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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不就是《三十六計》嗎？很多人都這樣認為。
讓我們聽一個小故事。
有一位軍事學教授曾開了一門課，專門給企業家們講解《孫子兵法》。
教授興致勃勃，旁征博引，講得滔滔不絕。講了半天，有一位企業家坐不住了，問：“您怎么還不進入正題？”
教授愣了：“什么是正題？”
那人非常期待地說：“三十六計啊！《孫子兵法》里不是有三十六計嗎？”
教授哭笑不得，說：“這兩本書，一個兩千年前，一個兩千年后，沒什么關系！再說了，順手牽羊、渾水摸魚、趁火打劫、笑里藏刀，這些招數，還用我來教嗎？我給你講的，是大戰略、大格局！”
其實，不止這位企業家，我們大多數人，在沒有專門學習時，都會下意識地將《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關聯在一起。甚至有些書，直接就將《孫子兵法三十六計》作為書名，還要標上：作者是（春秋）孫武。也就無怪乎會引人誤解了。
今天，我們要讀《孫子兵法》，首先就要知道——《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不是同一本書。
01
《孫子兵法》講什么
《孫子兵法》，又稱《孫武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軍事著作，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兵書。
它的作者是孫子，成書于春秋晚期。
春秋戰國，是一個非常神奇的年代。中華文化基本的精神命脈、價值取向、思維邏輯、哲學概念，大多已在這個時代確立下來了。
那一時期，群星璀璨、百家爭鳴，偉大的思想家相繼涌現：老子、孔子、莊子、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當然也包括孫子。
孫子，原名孫武，出身于齊國的一個軍事世家。后因齊國內亂，便去往吳國，“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以《孫子兵法》十三篇覲見于吳王。
吳王見書大奇，很快接見了孫子，“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孫子成為了吳國將軍，并助闔閭成就了霸業。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吳國“西破強楚”，往西打敗了強大的楚國；“北威齊晉”，北邊威震曾是霸主的齊國和晉國；“南服越人”，往南降伏了越國；孫子“與有力焉”，孫子在其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史書上對孫子本人的記載并不多，但《孫子兵法》卻一直流傳下來，并深深扎根進了中華文化的脈絡之中。
有一位北大教授說：
“今天，要研究儒家思想，你要去讀《論語》；
要研究道家思想，你要去讀《道德經》；
要研究中國哲學，你要去讀《易經》；
要研究中國人的戰略思想，你就要去讀《孫子兵法》。”
可見，《孫子兵法》在戰略學著作中的地位，真可以說是“兵學圣典”了。
《孫子兵法》不是一部普通的兵書，它不是具體地給你講某一次戰爭，也不是教你排兵布陣的陣法圖，更不是教給你糧草被服籌備工作怎么做。
古人評價它“字字珠璣”，今人評價它“簡單而深奧，簡略而深刻”。
它是一部高度抽象的軍事哲學著作，超越了具體的方法論，從樸素辯證法的角度，總結了戰爭與戰爭指導的基本規律。
那么，《三十六計》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2
《三十六計》講什么
《三十六計》是一部成書于明清時期的兵書著作，作者已不可考。
早在南北朝時期，就有“三十六計”的說法了。《南齊書》中有記載：“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計，汝父子唯應走耳。”意為敗局已定，無可挽回，唯有退卻，方是上策。
“三十六計”的說法，就為后人所沿用開來。宋代惠洪《冷齋夜話》中也提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等到了明末清初，引用這個詞的人就更多了。
于是，有心人采集群書，編撰成《三十六計》。但具體的編撰者是哪個人、成書年份是哪一年，都已無法再行查究。
這本書同樣不長，約有五千余字。共分六套，分別為：勝戰計、敵戰計、攻戰計、混戰計、并戰計、敗戰計。每一套又各包含六計，合共三十六計。
前三套是處于優勢所用之計，后三套是處于劣勢所用之計。
每一計都只有短短幾句，再引證一些宋代以前的戰例、一些孫武、吳起、尉繚子的語句，即告結束。比如，第五計原文如下：
《第五計·趁火打劫》
【原典】敵之害大，就勢取利，剛決柔也。
【按語】敵害在內，則劫其地；敵害在外，則劫其民；內外交害，則劫其國。如：越王乘吳國內蟹稻不遺種而謀攻之，后卒乘吳北會諸侯于黃池之際，國內空虛，因而搗之，大獲全勝。
可以說，《三十六計》是一部兵家計謀思想的著作。
那么，《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的區別究竟在哪里呢？
03
“道”與“術”
那么，《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的區別究竟在哪里呢？
如果把兩本書的核心思想提煉為三個關鍵詞，可能是這樣的：
《三十六計》：戰則必勝、心計謀略、不擇手段；
《孫子兵法》：不戰而勝、戰略思維、人生智慧。
這是根本的格局與境界上的不同。簡單來看，從目錄上即可見端倪：
《三十六計》的目錄是：聲東擊西、暗渡陳倉、隔岸觀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順手牽羊……
《孫子兵法》的目錄則是：計、作戰、謀攻、形、勢、虛實、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火攻、用間。
細細體味，高下立見。
《三十六計》產生的時代是明清，整體社會氣象已露衰頹之勢，與春秋時充滿活力、創造力的氣氛已完全不同。這時產生的兵書，與春秋時的兵書，在層次和境界上也就有了明顯的差距。
歸根到底，《三十六計》講的是謀略，是兵法中的小“術”；而《孫子兵法》講的是戰略，是用兵的大“道”。
八十歲高齡的吳如嵩將軍曾如此評價這兩本書：
“兩者不同的關鍵問題是在目的論上。《三十六計》認為只要能達到目的，一切損人利己的手段都可以使用，對借刀殺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美人計等極端詭譎的權謀大加渲染和濫用。
而《孫子兵法》是高層次的戰略學著作，民族英雄戚繼光稱《孫子兵法》是‘上乘之教’。怎能把《孫子兵法》混同于《三十六計》呢？”
其實，“手段”本身是無善無惡的。但若只授人以刀刃，而不扶人之心，手段就很容易被濫用、錯用乃至于惡用，以致釀成更大的惡果。
陽明先生當年38天擒寧王，也用了圍魏救趙計、反間計、緩兵計、火攻計等手段。關鍵是，陽明先生的發心是正的，他洞察人心，是為了更好地抑制小我，激發大我。
每一個小我，都是自己的陷阱。
如果在用計之時，不是出于大我的慈悲，而是出于小我的算計，那么，這就是兵法的錯用，同等的反作用也最終會反饋在自己身上。
《孫子兵法》，是為君子謀，非為小人謀！陽明先生平叛、剿匪，戰無不勝，卻慨嘆道：“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沒緊要事上去了。”他的心始終在化育百姓上，而不在戰爭勝負上，故能“仁者無敵”。
有這樣一顆心，自能心生萬法，應變無窮，何止三十六計？
高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