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期，“融僑”（福建福清籍華僑）約10萬人，聚居在日本、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在辛亥革命中，他們和其他地籍的僑胞一樣，踴躍參加革命組織，開展革命工作，熱心捐籌革命經費，為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作出了貢獻。他們當中，最

辛亥革命時期，“融僑”（福建福清籍華僑）約10萬人，聚居在日本、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在辛亥革命中，他們和其他地籍的僑胞一樣，踴躍參加革命組織，開展革命工作，熱心捐籌革命經費，為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作出了貢獻。他們當中，最早追隨孫中山進行辛亥革命的是薛永龍，革命最堅決的是林孝樓，此外還有南洋華僑俞兆復，他們都是革命“融僑”的杰出代表。

1 薛永龍：最早追隨孫中山

福建省福清縣的旅日華僑主要集中在高山地區（今高山鎮一帶），這里位于福清縣東南沿海突出部，歷史上這一帶就以海舶之利，行賈四方。

歷史上的福清高山半島的地理條件十分險惡，明清以后直到民初，除了血吸蟲危害外，對當地人生存影響最大的便是旱災了。另外，這一地區地處沿海，山禿、土薄、風沙大，土壤多沙磧，大半土地用來種紅薯，以作口糧。而水稻種植面積奇少，雖然明末清初引種了紅薯，當地居民仍不乏靠討小海度日者。此域另一可堪果腹的食物是花生，它也是清初才引進推廣的。盡管有這兩種作物，可因土瘠天旱，常常是種花生“放空炮”（不實），種地瓜“穿心臭”（遭受象鼻蟲病），收成極差。以前的福清人以紅薯干為食，甚至燒草根、牛屎，所以盡管這里的人民以吃苦耐勞著稱，但仍是全福清最窮困的地區之一，迫于無奈當地人為謀生計不得不遠涉他鄉。

高山鄉薛港村薛永龍1909年去日本時，是從當地薛江碼頭下海乘英輪“新福州”號經馬尾、上海赴日本長崎的，其路線是：福清薛港——馬尾——上海——長崎。

長崎是日本東海岸的一個大城市，交通方便，工業發達，商品經濟活躍，就業機會多，容易謀生。舊中國農村宗族聚心力強大，當時赴日謀生者中有相當數量是由親族關系互相牽引去日的，因此在僑居地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一些以村、姓氏等為聯絡和紐帶的華僑集中點，如高山鎮薛港村的薛姓華僑多集中于長崎等城市。薛永龍的宗親都在長崎一帶謀生，他去長崎便是投親靠友。

薛永龍初到日本后是靠背著布簍，做小布販謀生的，這是一種低下的職業。為何福清華僑多以流動販布為生？原因如下：首先，清末民初，上海的紡織業已相當發達，福清龍田、高山一帶不少人赴滬采購棉布、絲綢之類運回福州販賣，其中不少小販赴日后仍重操舊業。其次，由當時日本的經濟發展狀況決定的。日本在20世紀初期，棉花種植業和消費量均達到較高水平，人造絹絲業也發展迅速。據昭和七年（1932）統計，當時全日本擁有紡紗工人約13萬人，織布工人約3.2萬人，有東洋紡織、富士紡織等6大工場和另外55個會社（公司）。紡織品成了日本經濟中的主業和大宗出口品。其發展的結果使布匹不斷涌入市場，這就急需有一批經營者和推銷者，于是在流通領域出現了由布匹批發商、布店到流動小布販這樣一批推銷者。而旅日“融僑”初抵日本時，由于人地生疏，要尋求合適的職業并非易事，而流動販布雖較辛苦，獲利也微薄，但無需專門手藝和大筆資金，對文化程度和語言要求也不高，因此對出國前種地為業或經商販布的“融僑”來說是較適宜的。最后，導致旅日“融僑”大批從事販布業同日本的華僑政策也有極大關系。據不少歸僑回憶，當時日本政府只許華僑在服務性行業內選擇職業，如薛永龍于1909年抵日本時，在海關填寫入境登記表時，只許在職業一欄中填從事販布業，否則不予入關。

薛永龍在做了流動販布一二年后，稍有積蓄，便開了一家小切面店，資金逐漸雄厚后，便開了布店、雜貨店、貿易商行，生意越做越大。他急公好義，為人慷慨大方，深得人心，成為長崎著名的僑領。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國同盟會，總會設在東京。當時不少福清籍華僑追隨孫中山，成為同盟會基層組織的骨干。從現存資料看，薛永龍是最早追隨孫中山參加同盟會的福清人。

