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數字競爭力指數研究報告(2019)》吳敬璉呼吁競爭的同時應該注重合作

為全面準確評估世界各國的國家數字競爭力差異與影響因素，2019年6月15日，騰訊研究院聯合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指數研究團隊，重磅發布歷時一年的研究成果《國家數字競爭力指數研究報告(2019)》顯示，以全球數字競爭力直接排名來看，2018年美國以86.37分位列第一，中國81.42分緊隨其后，韓國、新加坡、日本位列第三到第五位，英國、德國、瑞典、法國、挪威分別位列第六至十名。

該報告以國家競爭優勢理論為基礎，提出了由數字基礎設施、數字資源共享、數字資源使用、數字安全保障、數字經濟發展、數字服務民生、數字國際貿易、數字驅動創新、數字服務管理、數字市場環境等十個要素構成的國家數字競爭力理論模型，對比分析了139個國家2000年至2018年數字競爭力發展狀況，重點對中美兩國競爭態勢進行了剖析，為我國把握數字化發展機遇、充分釋放發展潛力提供參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表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數字競爭力建設，歸根到底還是要落到該國企業的數字競爭力建設。因此，競爭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而非政府。政府需要做的是創造一個有利于公平競爭和創新的市場化、法制化的環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此外，競爭的同時應該注重合作，特別是全球合作，現在沒有哪個國家能閉門去提升國家數字競爭力。

中美兩國領先，歐亞國家并驅

2018年，美國以86.37分獨占鰲頭，并在各要素上呈現整體的領先態勢。

進入21世紀以來，數字科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不斷滲透，引領發展風向標，促進產業轉型與升級，一步步地改變著人類社會的運作模式。尤其是2018年以來，全球經濟一路高歌猛進，數字化浪潮更是洶涌而至。如何牢牢把握新一輪經濟增長期，高效率實現數字化轉型，是當前時代給每一個國家的考驗，也決定了未來世界版圖的大國地位。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緊抓數字革命的機遇，創造了多年的經濟繁榮，歐洲、日本等地區和國家也緊跟美國腳步、積極推進數字革命，產生了巨大的成效。美國在18年中曾有15年均排名數字競爭力榜單第一名，新加坡在2007年、2009年、2010年超越美國，短暫奪得第一名寶座。

中國從2017年的78.30分位列全球第八上升至2018年的第二位，并且連續兩年成為前十名中唯一的發展中國家。中美兩國對比來看，美國在數字安全保障等要素上實力出眾，中國則在數字國際貿易要素上有突出表現。中美兩國在數字資源共享、數字資源使用及數字經濟發展等要素上保持齊平，但是在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市場環境要素上，中國處于劣勢，與美國差距較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表示，我國經濟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國家數字競爭力建設必須立足于這一發展階段，操用與之相適應的理念、思想和戰略。第一，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運行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數字競爭力就是這樣的結構性短板，就是應著力推進的建設項目。第二，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宏觀政策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立足供給側、聚焦于結構性矛盾，就是推進國家數字競爭力建設的出發點和歸宿。第三，高質量發展階段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依托是改革行動。從解決體制性障礙和結構性矛盾入手，為數字競爭力建設打造相應基礎和平臺，就是推進國家數字競爭力建設的必由之路。

信息社會50人論壇成員薛兆豐表示，中國的數字競爭力，在多個方面都已經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但知其然，更須知其所以然。簡單地歸功于單一因素，如企業家的拼搏，或政府的鼓勵支持，或法律的保駕護航，都是不夠豐滿和細膩的。在數字新興領域，企業家該如何冒險，政府該如何布局，法律該如何規制，都往往沒有現成的答案。

