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2年，葡萄牙傳教士巴爾薩澤·加戈乘坐商船，在日本九州登陸，為了表達敬意，他將隨船運來的辣椒，獻給了當時領有九州島豐后國和肥后國的大名大友義鎮。這是日本文獻最早對“南蠻胡椒”也即辣椒的記載。就在同一年，在一衣帶水的中國，李時珍著手開始編

1552年，葡萄牙傳教士巴爾薩澤 · 加戈乘坐商船，在日本九州登陸，為了表達敬意，他將隨船運來的辣椒，獻給了當時領有九州島豐后國和肥后國的大名大友義鎮。這是日本文獻最早對“南蠻胡椒”也即辣椒的記載。

就在同一年，在一衣帶水的中國，李時珍著手開始編寫一部本草書籍。歷經27個寒暑，他終于在明萬歷十八年（1590年）完成了192萬字的巨著《本草綱目》。

然而，研究了辣椒40多年的日本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名譽教授山本紀夫，卻一直為此感到疑惑乃至詫異：在辣椒傳到日本的十六世紀，李時珍撰寫的《本草綱目》中雖然記載了玉米，卻沒有任何辣椒的記錄（日本，山本紀夫，《辣椒世界史》）。直到《本草》面世一年之后，中國的文獻中對辣椒最早的記載才出現在杭州。

這些文獻記載了這樣一次歷史的逆轉：盡管日本人后來將辣椒稱為“唐辛子”，或許是由于歷史上長期“以唐為師”、從中國引入各種文化、技術以及物產的緣故，但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辣椒的引入路徑卻是令人意外的“先及日本、后至中國”。

當我們站在一個更遠的角度回溯辣椒引入中國的故事，就會發現，火紅色的辣椒，就像是命運之神為明王朝亮起了最后的紅燈，提醒著危亡的到來。但遺憾的是，這盞紅燈并沒有引起東方古國的警覺。

而為命運之神亮起這盞燈的，是一個中國海賊。恰恰是辣椒在東亞登上歷史舞臺的1552年，四月的一天，浙江以東的海面上，駛來了一隊浩浩蕩蕩的船隊，他們的首領是明王朝黑名單上的Top1——王直。

中國海賊王給日本帶來了“佛郎機夷”

嘉靖三十二年這次數百艘海盜船蔽海而來的震動，是嘉靖年間最大規模的倭寇來犯事件，明朝史書稱為“壬子之變”。對于首領王直，《明史》里還有一段少有的人物形貌描述：“直乃緋袍玉帶，金頂五檐黃傘，頭目人等俱大帽袍帶，銀頂青傘，侍衛五十人，皆金甲銀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稱凈海王，居數日，如履無人之境。”這位曾經的徽州落魄少年、今天的海賊王，卻恰恰是將傳播辣椒的葡萄牙人帶到日本的關鍵人物。

盡管哥倫布第一次在美洲大陸發現了辣椒，并在1493年帶回舊大陸，但并沒有推廣開來。真正將它播撒向全球的，可能更應該歸功于更早建立了世界貿易網絡的葡萄牙人。

為了尋找香料貿易通道，1497年，瓦斯科·達伽馬發現了從歐洲經過非洲南岸到達印度的航道，1500年，消息傳回葡萄牙，佩德羅·阿瓦雷斯·卡布拉爾率領十三艘船前往印度，結果卻無意中來到了今天巴西東部的伯南布科，就是在那里，葡萄牙人第一次見到了辣椒。

葡萄牙的貿易船隊把辣椒作為其全球香料和調料貿易的主力，在印度南部建立第一個貿易據點時便帶去了辣椒，后來又將辣椒傳播到東南亞、西非等全球各地。

日本天文十二年（1543年）秋八月二十五日丁酉，日本九州南部的種子島上，漂來了一艘載著百余人的大船。船上的人大多數金發碧眼，他們是日本人最初看到的歐洲人。船上還有一位“大明儒生”自稱“五峰”，他用筆向當地人介紹，船上的人是“西南蠻種（葡萄牙）之賈胡”，是從泰國駛往中國寧波途中遭遇暴風雨漂流而來。

