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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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周知，張小漁是個唐粉。作為一個現代人，喜歡哪個朝代，除了看文治武功、內政外交等，其實最關心的是，這個國家的普通老百姓過得好不好。除了戰亂年代，人民的生活，更多取決于什么呢？無疑是這個朝代的財稅制度。所以我們本文就來看看，如果你是唐朝的一
眾多周知，張小漁是個唐粉。
作為一個現代人，喜歡哪個朝代，除了看文治武功、內政外交等，其實最關心的是，這個國家的普通老百姓過得好不好。
除了戰亂年代，人民的生活，更多取決于什么呢？無疑是這個朝代的財稅制度。
所以我們本文就來看看，如果你是唐朝的一個農民，一年要交多少稅？
租庸調制：富人可以很富，但窮人不能太窮
中學歷史課上，我們學過，唐朝的田賦制度，叫“租庸調”。
何為租？
假設你性別男，出生在初唐，那么，當你18歲成年時，國家會分給你100畝田地。
這100畝田地中，有20畝叫永業田，可以傳給子孫，相當于你家的私產了；另外80畝，叫口分田，六十歲后，要還給國家，相當于租給你種，但你要交稅。
交多少稅呢？每丁每年向國家交納粟二石，換算成現在的計量單位，大約是200斤谷子。
這個稅負，可以說是非常輕了。收入繳納比例，是四十稅一，也就是說，收成40斤，交1斤稅。漢代是三十稅一，相比已經減輕不少。
這種國家配給農民的田地，就叫“租”。
各位可以在心里默算下，如果你有100畝地是什么概念？嗯，妥妥的小地主。
雖然80畝要還給國家，但20畝永業田，三代下來，你家也有60畝私產了。
但注意，你家的永業田，是不能隨意買賣的。除非是遇到特殊情況：民戶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可聽賣永業田。
這看似不自由，其實是個好事。不能私賣土地，一來可以防止土地兼并，二來，可以防止那些“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敗家子敗光家產。
為何在初唐時期，有這么多田地分給人民呢？
這其實是延續了北魏的“均田制”。北魏時期，北方戰亂連連，人民流離失所，導致田地大量荒蕪，國家稅賦也隨之減少，入不敷出。為了改變這種現狀，北魏政府控制的田地，分給農民，農民向國家繳納租稅，并承擔一定的兵役和徭役。
唐朝開國時，情況類似。
經過隋末戰亂，到李唐統一全國時，民生凋敝，人口不足300萬戶，比隋朝巔峰時期的900萬戶，減少了三分之二。
人口急劇減少，田地大量荒蕪，所以唐朝延續了“均田制”，將土地分給人民，輕徭薄賦，使得生產快速恢復，國力迅速得到了提升。
何為庸？
庸，就是徭役，是人民對國家的義務勞役。
一個國家，總會有很多公共工程，大到修長城這種國防設施，小到修路修渠，當然，還有皇家宮殿、官衙等。
那時候沒有專職的工人，就得靠人民服役。這在歷朝歷代都一樣。
那么，如果你是唐朝的一個農民，你一年要服役多少天呢？不多，二十天，如果碰到閏月的年份，則加兩天。相比漢朝的三十天，大大減輕了你的負擔。
如果國家這一年工程比較少，不需要你服役呢？那你需要每天交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交足二十天即可。這在歷史上有個名詞，叫“輸庸代役”。
相反，如果今年政府工程很多，二十天義務勞役外，還需要你多服役呢？放心，不會讓你吃虧，加役二十五天，那你們家的“調”（布匹）就不用交了；加役三十天，那你家的地租和布匹都免了。
政府規定，每年的額外勞役，不得超過三十天。
何為調？
在古代的農業社會，描述一個幸福的家庭，我們常用一句話形容：男耕女織，桑麻滿圃。
家里的男人下地耕種，女人則在家養蠶織布。
男人種田交地租，那么，咱們女同胞是不是也要為國家做點貢獻呢？
要的，那就是把布絹貢獻點給國家。
每個家庭，要交納絹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這就叫“調”。
漢唐賦稅制度比較
介紹了租庸調，我們簡單將漢代和唐代的賦稅制度比較一下。
