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版本甚多，僅現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約30種，清代刊本70余種。各種版本數量之多，關系之復雜，在古代小說中都十分突出。過去一個長時期中，人們對此缺乏認真細致的研究，誤以為《三國》的版本問題比較簡單，形成這樣幾點普遍的誤解：(1)明代嘉靖壬年(元年，1522年)序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羅氏原作；(2)《三國演義》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個版本系統；(3)在眾多的《三國》版本中，最值得重視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徑直稱之為“羅本”)和清初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本(簡稱“毛本”)兩種。

1968年，日本著名學者小川環樹博士率先指出：明代萬歷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國》版本，包含嘉靖元年本完全沒有的有關關索的情節，可見它們并非都是出自嘉靖元年本。1976年，澳大利亞著名華裔學者柳存仁教授發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一文，對《三國》版本源流問題提出了重要的新見。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1987年1月中國《三國演義》學會在昆明舉行首屆《三國演義》版本研討會以來，中外學者對《三國》版本的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明顯的進展。這里拈出兩個問題，予以評述。

一、關于版本演變的源流關系

在現存的明代《三國》版本中，數量最多的是諸本《三國志傳》。過去，由于上述對《三國》版本關系的誤解，人們將其視為“俗本”而不予重視。對此，柳存仁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中首先提出異議，認為：“《三國志傳》之刻本，今日所得見者雖為萬歷甚至天啟年間所刊刻，時間固遠在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后，然其所根據之本(不論其祖本為一種或多種)，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國》版本演變的基本線索：大約在至治本《三國志平話》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羅貫中有可能撰寫《三國志傳》，其后為其他各本《三國志傳》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國志通俗演義》出世。此后二十幾年來，中外學者作了進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見解。如澳大利亞學者馬蘭安認為：《三國》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種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間口頭傳說和較少的正史資料，其中吸收了民間流傳的關索或花關索故事，而嘉靖本(按：即“嘉靖元年本”，下同)的編者則因關索系傳說人物而刪除了這些故事。由此看來，《三國》版本演化的順序是由“志傳”本到“演義”本。日本學者金文京認為：根據虛構的關羽之子關索的出現情況，建安諸本《三國志傳》可以分為四個種類：一是“花關索”系統的本子，二是“關索”系統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關索”系統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關索關索”系統的本子。建安諸本與嘉靖本的關系是來自同一源頭的同系統版本的異本關系，二者在文辭、內容上的差異，是在抄本階段產生的。“關索故事的有無是《三國志演義》各本之內容上的最大差異，羅貫中原本究竟有沒有這個故事乃是一個大問題，至少從現存的版本來考察，圍繞這個全然虛構的人物展開的一串故事，在全書中顯得很特別，而且前后故事還有矛盾之處，所以很有可能是后來插入進去的。”另一位日本學者中川諭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吳觀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毛本、余象斗雙峰堂本等五種《三國》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沒有，而以周曰校本為始出現在吳觀明本、毛宗崗本的故事，包含關索故事在內，至少可以指出十一個。”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資治通鑒》系統的通俗歷史書。他認為：盡管嘉靖本是現存最早的《三國》版本，但決非最優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三國志傳》是與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態。再一位日本學者上田望比較系統地考察了現存的《三國》版本，將其分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國志傳通俗演義》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李笠翁批閱三國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關索故事的《三國志傳》諸本；五是包含花關索故事的《三國志傳》諸本；六是雄飛館本《三國水滸全傳》；七是毛宗崗本。“上述分類均以周靜軒詩、關索故事、花關索故事、章回等為標準。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細微差別。”眾多版本可以分為兩大系統──以文人為對象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二十四卷本系統)和面向大眾讀者的《三國志傳》諸本(二十卷本系統)。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從嘉靖本分化出來的。二十四卷本系統中的夏振宇本是與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著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評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與它相同的版本發展而來的。

中國學者方面，張穎、陳速認為，《三國演義》的現存版本，按正文內容可分為三大系統：一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屬之；二是《三國志傳》系統，余氏雙峰堂本、朱鼎臣本、喬山堂本、聯輝堂本、雄飛館《英雄譜》本屬之；三是《三國志演義》系統，毛宗崗本屬之。《三國志傳》不僅是《三國演義》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陳翔華在《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書中將嘉靖元年本與諸本《三國志傳》比較，指出：(1)諸本《三國志傳》節目字數參差不齊，而嘉靖元年本節目則整齊劃一，均為七字句式。(2)諸本《三國志傳》保存較多民間傳說，有的刻本還詳細記載不見于史籍的關索故事，而嘉靖元年本則無之。(3)《三國志傳》的文字頗粗略，而嘉靖元年本已加修飾，較為增勝。由此可見，嘉靖元年本是一個修飾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國演義考評》一書中對幾種明代版本作了比較細致的考證，指出：(1)“嘉靖本盡管刊印的時代較早，但它仍然是一個明人修訂本，不能代表羅貫中原作的面貌。”那種把嘉靖本說成“羅氏原作”的觀點難以成立，倒是《三國志傳》可能更接近羅貫中的原作。(2)《三國志傳》與嘉靖本“乃是由羅貫中原作演變出來的并列的分支。”說嘉靖本是其余各種明版《演義》來源的觀點值得重新考慮。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國演義》的《前言》中指出：(1)《三國演義》的各種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為底本”，諸本《三國志傳》是自成體系的。(2)從版本演變的角度來看，志傳本的祖本比較接近羅貫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羅氏原作(當然，不同的志傳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動)；而嘉靖本則是一個經過較多修改加工，同時又頗有錯訛脫漏的版本。因此，我們不僅應該在以往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應該充分重視對《三國志傳》的研究，特別要注意對各本《三國志傳》之間的比較，對志傳本與嘉靖本的比較。