2 革命最堅定的林孝樓

清末光緒五年(1879年)農歷十二月九日，林孝樓誕生于福清東瀚鎮東瀚村。幼年因家庭窮困僅讀了幾年私塾，從小就從事放牛、砍柴等勞動。因為生存環境惡劣，林孝樓于宣統三年(1909)三月，橫下一條心攜帶妻子和剛出生不久的女兒，漂泊到日本仙臺縣謀生。

林孝樓東渡日本后，經過幾十年的慘淡經營，居然積財致富，但他雖是發家了，卻一生崇尚節儉，厭惡奢侈。他赤手空拳漂泊日本，靠的是用自己的雙手去創造財富。初到日本時，他肩扛販布，終日走街穿巷叫賣推銷，妻兒就沿街叫賣糍粑，在艱苦糊口度日之中，一個子兒一子兒地積攢本錢，然后開設布店、搞房地產業、經營餐館業，這樣從小到大、一步一腳印地發展起來。人家稱贊他生財有道，他說：“如果說有道，就在于節儉”，又說：“沒有節儉，就沒有積累，沒有積累，就沒有將來。”這種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是很值得稱道的。

此時，日本明治維新后國力逐強，但走上侵略道路；而清政府卻更加腐敗，階級矛盾非常尖銳。林孝樓親歷了兩個不同的世界，對清政府的黑暗統治極為憤恨，思想上萌發了反清情緒。正好他所經營的“四海樓”餐廳，常有流亡日本的同盟會人士來往，他耳濡目染，心扉頓開，深深感到唯有推翻清政府，才能走上興邦救國的道路。他毅然加入同盟會組織，開始投入革命斗爭。他的餐廳成了同盟會黨人聚會的聯絡點，他自己擔任了同盟會仙臺地區的聯絡員。為了防止日本當局的迫害，他秘密掩護革命黨人的革命活動，并且發展了仙臺地區一些愛國僑胞加入同盟會組織。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林孝樓歡喜若狂，更加積極開展革命活動，自己出資護送流亡日本的同盟會成員回國斗爭，他也被委任為同盟會海外仙臺支部的負責人。

為了更好發揮僑胞支援國內革命，在同盟會的領導下，成立了旅日華僑同志會，林孝樓被推選為委員。通過“同志會”組織，帶領各地旅日僑胞開展聲援國內革命的各種活動，其中籌募資金是該“同志會”的主要工作。經過他的努力，籌措了巨額款目資助同盟會。由于他的功績卓著，不久被選為“同志會”委員長。

袁世凱篡權后，中國革命發生逆轉，林孝樓痛恨袁世凱，罵他是“國賊”。不久“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殘酷鎮壓革命黨人，妄圖復辟帝制，引起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林孝樓等旅日僑胞也聲討袁世凱的罪惡。1914年7月，孫中山流亡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發表《討袁檄文》，林孝樓堅決擁護孫中山，仙臺支部成員全部加入中華革命黨（后來又稱為中國國民黨海外直屬支部）。這次會議，孫中山親切會見了林孝樓，并與他合影留念。此后，孫中山發動的“護國運動”、“護法運動”、以及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等偉大革命運動，林孝樓都積極擁護。由于林孝樓追隨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作了許多的貢獻，他被選為國民政府中央監察委員會執行委員。但他無心于政治舞臺，每次會議僅例行出席罷了。

林孝樓出身農家，雖然被選為國民政府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要職，但他始終保持勞動者的本色。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蔣介石的種種倒行逆施，使他甚為不滿，后來他無心于政界活動，轉而致力從事在日本的商業活動。

“九·一八”事變后，林孝樓無法容忍日本發動對中國東三省的侵略戰爭。他不能沉默，要起來抗爭。他通過昔日旅日華僑同志會的關系，四出宣傳抗日救國活動，組織募資會，向各地旅日僑胞籌募了巨款寄回國內支援抗日戰爭，他還經常到各地召集愛國僑胞聚會，宣傳國內抗日斗爭的情況，揭露日本侵略軍在東北三省殘殺中國人民的罪行，以喚起僑胞的愛國熱忱。他對僑胞們呼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沒有國，哪有家!國家亡了，華僑無家可歸，就成了任人宰割的孤兒!”他的吶喊和宣傳，喚起了廣大華僑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林孝樓的反戰活動，引起日本政府的仇視，下令通緝他，在危急的關頭，幸得日本友人的掩護，林孝樓于1936年9月，攜帶妻室急促脫逃回國。路經上海、南京時，國民黨政府隆重迎接，并且留他在政府任職，但他根本無意涉足政壇，執意要回福清故里過農村生活。

