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澳門回歸時間(香港澳門的回歸時間)

圖注：香港夜景

香港回歸祖國，是中國統一偉業中舉世矚目的一樁盛事。1997年5至6月，根據組織安排，我隨上海市總工會代表團赴臺訪問。當時我的身份是訪問團顧問，學術職稱為上海總工會干部管理學院副教授。

作為大陸首個正式應邀訪臺的工會參訪團，此次途徑香港踏上祖國寶島，足跡遍及高雄、屏東、臺中和臺北等地，雖來去匆匆，卻也在“走馬觀花”中，有所思亦有所得。

香江劇烈陣痛

上世紀90年代，海峽兩岸正處于“雞犬之聲相聞，老死才相往來”的特殊狀態。由于臺灣當局人為阻擾，兩岸不能直航，去臺灣必須繞行香港或澳門。1997年6月的香港，正處在回歸前的劇烈陣痛中。

飛機在香港啟德國際機場一降落，就明顯感受到當時時局的緊張。停機坪、旅客通道、驗證處、候機樓到處是頭戴貝雷帽、身穿緊身防彈衣、手持微型沖鋒槍的港英軍警。他們往往兩個人一組，來回不停巡邏，兩眼毫無表情緊盯著面前的每一個人。右手食指緊貼在沖鋒槍的扳機上。似乎只要一有異常情況，大聲喝令后，一梭子彈隨時就會飛出槍膛。

令國人頗為氣憤的是，巡邏的軍警奉上司旨意，因人而異，極會變臉：對高鼻子、藍眼睛的歐美旅客相當友善，和顏悅目，幾乎有求必應；對于從內地來港的國人，卻兇神惡煞，臉面鐵青，稍不順眼，就用英語大聲訓斥。你若聽不懂英語，毫無反應，他們就會動手用力拉扯，為此雙方常發生不必要的糾紛。內地旅客無奈之際，便悄悄用普通話罵道：“看你們還猖狂得了幾天。”

出了機場，接機的陪同再三告誡我們：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行李，千萬不要與陌生人搭腔。只見市內街道，冷風夾著飛沙迎面撲來。一輛輛草綠色軍用吉普車上，軍警架著槍在巡邏，不時飛嘯而過，有時來回穿梭，氣氛一片蕭殺。

匆匆翻閱當時香港的左派報刊，讓我最驚嘆的是，英國人管治香港150余年的“一大成就”，是弄得香港人不知“國家”為何物，何為“香港史”。最為離譜的是，竟然有一個受港英教育的香港檢察官認為，鴉片戰爭的起因是中國采取閉關政策，拒絕同外國做生意，才引起英國出兵攻打中國，中國戰敗把香港割給英國。檢察官是如此，一般香港人呢?當地發行量最大的《東方日報》發表了一項問卷調查，結果是：近一半人認為自己對香港歷史的認識“一般”；另外四成多人認為“很淺”或“沒有認識”；只有百分之七認為“非常深刻”。在這次調查中，對于有關香港基本歷史常識的選擇題中，只有三分之一記得香港島是根據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割讓給英國的。

1967年后，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全面轉為“重英輕中”，切斷年輕一代與中國母體的文化聯系，向他們灌輸符合英國殖民統治的價值觀。學生須熟背英聯邦國家的山川江河名字，卻可以不知長江、黃河在何處奔流。即使開講中國歷史，多數學校也使用英語課本，光緒皇帝成了K&39;ang Szu，慈禧太后更變成Empress Dowager。

不過，隨著九七回歸臨近，香港中小學校都已開始重新審查課程內容，教科書出版商也已著手重新編寫課本。最大的變化是從“英國本位”變為“中國本位”，要讓學生知道“五星紅旗”的含義是什么，“國歌”是怎么唱的，《香港基本法》是怎么一回事，也要糾正以前被英國人歪曲、隱瞞的歷史。新教材還必須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講到1949年之后的事情，不能把“中華民國”當作中國的國號，更不能講授主張“兩個中國”或“臺獨”的內容。

