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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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項目的根本是選擇人情緒穩定、勤勞高效、有啥說啥、不怕得罪人——這是身兼出品人與編劇兩重身份的韓家女對制片人梁琳的評價。她們年齡相仿，在電影行業內同行已逾6年。韓家女說梁琳是自己的榜樣和心中的“磐石”一塊——“跟著梁琳有肉吃。”梁琳聽后莞
選擇項目的根本是選擇人
情緒穩定、勤勞高效、有啥說啥、不怕得罪人——這是身兼出品人與編劇兩重身份的韓家女對制片人梁琳的評價。她們年齡相仿，在電影行業內同行已逾6年。
韓家女說梁琳是自己的榜樣和心中的“磐石”一塊——“跟著梁琳有肉吃。”梁琳聽后莞笑：“這是我的責任——要對投資人和創作者同時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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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
在身為職業電影制片人、監制的6年多里，梁琳參與策劃、制作的電影作品片單成績斐然：《無名之輩》《除暴》《古董局中局》《人潮洶涌》《懸崖之上》《刺猬》……部部落地有聲，在口碑與商業表現上皆有不俗的反響。作為一個從后期制作人員轉型到英皇電影制作及項目發展總經理的業內制片“新人”，她在極短時間內就能取得這樣的成績與進階，與她對行業和自身的清醒判斷，對進步和學習的孜孜追求不無關系。
一遭相談中，無論于己、于他，于個人成長、于行業樣狀……梁琳給出的回答都抱持著淡然、堅定的態度。
梁琳大學讀的是動畫專業，畢業后直接留校做了老師。她當時任教的天津美院是國內八大美院之一，門檻不低，因此部分應屆新生許是考了幾年才考上——“我本來就娃娃臉，個子也不高，當時我還要帶大三、大四的班，在他們中間就很不像個老師……”但職業的責任感和自小從家庭教育中得到的理性和沉穩的特質，還是拽著梁琳“扮演”了好幾年的“成熟和穩重”。
慢慢地，梁琳意識到“這個工作雖然有成就感，但是一眼就可以看到頭”，“有的人會因為穩定感到幸福，有的人是不斷在挑戰和刺激中感到存在，我應該是后一種人。”
另一重促使她想往前再邁一步的因素，則關乎實際的能力：“當時我太年輕了，沒有辦法在這些人面前扮演成熟。我就是一個剛剛畢業，什么經驗都沒有的人，我教他們什么呢？只是技法嗎？——我認為它不是大學老師應該具備的素質，太基礎了。如果真的要教藝術和創意，我認為一定要去實踐，要在行業里面摸爬滾打之后，有了真才實料，才能夠教別人。”
于是在任教數年之后，梁琳做出了考研究生的決定，她選擇了去香港學習全球化多媒體管理專業。臨到畢業那年，適逢金融危機，經濟環境收緊，香港理工大學剛好有一個教師職位空缺。“沒曾想轉了一圈又要回學校教書……但當時的念頭很實際：先活著吧。生存重要。”
她就這樣留在了香港。之后還曾從教書轉而在特效公司做概念設計和動畫繪圖制作，后來遇到機會進入英皇電影擔綱后期制作統籌工作，直到那時候的梁琳都未料到未來自己會成為一名優異的電影制片人和監制。
但在這數番求學和職業的轉換間，她非常清晰地識別出一件事：“我的核心職業沖動和欲望不是將自己的思想通過影像去表達和呈現給觀眾……我的欲望在于能夠去發現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協助他們完成自己的表達，完成他們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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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前后，英皇電影起心動念鋪展開內地電影項目的獨立開發、策劃與制作版圖。集團主席楊受成先生組織相關人員開會，梁琳在會議上直言不諱發表自己的看法：“他問我們對一些項目的意見，我就直接說，這樣做不可以，肯定‘死’。幾乎所有人都會覺得——你怎么有膽子這樣講？但我就認為，既然問到我的意見了，我就要實話實說。”幾次會議下來，楊老板點名梁琳。梁琳回憶：“他問我，那你想要做什么？我說我現在不知道，但我覺得要放開可能性，要真的去了解內地的觀眾想看什么，而不是坐在遙遠的香港辦公室里想象。”
