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一統長久以來南北分裂的中國，北討突厥，南征林邑，揚威國外，結束了數百年的分裂狀態。隋文帝統一中原后，廢除北周六官制度，重視農業，重建強大的統一王朝。唐朝前期，鞏固統一，政局穩定，社會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

隋朝一統長久以來南北分裂的中國，北討突厥，南征林邑，揚威國外，結束了數百年的分裂狀態。隋文帝統一中原后，廢除北周六官制度，重視農業，重建強大的統一王朝。

唐朝前期，鞏固統一，政局穩定，社會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鼎盛局面。

一、隋朝錢幣

據史書記載，隋初時期貨幣極為混亂，前朝錢幣均能使用。如北齊的“常平五銖”、北周的“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南朝的陳“五銖”“太貨六銖”、劉宋的“鵝眼錢”、蕭梁的“剪邊錢”等都在使用。由于這些錢幣大小輕重不一，使用不便，為滿足商品交換需要，隋文帝下令整頓貨幣，改鑄統一標準的“五銖”錢。隋五銖共有兩種：一種是“開皇五銖”，又稱“置樣五銖”。另一種是“五銖白錢”。“開皇五銖”鑄造于“隋文帝”開皇年間（581-600年），每千錢重約四兩二斤。“開皇五銖”大錢尺寸為2.5厘米，重3克-3.4克，小錢直徑為2.3厘米，重2.25克-2.3克。“五銖”兩字為篆文，橫讀，“五”字交筆斜直（也有稍彎曲的），穿孔右邊鑄有一豎線。背面皆有廓，邊廓且較闊。

“五銖白錢”鑄造于隋煬帝“楊廣”大業年間（605-616年）。因鑄幣原料含錫、鉛等金屬，使得錢色發白，故稱“白錢”。隋五銖的“五”字左邊大多有一豎線，旋轉過來看像“兇”字，于是人們借機發泄說：“此錢為兇錢，楊廣兇多吉少，注定沒有好下場”。所以，歷朝歷代在錢幣鑄造上，始終未能擺脫封建迷信色彩。

二、唐朝錢幣的形制與流通

唐朝在中國歷史上經濟繁榮，商業發達，對外貿易密切。因此，唐朝是鑄造貨幣最規整，鑄量較多的朝代。

據史書記載，唐朝和東南亞各國在經濟、文化上的聯系非常密切。隨著商業往來，唐朝時期的財物、錢幣一批又一批地通過海運和陸運，流通到東南亞各國。據史書記載，林邑（今越南中部）、真臘（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的蘇門答臘）、墮婆登（今印尼）、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和驃國（今緬甸）經常派遣使者到我國唐朝。今天出土的文物中，珍珠、象牙多是來自海外，西吉縣出土的窖藏錢幣中夾雜的銅錠錢可以證實。唐朝時期，在今廣州設有市舶司（海關），專管對外貿易，外國商人到中國經商，只要不違反法律，貿易往來完全自由。中國裝有商品、食物及錢幣的船只，往返于南海、波斯灣一帶。唐朝錢幣，隨著對外貿易，商人、航海人員在購買生活必需品時，時常流散于海外。

此外，唐朝貨幣曾流通到我國北方的突厥國及鐵勒、回鶻、拔野古、葛邏祿等部落聯盟國。據史書記載，唐朝貨幣流通到這些地方的原因，一是605年，隋煬帝“楊廣”即位后，突厥王“始畢可汗”接收了大量來自隋朝的避難者，因他們帶著財物逃到突厥協助突厥王攻打契丹、吐谷渾。二是622年，唐高祖“李淵”當政期間，派遣使者前往突厥示好，每年可向突厥贈送大批財物。此外，唐太宗當政期間，與突厥王“頡利可汗”聯盟，在往來的大批財物、錢幣中隨之贈送流出。三是在“武則天”當政期間，唐朝的財物、錢幣等隨著與突厥人的往來而大量流出。

唐朝時期，東北方的高麗、百濟、新羅、日本等國也有唐朝的貨幣流入。據史書記載，唐朝貨幣流通到這些地方的原因，一是666年唐高宗“李治”乾封元年，高麗國發生內亂，唐高宗應邀出兵援助，軍隊帶有人馬、糧草、錢幣等物到達高麗國。二是663年唐高宗龍朔三年，唐朝派人攜帶糧草、錢幣到達百濟國。三是新羅國和唐朝關系友好，735-823年間，新羅商人常運送奴婢到中國，因此換走不少財物。四是日本自隋唐以來，一直和唐朝有通商往來，隋開皇“楊堅”二十年（581年），日本曾多次派譴使者來華，每次往返都會帶走一些財物。唐朝期間，日本模仿了大量中國文化，并派出留學生、僧人到唐朝學習漢文化，并把佛教移植到了日本。