從數字競爭力階段上看，領跑者國家(第1-30名)綜合實力強，數字化發展階段成熟，在數字服務民生、數字資源共享方面整體表現突出，集中于歐亞的發達國家;加速者(第31-100名)國家組成結構復雜，處于數字化發展的上升期，各國發展模式間存在較大差異，在數字安全保障、數字市場環境上表現尤為明顯;起步者國家(第101-139名)基礎實力薄弱，處于數字化發展的起步期，在各競爭力方向上都存在很大的進步空間，尤其是數字安全保障競爭力發展遲緩，大多數為亞非的發展中國家。

數字化推動創新和增長，政策環境成競爭新焦點

隨著數字化技術日益向經濟社會滲透，未來國家競爭力越來越體現為各國對數字資源的配置和利用能力。數字競爭力賦予了國家競爭力新的內涵，是未來核心競爭力所在。需要注意的是，數字產業并不具有十分明確的界限，它的發展往往不局限于本產業，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技術傳播與滲透廣泛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其發展路徑不僅依賴于自身產業規模的擴大，還體現于與其他產業、領域的融合發展。

《國家數字競爭力指數研究報告(2019)》認為，國際互聯網的博弈與競爭，既是技術和市場的競爭，更是政策環境的競爭。中國需要基于全球國家數字競爭力這個大背景來看待產業發展，搶抓信息革命特別是5G發展的新機遇，構筑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創造一個有利于創新和發展的政策環境，充分釋放數字紅利，打造國家競爭新優勢，讓數字經濟更好地造福人民。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認為，當前經濟全球化確實遇到了一些新的問題、新的挑戰，但解決的辦法絕不是退回到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絕不能再搞閉關鎖國。數字產業尤其需要開放包容，公平競爭的環境。一個國家的數字競爭力是企業競爭出來的，騰訊等一批中國企業在數字科技平臺、數字內容產業等方面逐步形成競爭力，未來會有更多中國企業在競爭中成長，國家數字競爭力正是通過這些企業來體現。用公平公正的競爭中性機制推動企業創新，相信中國會在開放、競爭、合作中受益更多。

近年來，云計算、電子商務、人工智能成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焦點，數字經濟一步步成為科技創新的主戰場，互聯網金融、共享經濟等新經濟、新業態蓬勃發展，在經濟新領域處處開花、綻放異彩。隨著產學研進一步融合，數字創新成果逐步產業化，成為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從數字經濟發展競爭力與數字驅動創新競爭力的氣泡圖可以看出，數字創新與數字經濟發展表現出明顯的相關性。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許憲春表示，數字經濟在減緩傳統經濟增速下行壓力、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推動高質量發展、轉變人們的生活方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國在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市場環境及數字安全保障等方面仍存在進步的空間。積極構建政府數據資源的開放共享機制，完善數字經濟的法律和政策環境是提高國家數字競爭力的必要途徑。他認為，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也為政府統計帶來嚴峻挑戰，具體包括基本概念、統計分類、勞動力統計、GDP核算原則和核算方法等諸多方面。同時，這也為中國政府統計工作者和學者提供了總結、提煉數字經濟統計理論和方法的機會，為中國政府統計更好地服務于宏觀決策和經濟社會健康發展，增加在國際統計標準制定中的話語權帶來了難得的機遇。

國際互聯網的博弈與競爭，既是技術和市場的競爭，更是政策環境的競爭。報告認為，中國需要基于全球國家數字競爭力這個大背景來看待產業發展，搶抓信息革命特別是5G發展的新機遇，構筑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創造一個有利于創新和發展的政策環境，充分釋放數字紅利，打造國家競爭新優勢，讓數字經濟更好地造福人民。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表示，“大數據”顯著的外部性決定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在數據稟賦的積累和運用中都將扮演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網絡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幫助家庭、企業、政府部門等各個社會主體更好地實現數字化，進一步擴大數據來源，增加數據稟賦;另一方面，不斷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支持市場主體創新，克服可能產生的數據壁壘，最大程度利用數據資源，是實現“有效市場”，推動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前提。我國人口多、經濟規模大，在數據的生產和運用上具有比較優勢，以“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提升數字競爭力，推動生產、生活、管理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有利于我國的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