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原名是什么(冰心的筆名取自什么)

《小橘燈》 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 資料圖片

吳文藻（1901—1985），江蘇江陰人。冰心（1900—1999），原名謝婉瑩，福建長樂人。資料圖片

【大家·同心同行】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謝冰心、吳文藻夫婦便是著名的作家與社會學教授。1951年，他們從日本歸來，為新中國的文學與教育事業，做出了積極貢獻。從舊中國到新中國，兩人都有一個立場、思想與感情的轉變，這個轉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人士的休戚與共，體現了黨對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和改造。

在抗戰時期的重慶，冰心、吳文藻就與周恩來有過接觸。1940年，他們舉家從昆明遷往重慶，老舍聞訊，即在中法比瑞同學會舉行茶話會，歡迎冰心、吳文藻以及茅盾、巴金、徐遲等來渝作家。在渝的作家郭沫若、田漢、張西曼、馮乃超等七十余人出席。喝茶是重慶人的習慣，手中一杯清茶，縱論天下大事。歡迎茶會取圓桌方式，自由組合入座，許多人都是文中相見，見面卻是不識其人，待自我介紹后，方拱手作揖，“久仰久仰”。冰心坐下來，身旁竟是陽翰笙，他們之前也未見過面，但陽翰笙認識冰心，便主動打了招呼，說是年輕時便讀過她的《繁星》《超人》等。常駐曾家巖的周恩來也出席了茶話會，與大家互致問候。這是冰心、吳文藻第一次見到周恩來，晚年，冰心曾回憶到這次見面：

會開始不久，總理從郊外匆匆地趕來。他一進到會場，就像一道陽光射進陰暗的屋子里那樣，里面的氣氛頓然不同了，人們歡喜活躍起來了！總理和我們幾個人熱情地握過手，講了一些歡迎的話。這些話我已記不清了，因為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只見他不論走到會場的哪一個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圍射來一雙雙欽佩的眼光，仰起一張張喜悅的笑臉。他是一股熱流，一團火焰，給每個人以無限的光明和希望！這在當時霧都重慶的悲觀、頹廢、窒息的生活氣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難見幾次的燦爛的陽光！（《周恩來總理——我所敬仰的偉大的共產黨員》）

從日本回到北京后的冰心、吳文藻，開始穿上列寧服與中山裝，出現在街頭、商場、新華書店，他們挑了許多新書，抱回洋溢胡同的家里，如饑似渴地閱讀。吳文藻對《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卷這兩本書特別看重，從中了解到許多聞所未聞的史料，對其中與社會學和哲學有關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井岡山的斗爭》《實踐論》《矛盾論》等讀得最為仔細，思之再三。閑時，讀些描寫土地改革的文學作品，并用紅的藍的筆在上面劃道道，女兒覺得納悶，Daddy看小說怎么還劃道道？又不是學術著作！吳文藻還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覺得這些書與社會學家的著作并不矛盾，并且可能推動社會學研究的發展。

在洋溢胡同的那個四合院里，海棠花在暖融融的春光里盛開，每天都有成群的蜜蜂戀著花枝，嗡嗡之音足可盛滿院落。脫下冬裝的兩個女兒，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父母常常倚立窗口，望著她們背了書包走出院門的身影，有種說不出的愉悅。也就在這時，有關方面通知，周恩來總理要接見他們，這滿庭芳的小院更是增添了歡樂。

隔天傍晚，在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總理在夫人鄧穎超的陪同下，和他們進行了親切的交談。總理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回來了，你們好呵！這“回來”二字，著實令冰心、吳文藻感到溫暖。吳文藻坐在周恩來的旁邊，向總理談到自己的身世：原本就是教書的，抗戰后到了重慶，誤入仕途，又去了日本，本想很快就回來，但沒有想到國內的局勢……總理接過他的話，連聲說，沒有關系，革命不分先后，吳先生在日本也為我們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并且稱贊他“對革命是有貢獻的”。總理的肯定令吳文藻感動，他擇取要者，向總理匯報了戰后日本的有關情況。

那次會見，總理還詢問了謝、吳子女的情況以及對工作安排的想法。冰心告訴總理，兒子在清華大學建筑系學習，兩個女兒都在讀中學，總理就問，中學之后有什么打算，吳文藻告訴總理，大女兒想學歷史，小女兒想學醫。總理略做沉思，建議兩個女兒學習外語，說，你們家的條件好，學習外語有好基礎，新中國成立后，與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外事活動多，而外語人才奇缺，希望他們不僅為國家培養建設大廈的人才，還要為國家培養與外國人打交道的人才，并叮囑，請你們與孩子們商量一下。此后，兩個孩子都按總理的希望，報考大學時選擇了外語專業，后來又在大學任教，為新中國培養了許多外語人才。

