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不需要“總部經濟”

亞馬遜的第二總部泡湯后，阿里在北京的第二總部卻傳出了新消息。

北京市發改委披露的2019年重點工程計劃中，阿里巴巴北京總部園區將在今年11月開工，預計2024年投入使用。四年前啟動的“北京+杭州”的雙中心、雙總部戰略，終于再次向前走了一步。

阿里的北京總部并非是孤例。去年11月份騰訊北京總部大樓正式落成，被稱為“亞洲最大的單體辦公樓”的建筑；小米在昌平未來科學城的智慧園區也將開建，以及同樣在北京的小米互聯網電子產業園和小米移動互聯網產業園；京東總部二期2號樓正在建設中，規模達到55萬平米……

一連串在建的總部大樓背后，北京似乎正有意捍衛“互聯網之都”的名號。

古老的總部經濟

2003年底，80多家大型企業將總部遷入北京豐臺的總部基地，不乏三洋、東芝、LG之類的跨國企業，“總部經濟”成為當年科博會上最灼人的字眼。

那時候互聯網創業者還沒有“登堂入室”，主角仍然是制造業。而中國市場的改革開放，讓北上廣深成為新的價值洼地，在產業轉移的趨勢下，大批跨國公司開始搬離香港、新加坡、東京，使得“總部經濟”在中國市場大行其道。

宏碁創始人施振榮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線”，兩端是附加值最高的技術研發和市場銷售，中間是附加值較低的生產制造。一個面積只有幾十平米的企業總部，可能創造出數億元的營業額、數千萬的利潤、上千萬稅收，并直接帶動房地產、金融、物流、酒店、娛樂等服務業的發展。相比于動輒占地上千畝，但增收不那么明顯的生產車間，各地政府自然算得清其中的經濟賬。

被提及最多的還有總部經濟的產業乘數效應，當一個大型企業將總部放在某一城市，除了真金白銀的稅收，也將是城市的另一張名片，在投資、消費、貿易、管理、技術、人才、信息、資金等方面輻射拉動周圍成片地域，進而促進區域經濟的繁榮。

在總部經濟中嘗到甜頭的北京，顯然比其他城市有著更敏銳的嗅覺，既然制造業上不如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產業分工，轉身瞄準了高新技術產業，剛剛起步的互聯網也在其中。

2003年前后，新浪將市場營銷部門從中關村搬往現代城，思科將辦公樓設在了東城，微軟也將市場和銷售部門遷往國貿地區，彼時海淀地區的地價已經飆升至每畝一百多萬，導致很多企業忍痛撤出。到了2003年3月，海淀區就出臺了優化發展環境的22條“鐵律”，中心內容是“大副降低產業用地價格，每畝地價最高不超過30萬元。”

回頭來看，“總部經濟”的名詞已經鮮有提及，中關村卻成了中國互聯網的搖籃，北京已然是互聯網巨頭扎堆的大本營。

逃離北京的理由

到了今天，逃離北上廣深幾乎成了主流。

《通勤，正在“殺死”1000萬北京青年》在2018年刷了屏，標題有些驚悚，內容卻讓不少年輕人感同身受：“清晨五點，人們已經在為通勤奔波”、“在北京，人們平均每天上班超過一個半馬（26.4Km）”、“只是到公司，已耗盡我所有力氣”。

何止是通勤，高房價、快節奏、焦慮、戶籍門檻……新世相僅僅用一場“4小時后逃離北上廣”的營銷，就點燃了“北漂”們薄弱的歸屬感。在這種氛圍下，北京遇到了一個新難題，當互聯網成為經濟的新寵兒，杭州、成都、南京、西安等紛紛向互聯網巨頭們拋出橄欖枝，逃離北京從個體上升到了集體。

一面在北京“拿地”，一面籌謀“南下”，成了小米的真實寫照。在北京總部之外，武漢和南京都成了小米的“老家”：武漢的第二總部被定位為“超級研發總部”，投資規模在200億元上下；南京被認為是小米手機的“故鄉”，研發中心之外還有供應鏈、營銷部門以及諸多生態鏈企業。

2018年10月份，一份小米集團《搬遷員工相關福利政策》在網上流傳，小米員工從北京搬遷到武漢、南京后，不僅可以享受原有的工資、餐補等基本待遇，還有3萬元的搬遷福利費和15天酒店住宿補貼，同時當地政府提供了相對便宜的人才公寓，不受當地限購政策限制的購房資格，條件不可謂不誘人。

事實上，從2017年開始，武漢、成都為首的二線城市就開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搶人大戰”，試圖用戶口、補貼等留住百萬大學生。到了2018年，“搶人大戰”愈演愈烈，長沙發布了“人才新政22條”、成都推出了“蓉漂計劃”、濟南拿出“人才新政30條”、重慶提出“黃金10條”……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購房、落戶、創業等對人才的優惠政策外，面向互聯網產業的“總部經濟”思維也開始萌芽。畢竟相較于港口、煤礦、旅游等對高度依賴地理因素的產業，互聯網幾乎沒有地理上的門檻。

位于澄邁的海南生態軟件園已經迎來阿里、騰訊、百度、網易等互聯網公司，開建西海岸互聯網總部經濟產業園也被海南納入進程。沒人知道會不會有其他城市也打出“互聯網總部經濟”的旗號。

杭州是個“壞榜樣”

