。由于臺灣勞動力價格的上漲，許多臺資企業紛紛將產業轉移到大陸和東南亞以求降低成本

而福建莆田，就是被選中的地點之一。

與臺灣隔海相望的老鄰居福建，依靠著離臺灣距離相近和豐富的廉價勞動力，成為了臺灣制鞋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當時，福建省內主要有三個地方接受了臺灣鞋業的轉移，它們就是莆田、晉江和福州。

臺灣的鞋品牌銳步，將工廠遷入了福建莆田開始大量生產鞋制品；1983年，耐克這類西方鞋類大牌也都紛紛進駐莆田，開工廠招工人。

1996年3月18日，廣東廣州，女工們在一家耐克工廠工作。80年代-90年代，跨國公司紛紛在東南沿海設立代工廠

福建莆田成為制鞋業轉移的目的地，不完全是陰差陽錯。在莆田被選中前，莆田已經是福建省制鞋業的中心。1986年，莆田鞋革工業總產值就超過了1億元，占到了全省的70%以上[3]。

當然，這些都比不上莆田后來取得的成就。僅僅過了十年，莆田的鞋業總產值就漲至42.9億元。這是莆田制鞋業最風光的時代[4]。

可歷史總是相似的。隨后，福建莆田再次復制了臺灣地區制鞋業的命運：從如日中天到跌落神壇。

當時，莆田大部分制鞋企業遵循著出口海外為主的代工生產經營模式，即國外耐克和阿迪達斯等品牌方給你多少訂單，你就得按照訂單量進行加工，即便你有能力也不能生產更多的鞋。因此，鞋產量始終被品牌方嚴格限制，莆田的鞋廠和工人們只能分到很少的加工費。

2015年1月7日，福建省莆田市一家規模鞋企的生產車間，工人操作機器對鞋子的前幫進行固定

根據國際消費者聯盟的調查，一雙鞋的成本部門可以劃分為四個部分，生產工廠、品牌商、零售商和增值稅。其中工廠的毛利僅占2％，人工費用更是只有0.4％[5]。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商場花100歐元（約750元人民幣）給自己買了一雙正品耐克運動鞋，作為代工耐克運動鞋的莆田鞋廠只能賺2歐元，工人更是只能賺0.4歐元。

隨著福建的經濟發展，土地、原材料和工資不斷變貴，耐克等品牌商又一次發現，就連在莆田制鞋，也變得不再劃算。

我們來看下鞋品牌商最關心的工資。以最低工資為例，用當時的匯率換算，2001年越南的最低工資為約164元人民幣/月[6]。然而，莆田的最低工資標準為380元人民幣/月，勞動力成本已經開始喪失競爭力[15]。

臺灣貴了，就轉到莆田；莆田貴了，那就轉到更便宜的地方——東南亞。

莆田鞋廠的單子變得越來越少。但是，鞋廠需要賺錢，制鞋工人更是得吃飯，所以問題來了：混吃等死肯定是不可能的，于是莆田的制鞋廠，就靠著之前代工名牌鞋時所積累的技術，開始走上了制假之路。

2018年03月26日，福建莆田，木蘭溪仙游段 。莆田及其下轄縣城十分低調，卻擁有著中國其他同級別城市難以匹敵的財富

莆田制鞋業內人士回憶，90年代開始，一些想仿制假鞋的廠家，通過賄賂在國際品牌代工鞋廠上班的員工，千方百計將其鞋樣和設計圖弄到手[7]。

正所謂，“先假帶后假，大家一起共同制假”，在這些最早期賣假鞋的人賺了錢之后，很快他們的故事在莆田流傳。

如果你看現在莆田制鞋業的老板們，你能夠注意到他們的人生軌跡大多是這樣的：普遍年齡在40-50歲之間，大多數都在青年時期進入臺資制鞋企業干活。從最基本的生產現場開始積累技術經驗，憑借努力升遷至生產線的班長、組長、課長乃至廠長等高層管理崗位[8]。