勞工力量真大

未去臺灣前，對于島內勞工狀況的了解幾乎是一片空白。譬如說我們大陸省市縣乃至每個企業都成立工會組織。在臺灣，除了臺北、高雄等大城市之外，有沒有基層工會？擔當工會干部該具備哪些條件？諸如此類的問題裝滿了我的腦袋。

首次赴臺的考察交流，借助于現代交通工具，從南往北，36000平方公里的臺島雖說沒走遍，但“管中窺豹”，粗線條的輪廓已浮現在腦際。在臺灣，“勞工”概念非常廣泛，凡靠勞動力為生的人都是勞工。以勞動形式分，可分為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前者即藍領階層，后者即白領階層。當年島內勞工人數約800萬左右，占總人口的37.6%，選民數的57%。

為了強調57%這個數字的重要性，一位老資格的臺灣勞工領袖在談及全島工會狀況時，特意向我展示了一幅臺灣地圖。圖上密密麻麻的黑點清楚地表明，臺灣幾乎每一市、縣都有工會的旗幟在飄揚。熱忱邀請我們訪臺的臺灣工業中心高雄市總工會理事長陳政吉在當地是個風云人物。他介紹說：全市135萬人口，勞工占了60多萬。經50年的努力，工會會員從當初的1600多人發展到1996年的22萬人。他特別強調：在臺灣政壇，任何一黨的“總統”候選人要想上臺，都離不開勞工的支持。李登輝為競選“總統”，耗資上百億元（新臺幣、下同），聲嘶力竭地作了上百場競選演講，才僥幸得了50.8%的選票。只要我們勞工齊心協力，絕對有把握支持或阻止任何候選人上臺。“小三子”發威，令人不敢小覷。

在我的印象中，當年最深刻的活動是應邀參加1997年高雄市總工會代表大會。與會前陳政吉理事長告訴我們，臺灣工會組織與大陸有點不同，在工會擔任職務越高的負責人，所繳的會費越多。譬如說一般會員每年只要繳1000元（當時新臺幣與人民幣之比為3:1）；身為理事為萬元；常務理事5萬元；副理事長20萬元；而我是理事長，則至少要繳50萬元。你會費繳得多，對工會的貢獻大，你才有發言權。

在香港即將回歸時首次參加臺灣的總工會代表大會事關重大。我們事先向上海市委領導作了專題報告。高層領導指示：底線是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問題就在當時正處在香港回歸極敏感時期，高雄總工會內的“臺獨”分子不甘心失敗，借機鬧場絕對是板上釘釘的事，甚至會越鬧越兇。遇到此類突發事件該如何處理？大陸其他兄弟省市處置模式很簡單，婉拒主辦單位邀請，不參加會議。但這種模式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熱情主人的盛情邀請卻被粗暴地硬找不是理由的理由加以拒絕，那主辦方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這對加強雙方互動不利，與此同時，也喪失了一次絕好地做臺灣人民工作的機會。

會前我與代表團團長、副團長經緊急會商做出以下兩項重要決定：一是預估到高雄總工會代表大會按慣例在會議一開始奏“中華民國國歌”。我們與主辦方講明，因考慮到兩岸政治制度現狀，我方人員必須在“國歌”奏完后入場；二是預估到臺方與會代表成分十分復雜，可能會有“臺獨”分子起哄搗亂。我方代表——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包信寶提前致辭后，以繼續完成預定行程為由，全團人員先行退場。這兩項決定既出席了大會，滿足了主辦方的請求，抓住時機，做了臺灣人民工作，又可避免與鬧場人員糾纏的尷尬場面。對此主辦方表示充分理解。

代表大會開幕那天，我們比預定開會時間早到5分鐘，顯示客人對主人的尊重。在貴賓室靜候“國歌”奏完后，即刻在全場熱烈掌聲中進場。高雄大會主席致開幕詞時特別指出：上海總工會代表第一次參加高雄總工會年度代表大會是全體代表的榮幸。因貴賓要趕預定行程，特請上海總工會主席包信寶先生先行致辭。

