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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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豐巢快遞柜宣布超過12小時就對取件人進行收費的規定后，關于此事的討論非常多，本文就從多方面聊聊看法，并分析在快遞費收費的影響下快遞會不會漲價、我們又該如何應對。豐巢快遞柜漲價的消息出來，到現在好幾天了，雖然輿情洶涌，但人家并沒有收回成命的
自豐巢快遞柜宣布超過12小時就對取件人進行收費的規定后，關于此事的討論非常多，本文就從多方面聊聊看法，并分析在快遞費收費的影響下快遞會不會漲價、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豐巢快遞柜漲價的消息出來，到現在好幾天了，雖然輿情洶涌，但人家并沒有收回成命的跡象。豐巢的底氣大概在于其剛剛收購中郵速遞易，控制了全國七成以上的快遞柜市場份額。
這是壟斷惹的禍，還是另有原因？事態發展至此，將如何演變？
家庭主婦和 996 白領，封閉小區、臨街公寓和偏遠山村，大家對快遞柜、代收服務的期待一樣嗎？
快遞柜如果沒漲價，那快遞會不會漲價？大概漲到什么時候是個頭？如果最終一定要多掏錢，我們接下來又該如何應對？
1. 事態發展至此，將如何演變？
大家應該也都能意識到，在所有抱怨豐巢對取件人收費的聲音中，每個人、每個小區的情況都不一樣。先來說人，再來說小區。
1.1 人
除了抱怨收費本身，有的取件人也不滿快遞員不直接送上門，特別是當自己就在家等著的時候，這些人主要是平時就在家工作和做家務的。
疫情期間宅家可能比較普遍，但此前大家都上班的時候，反而可能是取件人不在家的情況更多。這些人抱怨的則是免費時長是 12 小時，而不是更合理的 24 小時。
相信如果豐巢“從善如流”，把苛刻的 12 小時改為 24 小時，而快遞員也更嚴格規章制度，事先跟取件人約定什么時間放哪里，事件也可能就會平息下去。這倒應了一句話：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來調和，愿意開窗了。”
快遞物流咨詢網首席顧問徐勇對新華社說：“未來，到家、到柜、到站將適應不同的客戶，并對應差異化的價格。”
不過，位于配送過程末端的快遞員、代收點、快遞柜方面，必然存在資源緊張，消費者注定無法享受每個包裹都按時配送上門的待遇。解決之道，要么不上門，要么不“按時”。這個就算加錢也解決不了，除非用無人機。
1.2 居住環境
每個人身處的居住環境也是參與討論的一個要件，很多不住在同一種環境里的人本來不能感同身受，卻在同一條微博下論戰，難免有種關公戰秦瓊的感覺。以下分三種情況討論：
（1）全封閉或半封閉小區（代收點）
根據以往新聞的經驗，雖然短時間內會有一些小區抵制豐巢，但長期來看，只能是處于大家都將就的狀態：柜子繼續擺著，小區或業委會不做任何改動，取件人自行長經驗，如果被收錢了能忍則忍，不能忍就在快遞單備注不要放快遞柜。
這樣一來，不管豐巢撤不撤都跟你沒太大關系了，反正你也不用。那么，一些小區（比如社長所在的小區）就會用人工代收點取而代之。
這類專門的代收點可以是小區住戶自己創業，成為菜鳥驛站、熊貓快收、百世鄰里這種加盟店，只需要一個小區內的單元房就能開展生意（前提是辦妥各種手續）。本身就是鄰居的店長會允許你攢到一起取件，有時候你過一個星期以上再來拿都沒問題。
但有個問題：如果代收點把快遞柜完全替代了，以至于成為了小區內不可替代的分時收件方案，它是否會再開始收費提價，或者又產生新的替代者，如此周而復始下去呢？
2018 年，熊貓快收宣布完成千萬人民幣融資，此前曾獲得 58 同城姚勁波、學大李如斌、戈壁綠洲、南京百米一號等資方融資。與顯出窘境的快遞柜相比，有人的代收點似乎在多種經營，分攤收件成本方面更勝一籌。
與無人值守的柜子不同，代收點無需升級設備，即可引入生鮮電商團購等多元化的盈利模式，這再一次解釋了為什么“機器換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因為人就是最好用的柔性生產單元。
用人來柔性地維護末端網點，還能有效削峰填谷，管理網點容量。一名中通快遞員對新華社說，快遞柜格口寶貴，每年 618、雙 11 前后，還出現過快遞員因爭搶快遞柜發生糾紛。