2010年之前，如果一位程序員回到二三線城市，多半會找不到工作。

如今卻是另一幅景象，很多二線城市打造了帶有互聯網前綴的創業街、孵化器，發展互聯網產業的野心不言而喻，其中的佼佼者非杭州莫屬。

獵聘網2017年發布的人才報告顯示，當年杭州互聯網工程師人才的凈流入率為12.46%，排名全國第一，北京的數據只有0.42%。在杭州互聯網工程師人才的貢獻者中，上海占比23%，北京占到了17%，人才流動的趨勢不無明顯。

也有媒體有過另一個維度的描述：

“杭州蕭山機場T3航站樓每3000個瑞士雙肩包中，就有2200個裝著寫滿代碼的筆記本；余杭區的出租車司機每天能拉到13個談論APP開發的乘客；西湖銀泰的新白鹿餐廳，10桌客人有3桌談論物聯網、云計算、AI、區塊鏈。”

在中國所有的一二線城市里，杭州的互聯網光環甚至不亞于上海和深圳，也是在長三角城市群里，為數不多找到了新增長引擎的城市。

杭州的互聯網氛圍多半要歸功于阿里，淘寶的崛起帶動了無數的電商創業者，并為杭州帶來了“電商之都”的桂冠，就連扎根杭州的網易也忍不住在電商領域試水，蘑菇街、貝貝網、云集微店、環球捕手等都是在杭州土生土長的電商平臺。

其中不難看到“總部經濟”思維的影響，夢想小鎮距離阿里并不總部僅有2.5公里，聚集了大批的阿里系創業者。一度名聲大噪的杭州創業大街，與阿里、網易、吉利、海康威視等巨頭在濱江的襯托不無關系。

但杭州恐怕不是可以復制的樣本，相比于其他二線城市對“第二總部”的癡迷，杭州的互聯網企業有著兩個鮮明的標簽。

一個是積極的創業氛圍。在杭州大大小小的創業園區中，除了五花八門的電商產業園，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互聯網金融、泛娛樂等同樣占了不小的比重，在區塊鏈火了之后，杭州市政府甚至打算把“區塊鏈之都”提上日程。

另一個是野路子的創業者。阿里系和浙大系成為杭州創業大軍的兩股中堅力量，但也出現了很多野路子的創業者，并沒有北京、深圳那樣的規范性，以至于在P2P爆雷潮出現時，杭州迅速成為外界圍觀的焦點。

XX沒有互聯網

沒有杭州的天時地利，不少二線城市成了《XX沒有互聯網》里的主角。即便是騰訊、阿里、京東等一系列巨頭都去開設分公司的成都，成為阿里西北總部的西安，也沒能成為例外。

這些文章里，對二線城市的互聯網人有著準確的刻畫：要么詬病于老板不懂互聯網，要么吐槽缺少和前沿技術接軌的機會，要么抱怨沒有合適的跳槽機會。

與之產生共鳴的是各種雞湯文的轉向。“逃離北上廣”的話題火熱時，很多雞湯文會講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在北京漂泊的外地人，賣掉北京的房子回家鄉，過上了歲月靜好的生活。而當”回歸北上廣”的話題出現時，故事換了另一個版本：在家鄉被不適應的人際關系搞得支離破碎，被迫重回北京“休養”。

需要回答的一個前提是，互聯網行業適合“總部經濟”嗎？互聯網行業或許不需要產業集群，但不能沒有氛圍。

在杭州似乎可以找到答案。阿里誕生于1999年，網易回到杭州也是2006年的事情，在兩大互聯網巨頭身后，還有杭州本地已經崛起的數量可觀的獨角獸。也就意味著，杭州早已形成了一定的投資環境、創業氛圍和運營經驗，西安、成都、南京、武漢、長沙等還需要不小的時間去追趕。

可在硬幣的另一面，互聯網公司正逐漸成為一個城市的“地標”，變成一些二線城市的心結。杭州的阿里、武漢的斗魚、合肥的科大訊飛、南京的途牛……以至于沒能孵化出知名獨角獸的成都，先后斥資6億和40億資金給錘子科技和人人車，決心可見一斑。

只是制造業時期的“總部經濟”，往往把總部設在城市中心，相應的工廠放在臨近的縣市里，對高端人才的需求沒那么高。

互聯網完全是另一種標準，非典型意義上的“人才集中型”工作，一旦在二線城市設立“研發中心”，務必要考慮人才的流動性，以至于小米向武漢、南京這樣相對互聯網化的城市遷移時，也加上了“員工必須在新工作地服務滿2年”的硬性前提。

就這個角度而言，北京似乎并不需要用“給錢給地”的方式挽留互聯網巨頭，即便有一兩家巨頭選擇“逃離”，人才、資本的規模化遷徙也絕非一日之功。

結語

略有諷刺的是，亞馬遜決定在紐約設立第二總部時，紐約市政府給出了15億美元的補貼，當地居民卻以教堂集會、聽證會、網絡攻擊、Twitter吐槽等方式進行反對，理由是亞馬遜的總部修建會推高當地房價，造成交通過載，增加流浪人員。

中國市場則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哪怕是北京這樣互聯網公司總部林立的城市，也在積極歡迎阿里來建設第二總部，二線城市的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或許還需要其他維度的思考，如果只是承接一些互聯網公司的邊緣部門，到底能給城市本身帶來那些改變？本質上還是要讀懂互聯網行業是否存在產業轉移。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分工、不同的產業鏈、不同的區位優勢，找到適合自己的產業特色，沒準兒比癡迷于互聯網公司總部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