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討論中國書法藝術的傳統，進而討論中國書法的傳統典范。因為符合典范（楷模）標準的就是好的書法，那這個標準和“楷模”怎么確定呢？

項穆著《書法雅言》，首列《書統》一節，作為全篇總綱。依其文中所述，書統即“書法大統”項氏認為：

“宰我稱仲尼賢于堯、舜，余則謂逸少兼乎鍾、張，大統斯垂，萬世不易。”（第5頁）

簡言之，在中國學書法，王羲之就是典范，就是“書圣”，是書法界的圣人！就像在中國學儒學繞不開孔子一樣，學書法肯定繞不過王羲之。

王羲之的“書圣”地位是公認的，并非項穆一家之言，這一點也不用爭論，可是，“書圣”為什么是王羲之呢？也就是說，為什么王羲之會成為“書圣”呢？我們認為大致有以下幾條：

先說人脈

我們先看一看王羲之“書法”是怎么來的——

王羲之兼取鍾繇、張芝二家之長，開創了楷、行、草三體的新風尚，其后更得王獻之的繼承和發展，再通過唐太宗的尊崇和宋以后刻帖的廣泛傳播，形成以王字為正宗的千載書統，亦即通常所謂的帖學傳統。（第5頁）

在王羲之之前，也有優秀的書法家，主要就是張芝和鍾繇。

張芝的草書好，“草書”是表達性情的，但“草書”有個問題，它并不方便實用。沒有草書修養的人，或許能從草書作品中體會出作者的感情，甚至感覺到它的磅礴酣暢之美，但很有可能不認識究竟寫的是什么內容。

鍾繇的楷書好，“楷書”工整，端莊，秀美，基本上與“隸書”相同，它易用易識，但也有問題，就是它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能作為“日常書寫”，它寫起來，一筆一畫要交待清楚，太慢了。

實際上，從“秦書八體”到“漢書六體”，指的都是中國書法的“字體”或者“書體”階段，到東漢之后，經蔡邕、張芝、鍾繇的努力，才漸漸使中國書法走向了“書風”階段，蔡、張、鍾三人實際上都創造了自己的“書風”，也就是說，從這三個人開始，上面所說的“后期書法”正式開始了。

王羲之的書法師從如下圖（圖片點擊可放大）：

看看王羲之與張芝、蔡邕、鍾繇的師承關系，王羲之顯然是個“集大成者”。早期杰出的書法家里，王導是他的伯父，王曠是他的父親，衛夫人是他的姨母，王廙是他的叔父，這后兩位都是鍾繇的弟子，而且南渡之時，王廙帶了索靖的《七月二十六日帖》，王導帶了鍾繇的《宣示表》，這兩件書法精品，最后都傳到了王羲之手里。

總之，王羲之的書法學習條件太好了。他從開始學習書法，師從的都是當代書法大師。

王羲之有絕好的人脈是他成為“書圣”的原因之一。

王羲之是“瑯琊王氏”，他生來就擁有太多資源——不僅是物質的，還有地位、名望、教育、文化積累、藝術氛圍等等——這為他走上書法道路并成為“書圣”至關重要。

魏晉時代——書法、文學最好的時代

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王羲之還趕上了最好的時代。為什么這樣說呢？

1、魏晉時代，玄學興起，文人和士大夫們的思想從“克己復禮”的儒學約束中跳了出來，書法家們的個性得到空前的解放，個性解放才可能創造“書風”。

魏晉時代，是崇尚“個性解放”的時代，正如宗白華先生所說：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時代。（宗白華《宗白華講美學》四川美術出版社，2019年，299頁）

中國獨有的美術書法——這書法也是中國繪畫藝術的靈魂——是從晉人的風韻中產生的。魏晉的玄學使晉人得到空前絕后的精神解放，晉人的書法是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體最適當的藝術表現。（同上，304頁）

其實，中國文學史上，魏晉時期也是最妙的時代，也是文學走向“自覺”的時代，也是文學家高產的時代。魯迅說：

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1981年，504頁）

2、魏晉時代是藝術得到價值肯定的時代。在魏晉時期，人們已經開始尊重藝術，否則，王導、王廙南渡之時，兵荒馬亂之際，多少金銀細軟都來不及攜帶，他們卻偏偏要帶上《宣示表》（見上一篇配圖）和《七月二十六日帖》。

有如此好的時代契機，又有絕佳的人脈資源，王羲之趕上了最好的時間和空間節點，魏晉時代，是藝術家的黃金時代，王羲之趕上了，不早不晚。

頂級推手李世民

此外，王羲之成為“書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在兩百多年后，遇到了最大的知音，也是最忠誠、最強有力的粉絲——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的時代，應略晚于智永的時代，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孫，從王羲之到智永，書法都是家傳，到智永當了和尚，所以他沒有兒子，才開始廣傳弟子。其傳承大致如圖：