然后便有了《無名之輩》——梁琳以制片人身份參與策劃、制作完成的一個電影項目，亦是導演饒曉志的電影長片。影片最終票房成績近8億元，成為那一年中國影壇當之無愧的“黑馬”。
梁琳的電影制片人之路，也由此延展開來。
行事
2020年1月底，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發、蔓延給了所有人一個始料不及。
彼時，梁琳正和數百人的攝制組在山西大同拍攝電影《懸崖之上》，正如火如荼地干到一半，武漢封城的消息就傳來了，緊接著就是當年的賀歲檔電影一部接一部地宣布撤檔。
梁琳還記得，做出“暫停拍攝”決定的那天，她和張藝謀導演、導演團隊的制片和主任，四個人開會一個短會之后，一一請所有演員和主創來交流、解釋并且告知他們后續的備案與“最差情況”，每個人都表示了理解，“大家都覺得是合理的、理性的決定”，因此“集體同意”了。
“一個好的、健康的電影創作團隊，是需要集體共擔責任的。”梁琳回想當時，整個過程里自己都沒有過“情緒失控”或“無從判斷”的時刻，因為“藝謀導演的冷靜清晰”，也因為“制片團隊的完備和專業”。“當我們都愿意共同去承擔的時候，其實就沒有那么慌了。”
之后的兩個多月時間里，大家一起“摸著石頭過河”。“一開始我們說，先停十天看一下，后來說十天不行，再停一星期，然后再停兩星期……直到發現狀況不會馬上變化，就讓大家能回家的先回家，不要在劇組。”離組的工作人員，梁琳都要求安排劇組車輛送他們回鄉。“不讓他們去坐公共交通工具。”
那段時間里，她保持每天和創作核心同事通話，溝通復工計劃，包括人員的往返加隔離時間、置景的恢復修繕和搭建等事宜。
“每天都在計算時間，什么時候可以開工……也設定了一個時間節點，如果到這一天還不能開，就不能滿足拍冬天戲的氛圍感了，那就只能停一年等到隔年——如果是這樣，計劃備案是什么。”那兩個月，《懸崖之上》的拍攝方案幾乎一周就要更新一次。
在這樣的工作狀態里，“感情用事”幾乎全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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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選中《懸崖之上》這個故事的時候，梁琳確實是用“感性”做出的決定，而待項目啟動，她即明晰：“一定要用理性去處理每一個步驟和細節。”
韓家女稱自己眼中的梁琳總是情緒穩定，但梁琳自己知道，自己實則也會有情緒不穩定的時候：“我無法原諒重復犯低級錯誤的人。初學不了解都沒有問題，但是重復犯低級錯誤這件事情，絕對不是一個人的智商和情商（的原因），就是，沒有用心。”
作為制片人，梁琳幾乎會從上到下接觸到一個電影劇組里所有工種、每個階層的人員。在她眼里，不存在某一個崗位上有“性別”差異。相比于男性或女性，她更愿意以每一個獨立個體的能力和優劣來判斷誰更適合在怎樣的崗位出現。
梁琳認為選擇項目的根本是選擇人，如果對合作伙伴不了解或者不想了解，是很難做成好的項目的，即便成了更多的是運氣。她也不會因為同為女性，就在自己的“權力”范圍內刻意給予女孩更多的機會。“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一個真正獨立的女性不會在尋求機會的時候和別人說，因為自己的性別而要得到什么，她會更加確認自己的才華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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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
“這位是女制片人梁琳”——在從業的這數年間，她確實經常會聽到旁人在介紹起自己的時候，在職位前面加上這樣一個“女”字。“當然我并不介意，因為我就是女性，沒有問題。”但偶爾也確實會心生疑惑，何以要強調這一點呢？因為在實際工作展開時，這個字并不會帶來什么本質上的差別。