2017年1月8日，福建莆田，安福電商城，這里白天是國家級電子商務示范基地，晚間卻成為了高仿鞋的狂熱交易市場。商販正在市場內交易

2017年1月8日，福建莆田，安福電商城。商販正在快遞點準備發貨

出來單干之后，老板們就把積累的制鞋技術帶了出來。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后來莆田“高仿鞋”的口碑來源。

溫州質檢院曾對莆田鞋和專柜正品鞋，從耐磨、耐折、材質等方面進行對比測試，發現莆田鞋的跟專柜正品鞋相比在質量上基本沒有差距，按照制鞋標準都屬于優等品[9]。以假亂真，是許多人對莆田仿制鞋的最高“褒獎”。

不過假的畢竟是假的。

2007年9月，美國紐約市警方從布魯克林的兩處倉庫查獲約30萬雙假耐克，并調查結果稱這批假鞋很可能來自莆田附近[10]。

三年后，2010年8月《紐約時報》記者對莆田進行暗訪并對莆田的假鞋產業進行了深度報道，這讓“悶聲發大財”的莆田假鞋產業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10]。

2016年5月底，福建莆田，警方正在查封一家售賣耐克、阿迪達斯等品牌假鞋的窩點。假鞋已然成為了一條利益豐厚的產業鏈

莆田當地的政府不是沒想過“管管”這個問題。自2014年到現在，莆田至少組織過3次大型打假活動，小型打假更是不計其數，但是很難連根拔起[11]。

莆田假鞋像燒不盡的野火，一次次撲滅，又一次次燒回來。那到底為什么無法根絕莆田的假鞋產業呢？

莆田假鞋已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經濟-社會網絡，即“同鄉同業”，它是指來自同一地區的人群經營相同的行業，利用同鄉和同族關系建立商業網絡，實現對市場和資源的控制[12]。

2015年3月9日，福建省莆田市，村民鬧元宵，抬刀轎巡游。莆田宗族體系發達，保留有許多其他地區的人無法想象的民俗活動

比如，全中國經營打印店的老板很多都是湖南新化人。根據不完全統計，2011年湖南新化籍打字復印業占據全國市場額的50％，二手復印機、打印機經營維修的份額更是占到全國市場的65％[13]。

同樣道理，莆田人也是“同鄉同業”的典型代表。莆田人做生意特別喜歡抱團，紅木、農貿、木材、醫療和黃金等生意上都能見到莆田人抱團的身影。所以，受到莆田深入骨髓的宗族觀念下，在莆田做生意若有人拋下宗族成員單干，難免會遭人嫌棄[14]。

我們可以從莆田孫村的“打金”業，看出莆田醫療、紅木乃至制鞋業的共同特征。這種“打金”業依賴于地方社會網絡，所有生產材料都可以在當地一站式采購。關系圈里的人會不斷交流信息，比如黃金價格的起落、哪種款式滯銷等等。如果你沒時間照看店面，可以找人幫忙；如果你資金暫時不能周轉，還可以賒賬[16]。

2013年04月19日，福建莆田，消費者在金店選購黃金飾品。在打金業，“莆田幫”同樣控制著可觀的市場份額

這種同鄉或同族之間的相互提攜，也就是在莆田假鞋從萌芽，茁壯成長為一棵大樹的根源。強大的宗族力量所推動的假鞋產業，并不是通過一兩次打假行動所能解除的。

而且，在這種宗族體系下，莆田人是否能得到尊重，取決于為家族，做了多少事，花了多少錢。而你這個錢是哪來的，是不是賣假鞋賺的錢，相對于家族的利益而言，可能沒有那么重要。

所以，在莆田這么一個宗族觀念濃厚的地方，制假鞋并不是一件丟臉的事，只要能幫上這個網絡里的人，甚至能帶著大家一起賺錢，反而你會得到人們的尊重。

2016年5月3日，“莆田系醫療”老家所在地福建莆田市秀嶼區東莊鎮。外地人初到莆田東莊鎮，幾乎都會被東莊鎮的豪宅所震驚。莆田人發財后，極為看中自己的門面

對于一個莆田老板來說，賺錢確實重要。但比賺錢更重要的，可能是功成名就后蓋房子展示自己的實力，可能是每年春節提著跑車回到莆田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