容光煥發的包信寶主席首先代表上海百萬產業工人向大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接著介紹了改革開放后的上海巨變及當年上海總工會的幾項重大活動，最后熱切希望滬臺兩地工會加強互動，并盛情邀請在座的各位代表方便時多多到申城參訪。短短6分鐘熱情洋溢的致辭，在雷鳴般掌聲中結束。當歡樂樂曲響起，雙方互贈禮品后，我們按預定計劃退場，圓滿完成了任務。

事后得知，我們一行前腳剛走，立時就有幾個政治小丑跳到主席臺上叫嚷：“臺灣不是香港，臺灣獨立萬歲。”但很快被與會代表轟下臺。據了解，那一段時間，臺灣各地“臺獨”分子利用各種機會，紛紛跳出來掀起一股“反中”的惡浪。看來香港回到祖國的懷抱，確實深深刺痛了他們的神經。回滬后，在我們的訪臺報告上，北京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領導做了重要批示，將這次我們的行動方案稱為行之有效的“上海模式”。

在臺訪問期間，我們甚感興趣的是島內勞工領袖憑什么開展工作。想不到如此復雜的問題，臺灣同行以“三頭”作了高度概括：即口頭、筆頭和拳頭。具體詮釋，內容頗多，口頭：滔滔不絕的演講，煽動激情的鼓動，才能將一盤散沙捏起來。口頭還有另一層含義，勞工的粗獷充分體現在酒量上，一瓶50°、60°的白酒，三下五除二，一仰脖子就可喝完，那是身為勞工領袖，必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基本功。筆頭：更為重要。行文達辭，揮筆謀篇，或造勢，或辯論，必不可少。拳頭：其內涵不言自明。勞工受人雇傭，長期受壓，為爭生存權、立法權，以拳相爭，流血抗爭是常有的事。全程陪同我們的高雄市總工會理事陳永昌不無感慨地以實例佐證：過去臺灣計程車（即出租車）行業有個怪現象。汽車好買，車牌卻無處可覓。仔細一查才發現，有人用錢賄賂管理部門官員，把一大把車牌放在自己名下，高價待沽，不輕易出售。失業者想開計程車謀生難于上青天。我一氣之下，一個號召，幾千名勞工開車晝夜兼程趕到臺北“行政院”。上午9時“院長”辦公之時，汽車喇叭齊鳴，震耳欲聾。數分鐘后，又與“鎮暴”的警察一陣肉搏打拼。幾次拉鋸戰后，迫使有關部門放棄惡規。

依此看來，口頭、筆頭、拳頭，應屬臺灣工會干部必備的文功與武功。

“中鋼”環保先行

由于上海擁有現代化的寶山鋼鐵總公司，因此對參觀臺灣最大的鋼鐵企業——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自然倍感興趣。香港即將回歸，給滬臺經濟往來提供了更多便利。事實上，滬臺這兩家鋼鐵企業頗有緣分，1996年起，寶鋼有70名員工悄悄在“中鋼”接受電腦軟件開發的系統培訓。香港回歸的特大利好，使“中鋼”高層放開畏縮的手腳，準備待來年培訓結束，派高級工程師赴寶鋼現場指導。

在臺參觀，主人接待有一不成文的三部曲：先放映有關錄像，接著由主人回答客人提問，隨后陪同客人現場參觀。參觀“中鋼”亦屬此規。對于一個具有26年歷史的大型鋼鐵企業，我們自然很關心如何做好環保。看來主人對于這個棘手的問題早有所準備。在精心制作的“中鋼”錄像中，特別強調本年度所投入的污染防治費用為23.53億元，主要用于第六氯氣工場噪音防治工程，第一煉鋼廠建屋集塵系統工程，熱軋工場三、四號加熱爐燃氣旁通系統增建工程等。20分鐘的錄像一放完，萬萬沒有想到，主人啟口的第一句話便是自揭“家丑”：“我們所做的并沒有拍攝的那么好。”短短一句大實話，就給賓客留下了謙遜、平實的印象。