葡萄牙商人的兩位首領牟良叔舍、喜利志多侘孟太，帶來了一種武器——火繩槍，驚動了當地的領主種子島時堯（日本，南浦文之，《南浦文集·鐵炮記》）。從此，葡萄牙開始了與日本之間長達70年的南蠻貿易，交易的商品不僅是火槍和大炮等武器，還包括眼鏡、地球儀之類的工藝品、以及煙草、玉米、辣椒等農產品，種類繁多。

而這位“五峰”，正是當時雙嶼島海盜許棟的手下、號稱“五峰船主”、日后的“海賊王”王直。

葡萄牙人沒能為皇帝獻上辣椒貢禮

中國的海盜，或者說海商集團，所盤踞的寧波口外的舟山六橫雙嶼港，正是1523年日本“爭貢事件”發生、明廷罷撤了寧波、泉州、廣州三地的市舶司、禁止國家間“朝貢貿易”之后，所催生出的一個海上私人貿易港。

早在明初，為了鞏固新生政權，統治者實行海禁、建立市舶司、施行朝貢貿易；永樂年間，明代朝貢貿易進入鼎盛；但到洪熙、宣德年間，朝貢貿易已難以為繼，中外商人強烈要求明統治者開關通商，但中央統治集團還是選擇了繼續實行海禁，維護朝貢貿易。

1532年左右，海上私人貿易逐漸公開化。在雙嶼港，亦商亦盜的中國海商集團、日本商人、葡萄牙人，一起搭起了這一黃金通道。他們以日本、閩浙、馬六甲為支點，形成了一個理想的三角貿易區，推動著東亞走私貿易鏈條的運轉。

他們從馬六甲等地運來香料，在雙嶼或者月港與當地商人交換絲綢、棉布等商品，然后運往日本銷售，換回白銀，再到中國買絲或布，賣到馬六甲。走私貿易的“獲利高達三四倍，雙嶼比印度任何一個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壯觀富裕”（葡萄牙，費爾南·門德斯·平托，《遠游記》）。

這種私人的海上貿易，顯然與明朝的海禁政策相悖，且隨著貿易規模的日益擴大以及搶劫越貨事件的不斷發生。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的四月初七，右副都御史朱紈派都指揮盧鏜率兵由海門出發，“不到5個小時，”目擊者平托說，“雙嶼就一物不剩，蕩然無存了。”

王直從這場戰事中逃脫，在海上招集余眾，轉往舟山瀝港，繼續開展海上走私貿易。但是，1552年的“壬子之變”，實在是在明廷的火頭上澆油，更何況還是“緋袍玉帶”的打扮。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閏三月十一日夜四鼓時分，明軍參將俞大猷麾下的軍士侯得，和隊眾滲透進瀝港王直大營，四處縱火，俞大猷乘機率兵冒著烈火攻入瀝港，經四天奮擊，倭巢盡毀，“擒斬四千，溺者不可勝計”（《嘉靖東南平倭通錄》）。

這一刻，在這個東亞三角貿易區的東端，日本的大名或許正驚異于有著紅色外皮、辛味比之胡椒更甚多倍的“南蠻胡椒”，而在三角貿易區的西端，那些葡萄牙人卻沒有贏得為皇帝或者官員呈上辣椒禮物的機會。

當然，這不意味著辣椒的種子就沒有機會在中國的東南沿海登陸。1591年，中國最早關于辣椒的記錄出現在杭州地區，錢塘人高濂在這一年出版的《遵生八箋》中記錄了一種“番椒”：“叢生，白花，子儼禿筆頭，味辣，色紅，甚可觀。”不是一個偶然事件，幾番被撲滅的海上走私貿易，至少把辣椒的種子，撒進了浙江地區——這也意味著，浙江是辣椒走進中國的第一站。

如果有一個地球儀……

此時，如果有一個地球儀可以讓當時的人們再來審視中國對外的通路，他們一定會發現一個史無前例的變化：自張騫通西域，陸上絲綢之路千年以來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胡蒜（大蒜）、胡豆 （豇豆）、萵苣、菠菜等，大量的糧蔬瓜果，都是沿著絲綢之路，從西域引入中國的，而辣椒卻是從東南的海上而來，絲綢之路必經的寧夏、甘肅、青海、新疆等地區乾隆之前均不見辣椒記載。

事實上，中唐以后，吐蕃崛起并控制河西與隴右，絲綢之路受阻塞，元明更替時，蒙古汗國開始衰微，影響中西交通，而1299年奧斯曼土耳其王國興起，并在1529年成為地跨歐、亞、非的大帝國，幾乎徹底阻斷中西交通——這也是歐洲人尋找東方新航路的最初動力之一，海路交通和海上貿易，已經成為中西交流以及國際間交流的壟斷性通道和主旋律。

