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作為中國當代現實主義題材文學領軍人物，余華早在自己1984年發表第一篇小說的時候，就已經大抵奠定了自己的文學風格，包括到后來真正取得茅盾文學獎，讓余華從此功成名就的代表作《活著》，也帶著強烈的余華個人的色彩。他致力于對于現實世界的諷

事實上，作為中國當代現實主義題材文學領軍人物，余華早在自己1984年發表第一篇小說的時候，就已經大抵奠定了自己的文學風格，包括到后來真正取得茅盾文學獎，讓余華從此功成名就的代表作《活著》，也帶著強烈的余華個人的色彩。

他致力于對于現實世界的諷刺，擅長從不確定中尋找確定，撕破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幻想將現實的丑惡以自己的話語娓娓道來。

余華在談論到自己的這本《許三觀賣血記》的時候，很大方地承認過自己的創作意圖：“我試圖講述一個關于平等的故事”。然而這個“平等”的故事，既建立在一個尚且算不上平等的時代，也發生在一個遠遠談不上平等的階級，這樣看來，作者本人的創作意圖就顯得有些 太突兀，但是如果靜下心來去閱讀這本《許三觀賣血記》，不難發現，余華所講述的關于平等的故事其實是很宏觀的架構，“平等”并不僅僅體現在賣血的主角許三觀身上，更是體現在了整個許三觀所處的階級和社會上。

整個《許三觀賣血記》的故事架構也并非無緣由，余華創作這本書的原因甚至算得上是機緣巧合之下的意外。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余華與友人在王府井逛街，迎面走來了一個淚流滿面的男人，在王府井喧囂的大街上、在華燈初上的京城里，那個男人哭的旁若無人，這一下就擊中了余華的內心，原來每個人的內心都是脆弱的。他這樣行，1992年，他拿起筆，寫下了這本基于這個男人創作的《許三觀賣血記》。

01：從證明自己到被逼無奈

說來愚蠢而又可笑，許三觀第一次賣血的原因很簡單:為了證明自己身體健康。因為許三觀和他的爺爺、四叔等村民認為“不賣血的人不強壯”，甚至“娶不到老婆”，作為一個不賣血的城市人，許三觀覺得賣血已經是一種尊嚴的挑戰，甚至一種心理的刺激。

在越是落后的年代，就越容易會出現這種毫無緣由的約定俗成的規矩，而許三觀這種并沒有受過多少高級知識教育的人，則有恰恰是這種關系的最大受眾。于是自然而然的，他跟隨“資深的賣血老將”根長、阿方，主動賣血。

甚至這些人還給許三觀做了“賣血”的啟蒙教育:賣血之前要痛飲。如果你喝更多的水，你的身體就會有更多的血液。一次可以賣400毫升的血，這能賺35元。賣血后，要吃一盤炒豬肝，兩杯黃酒，黃酒要溫一溫;賣血就是本質上的一種工作，只不過是先花出去，再掙回來……

許三觀第一次賣血，就賺了錢，吃了一盤炒豬肝，兩杯黃酒，可以說嘗到了賣血的好處，就像是賭博和狎妓一樣，容易上癮。但畢竟這次賣血只是許三觀自我證明的產物。他有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如果他的生活沒有被外界的力量扭曲，也許這次賣血只是他平凡單調生活中獨一無二的“表演藝術”，值得他去珍藏回憶和經歷。現在發生，但是不代表以后會發生。

至此，許三觀的賣血行為依然是可控的，這一時間段的許三觀并不缺乏什么錢財名利，他之所以想要賣血，無非只是因為要證明自己是健康的，要融入到周圍賣血的大環境里去。

如果說第一次賣血還能夠停止控制，第二次賣血就已經變成了身不由己。

許三觀的第二次“賣血”距離上一次大約有10年了。十年能夠改變很多，足以讓一個風光的人變成一個落魄至極的人，也足夠讓一個留宿街頭的乞丐成為人上人，假使生活一直如此平穩下去，那么許三觀也許還是之前的那副模樣，但是不幸的是，許三觀的生活發生了一場“意外”。這意外使得他不得不賣血來“還債”:他必須為鐵匠的兒子付醫藥費。許三觀的大兒子一樂用石頭砸傷了方家鐵匠的兒子，方家鐵匠急需賠償治療，但許三觀沒有足夠的錢賠償。

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一樂也并不是許三觀的親生兒子，是許玉蘭和何小勇出軌生下的私生子。