1944年11月5日，林孝樓未能看到山河光復，不幸逝世，享年64歲。

3 支持革命的俞兆復

由于荷蘭殖民政府的禁令、華僑社會中保皇改良勢力的流毒、以及孫中山被限制入境等原因，直到1907年，印尼爪哇島的華僑才接受革命思想，組織了“寄南社”。1908年，汪精衛到達印尼巴城后，各個城市的“寄南社”與華僑書報社合并，并以華僑書報社的名義向殖民政府立案注冊。書報社為同盟會工作，實際上是同盟會的分支機構。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福清海口里美村人俞兆復看到同鄉張某從南洋帶回大洋100多元，認為“過番”是出路，于是只身漂洋過海，到南洋謀生，在印尼泗水俞宏瑞的拉鏈店內打工，后與俞建鋆在三寶垅埠合營布業。

俞兆復看到僑胞被欺凌而訴告無門，聽了同盟會的革命宣傳，毅然加入同盟會——泗水華僑書報社，并擔任干事。他用親身經歷、目睹的事實，向同僑揭露清政府的反動腐朽，并帶頭剪掉辮子，鼓動僑胞與清王朝決裂。經過他與其他僑領的奔走呼號，聯絡印尼各埠華僑反清志士，開展革命活動，同盟會在泗水發展了不少會員，影響不斷擴大，泗水遂成為印尼華僑反清活動的中心。

1911年，閩都督府成立后，經費十分困難，福建都督府交通司司長兼籌餉局總辦黃乃裳向南洋各埠華僑求援，海外閩籍華僑紛紛響應，福州籍華僑也不落人后，積極捐輸。俞兆復在印尼泗水發動“融僑”為福建軍政府捐款，俞宏瑞獨捐1萬銀元。旅居印尼望加錫的福清鏡洋鄉洋尾村僑胞、福州會館首任總理王月俊四處奔走為革命勸捐，功績顯著，先后榮獲中華民國臨時革命政府頒贈的4枚金質獎章。

辛亥革命后，俞兆復熱心華僑公益事業。在1912年l0月15日，福清溪前村歸僑吳延寧、吳海珊兄弟發起組織“福清旅洋公會”，此為福清僑聯的最早組織。次年7月1日，旅居印尼泗水的鄉僑在僑居地創立“泗水玉融公會”，率先與國內的“福清旅洋公會”取得聯系，并按月匯回銀票50元，作為“旅洋公會”經費。1918年夏，俞兆復特地從印尼歸來，對“旅洋公會”進行了改組，更名為“福清縣華僑協會”。該會為了接待出入境的僑胞，保護鄉僑利益，在福州馬尾設立“福清華僑協會馬江客棧”，為回鄉和出境的福清籍僑胞服務。上世紀30年代末，印尼東爪哇歸僑戴祥滋先生被推選為“福清華僑協會”會長。1941年日寇侵占福清縣城，戴祥滋轉移到云中洋游擊區，將會務工作交俞兆復負責。俞兆復在艱難的環境里堅持開展工作，在城關開辦旅館、浴池，為歸國省親的僑胞服務。

抗戰時，俞兆復不但出洋籌集巨款支援抗戰，還接待了來訪的陳嘉庚，向他反映問題，為民請命。華僑領袖陳嘉庚于1940年10月，親率南洋華僑總會組織的“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一行55人，到重慶、延安及海防前線福建慰勞視察。他在福州會晤了當時的省政府主席陳儀后，回到了他闊別多年的福清縣。那天清晨，陳嘉庚與俞兆復散步于西園模范村，并順便同游瑞云塔，一直攀登到七層，全城景色盡收眼底。陳老吃過了自備的早餐后，在俞兆復陪同下，到福清縣參加在河前街明倫堂召開的“歡迎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大會”，發表了著名的演講。

陳嘉庚后來在報紙上揭露了陳儀治下的福建五大苛政。這些情況，都是由俞兆復向陳嘉庚反映的，旨在為民請命。結果，福建當局打擊報復，要羅織罪名判他死刑，后在抗戰縣長俞肇興等人的救助下獲釋。

解放不久，俞兆復擔任了福清海口公社里美華僑果樹場場長。他對種植熱帶作物有濃厚的興趣。他非常滿意政府給他安排的這個合適的工作。他擔任場長后，一直得到政府和當地鄉親們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和幫助，逐步地把荒涼的虎頭山變為四季花香的美麗果園。到1960年，虎頭山上已經有了230畝地，種上了20多種果樹，當年產水果3.5萬斤；椰子、油棕、菠蘿、劍麻等十種熱帶植物已經試種成功了。1959年，全場的果樹加上大規模種植果苗、養豬、養蜂等收入，達到了1.9萬元。俞兆復決定在7年內利用大片荒山發展果樹4000畝，成林后，僅此項年產值就可達160萬元；還要大量養豬、造林、辦工廠……俞兆復說：“看到祖國越來越燦爛的前景，更覺得祖國太可愛了！”（賴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