李世民是政治家、軍事家，同時還是一個書法迷，也是一位優秀的書法家，只不過他政治上的巨大成功掩蓋了其書法上的成就。張懷瓘《書斷》稱“我唐四圣”（包括李世民）書法“翰墨之妙，資以神助，開草、隸之規模，變張、王之今古，盡善盡美，無得而稱”（《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170頁），這算是“美上”之詞；當代書法家徐利明評論初唐四家為：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李世民，他生生將薛稷替換掉了。這也只是一家之言。但這兩條足可見李世民的書法造詣之高。

李世民鐘愛王羲之書法，李世民評價鍾繇“體則古而不今”；評價王獻之“疏瘦如枯樹”；評價蕭子云“無筋、無骨、無丈夫之氣”，但對于王羲之，李世民的評價只有四個字：“盡善盡美”。大唐立國之后，李世民傾國家之力，在民間搜集王羲之作品，如果是真品就高價買回，并加以臨摹、珍藏，講《篆刻史》時，我們提到過，為此，他甚至還專制了“貞觀”小印，用于收藏。

李世民派蕭翼智取《蘭亭序》的之事，大家耳熟能詳，甚至李世民死前堅決要求《蘭亭序》原跡陪葬都是書壇流傳已久的故事，這里均不再贅述。總之，李世民對于王羲之的情有獨鐘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尊《蘭亭序》為“天下第一行書”，命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等鉤摹數本，以馮承素為首的弘文館拓書人將原跡摹成了大量副本，現在我們能見到的“神龍本”《蘭亭序》，其實是摹本，并非原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太宗對于王羲之的鐘愛，致使大唐境內，全國上下，凡學書法者皆以王為尊，而唐代國祚綿長，幾近三百年之久（618-907），這種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持久的推廣，實在太有力度了。因此，自唐以后，王羲之書法成為后世書法楷模，其地位從未動搖。

唐太宗尊王的理由，是王書“盡善盡美”，屬于優美典雅的類型，具有較強的可塑性和社會化的適應性，富于典范意義。孫過庭《書譜》亦云：“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王書的藝術風格，正是儒家悅感文化和經世致用、有著倫理教化意義的楷模，符合其道、德、仁、藝一體化思想的審美旨趣。在儒家思想為治世綱領的古代封建社會，王書楷模的獨尊和大統的形成，實在是歷史的必然。（第8頁）

這里還有一段關于“王書大統”特點的總結，是重點，要劃出來：

一是晉唐名家傳承有緒的歷史線索和宋元明清的帖學，構成一個完整的發展序列，其間書體不再演進，而只有風格的變化調節，最具書法藝術傳統的典型意義。二是從宋代開始，明確以顏體為代表的唐宋人分支線索，與王系并行，而統歸于王。……三是王書的中和之美，一經確立為正統，即成為其后一千多年的書寫與審美、批評的基本思想和價值標準。（第9頁）

造紙術和天賦

關于造紙，最傳統的說法是“蔡倫造紙”（見《后漢書·蔡倫傳》），其實，遠在蔡倫之前，就已經有人使用紙張，現代已有西漢古紙發現，足以證明蔡倫不是紙的發明者，但蔡倫總結了前人經驗，改進了造紙術，卻是可以肯定的，“洛陽紙貴”的成語，說明西晉時期紙已經成為最為普及的書寫用具。到公元三、四世紀，紙基本上取代了簡帛，成為唯一的書寫材料。

王羲之是四世紀人（303-361），所以，造紙術成熟的時代，他正好趕上，這時人們已經開始利用桑皮、藤皮造紙，紙張價格日趨低廉，這為王羲之創造了很好的書法學習、練習條件，或許這也算中國書法選擇王羲之成為“書圣”的物質原因之一。

當然，還有王羲之自身的天賦，他必然是書法天才，但這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列（畢竟天賦是沒辦法學習得來的）。

總之，在“王書大統”確立之后，王羲之書法成為書法“美”的標準和楷模，學習書法，王羲之成為終極標桿。不過，近些年，中國書法發展似乎開始另辟新路了，各種“奇奇怪怪”的書法開始大行其道（甚至還有“吼書”、“射書”等），與王羲之漸行漸遠了。

我的意見：盡管“王書大統”也有負面作用，正如本書所說：“王羲之大統的獨尊，是以損害書法的自由發展為代價的”，但如果真想在書法上有點成就，還是踏踏實實地學習王羲之吧，沒有繼承和基礎，何談發展，沒有繼承的“個性”，常常是“怪胎”，因為如果沒有天才和理想作為支撐（那人會說，誰說我沒有），“怪誕”就只剩下狂放的、破壞的缺點，只剩下嘩眾取寵的玩笑，往長遠了看，就只有破壞的罪過，沒有完成的好處。就像學詩詞，你上來就學李白，累死了也學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