（2）居民可達 1-2 萬人的超大型社區或組團（代收點 Plus）
如上所述，人力驅動的代收點可能成為快遞柜的替代，但問題的復雜度隨著小區規模的增加而指數級上升。面對超大型社區的高峰需求，就算代收點也很容易崩潰。有兩萬多人的杭州東新園小區停用了 17 個快遞柜，唯一的一家快遞代收點轉而爆倉。
這種情況，類似共享單車為天津的“自行車之鄉”王慶坨帶來的暴發需求。今后如果快遞柜衰落常態化，人力代收點要么會有新的競爭引入，要么仍是單一代收點，但對快遞員、取件人提價，都有可能。市場機制最終會填平一切價值洼地。
超大型社區還有一個問題，人多了，聲音就雜，很多問題難以征求業主表決，結果大概率是原地踏步。
2018 年，菜鳥實驗性推出“菜鳥小盒”，相當于在每家門口放置一個快遞箱，這是報紙投遞箱、牛奶投遞盒等的新變種。但上墻操作無疑又會導致物業、鄰居等等的不同意見。（而且這盒子可能也太小了。）
社區越大，年限越久，這種小修改通過的概率越低。
上海“網紅小區”業委會的聲明征服了不少網友，其中讓人覺得豐巢明顯不占理的地方，是它被指向業委會“承諾免費”換取進駐小區資格。這造成了一種欺騙。有小區疫情期間直接讓快遞放豐巢，都以為是免費的，但產生費用以后，物業又不給業主墊付。扯皮之中，業主的快遞就一直扔在柜子里。
但除此之外，則需要考慮入場費的“競價排名”問題。大型社區類似一座小城市，柜子要進駐那就不止是一臺，所以在早前的激烈競爭中難免會推高入場費，這需要后期提價來彌補。
共享充電寶在商業地塊設置，“比如某地鐵站，一個月一臺柜機入場費可達八萬。”快遞柜進小區肯定沒這么夸張，但邏輯是相同的。
入場費、場地方分成共同構成了它們進入場地的“買路錢”，獨家放置某品牌柜子或者在最好的地塊放誰家的柜子，都會導致同行過度競爭，互相抬價。此時競爭雖然激烈，消費者反而吃虧了。
市場調節在此處就體現為，行業領頭羊通過兼并促成自然壟斷，減少無效的抬價，如豐巢對速遞易的收購。至于兼并的副作用，當然是波及其它小型競品（如中通旗下兔喜），它們可能提供差異化免費服務，萬一膽敢收費，用戶拔腿就走。
（3）開放的老小區，臨街商住樓等（便利店）
在上海、廣州這種便利店頻密的地方，便利店作為快遞末端網點也很常見。這些代收服務“適者生存”，有些地方是不收錢的，或者不對取件人收錢，如接入藍店這樣的調度系統。
這是由于明言收費構成了與取件人的口頭合同，將承擔快件丟失等責任；加上人氣旺盛的街區會有多家便利店做同類業務，平均下來每家一天也沒那么多包裹，而收費又會導致客流下降。
當然，物以稀為貴，沒有以上顧慮的便利店就會考慮收費代收。北京朝陽區的團結湖街道就是如此（具體可見報道：社區店鋪代收快遞現二次收費），大量快遞需要由小賣部、彩票站代收，且難以尋找替代品。相信在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快遞柜等就算有架設，也不會賠本賺吆喝，最終會拉平到同樣的價格。
（4）農村和偏遠地區（基本沒什么選擇）
說到網點憑借稀缺優勢而收費，最典型的是偏遠農村地區，催生了在商家承諾包郵之后，末端取件還要加收費用的所謂“二次收費”。
央視報道，一些鄉鎮網點的收費是每件1-3元，最高的甚至到每件10元，以至于2019年8月國家郵政局針對快遞末端服務違規收費集中開展清理整頓。
有意思的是，這次用大白話說，我整頓的就是“以超派送范圍或經營困境為由”加收投遞費。而企業真經營困難了怎么辦？答案是“不得超越實際服務能力承諾派送范圍和深度”。做不好就不要夸海口，路給你指明了，自己看著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央視報道援引一個統計數字，說快遞進村被“二次收費”的概率，EMS 是最低的。按照市場機制，農村消費者會更青睞城里人看不上的郵政。
然而，包郵與否是商家和消費者共同協商的結果，商家還是愿意選擇民營快遞，或者不走郵政，那么農村消費者就難以行使用腳投票的權利。
有鑒于此，有專家認為，對于代收點費用或者快遞員不盡職問題，應該首先找商家，讓商家和快遞公司交涉，而不應該繞過商家自己找快遞，甚至對快遞員發難，他們只是完成自己這個環節的工作。
2. 快遞會漲價到什么程度？
市場機制可以決定一切。以現在的情況看，很難避免最終所有的快遞都要漲價。
如果取件人都選擇上門服務，沒人選擇錯峰代收，就會同時迎來快遞公司虧損、快遞員被壓榨、配送效率降低這三個后果。