唐朝期間，從我國長安的安遠門，西行上垅坂，路經現在的固原、西吉，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經伊州、北庭、輪臺，越伊 犁河至碎葉進入中亞，這是當時溝通中西交流的“絲綢之路”。我國和中西亞商人，攜帶錢幣往返于絲綢之路的同時，也給西吉這片熱土留下了歷史的烙印。如西吉縣錢幣博物館收藏的波斯銀幣，直徑為3.3厘米，重3.1克。沙特第十五代國王“薩珊”所鑄錢幣“安息王朝”鉛幣，直徑3.6厘米，重3.5克。1999年，西吉縣馬蓮鄉巴都溝村，出土了羅馬金幣一枚，直徑3.1厘米，厚0.2厘米，重3.7克，經證實該金幣是唐代期間傳入原州（今西吉縣）的東羅馬帝國貨幣。該金幣為圓形片狀，正面為頭戴王冠的半身像，邊緣處有銘文“CATEI”，背面為帶有翅膀的勝利女神像，女神右手持長柄勾狀器，左手持一上立十字架的球體，左邊緣處有銘文“VCCCZ”。由此可知，1995年在西吉縣馬蓮鄉出土的波斯薩珊王朝銀幣，同為絲綢之路遺物，由此可知，唐朝時期西吉縣與絲綢之路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中西通商史上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

唐高祖“李淵”建立唐朝后，于武德四年（621年）開始鑄造開元錢，中國歷史上以“銖”“兩”為錢名的貨幣制度從此結束。唐鑄造“通寶”“元寶”相稱的錢幣，取名為“開元通寶”，也有讀“開通元寶”的。“通寶”指通行的貨幣。“元寶”指元年或元年開始的貨幣。開元通寶中的右挑“元”，是唐朝著名書法家“歐陽詢”所書，有八分及篆隸三體，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錢幣上書寫錢文的書法家。“開元通寶”筆力蒼勁，意態精密，端莊俊雅，凝重雄渾。

“開元通寶”重兩銖，十錢為一兩，千錢重六斤四兩。因度量衡不統一，唐代期間的一斤要比西漢期間的重一倍多，因此開元通寶比西漢五銖錢略重。唐以前，二十四銖為一兩，是二十四進位法，唐以后改用兩、錢、分、厘十進位法，其中一錢為3.73克，即一枚錢的重量，十錢等于一兩。開元通寶成為以后一千多年的銅錢楷模，明清兩朝均采用其形制。

西吉縣出土的“開元通寶”“乾元重寶”質地有銀、銅、鉛等幣材，形制有大、中、小不等，外加民間私鑄，各版式錢幣多達百種。據《古錢保養》記載，當時規定銅錢的成分是銅83.32%，白蠟14.56%，黑鉛2.12%。因此，一些開元通寶、乾元重寶，鉛墨感很重，是因為含鉛多的緣故。唐初所鑄錢幣，內外廓整齊，背面平坦光潔，不僅方便使用，而且有較高的觀賞價值。唐代詩人“杜甫”云“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意指“乾元重寶”背重輪錢。

唐代開元錢，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錢背星紋分穿上星紋、穿下星紋，月紋上彎叫仰月，下彎叫俯月，穿旁側立稱側月。這種錢幣無論史書如何記載，都會給人留下遐想。孫仲匯在《古錢》中記載，唐高祖李淵時，初進呈開元錢蠟樣時，文德皇后不留意掐有一個指甲痕，工匠認為是圣上的旨意，就依樣鼓鑄了。更為荒謬的是，人們認為是明皇寵妃“楊玉環”的指甲痕。實際上開元錢背面的月痕位置不定，形態多異，說是指甲痕純屬無稽之談，正確地說是窯爐的標記。

“開元通寶”背云紋是“祥云”，代表人們的一種美好愿望。開元通寶中的“元”字有左挑、右挑、雙挑、不挑之分。最初鑄造的開元錢元字不挑，武德年鑄元字左挑，貞觀年及以后所鑄元字右挑。雙挑元數量極少，應是高宗時期發生大事件后，所鑄的紀念幣。