既是大型鋼鐵企業，就當時科技水平，多多少少對周邊環境總有一點污染。在全球范圍內，因污染環境，有不少大型鋼鐵企業與周邊地區關系不協調，甚至矛盾百出。在這方面，作為臺灣最大的鋼鐵公司有何妙法？主人對這個話題既不回避，也不保密。“中鋼”棋高一著地成立環保監督委員會，所禮聘的幾十名義務環保監督員，幾乎清一色的是鄰近地區居民。該委員會的重大活動除了每天24小時的環境監督外，還一年數次舉辦環保監督員集中巡視活動。活動一開始先組織參觀企業，讓監督員作一實地了解，親眼目睹公司新近在環保方面所作的諸項努力，這就大大拉近了原先矛盾雙方的距離。而別開生面的睦鄰活動之一——兒童環保夏令營，更使人大開眼界。小營員皆來自公司周邊地區，教師組織大家做環保游戲，表演環保節目，使環保意識從小深入民心。暑假期間，一日三餐由“中鋼”提供，家長們無后顧之憂，孩子們玩得高興，又何樂而不為?

這些人性化的做法直至今日仍為上海大型企業效法，并深感符合“以人為本”的環保潮流。

愛河傳奇色彩

高雄愛河，一條充滿浪漫色彩的傳奇河流。我們居住的五星級國賓大飯店坐落在愛河邊，每天倚窗而望、離店外出，率先映入眼簾的必是愛河。

在高雄人的眼中，蜿蜒幾十里、繞城而過的愛河絕對是一條須臾離不開的母親河。我無論如何學不會他們的發音。他們講起“愛河”，把“愛”字講得特別重，特別有情感，讓人聽了不由得肅然起敬。母親河在高雄市民心中的地位自然不容置疑，而長期以來它一波三折的經歷竟與上海有緣。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愛河是一條真正的愛河，情侶雙雙攜手出沒愛河。愛河兩側成了戀者私語、幽會的勝地。凡去過上海的高雄市民，談及這段歷史，就會拿上海外灘作比喻。60年代愛河河畔的濃濃浪漫色彩，就如外灘情侶墻一般。國賓大飯店一位鬢發斑白的經理回憶起與太太的昔日戀情，笑指窗前的愛河說道，是愛河向我們射出了丘比特之箭。

可如此一段浪漫時光不久就消聲匿跡。隨著高雄大工業圈興起，從上世紀70年代起，熱情奔放的愛河竟成為廢物廢水恣意傾倒地。才幾年，一條好端端的河流就面目全非，人們避之不及，只得掩鼻匆匆而過，污水橫流的惡臭使愛河變為恨河。還是一位社會科學家聰明，他力主將愛河改名為仁愛河。既然此河已無可愛之處，那就呼吁大家手下多多留情，多給母親河一點仁愛吧!

進入20世紀90年代，大陸的改革開放使上海充滿了活力，一批批高雄觀光客相約飛抵滬上觀光。有“萬國建筑博覽”之稱的外灘是他們的首選地，親眼目睹外灘一天天在變，越變越美，久已熄滅的“愛河之曲”重又在心底唱起。一次次的抗爭，一次次的游行，沸騰的民怨不可阻擋，高雄管理部門無法再敷衍拖延，作為整治的序曲，愛河又恢復原名。從這天起，5年斷斷續續的治理，耗資幾十億元，終使愛河一改丑陋的舊貌，久違的魚群重又悠悠地漫游，小鳥歡叫在綠蔭之下。為突顯自己的“政績”，當時的市長對愛河大作文章：端午節龍舟大賽辦得沸沸揚揚；假日垂釣者聚會又刻意宣傳；更有甚者，為顯示愛河已清潔美麗，專門組織了一場環游愛河的游泳比賽。市長等一應人物撲通撲通一個個跳入河中游泳……

