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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曾經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而在封建王朝，真正做到這一點的，真的不多。
北宋大家張載也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名言，這句名言說的就是士大夫的責任，也是一種士大夫精神。
然而，我們縱觀封建王朝，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則正是士大夫、官僚集團的腐敗。
宋神宗不同于他的糊涂父親，宋英宗不崇孝道，將北宋搞得雞飛狗跳，而自宋神宗即位以來，一改之前頹勢，積極進行改革變法，力圖富國強兵，甚至謀求恢復盛唐的榮光。
終宋神宗一朝，都圍繞著一場重大改革，那就王安石變法。中期改革的難度，不亞于一場政變，在王安石改革途中，每走一步都是滿路荊棘，其中最大的絆腳石，就是司馬光、韓琦、文彥博等一眾高官。
千古兩司馬聞名遐邇，司馬光的聲譽、才華也毋庸置疑，但要說司馬光為北宋做出了多大貢獻，就真的乏善可陳了。
史料記載“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帝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
宋神宗讓王安石主持變法，從開始到結束，那些反對聲從沒有停息過，司馬光不是第一個跳出來持反對意見的，當然也是不最后一個。
司馬光像
一次，司馬光給真宗講歷史，講到蕭規曹隨的故事，司馬光的歷史造詣幾乎無人能敵，他借這個故事就是要告訴宋神宗，變法不可取。
蕭何去世后，曹參成為相國，可是曹參上任后，并不管政事，整日飲酒作樂，漢惠帝對此不甚滿意，就找來曹參問話，曹參自認為不如蕭何，便延續蕭何的法度，漢惠帝認可了曹參的做法，漢朝也得以休養生息。
在漢初，曹參的做法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所以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可是，宋神宗年間不是漢初，熙寧變法開始的時候，已經距離宋朝開國100多年了，各種制度弊病顯露無疑，這就是改革的初衷，如果放任下去，國家能自動變得富強嗎？
很明顯，司馬光雖說是歷史大家，但這一說法太過牽強了。
韓琦是英宗的恩人，年輕時候的韓琦也曾躊躇滿志，在西北抗擊過西夏，也曾為“慶歷新政”出謀劃策，積極尋求富國強兵的辦法。
可在英宗朝，韓琦就成了徹頭徹尾的老官僚，每次英宗鬧出事端，韓琦就要為其擦屁股，英宗不盡孝道，還要立自己親爹為皇考，為天下所不恥。韓琦為了這個糊涂皇帝，充當了攪屎棍的角色。
史料記載“琦亟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
王安石實施青苗法，目的無外乎為國家籌錢，在這其中，國家將之前常平倉的糧食作為本錢，以4分利貸給農民，如此這般，不僅可以增加國家收入，而且還能有效地打擊民間高利貸。
對于百姓而言，到了災年，他們就可以直接向國家借錢借糧，而且以相對較低的利息，這對百姓來說是個好事。
韓琦對此提出反對意見，當時，韓琦還在外地，上疏神宗，表示由于上三等戶也能借貸青苗錢，不能達到抑兼濟困的效果。
王安石“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很大程度上就是將世家大族的錢挪到國庫，青苗法，讓民間的高利貸無法使生存，那些之前的既得利益者是誰呢？
就是那些高官、世族，和其代表的利益集團，青苗法的實施，就是在卡這些人的脖子，斷了這些人的財路。韓琦為何要反對？就因為如此。
司馬光、韓琦的反對，大多針對條條框框，當然了，也有不少人身攻擊，而文彥博的反對意見直擊要害，令神宗搖擺不定。
史料記載“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
在熙寧四年，文彥博對變法提出反對意見，文彥博在神宗朝已經是三代老臣，可謂“德高望重”，所以他的發言分量也很重。
文彥博像
由此我們也能看到，改革之艱難，先不論王安石改革利弊，光和這幫老臣打嘴仗，就夠王安石喝一壺了，每每面對旁人指責，王安石必定要條條框框去反駁，還要苦口婆心地勸說宋神宗，一旦神宗有所動搖，改革馬上就會功虧一簣。
在文彥博看來，先帝制定的律法很好，根本不用改，如果更改，便會失去人心。
神宗就問文彥博，士大夫都反對改革，但這對百姓有什么不便嗎？宋神宗關心百姓疾苦，而這些法令如果能落實到位，大多都是有利于百姓的。
見神宗不上道，文彥博拋出殺手锏，陛下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并非和百姓共治天下。文彥博的這一席話，讓神宗陷入深思。
司馬光、韓琦不敢說得這么直白，而文彥博直接將話挑明了。在文彥博們看來，國家就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不論法治如何改，都要先顧及到士大夫的利益，百姓的死活和你皇帝有直接關系嗎。
這就是保守派反對改革的最終原因，它被文彥博一語道破，這也是王安石改革失敗的癥結所在。改革就會傷筋動骨，甚至換血洗髓，必定要觸碰很多人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改革的路上艱難無比。
王安石的改革有很多問題，比如用人不淑，比如執行不力，但這里涉及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做得越多，錯得越多，如果沒有王安石改革，是否北宋會發展得更好？答案必定是否定的。
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社會進步的必經階段，如果主動改革無法實現，那么，被動改革就會隨之而來，改朝換代就是那個陣痛的過程。
大致從變法開始，北宋王朝無休止的黨爭也拉開了帷幕，以往對事不對人的爭辯，變成官員之間的互相傾軋。
到了元朝，“文彥博們”估計才會醒悟，那些高高在上士大夫、讀書人，變成了最低等的南人，受盡了歧視和侮辱，到了那時，他們才會明白，原來天堂和地獄離著并不遠。
劉陽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