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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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絕對是中國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年，為什么這樣說呢？
1977年，在北京，參加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的青年正在認真答卷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讀大學，那是要個人出錢的，只要你有錢，想讀哪里都可以。建國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讀大學是靠分，智育第一，分數掛帥，為此為國家科技文化事業培育了一大批科技教育人才，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1967年第一顆氫彈成功引爆，就是最好的例證。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招生遵循的是“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的十六字方針，而“領導批準”這一條，在當時的大學招生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領導要誰上就是誰上，領導說你行，你不行也得行，何談公平公正。
為什么會變成這個樣子？這一切要從1962年開始說起。
1977年某大學新生開學典禮
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后，教育領域成為是爭奪青年的主要陣地，高考進入路線斗爭的層面，隨著斗爭的深入，教育部對高校和人員數量進行大量裁減。
196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
“組織高等學校文科師生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讓他們在實際斗爭中接受教育和鍛煉”
1965年1月，高教部、教育部發文指出：“高校招生工作，事關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要以階級斗爭的觀點指導高考的政治審查工作。” 在高考政審中，招生辦法實行推薦制度，而且大學招生只要求“初中以上”，具有兩三年實踐經驗的工農兵。”關鍵是不準考試，政治審查和家庭出身成為高考升學的衡量標準，那些非勞動家庭出身的學生被排斥在高考之外。
武漢大學 査全性教授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高考被上升到路線斗爭的層面。被打成了修正主義，智育第一，分數掛帥的高考模式因此被遭到廢除，甚至有人呼吁，“要政治掛帥，不是分數決定一切。”6月開始，全國各地開始揪斗高校干部和教師，所有人掀起了“停課鬧革命”的狂潮，高校的各級行政組織陷于癱瘓狀態，統一高考最終被取消。一時間，教育文化領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很多高校教授、老師，燒書的燒書，轉行的轉行，學術、科技、教育荒蕪一片，一紙延續到1976年。
鄧小平果斷決策，恢復中斷10年的高考制度
時間的指針撥到了1977年，文革結束后的第二年，由于鄧小平的復出，決定教育科技進行撥亂反正，經過70位專家和學者的不懈努力，重大的轉折終于發生了。1977年當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廢除推薦制度，恢復文化考試，擇優錄取。文件一經發布，像扔了一個重磅炸彈，中斷11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復，多少人等待了十一年，有志青年歡呼雀躍奔走相告，一個可以通過公平競爭改變自己命運的時代終于回來了！消息一出，570萬名考生從崗位，從工作場地、從課堂奔向考場，高考制度的恢復，毫不夸張地說，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從大的層面來說，挽救了整個名族和國家。為了恢復高考，會議開了足足45天，可想困難和阻力到底有多大，為什么恢復高考制度這么難？什么會議需要連續開這么久？，這一切還得歸功于鄧小平的付出，一切40位專家學者的不懈努力。
北京大學中文系七七級新聞班學生的合影。全班34名學生，最大的31歲，最小的18歲，沒有一個應屆高中畢業生
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恢復了所有職務，主要工作是負責科研和教育，其實在鄧小平復出之前，他一直痛心疾首地呼吁，不斷強調，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國家要后續有人，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教育科技得跟上，不抓教育是不行的，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才集中在重點中學和大學。可惜沒人聽，大家都忙于革命和內斗。
這次復出，他決定找一些敢說真話，有見解的專家學士召開一個會議。決心從科學和教育方面進行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當時到會的都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科學家和權威教授，到會人員70人左右，會議夏日炎炎的8月13日，一直開到秋高氣爽的9月25日結束，會議剛開始的幾天，什么人敢說真話，文革雖然結束了，但是大家都心有余悸，會議上說的都是不痛不癢的專業性問題，鄧小平一看，不敢說真話這怎么能行，于是他發話“大家盡管暢所欲言，有什么問題由我來負責”，在他的再三動員下，大家開始討論起來。
1978年，恢復高考后的大學生，倍加珍惜春光
1977年8月3日，武漢大學52歲的查全性教授接到在北京飯店的會議通知，會議8月4日在北京飯店舉行。會上一位清大教授抱怨說，現在清華大學的新生文化素質極差，連小學水平都不如。鄧小平插話道：那就干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么大學！
會上的激烈討論，讓查教授感同身受，但是都沒有說到重點，后來他在發言中一針見血地講到：“招生是保證大學質量的第一關。當前新生質量沒有保證，原因之一是中小學的教學質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問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
他建議：“從今年開始就改進招生辦法。一定要當機立斷，今年能辦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要知道，在當時說這個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為什么呢？因為廢棄高考、實行推薦上大學，原先都是毛主席決定的，“兩個凡是”的旗幟還在高高飄揚。這就是很多人不愿意說的原因，其實大家心里都是支持小平同志的。在后來的采訪中，查教授說：
“當時，如果不說，錯過這種機會太可惜了。如果說了，興許會起一定作用，冒一點風險還是值得的。我看得出來，鄧主席是真心來解決問題的”
查全性一言既出，舉座驚訝。沒想到，鄧小平聽完后，向查全性點點頭，問大家：“大家對這件事有什么意見？”大家都贊同查全性的意見。鄧小平略一沉吟，側身問教育部的劉西堯：“既然大家都覺得應當恢復高考，今年恐怕來不及了吧?”
這時候查教授又搶著說到：“還來得及，現在還沒有正式招生，所以至少下決定還來得及。假如晚一年糾正，就多了幾十萬不合格的大學生啊！”
鄧小平于是又重新問了一遍劉西堯：“你說來不來得及嘛？”
劉西堯盤算了一下說道：“假如推遲開學，還來得及……”
鄧小平一揮手說道：“那就趕緊追回來嘛。今年就改，看準了的，不能等，不能再耽誤一代人，重新再召開一次招生會議，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高考”。
會場里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座談會結束后，查教授回到學校，向學校和家人說了在會上發言的事。 查全性的大兒子聽了情況后，還曾擔心地說：“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頭號大右派了。”
1979年7月，75歲高齡的鄧小平登臨黃山，為聞訊趕來的杭州大學學生簽名留念
其實本質原因，一是受到“文革”影響，一開始大家都把真話藏在肚子里，誰都明白，就是不敢說。另外就是思想不統一，不敢否定之前錯誤路線，思想困擾極大，就沒能統一意見，會議一直處于絞著狀態。面對教育部負責人搖擺不定，反反復復，遲遲不敢表態，這令鄧小平非常生氣，在談話中鄧小平尖銳地指出了個別負責人工作態度問題，他說到：
“你們的思想沒有解放出來。你們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跟頭的……并明確表態，“兩個估計”不符合實際，對《紀要》進行批判。他警告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不要成為阻力””
相關負責人這才甩開膀子，丟掉包袱，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討論，這次的招生工作意見終于得到了通過。
1977年高考的恢復，對很多人來說，是那樣的刻骨銘心，是很多有志青年的人生轉折，如果沒有恢復高考，中國的社會進程不知道還要停留多久，經濟損失也無法估計。
鄧小平引導的這項改革，給中國帶來的變化越來越明顯，高考制度的改革，改變的不只是考試制度，其意義和影響深遠而且巨大，挽救了國家，挽救了民族，改變了千千萬萬個人的命運，他們中現在很多人國家棟梁，成為學術界、政界、經濟界、藝術界、企業界的骨干進一步加快了新中國建設現代化的歷史進程，1977年，成了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轉折點和新起點，從那時起，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大江南北，國家舊貌換新顏。
張楠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