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我軍相繼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

三大起義，是我軍在革命最低潮時迎難逆行、厚積薄發的必然結果。起義軍的來源，除了追求進步的舊軍隊，后兩個起義還動員了農民和工人。

三大起義都處在敵強我弱、民智未開的大環境下，打不贏就跑、上山打游擊無疑是最佳的選擇，但能做到這一點卻非常不容易。

事實上，三大起義失利以后，只有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上了井岡山。而有7位元帥參與的南昌起義和3位元帥參加的廣州起義，不是在轉移中消耗就是選擇固守城池打陣地戰，這是為什么呢？

分析起來，三大起義的初衷相同但結局不同，主要有幾個原因。

原因之一：三大起義的出發點，都是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的產物。

發動武裝起義，為什么要借鑒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

1924年，中山先生在蘇聯的幫助下創建“黃埔軍校”，又通過東征消滅了陳炯明叛軍。

中山先生病逝以后，1926年廣州當局、武漢當局接連發起兩次北伐，消滅了直系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又配合西北軍馮玉祥打跑了奉系軍閥張作霖，可以說戰果輝煌。

在莫斯科的指導下，中國的革命者也參與其中，并對俄國的紅色革命有了深刻認知。

1927年，蔣氏在上海發起“四一二”事變，武漢有爆發了“馬日”事變，隨后“寧漢合流”，沆瀣一氣殺戮革命者。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危急時刻，我黨決定借鑒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經驗，在有條件的大城市發動武裝起義。

當然，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城市中心論”。

原因之二：三大起義的最終目標，都是“奪取中心城市”。

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有幾點：一是實現工農聯盟，二是武裝暴動，三是通過中心城市發動起義，因為“十月革命”就發生在僅次于莫斯科的第二大城市彼得格勒。

在我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都沒有擺脫“城市中心論”的束縛，試圖攻打長沙、武漢、南京等大城市。而陳獨秀、向忠發、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城市中心論”的忠實踐行者。

所以，三大起義的目標是一致的：奪取中心城市，進而把革命推向全國。而三大起義選擇的目標城市，分別是江西第一大城市南昌、湖南第一大城市長沙，以及廣東第一大城市廣州。

但是，由于敵眾我寡實力懸殊，南昌起義成功后敵軍四面包抄，劉伯承的參謀團只好擬定了南下潮汕方案；

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雖然打下瀏陽縣城，但難以守住，更不要說攻打長沙了；廣州起義明知敵軍四面圍城，仍然固守，結果三天時間守軍幾乎傷亡殆盡，余部撤離廣州。

而三大起義的連續失利，說明在中國“城市中心論”是站不住腳的。

原因之三：三大起義發起時，還沒有走出舊式軍隊的思維模式。

三大起義，是我軍獨立創建武裝力量的第一步，但步履艱難。

由于第一次大合作有過三年多的“蜜月期”，我軍內部同時跨兩個組織的名將，不在少數。

此外，在國民革命軍中還誕生了我軍第一支武裝力量：大總統府鐵甲車隊，也就是后來的“葉挺獨立團”，但陳獨秀等一直反對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這也是大革命失敗的一大教訓。

三大起義，是我黨深刻認知“槍桿子”的第一步。

但是，三大起義依賴的主力軍，還是來自舊軍隊的進步力量。其中，南昌起義的主力，是葉挺11軍24師、聶榮臻動員的25師，以及周公爭取的賀龍20軍，共2萬余人，幾乎清一色來自舊軍隊。

秋收起義是“八七會議”后，上級派主席去發動的。5000余人的起義軍主力，是盧德銘的第二方面軍武漢警衛團，以及安源、萍鄉、瀏陽、平江等地農民自衛軍，此外還有修水土匪邱國軒所部。

廣州起義的主力軍，是葉劍英的第二方面軍第4軍教導團、警衛團一部2000余人，以及周文雍領導的工人赤衛隊3000余人（徐向前任6大隊大隊長），此外，海、陸豐農民赤衛隊也舉行了起義。

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雖然有工人赤衛隊、農民自衛軍參與，但都是偏師。

原因之四：從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到廣州起義，有一個發展過程。

三大起義發起時，我軍對“槍桿子”的認識一步步深化：南昌起義時，我軍對部隊番號還沒有一個清晰的認知，打著張發奎第二方面軍的旗號，同時還寄希望張發奎舉行起義。

但是，南昌起義的失利說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寄希望舊軍閥是不現實的。

到了秋收起義時，主席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秋收起義打出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的旗號，師長由舊軍人余灑度擔任，但余灑度中途叛逃再次證明，沒有理想的舊軍人是靠不住的。

廣州起義比前兩次起義更進一步，建立了蘇維埃，主席是張太雷。

原因之五：對三大起義的指揮權，莫斯科的控制程度不同。

1924年到1927年，蘇聯的影響很大，像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總顧問加侖將軍，就是后來的元帥布柳赫爾，葉挺獨立團的蘇聯顧問是后來的元帥崔可夫，還有一個就是鮑羅廷。

1927年7月，鮑羅廷建議陳獨秀和譚平山去莫斯科開會。

此舉實際上變相解除了陳獨秀的領導權，張氏、李維漢、周公、李立三、張太雷組成“五常委”。南昌起義前，張氏以莫斯科的名義推遲起義，遭到周公、李立三、譚平山等大多數人的反對。

秋收起義，是主席領導的一次武裝起義，受莫斯科的影響最小。

廣州起義，不但得到莫斯科30萬美元的資助，還受到莫斯科代表諾伊曼的直接插手干預，起義三人組是張太雷、黃平和周文雍，但總指揮是葉挺，副總指揮是葉劍英，參謀長是徐光英。

諾伊曼否決了葉挺、葉劍英撤離廣州的正確建議，一味死守導致損失慘重。

原因之六：三大起義失利后，只有主席首先想到了“上山”。

廣州起義失敗后，高層有的人把責任強加在總指揮葉挺頭上。很顯然，這是不公正也是不客觀的。后來江西蘇區“洋顧問”李德瞎指揮更離譜，直接加速了紅軍喪失了根據地。

沒有“洋顧問”插手的南昌起義，為什么就沒想到“上山”呢？

南昌起義誕生了十大元帥中的七位、十大將中的三位：

總指揮賀龍，前敵總指揮葉挺，公安局長、第9軍軍長朱老總，參謀團團長劉伯承，前敵軍委書記聶榮臻，第4軍參謀長葉劍英，團黨代表陳毅，營長陳賡，連長林總、許光達，班長粟裕。

這么多科班出身的名將，都沒人想到“上山”。南昌起義部隊經歷了三河壩分兵、潮汕失利、湘南起義后，才在朱老總、王爾琢和陳毅帶領下，上井岡山和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

由此可見，主席掌舵方向的偉大！

我軍一旦上了山，就如同猛虎添翼：井岡山會師，開辟了新紀元；江西蘇區依托羅霄山，打退敵軍四次“圍殲”；舉世矚目的萬里長征，把萬水千山踩在腳下；寶塔山下，主席等人指揮了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前奏。

而開國將帥在主席的指揮下，一旦下山就勢不可擋：八路軍下了太行山、沂蒙山，又走進長白山和大別山；最終，以工農為主的解放大軍，將紅旗插上了十萬大山、天山和喜馬拉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