在漢代文景之治時，也是輕徭薄賦的典型，漢文帝甚至創造了個歷史：前167年，他曾頒布“除田之租稅”的詔令，免除全國地租。
但漢朝田地是可以自由買賣的，如此一來，到后期時，土地兼并越來越嚴重。勛貴豪紳莊園萬畝，貧民卻為立錐之地，只能租地主的地耕種。地主收佃農的租，高達十分之五，但卻只用向國家繳納三十分之一。
如此一來，富了地主，苦了貧農。
除了田地外，鹽鐵等生意，由民間商人自營。
但到了漢武帝，國家頻繁對外征戰，軍費激增，國庫入不敷出。怎么辦？漢武帝想到了一個辦法：讓商人捐錢。
到了自己包里的錢，再拿出來比較難，商人捐錢不積極。
這下漢武帝不干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林河海都是朕的，我允許你們煮海為鹽，開山煉鐵，現在國家有需要，你卻不想做貢獻？
那好吧，以后自然資源都收歸國有，私有企業都關了，將鹽鐵改為國營，收入歸國庫。
這種“鹽鐵政策”，為民有經濟戴上了一個緊箍咒，不讓民間太富。
但另一面，因為土地大量兼并，底層人民卻很窮。
相比之下，唐朝的租庸調制，使人民“耕者有其田”。有丁就有田，有丁有田就有家，老婆孩子熱炕頭，挺好。
而商業上，唐初并不限制，商人比較自由，而且不用交稅。當然了，代價就是地位很低，士農工商，排在最后。
這樣一來，唐朝富人可以很富，但窮人不會讓你太窮。
不過我要強調一句：這種人民的理想生活，只局限于初唐。
為啥？往下看。
租庸調的瓦解
任何好的制度，隨著社會發展，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租庸調也不例外。
首先，土地不夠分了
唐初土地分配政策，有一個巨大的Bug。
在初期時，因為人口少，土地多，政府有足夠的土地分配給農民。
可是，隨著國家一統，休養生息，人口會越來越多，而且成為私有的永業田也代代累積，如此一來，可分配的地少了。
貞觀年間，唐朝人口還只有300萬戶左右，到了武則天神龍元年，漲了一倍，達到了615萬戶。發展到玄宗天寶年間，人口達到巔峰，達到了900多萬戶。
人口漲了三倍，土地卻只能那么多，如此一來，新增人口就不能保證分到100畝地。
但不合理的是，租庸調是按定額收取的。
也就是說，雖然你家的地變少了，但攤派到你頭上的稅，并沒有變少。
這誰受得了。
發展到矛盾最激烈的時候，一些底層貧民只能逃亡，以避免稅負。
其次，不用交稅的特權人群開始兼并土地
每個朝代，都存在著一些“不用交稅”的特權人群。
唐朝人分為兩種，“課戶”和“免課戶”。
課戶就是普通老百姓，很抱歉，你種國家地，就得當差納糧。
免課戶呢，嗯，擁有大片土地。比如，你是有爵位的貴族，或者五品以上官員，可以分到五頃到一百頃的永業田；你是有軍功的軍人，根據級別，可以分到六十畝至三十頃的永業田。關鍵是，你不用交稅。
除了貴族、官員不用交稅，還有個大家容易忽視的——寺院僧尼也不用交稅。
如此一來，產生兩個問題：
一些課戶想方設法取得功名，有了一官半職，或者干脆出家，就成了免課戶；
另外，雖然土地不能隨意買賣，但一些底層老百姓實在混不下去了，迫于無奈，于是私自將田產轉讓給免課戶，政府也很難管得過來。
于是，土地兼并，這一歷史性太難題，還是在唐朝出現了。
最后，租庸調的大難題：賬籍統計
租庸調之所以能順利實施，靠的是嚴密的賬籍。
該收你家多少租，多少調，依據是戶籍；戶籍之外，還有一本“賬”，統計的是壯丁男子，按這個賬本記錄，來派“庸”，也就是徭役。
唐代的規定是，一年造一次賬，三年造一次籍。
賬籍分三份，一份存縣里，一份送州，一份呈交戶部。
這個活，不輕松。
國家這么大，經常要調查、登記、改動、校對，非常麻煩。
就算是現代社會，有公路，有車，有電腦，有通訊設備，很多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也是很難的一件事，就這條件，還存在很多黑戶。
那我們想象一下古代，交通基本靠走，沒有摩托車，更沒有小汽車，基層公務人員也很有限；最最關鍵是，記錄基本靠紙，但紙張很貴很貴，沒有那么多草稿紙給你用。
今年熱播的《長安十二時辰》中，大家還記得徐賓造紙那個情節嗎？
徐賓賣了自己的永業田，就為了造出更先進的紙，因為原來的紙供應不上政府文書所需了。他認為這是關系到天下民生的大事。
確實是這樣啊各位，為什么漢唐時上層階級都被世家大族壟斷了？因為如果你是個貧民子弟，你是讀不了書的 —— 哪有紙給你印書啊！