梁琳自己的團隊小而精，“女性偏多”。這幾年里，她和團隊幾乎每年都要收到上百份項目——有已成形的劇本，也有大綱或者小說原著。
她每周都會收到團隊上交的固定數量的項目報告，自己翻閱和細讀的故事在7-10個左右，她會在早飯的時候看，在路途中看，晚上睡覺前也會看。有時候看到一些“本文扎實、文字動人、人物生動豐滿”的作品，她甚至會舍不得在匆忙里讀罷即放。“我要找一個非常安靜的環境，踏踏實實地看。還有可能看了一遍之后，晚上忙完回到家，把咖啡泡上，再看一遍。”這樣的作品可遇不可求，一旦讀到了，她就能馬上識別出來。
誠如現實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多年來電影創作中“女性題材”的缺失，梁琳也深有所感。但是在談論這種“缺席”之前，她想首先明確的概念包括：“什么是女性題材？什么是女性主義？什么是女性意識？”
在實際工作中，她并不會割裂地去區分這些概念。在她的觀察和思考中，她認為我們的創作者缺乏的并不是對女性的關懷和尊重，而是對創作類型的拓寬意識。
“在全球范圍內來看的話，好萊塢已經有了女英雄題材，還有《生化危機》《殺死比爾》這種，帶有懸疑、科幻色彩的女性電影。我認為咱們中國內地現在不光是著眼女性的故事少，還有一部分的局限是類型太窄了。關于女性的題材不一定非得是現實主義。但現實是，我們很難跳脫出來，真的有膽量或者這個魄力讓女性去跨越電影類型上的局限。”
一種思潮，從社會議題轉向某一個文化創作領域并在其中得到展現，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成的。梁琳看得到一線光亮，更能認清我們與之相隔的距離。
“中國電影這幾年飛速發展，每年有幾百部新作，優秀的創作人和團隊也都在慢慢地磨合、磨煉，我們可以再給彼此一些時間，讓從業者和觀眾都可以更加成熟地去駕馭和接受更多元的題材，慢慢地，我們就會看到這條道路越來越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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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ZAAR：在你的職業歷程里，有哪些女性電影人給過你激勵和啟發？
梁琳：有兩位。一位是造型師吳里璐。她讓我看到了很多美好的東西，就是她能夠把一個電影在文字上的描述，真的視覺化出來。她會讓這個人物比你想象得還要鮮活。她永遠能給你驚喜，而且很溫柔，很穩。你會相信，這個人，你交給她的事情就會很放心。
還有一位，是演員任素汐。她經常說：這個劇本寫的吧，你看這個女人這么妖嬈、美麗、性感……她說，我能演，但是咱能換個詞兒嗎。她太可愛了，非常專業，非常幽默。看起來大大咧咧，但你看她真的進入到一個角色里，又非常的細膩、非常的柔軟、非常的準確。
BAZAAR：你覺得現在的自己和當時單槍匹馬從香港回到內地的自己相比，改變是什么？
梁琳：心態上，差不多。我現在還是會一個一個去見所有來遞項目的人，遇到優秀的人，都會主動想要認識。因為我不覺得這行里誰比誰強。制片人就是要不停地去發現有才能的人，把他們團結在一起，奔著一個目標前進。
BAZAAR：你觀察到的當下“女性題材”的電影項目，除卻類型化偏窄，還有哪些需要突破的地方？
梁琳：就以我看到過的項目而言，我認為我們現在女性電影的內容也單一，大多處于比較早期的女性意識的解放階段，比如說性解放、生育解放、經濟獨立、生存的解放……同質化比較嚴重，可能十個本子里面有八個都是在講這些。現狀當然是殘酷的，但我個人就會思考，我們的希望和力量在哪里？如果有不止是揭傷疤，有思辨與溫暖的故事，我會愿意去嘗試做。
BAZAAR：你現在怎么看待自己的職業身份？
梁琳：其實每個制片人的選擇都不一樣，每個女制片人的選擇也都會不一樣。一個人做了什么事情，不在于性別，而在于自己的性格。當下我的心態就是：一部電影就是一部電影。我不會因為上一部電影成功了，就覺得下一部一定成功；也不會因為上一部失敗，就覺得這一部肯定不行。這是一個沉沉浮浮永遠在發生變化的行業，穩定的心態才能決定，你還能往下走多遠、多久。莫以人言亂己之心。