更多快遞需要門到門，解決方案要么是延長包裹上門時限，要么是在小區內專門設置送上門的人力二傳手（以后就用無人機），相當于改良版的代收點。兩者同樣導向漲價這個結局。
所以，漲多少？漲到啥時候是個頭？什么價格算合理？
漲多少，不存在當下靠譜的預測。漲到什么時候，得看取件人、小區、末端運營商、快遞公司、寄件人（商家）多輪博弈的結果。至于什么叫合理——對平臺來說合理的定價，會超越用戶（包括社長自己）的心理承受極限。
在此之前，單純的包裹快遞還要注意，漲價后的價格不能超過外賣、買菜、跑腿等配送服務的定價，不然客戶會寧愿選擇這些配送服務來送快遞。——別笑，現在美團上都可以買書了不是么？
其實在目前的中國，很多收費服務商，不管什么細分領域，都會被抱怨收費太高。但它們當前的定價往往都是大大低于成本，賣得越多虧得越多。
社長上次寫過百度網盤之后，繼續觀察著網上的相關評論，發現大多數人吐槽的問題，如搞“壟斷”，替換辛苦攢的“小視頻”，“這么賠本為啥不直接關了”等問題，本社的文章都有說過，因此也并無新意。
有趣的是關于具體定價的討論。快科技詢問業內人士，估算出會員每月付 100 元，才可讓網盤盈利。老實說，這個價格大多數人（包括社長）都無法接受。
同樣還有視頻網站會員的定價問題。品玩采訪在硅谷，但是用中國網絡服務的華人，結果是：YouTube 一個月十幾刀的會員費還是太貴了；Netflix 一個月的會員費，幾乎可以買國內視頻網站一年的折扣黃金年卡。
由此可見，能讓國內消費者（包括社長）覺得劃算的價格，一般都是服務提供商難以承受的，勉力推行付費習慣，結果必然是費力不討好。
如果商戶定價完全覆蓋了運營成本及合理范圍的利潤，這么高的價格篩選出來的，將是一小批完全不在乎的“社會精英”，其他人自然會被高定價勸退。
但在中國，這樣又讓用戶規模太小，以至于不能覆蓋那些也許真正有需求，但就是沒錢的人，也無法擴張規模來提供更好的服務。更大的規模意味著更多的投入和更好的服務質量，所以就算虧損也要先把盤子做大。
在發達經濟體，由于生活水平（由物價和工資決定）普遍提高，大多數真正有需求的普通人，也不會覺得負擔正版付費服務的費用是很困難的，所以大家正常做生意就夠了，而不像國內非得流血圈地。視頻網站為了圈地，已經流了十多年的血了。
即便是發達經濟體，大量曾唾手可得的免費服務轉向付費，圈住的也是只有少數人才享有的高級信息和高級服務，一些收費服務（如高端雜志、視頻網站的訂閱、以及……大學學費）與窮人拉開了距離，引向了貧窮的代際傳遞。
社長此處無意褒貶，只是想提醒大家。即使有高級防火墻的保護，中國企業也必須冒險燒錢擴張規模，才能讓谷歌、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的國內替代品生存下來，讓國人享受到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且針對國人習慣量身定制的互聯網服務，甚至讓 TikTok 們走出國門。
這就是在回答“這么賠本為啥不直接關了”。
3. 作為“被漲價”的快遞用戶，我該怎么辦？
如上所述，中國蓬勃發展的互聯網經濟，補充了很多基礎設施上的空缺，“用幾年走完了發達國家幾十年走的路”。比如，花唄等信用服務替代了信用卡的部分職能，民營快遞替代了郵政系統的部分職能，滴滴填補了傳統出租車和黑車之間的空白。
這些民企承擔的公共服務，可以看成是其他國家的郵政、鐵路等民營化——當“前國企”自負盈虧之后，便會由所謂“公共屬性”回到市場調節的軌道上。
反觀我們的快遞柜，卻似乎正要與這一趨勢背道而馳。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進電子商務與快遞物流協同發展的意見》表示，各地要明確智能快件箱、快遞末端綜合服務場所的公共屬性，將其納入公共服務設施相關規劃，提供用地保障、財政補貼等配套措施。
現在，全國快遞的“箱遞率”達到 10%。這意味著，消費者每收到十件快遞，會有一件是通過快遞柜完成投遞的。江蘇省郵政管理局統計，江蘇省內 15% 的快遞都被扔進了快遞柜。
但上文已經得出結論，快遞柜并不是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的唯一答案，甚至只是一種短暫的中間過渡形態。現在可以用代收點等替代，而未來的無人機 / 車，乃至氣動管道傳送啥的都可以任君大開腦洞，想出最終不需要人參與的解法。快遞柜要變成公共服務設施，就需要考慮到這種風險，讓它不至于變成下一個 IC 卡電話亭或者“信息亭”。