嗯，徐賓是個好同志。
言歸正傳，交通不便，人員不夠，紙張不足，如此艱難的條件下，初期辦事人員還能靠著奉獻精神盡職盡責，不辭辛勞。時間多久，難免出毛病，比如：你們村有老人滿60歲了，或者去世了，名字沒有及時銷去，80畝口分田也就沒有及時收回再分配；有孩子滿十八歲了，可是沒有人來登記，也就沒有及時授田；離村子很遠的地方，有兩戶人家，登記人員一看，我去，路都沒有，不去了……
總之，有太多因素，會造成賬籍的疏漏。
以上三種主要原因，逐漸造成了租庸調制的瓦解。
安史之亂爆發，百姓再一次大規模的流離失所，地方大亂，租庸調徹底實行不下去了。
于是，唐朝中后期的另一個稅賦制度誕生了。
兩稅制
唐德宗時期，宰相楊炎制定了一個新的經濟政策：兩稅制。
為了避免把大家繞暈，我整理出幾個重點特征：
一、政府要用多少錢，就向全國攤派多少稅
以前收稅，是按照固定的比例征收。現在變了，政府按照前幾年的支出情況，先定個來年預算，然后按照這個預算總額，向各地攤派。
說實話，按照政府本意，是想“量入為出”，防止無限制的剝削老百姓。可現實中一實行，就出問題了。
如果是大唐中前期還好，國泰民安，政府要用多少錢，大概不會相差太多。可是到了中后期，藩鎮割據，皇權微弱，甚至還有大大小小的起義，那要用多少錢就不好說了，一旦財政緊張，免不了要加收稅額。再一攤派，反而容易橫征暴斂，百姓遭殃。
所以有人奇怪，中后期的皇帝，也有幾位猛人，為什么收拾不了那些不聽指揮的節度使呢？一大原因就是，沒錢，打不起仗。
二、戶籍自由流動，有多少地，交多少稅
關于這一點，官方的說法是：戶無主客，以見居為薄。
啥意思呢？簡單說就是，你是陜西人，搬家到四川去，那你就在四川當地落戶，加入四川籍，不分主客。
嗯，這倒是挺好，畢竟現在你想把戶口遷到其他地方去，也是很難的。在唐代兩稅制時，你就可以自由遷徙了。
但壞處是，那些土地肥沃寬廣的地區，人口越來越多，賦稅攤下來，每家反而很少。
那些貧瘠的地區，村里可能已經有一半人遷走了，可是地方的稅額還是那么多，一攤派，五家人要承擔十家人的稅。
這誰頂得住啊？頂不住，于是剩下五家人可能也要被逼逃亡了。
兩稅制又說：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
在之前，你家交多少稅，是固定的，不管你家有多少地，家境是富有還是貧窮。
現在不同了，你有多少地，就按比例收你多少稅。
但另一方面，政府也不再給你分土地了，田地又開始自由兼并。是地主還是貧農，看你自己本事。
結果又回到了漢代老路，土地兼并越來越嚴重，而且達官貴人還會想方設法瞞報自己的田產，從而少交稅。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朝。耕者不能有其田，任由地主來盤剝。
忍不住一聲長嘆：苦的總是老百姓。
三、租庸調合并成一項，一年分兩次征收
上面我們分析了，租庸調要靠嚴密的賬籍統計，而且分成三項，實施起來難免麻煩。
兩稅制上來，直接將三項合并了，直接收錢，分夏秋兩次征收（所以叫兩稅制）。
沒錯，不收你的糧食了，也不收你的布絹了，都換算成錢來交。
嗯，政府省事了，滿意了。
但百姓不滿意。
以前我交200斤谷子就好了，現在你要我交500塊錢，我不但要把谷子背到集市去賣，關鍵是，還要被奸商們坑害。本來一斤谷子兩塊錢，但現在收購商勾結起來，只給我一塊。
我太難了，但沒辦法，只能賤賣，然后把錢交給國家。
這還不是兩稅制最大的毛病，最大的毛病是，本來租庸調合成一項征收了，按理說，國家再需要服役時，就應該政府出錢去雇人。可是搞著搞著，政府又忘記了，有徭役時，仍然讓人民去服役。
真是豈有此理。
到了宋代，王安石變法，又要征收免役稅，這其實就是在變相重復征收了。司馬光老先生反對變法，理由就是：社會財富是一定的，國家多收，人民就窮；國家少收，人民就富。
要國富還是民富，這就要看統治者的良心了。
關注張小漁，一起讀歷史。
參考資料：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
《新唐書》，宋祁、歐陽修等；
《唐代租庸調法研究》，鄧廣銘；
《從“租庸調法“到“兩稅法”》，趙揚；
李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