西吉縣出土的“開元通寶”幣材有多種，除青銅外、還有白銅、銀、含金開元等，其中白銅質地最多。1998年3月西吉縣硝河鄉（俗稱硝河城）出土的唐代土坑埋藏錢幣“開元通寶”，約136公斤，共30021枚，這些錢幣集結了唐代開元錢之大全，其中一枚銀質“開元通寶”，尺寸為直徑1.9厘米，厚0.1厘米，內徑0.49厘米。銀開元和其他開元一樣，只是錢徑略小，字體蒼勁。

經考證，唐代鑄造的銀質開元通寶，并不是流通貨幣，主要用于賞賜、饋贈，此外也用作祭禮等。

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唐高宗武德初年，開元通寶錢所鑄不多。因流通錢幣不足，唐太宗貞觀初年仍用布帛交易。這種交易方式，朝廷擔心會造成通貨膨脹，所以，市場錢幣運行十分謹慎。在朝廷不增加發行貨布的情況下，反而鼓勵以物易物，以此來疏導通貨回流。據史書記載，在當時一斗米只需三至五文錢，民間百姓零用時大有不便，布帛又不靈活，以至于，民間私鑄錢逐漸興起。據史書記載，兩三枚私鑄錢可抵官錢一枚，私鑄錢雖然不統一，但可與官錢共同使用，是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高宗時期，通貨膨脹的利益多為私鑄者所得，因此朝廷經濟受創，不久后便以五比一的比率用官錢換私錢。乾封元年（666年），朝廷發行“乾封泉寶”，一枚當開元通寶十枚，由此來刺激物價，使私錢失去流通性。雖然西吉縣多次出土過唐代窖藏錢，但“乾封泉寶”只發現過一枚，直徑為2.7厘米，隸楷，旋讀，光背，其鑄工精良，字體規整，銅質泛白。這枚“乾封泉寶”被定為六級。經考證，該錢幣鑄量少，存世時間短，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在我國錢幣史上，用“泉寶”作錢文的很少見。因幣形較大，使用不便等原因，唐玄宗整頓私錢，鼓勵生產，扶持商業，而后開始鑄造開元小平錢。為保障官錢的流通性，只要新錢質量不達標，將會回收重鑄。在不斷增加鑄造量的同時，擠兌私錢，因此才使得新錢順利發行。今天見到的開元背星月紋錢，就是在這一時期鑄造的。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至衰的重要轉折點。安祿山與史思明，曾發行過“得壹元寶”和“順天元寶”。這兩種短命錢，是一段歷史的見證。1989年西吉縣硝河城，出土了一枚“得壹元寶”。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得壹元寶”是史思明占領東都時所鑄，該幣直徑為3.9厘米，幣值為一當開元通寶之百。史思明鑄造“得壹”錢并非草率從事，而是襲司馬炎之典故，希望自己成為改朝換代的開國者。雖然“得壹元寶”鑄量不多，而后又經朝廷回收改鑄，但現今仍然可見。這一“王朝”存世不到十年，之后“安史之亂”便被平息。“得壹天寶”“順天天寶”這兩種偽權錢，在短暫的時間里便退出了歷史舞臺，最終成為歷史的陳跡。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請朝廷鑄行“乾元重寶”，直徑一寸，每貫重十斤，一枚當“開元通寶”十枚。1998年西吉縣硝河城，出土有130多公斤古錢幣，其中一枚“大歷元寶”在西吉縣是第一次出土，錢體薄小，字體暗晦，銅質不精，直徑為2厘米，是代宗時期所鑄。另一枚“建中通寶”，直徑為2.1厘米，文體欠佳，鑄工粗糙，是德宗時期所鑄。另有10多公斤“乾元重寶”，直徑為2.8厘米，重6克，錢文為隸書，順讀，字體厚重，有光背及背下俯月、穿上與穿下星文，種類繁雜。“乾元重寶”重輪錢，是乾元二年（759年）所鑄行，錢背外廓雙層，故稱“重輪錢”，幣值為一當“開元通寶”五十文。據“丁福保”所著的《古錢大詞典》記載，重輪錢錢徑一寸二分，每貫重十二斤，錢文隸書，順讀。“乾元重寶”發行后逐漸貶值，兩年后幣值改為以一當三十。“開元通寶”小平錢與當十錢皆以一當十，而后改與“乾元重寶”重輪大錢以一當三，最后以一比一的幣值流通使用。在持續貶值的情況下，物價飛漲，一斗米曾漲至七千文，民間處處可見餓死之人。西吉縣錢幣博物館收藏的重輪重寶，重約16克，與四枚初唐時期的開元通寶重量接近。據史書記載，民間熔小錢、毀佛像，私鑄乾元大錢，以牟厚利。目前，背帶爐別標記的錢幣，價格不菲。西吉縣有出土重量不足1克的“乾元重寶”，“施嘉干”所著《中國近代鑄幣匯考》中記載，不足1克的“乾元重寶”屬私鑄錢幣。直到至肅宗死后，代宗繼位時才下令停鑄大錢，獨行“開元通寶”小錢。