我們不能坐等國家出面解決問題。最終要面對的，還是越來越貴的快遞資費和自己干癟的錢包之間的矛盾。
中國快遞便宜是現在大家的共識，但這一共識得來不易。人們可能忘記了 2000 年代的快遞費用。
中國郵政 EMS 特快專遞官網 2000 年時展示的國內特快郵件資費標準為：起重 200 克 20 元，每續重 200 克加收 6 元。以相對 CPI 計算，當時的 20 塊錢放到現在應該是 30 塊錢，放到現在完全可以覆蓋未來幾年快遞的漲價空間。
中國現有的物流格局，由改革帶來的政策紅利，開放帶來的廣闊市場構成，但更建立在低工資、低福利待遇的“優勢”之上。
我們的快遞員、外賣小哥沒有底薪，收入完全靠多勞多得，還時不時面臨罰款，勞動關系認定難，維權難。平時因為多接單，躲差評遭受的刁難和委屈，帶來的心理壓力，也是基層不可承受之重。“我月薪4K，男友月薪15K，但我嫌棄他是送外賣的”這種段子出來，總能因為編得過于真實，引發不適。
快遞柜被說“這么賠本為啥不直接關了”，快遞員、外賣小哥一樣被說“受不了委屈就不要干啊”。你可以說這是市場選擇，但其實不盡然。
在快科技的報道中，一位快遞員說：
“快遞柜收費要么收快遞員的，要么收客戶的，兩邊都收，想錢想瘋了！有的客戶買個快遞才兩三塊錢，放三天就收三塊錢，還不如重買一個了。”
快遞柜原本是單向收費的，快遞員用它節省時間以派出更多件快遞，為此寧可自掏腰包。是什么逼迫他們作此選擇？其中的一部分壓力，正好就來自那部分“買個快遞才兩三塊錢”的客戶。
須知，消費者對任何服務都有心理價位，超越這一心理價位的漲價，需要頂著巨大壓力教育市場，還未必成功。在快遞行業，忙“剁手”的消費者的心理價位是：0（包郵）。
從業者怎么辦呢？那就采用朝三暮四的方法，快遞柜免費，但費用算在郵費里面；或者所有商家的包郵改為要用戶承擔郵費 1-3 元，即由用戶自擔“最后一公里”費用，換取前程免郵。再或者，也就是 9 塊 9 包郵漲到 19 塊 9 包郵。
在合法的前提下，快遞柜漲價，或被人工代收點替代，或者人工代收點漲價，或者快遞公司源頭漲價，或者商家不包郵，等等，都是在市場規則支配之下演化出來的可能性。
但以上可能性最終指向一致：最終消費者面對的物流總成本一定會上漲。要么付出時間成本（快遞變成慢遞），要么多花錢購買原本低價或免費享有的同等服務，要么減少使用快遞業務頻率（這是社長的選擇）。
疫情沖擊下，大家都沒多少余錢，倒不如都少買點東西，特別是少點 9 塊 9 包郵的，不要把拆快遞的快感當成理所當然，還能減少包裝帶來的環境污染。
當下的中國需要的，并不是讓某個行業走向壟斷、低質、計劃的回頭路，也不是壓榨每個中間環節，造就與國民實際經濟發展水平不符的“繁榮”，而是適度調整規模，降低浪費，不要買了就扔，不要買今后會后悔的東西。
或者，如果你已經不幸失業了，你更明智的選擇是去送快遞，或者在自己小區開個代收點。
例如，《新京報》就報道了一位給孩子治病而當外賣騎手的父親。他本是一家企業的中層，打拼六年后攢下兩套房和一百多萬存款。2017 年兒子確診自閉癥后，他辦理了停薪留職，專心帶孩子看病。
過去近兩年間，他每天都會給兒子打一針營養針。一針7500元，“就是拿錢在懟。”房和車賣掉了，存款也很快花完，他做起了外賣騎手，因為上班時間可以自由安排，送完單，他能抽點時間陪陪孩子。
你完全可以期待，在快遞費漲價以后，你的工資也少漲那么一點點；而你和身邊人的參與，哪怕是順風車一般的兼職閃送，都有助于增加運力，為員工爭取權益，同時讓物流末端成為“太陽底下光彩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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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買立省 100%”
作者：書航，微信公眾號：航通社 （ID：lifeissohappy），微博：航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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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