遇上事了，誰也不想往自己身上攬麻煩，但是許三觀別無他法，最開始他的確不想管，但最后他看著方鐵匠搬出了房子，流下了眼淚，最終還是決定去賣血還債。

他是善良的，但是這一次賣血也并不是完全的身不由己，因為他大可以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讓方鐵匠去找何小勇，而他也的確這么做過，只是在看到方鐵匠被逼的走投無路的窘境時，他心軟了。

在這里，我們也可以認為他這次賣血的原因是“家庭”，為了維持這個看似幸福實際上一遇到問題就變得千瘡百孔的家庭。在他輕浮油膩的表面下，實際上有著對家庭深深的責任感，他的人物形象一下子立體而豐滿起來。

02：從自豪到悲愴

許三觀第三次賣血是在與老友重聚的時候，在讀者的眼中，他從一個“喜劇小丑”逐漸轉變為一個積極向上的人物，為人們認識和理解許三觀奠定了情感基調。

這次賣血是許三觀三權賣血經歷第一階段的結束。雖然這三種賣血方式各有其原因，但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強烈的“主動性”。第一次和第三次完全是許三觀自發的個人意志，第二次則是由于家庭意外，他只能“認命”。許三觀這三次賣血，到頭來總是給人正面的感覺而不是負面的感覺。也許是因為他賣血的數量并不頻繁,賣血損傷尚未出現,似乎每個人都分享賣血的好處。

為了“讓家人飽餐一頓”，許三觀在生日的第二天第四次賣血。這一年本應是1960年，即所謂的“三年經濟困難期”的結束。1958年，人民公社、大躍進、煉鋼、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革以驚天動地的方式震動了每一寸土地、每一個家庭，以宏大的方式擾亂了社會的“自然秩序”。

許三觀家對于這場盛大的劫難毫無反抗之力，“收鍋，收碗，收飯，收油，收鹽，收醬，收醋”，什么都沒有了的一家人只好到“大食堂”集體吃飯。

時代是可憎的，當國家把自己的夢想強加在人民身上，受苦的，只能是這些長期生活在底層的人民，民眾們也無力為自己的滅亡買單。在如此悲慘和困難的條件下，許三觀一家只能靠每天吃玉米粥維持生活。即使是生日那天，全家也無法吃上一頓飽飯。

于是，為了“讓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頓飯”，許三觀再次選擇了賣血。更讓人思考的是，李血頭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拿了5塊，作為對他善舉的回報——擁有“特權”的他也感受到了生存的壓力。

許三觀再次為家人賣掉了400毫升自己的血液。讀者們也很自然地被他的努力所感動，但到了這個時候，許三觀的“賣血”已經不再是積極向上的行為，而是充滿了消極的悲傷。更重要的是，在他賣血的背后是很明顯的生命損失。這樣，個人的命運就成為了整個社會災難和不幸的縮影和載體。我們在為許三觀悲嘆命運的同時，也在為祖國悲嘆。從精致的個人敘事到痛苦的政治歷史命題，賣血的進程越來越悲壯。

小說的結局也很有意思，老去以后的許三觀覺得自己賣不出去血，人生已經毫無用處，因此感到傷心難過，垂淚萬分，直到妻子許玉蘭找到了許三觀，并且給他點了賣血后必吃的豬肝和黃酒。

許三觀靠一次又一次的賣血度過了人生的難關。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潛意識里與妻子的“道德倫理”判斷作斗爭。然而實際上賣血改變了很多事情。

在他的潛意識里，他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血是搖錢樹，沒錢，沒錢，搖一搖，錢就來了”。然而，在短暫的時間內數次賣血險些喪命后，他不再相信這種說法了。但面對家人的生與死的選擇,他還是決定鋌而走險再次去賣血。

終于，生活好起來了，許三觀不再需要賣血了。然而，在困難面前，賣血早就下意識地成為了許三觀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當他想證實賣血是“萬靈藥”時，他突然驚覺自己的一切都已經無用，血也不再被人所需要，他的世界觀瞬間崩潰了，他簡直哭不出來了。

“無論發生了什么，賣血就是唯一的退路。但是他自己的信念被證明是一個錯誤的主張，支撐他余生的精神支撐崩潰了，他也就此絕望。

說巧不巧，人生也正是這樣，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做人全靠著一股子氣支撐著，這股子氣使得人們開始正視生活，并且將此作為人生唯一的依傍，然而當一切精神支柱都沒有了，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勇氣，也就就此消失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