西吉縣多次出土有記值、記地的“會昌開元”。德宗為恢復經濟，減錢監，停鑄錢，出現通貨不足，物價無力，錢幣購買力高，此后各帝謹守此法，不敢逾越，至唐武宗繼位后毀佛像、鐘及銅器用于鑄錢，所鑄錢幣背有鑄幣地名的開元通寶，史稱“會昌開元”。

三、佛教傳入寺廟林立

東漢初始，佛教傳入中國后被民間百姓接受，經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漫長歲月的傳播，直到唐代興盛。據《中國通史》記載，在當時寺院林立，民間以當尼姑、和尚為榮，就連皇帝每個月都要過幾天寺廟生活，從而得到佛祖的超度。據史書記載，唐朝時期寺廟規模宏大，銅像多，耗資巨大，全國佛像用銅可達十萬噸計。

1986年西吉縣將臺鄉牟榮村，一次出土唐代鎏金佛像60尊。興坪鄉，一次出土鎏金佛像100多尊。在出土的佛像周圍，有“會昌開元”錢幣，說明內地與蕃地經濟往來十分頻繁，路經此地上香進貢的人們，也給這里留下了豐富的錢幣遺產。

西吉縣硝河城，出土的130多公斤窖藏錢幣中，大多為會昌開元，地點正是一所古寺院遺址。

四、唐武宗熔佛身鑄錢幣

據史書記載，李炎自幼不信佛，曾有曰“窮吾天下，佛也”。他認為當朝缺錢財，是信佛所致。會昌五年（845年），宰相“李德裕”奏請朝廷廢寺廟銅像就地鑄錢，其間，西京（長安）留寺廟四座，東京兩座，其他各地一律拆毀，和尚、尼姑遣回原籍從事生產。寺院佛像，僧尼缽盂及鐘磬，統統熔毀鑄錢。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揚州節度使“李坤”率先鑄造背“昌”（鑄幣地名）開元通寶錢上呈朝廷，而后朝廷下令各地仿鑄，并且錢背需鑄有各州地名以便區分，故稱“會昌開元”。

會昌開元已發現有23種背文，即“昌、京、洛、益、藍、襄、荊、越、宣、洪、潭、兗、潤、鄂、平、梓、興、梁、廣、福、桂、丹、永”。其中“平、桂、丹、福”較為少見，“永”字極為罕見。會昌開元鑄造地較廣，但西吉縣出土種類較為齊全，除“平、永”未見到，其他各品都有，包括罕見品“京”也有出土。

經考證，西吉縣出土的“會昌開元”白銅錢是樣幣，但和含鉛、錫的錢應有區分，不能混為一談。流通長達300多年的“開元通寶”，數量大，版別多，大多數為小平錢，大錢較為罕見。

五、黃巢起義王朝分裂

唐朝末年，農民起義領袖“黃巢”把一個封建王朝推向四分五裂、動蕩不安，中國北方出現了五個小朝廷，史稱“五代”，南方出現了十個小國，史稱“十國”。

唐朝時期，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科學技術，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樣，唐朝“開元通寶”的發行，在我國貨幣史上也是最成功的幣種之一，對后世影響極大。1988年，西吉縣硝河城出土有一枚 “天成元寶”，這枚錢幣是一村民在山頭犁地時，犁出了一個碗，下面扣有7枚錢幣，其中5枚為唐“開元通寶”，1枚北周布泉，1枚“天成元寶”。“天成元寶”直徑為2.3厘米，內穿0.62厘米，厚0.19厘米，旋讀，錢文隸書，書法凝重深厚，疑似刀刻，輪廓闊壯，銅質精良，與開元錢銅質一樣。經考證，“天成元寶”是后唐莊宗時期，因兵事漸少，商業略盛，錢幣流通不足，于天成年間（926-929年）所鑄。這也是西吉縣發現五代時期較為珍貴的一枚錢幣。