總理在這次會見中，還征求了冰心和吳文藻對工作安排的意見。吳文藻在回國之前，也曾考慮過這個問題，自己能為新中國做哪一些工作？吳文藻對印度的情況熟悉，如果能將自己派到印度，可以發揮作用；如果不去印度，則可回到學校教書，這是他的本意。1953年10月，吳文藻接受了新安排，到剛成立不久的中央民族學院工作。

1953年九十月間，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全國各地知名作家、藝術家聚集北京，共享盛會，冰心也出席會議。會議代表幾百號人，她只與為大會做報告的郭沫若、茅盾有過交往，報告中的用語、詞匯也大都陌生，比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比如文學創作是共產黨領導的事業，文學事業與黨的事業是齒輪與螺絲釘的關系，還有描寫英雄人物等。報告中論述文學藝術的成就，一是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二是講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引，這個她鬧不清楚，悄悄跑到書店買了一本《講話》來讀，邊讀邊反思自己過去的寫作生涯，書中對人性論的批判，對她啟發教育極大。會議十幾天，冰心住會，天天與新的面孔與新的觀念打交道，也覺得蠻有意思。不少場合，當有人介紹到冰心時，就有人說讀過她的作品，甚至有人說是她的“小讀者”，這讓她意外。感受最深的是，共產黨對文學藝術的關心與重視，毛澤東講話，周恩來做政治報告，劉少奇、朱德、陳毅等抽出時間來接見大會的代表，并且在一起照相。冰心是有經歷的人，她心里清楚，北洋政府自不必說，國民黨也不會這樣，歐美的政黨領袖最多是競選時拉攏名演員造勢投票。共產黨為何如此重視作家與藝術家？作為其中的一員，她感受被器重的驕傲與自豪，但也有很大的精神壓力。在這次大會上，冰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同時參加了全國文協會員代表大會。她的名字、她的發言，出現在大會簡報上，出現在各大報的名單中。消失了多年的女作家冰心，在北京“浮出了水面”，并且是以大會亮相的“華麗轉身”出現在公眾視野里。香港《大公報》以北京專訊的方式，首發署名耕野的報道《女作家謝冰心回到了北京》，立即在海外引起反響。經由丁玲、老舍介紹，冰心加入全國文協，并在文協兒童文學組擔任組長。此時的冰心，響應黨的號召，積極投入與描寫新生活，描寫新中國兒童生活的中篇小說《陶奇的暑期日記》是她歸來之后出版的第一部新作品。

1954年6月，冰心、吳文藻一道參加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草案的座談討論。吳文藻首先注意到總綱所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他認為，這就表明新中國不是單一民族國家，而是多民族國家，同時也表明多民族所構成的國家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憲法主張，多民族國家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的民族關系之上的，因此這個國家可以說是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這時，吳文藻在民族學院承擔著培養年輕學者與教學的任務，作為教研室主任，組織民族問題與民族學的教學，幫助青年教師修改講稿、為充實豐富民族志的教學內容，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民族學教研室，青年教師是一線教學主體，他們對自己研究的某一民族有較豐富的專業知識，但有的人在綜合能力及視野方面可能較為欠缺，吳文藻便站在理論的高度與學術的視野上，在資料的綜合與使用上，指導年輕的教師們。同時，他自己重點研究講授的是藏族，完成了簡介式的《中國少數民族》（英文稿）的編寫。1957年2月，早春的季節，吳文藻接到正式通知，他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表明了共產黨與人民政府對他的信任與尊重。

冰心在國內剛剛“浮出水面”，便頻頻被派往國外訪問，開始活躍在國際舞臺上，執行重要的政治與外交任務。1955年，冰心兩次被派往印度，出席在新德里召開的亞洲團結會議，并對印度進行友好訪問。之后又接受了新任務，參加以李德全為團長的中國婦女代表團，前往洛桑出席世界母親大會，并訪問瑞士、法國、蘇聯、捷克。8月又出現在中國代表團中間，出席日本禁止原子彈和氫彈世界大會。此前的1954年底，冰心還回到故鄉福建參觀訪問，長達一月余。這段時間，冰心創作了大量文章，描寫新的生活，表現新中國的美好形象。不久之后，她的代表作《小橘燈》在《中國少年報》上發表，為她贏得了新中國青少年的喜愛。

（作者：王炳根，系福建省作家協會原副主席，冰心文學館首任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