BAZAAR：在你看來，人跟人之間有強弱之分嗎？
梁琳：哪種強弱？能力、心態、經驗有強弱 ，職位、名氣有高低，那么“強”的人勿自恃清高，把智慧用對地方；“弱”的人勿妄自菲薄，自會強大。
BAZAAR：你認為你的存在會給中國電影帶來什么？
梁琳：先別提帶來什么了，能做到不帶給別人麻煩就行了。
我們為什么想要了解這些女性電影人？
這是一個我們總會時不時將“女性”掛在嘴邊和見諸筆端的時代。她會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勢必有某些必然的因素在其中。所以當芭莎電影組的同事們將電影人中的“女性力量”這個選題提出來的時候，我心里也不自覺地被點燃了一簇火焰。
《時尚芭莎》多年來一直在推崇的女性力量中至為重要的一個特質是：智美。
美，是把人變得漂亮，這件事是我們最擅長做的，但現在它已經不再是我們第一位所追求的了，因為在個性化的時代里，每個人對美的認知都不同，美變得越來越沒有統一的標準了。
而“智慧”，在“美”之前，為什么？因為我們非常看重女性的精神世界，精神帶給人的力量是很深遠的。
“女性電影人”——我們提出這五個字的時候，首先聯想到的會不會大部分是：她們很辛苦、很累、風塵仆仆、風餐露宿……而事實上，就從我自己的經驗出發，我認識很多這個行業里的女性，她們身在幕后，卻不乏獨立自主的超然氣質。她們很累，但她們對自己的職業充滿了熱愛，她們很美，充滿了能量和智慧。
在我看來，每一位女性電影人都是在用自己的作品影響著這個社會，也是間接在推動女性在這個社會中越發清晰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爭取到屬于自己的權益。
女性制片人、編劇、導演、攝影師、剪輯師、美術指導、造型指導、導演助理、場記、化妝師……每一個電影工業中的女性，都有極其偉大的地方。作為媒體人，我意識到，應該讓她們的心路歷程被更多的人知道。她們在成為成功的電影人之前，首先是一個個擁有精彩故事的人。這些故事帶給我們的，更多的是一種啟發。她們的寬容、愛意、堅韌和對生活的熱愛，是特別耀眼的。
不少人還是會對頗有成就的女性有一些既定的看法，覺得她們一定要非常強勢，什么事都可以處理得很好，就算是有痛苦的那一面，也不會被人看到，會把脆弱都隱藏起來，很容易讓人有一種距離感。事實上，她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柔軟和可愛。
光環之下，她們有每個人不盡相同的真實故事。這些“真實”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講，都會是一種激勵。任何一個榜樣或者目標看起來都是高遠的，但是我們確定要變成另外一個“她”嗎？不是的。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自己，都有自己的關要去闖。
你可以從她們的故事里看到，她們是怎么渡過這些難關的。在每一個感覺“實在沒有辦法再突破了”的時刻，只要再堅持一下下，我們都可以做到。這是一種莫大的鼓勵。
當我們談論“女性電影人”的時候，事實上我們沒有在談論一種性別的差異，我們在談論每一個個體的差異。成為一個理想的女性的前提，一定是要先成為一個理想的人。
我希望看到這期專題的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信念和方向。
無論是生活里還是工作中，對你來說，什么東西是最重要的？你選擇一個職業，到底是為了取悅他人的目光，還是真正為了滿足自己實現價值的需求？堅持的目的是什么？只有內心真正清醒地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才好在這條崎嶇的長路上，不懼任何起伏和喜悲地，走下去。
——《時尚芭莎》執行出版人兼主編 沙小荔
攝影/張悅
策劃/葛海晨
采訪&撰文/呂彥妮
統籌/李豪佳
形象/王德芙
韓家女妝發/劉珊珊
梁琳妝發/何蕾
馬麗化妝/唐子昕
馬麗發型/賀志國
張末妝發/Matt
服裝助理/江瑤
排版/Yuer
何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