實際上，王直在沿海展開武裝走私活動的最后目的，也是“要挾官府，開港通市”。

但顯然，皇帝們還并沒有意識到、或者并不愿意接受這個事實。盡管在王直等沿海倭寇基本肅清后，朱載坖在短暫的執政時期里，主導了“隆慶開海”，但也只是開放月港一處小港口，“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對于這樣一個大帝國來說，海上貿易只是開了一條小小的縫隙。

當然，作為命運之神點亮的紅燈，辣椒還將給皇帝們一次提醒。

辣椒未能驚醒“內省”的國度

在高濂生活的年代，人們種植辣椒還是用來觀賞的，正如后來湯顯祖在《牡丹亭》中描繪的辣椒花那樣。南方人高濂一定不會想到，一年之后，他的同鄉浙軍遠在平壤城下，將會遭到辣椒的“化學攻擊”。

萬歷十二年（1592年）四月，繼承織田信長衣缽的豐臣秀吉坐鎮日本，指揮九個軍團共15萬人，渡海入侵朝鮮，朝鮮史稱“壬辰倭亂”。明朝集結遼東軍及三千戚家軍約4萬人，赴朝鮮作戰。

就在這次戰爭中，中朝軍隊從日軍那里，見識到了辣椒：日本士兵既用辣椒來促進血液循環、防治凍傷，又用作向敵人施放的刺激眼睛的“化學武器”（韓國，李盛雨，《高麗以前的韓國飲食生活史研究》）。“南蠻椒，有大毒，始自倭來”就這樣留在了朝鮮文獻中。

和辣椒一樣，讓中朝軍隊吃了苦頭的，還有日軍強大的步兵火力——“鐵炮”。50年前從葡萄牙人那里獲得的兩支火繩槍，在日本已經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憑借著火繩槍，日軍甚至在初期對明軍取得了不少戰役優勢。歷史上一直在學習、追趕中國的日本，終于在這時取得了局部實力的追平甚至逆轉。

戰爭的結局，朝鮮打到百業荒廢幾乎亡國；豐臣秀吉死，德川家康建立了江戶幕府，實施了鎖國政策，但日本人對歐洲的興趣和憧憬并沒有改變，后繼的蘭學家們對世界依然保持著學習；而中國盡管保持了東亞的和平狀態，但國力銳減，遼東精銳損失殆盡，從此陷入財政紊亂，后金崛起并最終入主中原，重啟海禁，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口通商”。

有意思的是，康熙十年（1671年），《（浙江）山陰縣志》中才記載:“辣茄，紅色，狀如菱，可以代椒”，把它作為替代南方熱帶所產的胡椒食用。這是最早記載辣椒的地方志。而在1932年，浙江省的辣椒種植面積達到一萬多畝，產量達300多萬斤，是中國辣椒大宗貿易的重要基地，成為區域農業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總體不那么擅長吃辣但擅長經商的浙江人，在辣椒的傳播上，可謂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只是這些并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寫道：“明朝，居中國歷史上一個即將轉型的關鍵時代……明太祖建立的龐大農村集團，又導向往后主政者不得不一次次采取內向、緊縮的政策，以應付從內、從外紛至沓來的問題。”

在這個轉型的關口，辣椒并沒有像玉米、土豆、番薯等可以充作主糧的作物那樣，依托于本土的人口增殖過程而迅速地引種、擴張。作為一種經濟作物，辣椒從美洲來，來到非洲、南亞、東亞，它的到來，其實在提醒著天朝上國的統治者：歐洲人主導的“貿易將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人聯結在一起，貿易促成了全球化，貿易改變了各地的自然世界、社會世界。”（彭慕蘭，《貿易打造的世界》）

但皇帝們始終沒有從辣椒的身上看到這些，他們的目光的聚焦點在于“內省”，禁海—開海的政策反復，實際上也并沒有動搖這個國家的施政根本，參與海外貿易并非來自參與全球化經濟的主動，根本的出發點還是在于對內的穩定。傳統的農耕生產方式和儒家“重義輕利”、“務本抑末”的思想，就這樣使中國坐失了一次走向世界的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