“愛河是否可愛?”在高雄期間，不少朋友見到我就愛問這個問題。我該怎么回答呢？只能相視而笑。愛河的變遷，飽經歷史的風雨，高雄市民的智慧才干從中可見一斑。但愛河的治理是否已大功告成?中午時分的愛河對此可作明確的回答：太陽曝曬，河水蒸騰，異味撲鼻，避讓不及。是我一個外鄉人無法適從，還是本地人習以為常？凡親臨愛河者自然明白。政治作秀決不能替代河流整治。在香港回歸之際，多次到上海、大陸參訪的高雄朋友見到我們總會翹起大拇指說：共產黨就是有辦法。上海蘇州河的污染如此嚴重，短短幾年整治就有起色，面貌日新月異。150多年的香港回歸之夢今又實現，大陸實在太了不起了！

圖注：高雄愛河

臺灣“南極”奇觀

去鵝鑾鼻，是主人在我們剛抵高雄時就安排的一個重點節目。我只知道它地處四季如春的恒春半島的南端。當陪同的陳先生將其稱為臺島的“南極”時，我對它的企盼又多了幾分。

鵝鑾鼻，還真像它的名稱一樣有點怪。那天下午，車抵鵝鑾鼻，我迫不及待地一下車就往海邊跑。可人到海濱，卻怎么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虧得陪同提醒，人往后退出幾百米，再登高眺望，一幅奇景才顯現在眼前：一條長約4.5公里、寬近2公里的山脊，宛若白鵝鼻子上高隆起的一堆肉，呈翻越狀，一直延伸到碧綠的海水之中，將太平洋、巴士海峽、臺灣海峽一一分割開來。它的高山族語是“船帆”的意思，又清楚地表明這兒是漁產豐富的大漁場。

人到鵝鑾鼻，在盡情欣賞茂盛的熱帶林木的同時，領教最多的是來勢迅猛、去無蹤影的太平洋颶風。此風之猛可能你不相信。我想為同伴留影，可風卻像一只無形的手，把你推得東倒西歪。狼狽之余只得隨機應變，看準了背景，人一上就拍，百分之一秒的提前量對攝影技術無疑是個嚴峻的考驗。見縫插針抓拍的同時，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此處高大的熱帶林木，如椰子樹的樹干一律向西傾斜，每當颶風刮來，更是競相向西折腰。陪同的講解亦十分有趣：此處的樹木也富有人情味，一水之隔的大陸在臺灣的西面，它們向西競折腰，是時時刻刻熱忱歡迎大陸同胞來訪。

說及鵝鑾鼻，必然會談到每隔10秒鐘自動閃亮一次、光力可達到20海里的遠東最大的海上燈塔——鵝鑾鼻燈塔。此燈塔是中國戰敗的賠償品，它的建成標志著臺灣門戶的洞開。1867年，美國羅弗號商船在臺島南端的洋面觸礁沉沒，乘小船逃生的水手在鵝鑾鼻處摸黑登陸。當地的高山族同胞誤認為是海盜襲擊，一場不明就里的沖突發生后，竟導致侵略軍大動干戈血洗恒春半島。腐敗的清廷在入侵者的壓力下，被迫賠償白銀40萬兩，以其中的一部分賠款修建了鵝鑾鼻燈塔。白色圓柱炮塔型建筑聳立在海邊。燈塔的四周挖了壕溝，并派武裝士兵守衛，于是就成了全球唯一的武裝炮塔型燈塔。如今，昔日的一切已不復存在，可充滿火藥味的獨特建筑仍不失為一大奇觀。它在時時提醒人們：落后必然挨打。只有國強才能抵御外辱。

沿著坐落鵝鑾鼻的墾丁公園往北走，驀然間，一片遼闊無邊的大草原展現在我們面前。臺灣竟然還有大草原？！我們連做夢都沒有想到。此刻一望無際、蔓蔓青草叢中正演繹著一群男追女的動人場景：身披白婚紗的新娘腳蹬高跟鞋咯咯咯地笑著在前面跑，西裝筆挺的新郎官夸張地邁著舞步快速追。我們一行“不速之客”不請自來，用力擊掌為雙方加油。