另外，“漢元通寶”“周元通寶”西吉縣也有多次出土，這兩種錢幣大小、銅質和“開元通寶”一致。“漢元通寶”鑄行不足四年，直徑為2.3厘米，錢文隸書，書法似開元錢。“周元通寶”為“周世宗”所鑄，書法、銅質、鑄工精妙絕倫。據史書記載“周元通寶”五代時期鑄量最大，始鑄于周世宗顯德二年（955年），形制似“開元通寶”，背上有星、月紋。由于戰亂，銅材不足，周世宗“柴榮”下令裁并寺院，毀銅佛像鑄錢。因“周元通寶”大多是用佛像所鑄，后世加以炒作，因此編出不少故事。如周亮工《書影》中記載，婦人手握此錢，可治難產。

在今天，有一些人認為那些自身難保的銅佛像鑄造的錢幣能消災解難。

2004年11月，西吉縣馬蓮鄉馬其溝村，一村民犁地時犁出13枚用繩子穿在一起的“乾享重寶”鉛錢，出土時還粘在一起。錢直徑為2.1厘米，內穿0.57厘米，重2.93克。土坑直徑30厘米，深40厘米，由于平田整地，基本取自地表。經考證，廣州節度使“劉隱”死后，其弟“劉?”接任其官位與軍職，貞明三年（917年）劉?稱帝為“大越皇帝”，改元乾享，國號為漢，史稱南漢，后鑄“乾享重寶”鉛錢，銅錢極為罕見。“乾享重寶”鉛錢鑄工粗糙，出土銹色呈黃褐色，浮色泛白，不易脫落。這種錢幣在西吉縣很少有出土。“唐國通寶”西吉縣出土較多，書體分為兩種，一種是篆書，另一種是隸書。該幣鑄工精良，具有“開元通寶”鑄幣風格。

南唐是十國之首，領土廣闊，物產豐富，其他各國望塵莫及。據史書記載，“李異”是南唐創建者，戰亂時為“楊行密”收養，后成為丞相“徐溫”養子，改名為“徐知誥”，是南朝李氏后裔。徐溫死后，知誥專吳政。吳天佑三年、后晉天福二年（937年）十月，徐知誥于金陵（今南京）稱帝，建元異元，國號大齊。稱帝三年后恢復李姓，改國號大唐，史稱“南唐”。據考證“唐國通寶”是李異之子“李璟”所鑄。唐國通寶鑄于李璟交泰元年七月。

據《南唐書》記載，李璟繼承了李異打下的江山，但荒于治理。當時南唐需要一位富有閱歷、能審時度勢、有軍事才能的皇帝，但他做不到。李璟發動了對閩國的戰爭，討伐過湖南的楚國，但因措施不當，沒得到好處，反而勞民傷財，致使國力日漸衰弱。這時北方的后周，在柴榮的領導下日漸強大，南唐在與后周的較量中，屢戰屢敗，不得不放棄長江以北的土地，割地賠款，向后周臣服，并廢除了帝號。

“唐國通寶”是在戰爭時期，需要經費及戰敗賠款的背景下鑄造的。“唐國通寶”版本較多，僅錢文書體就有篆、真、隸三種，西吉縣出土的版式有兩種，但大型錢未曾見到。據史書記載，大字、細緣小平錢最為少見。篆書“國”字呈方形的稱為“方國”，有一種方國“唐”字篆法獨特，筆法秀麗，與普通品迥異，是“唐國通寶”錢中的佼佼者，也較為罕見。

五代十國時期（907-979年），北方戰爭頻繁，農業和商業受阻，生產力下降，人民生活貧苦，外加連年自然災害，與南北經濟有了很大差距。當時的南方，經濟一直在緩慢上升，形成了若干個以大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區域，前、后蜀是農業、工商業較為發達的區域。據史書記載，蜀穰穰滿家，武器、錢糧、金銀數以萬計；吳、南唐重視農桑，境內出現了較為繁榮的景象；吳越農業發達，興修水利尤為積極；楚主要靠賣茶和通商，在一些州縣設有圖務（商店），且運茶到黃河南北，交換衣料及戰馬；閩以保境息民為立國方針，勸農桑，定租稅，獎勵通商，民眾得到了30年的休整。西吉縣火石寨鄉，出土的吳、后趙所鑄錢幣“豐貨”“大泉當千”“大泉五百”，鑄工精良，薄厚適宜，字體圓潤豐滿，布局合理，邊廓內穿，打磨光潔。

由于這一時期嚴格的貨幣制度，才使得鑄造了如此規整的錢幣。所以，這一時期的錢幣深受廣大愛好者青睞。十六國時期（304年-439年），雖說國力不景，但仍為后人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