圖注：鵝鑾鼻燈塔

何謂“檳榔文化”

未去臺灣，任憑你天馬行空，馳騁遐想，都無法想象“檳榔熱”在島內究竟有多熱。當你抵臺一下飛機，隨著滾滾的車流在寶島公路疾馳，沿線兩側迎面撲來的一塊塊光怪陸離的店招：“潘多拉”、“俏小姐”、“神仙翁”……真叫初來客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可旅游大巴的司機眼睛一點不會走神，他認準了哪家店，駛過去吱的一聲停下來。我們伸長脖子向窗外一看，喲，這不就是臺灣赫赫有名的檳榔店嗎？

走遍臺灣，幾乎所有的檳榔店的“硬件”極其簡單，獨立的玻璃小屋內，一臺冰柜、一張桌子、一個高腳凳，僅此而已。入夜，小屋外霓虹燈艷麗的燈彩夢幻般地不停變換，予人半醉半醒之感。可小小的檳榔店的“軟件”就不一般，只要一看到車停、人來，久享其名的“檳榔西施”便小鳥可人般飛也似地撲過去，在溫柔地遞上各種款式的檳榔的同時，一股濃烈的香氣不由分說迎面襲來。不知何日，“檳榔西施”的靚麗身影，竟堂而皇之地構成了臺灣“檳榔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儼然成了四通八達的公路兩側流動的“人文風景線”。

談起檳榔，顧名思義，其為檳榔樹的果實。以學科劃分，與椰子同屬棕櫚科植物。寶島盛產檳榔，歷史源遠流長。隨著嚼檳榔在島內迅速成為時尚新潮，受強烈刺激的檳榔業一年比一年風光起來，以至上世紀90年代，全臺種植面積竟高達5萬公頃。臺灣中南部的丘陵、平原一帶，四處可見軀體筆直、高高挺立的檳榔樹。可奇怪的是，若你有心問及此樹的得名，產地幾乎無人能予回答。還是臺灣大學的教授經考證給了我一個權威的答案：中國古時尊稱貴客為“賓”、“郎”，“檳榔”美名就由此而來。

圖注：檳榔西施在向路過的司機兜售檳榔

在臺十余天，“檳榔熱”熱浪沖天，令人震驚。隨團的臺方接待人員幾乎人人嘴不離檳榔，而司機更是十足的“檳榔迷”，從早到晚，除了吃飯，一刻都離不開“臺灣的超級口香糖”。受主人的一再慫恿，那天晚飯后，就在餐桌旁，我欲斗膽嘗新。盤中裹著檳榔的綠葉竟刷了厚厚的一層石灰漿，這著實把我嚇了一跳。“沒關系，這種檳榔特別刺激、耐嚼。”領隊李先生在一旁輕聲點撥。真是不嘗還好，檳榔一入嘴，剎時間一股濃烈的澀、苦混合味不由分說直沖腦門，嗆得我連忙一口吐了出來。態度堅決的腸胃更來了個嚴重抗議，翻江倒海地將所進的食物全部吐出還嫌不夠，弄得第2天整整一天不敢貿然進食。

如此教訓極為深刻的啟蒙課使我視嚼檳榔成癮的大巴司機為不可思議的尤物。而當我進一步得知僅2100多萬人口的海島，竟有600多萬“檳榔族”醉迷此物，樂此不疲，卻無視一年白白消耗掉幾千億元的社會財富；極難清洗的一灘灘猩紅的檳榔渣成了城鄉環境的污染源；更可怕的是每年徒增上萬名痛苦的口腔癌患者，給尋常百姓家蒙上了揮之不去的陰影。難怪臺灣的有識之士對此要大聲疾呼：變味的“檳榔熱”早該休矣！社會學家率先撰文憤怒鞭撻，繼而是社會各界上街游行，要求一掃丑惡的“檳榔西施”，并開展全民“拒嚼檳榔運動”。

來源：文史天地 作者:周天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