1996年，英國學者魏安出版了《三國演義版本考》一書，對現存的《三國》版本進行了迄今為止最全面、最細致的研究。他先后查考了26種不同的非毛評本版本，包括絕大多數學者以前無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兩種：一是上海圖書館所藏殘頁，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現存版本；二是西班牙愛思哥利亞(Escorial)修道院圖書館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葉逢春本。怎樣確定各種版本之間的關系?魏安提出了一種新的方法──通過“串句脫文”來比較。他指出：“在一本書流傳的過程中經常會發生一種很特殊的抄寫錯誤，那就是如果在幾行之內再次出現相同的(或略同的)詞(或詞組)，抄寫者在抄寫的時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現的詞(或詞組)，然后在原文里看錯地方，而從相同的詞(或詞組)第二次出現的地方繼續抄下去，結果是新抄的本子里脫漏一段文字。因為抄寫者是讀串了句子，這種抄寫錯誤可以名為‘串句脫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因為串句脫文既容易辯認且多出現，所以是很適合作為確定版本關系的證據。”“原則上可以判斷，假如甲本在一個地方有串句脫文，而乙本不脫文，那么乙本不可能出于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于乙本或者乙本的一個祖本；也可以判斷，假如幾種版本都有同一處串句脫文，它們必定都出于一個共同的祖本。”他在各本《三國演義》里總共找出了154個串句脫文例子。在此基礎上，他將現存的《三國》版本分為AB、CD兩大系統，認為《三國演義》版本的基本演化關系是這樣：元末明初，羅貫中寫成原本《三國演義》；經過一段時間的流傳，羅氏原本演化為現存各種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為10卷，每卷首記錄該卷的年代起訖，卷首有總歌，有許多夾注，但是沒有任何關于(花)關索的情節，也沒有周靜軒的詠史詩；元祖本分化為AB系統的祖本和CD系統的祖本，分別在明中葉刊行，AB系統均為官本或江南本，其讀者多來自士大夫階層，CD系統均為閩本，其讀者多來自小市民階層；AB系統祖本的主要變化是：正文改分為12卷，每卷后記錄該卷的年代起訖，卷一首的總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資治通鑒綱目集覽》等史書的注釋及論贊，等等；CD系統祖本的主要變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靜軒詩72首；由CD系統分出的C1分支，正文改分為20卷，增入花關索故事；D支，正文改分為20卷，增入關索故事；AB系統中的B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評本、毛本，等等。魏安對版本的掌握相當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創新意義，因而其論述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當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議之處，其結論是否完全正確，尚需作進一步的考察。

2003年9月，由中國《三國演義》學會、首都師范大學數字校園建設中心、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第二屆中國古典小說數字化研討會暨第二屆《三國演義》版本研討會”，在首都師范大學舉行。會議期間，中外學者對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作了進一步的探討。劉世德將其與葉逢春本《三國志傳》進行比較，以“人數變化一百例”、“人名變化二百例”為論據，堅持認為它是反映了《三國演義》原本面貌，或更接近原作面貌的版本。杜貴晨則對此表示了不同意見。日本學者金文京介紹了嘉靖元年本中一個重要的、以往一直被忽略的現象──“圈發”問題。所謂“圈發”，是指用圈點的方式表示字的聲調。嘉靖元年本中某些字有圈發，而《永樂大典》也多有圈發，明代宮廷出版的所謂內府本中，幾乎都有圈發。據此，“似乎可以初步肯定嘉靖本是內府本。”沈伯俊在作會議小結時指出：在《三國演義》版本源流問題上，大家都承認嘉靖元年刊本是現存最早的版本，但它是否最接近羅貫中原作面貌的版本，則還有兩種不同觀點；大家都承認“通俗演義”與《三國志傳》這兩大版本系統的并存，而對這兩大系統的先后關系，仍然有各種不同見解。因此，需要中外學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廣泛收集新的或過去被忽視的資料，深入鉆研，平等爭鳴，力求取得更大的突破。

二、黃正甫本《三國志傳》是否《三國演義》的最早刊本

1994年，張志和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發表《黃正甫刊本<三國志傳>乃今見<三國演義>最早刻本考──兼說嘉靖本非最早刻本亦非羅貫中原作》一文(署名張志合)，率先提出被孫楷第先生判定為“明天啟間刊本”的黃正甫刊本《三國志傳》是《三國演義》最早刻本，成書的上限為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前，下限為弘治十七年(1504年)。此后，他又陸續發表多篇論文，并匯集為《透視<三國演義>三大疑案》一書。所謂“三大疑案”，是指《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版本源流和作者這三大令人關注并引起爭論的問題，三者又是密切相關的。全書的基本觀點是：“《三國演義》的成書時間不在元末明初，而是在明中葉。”“明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不是該書的最早刊本，明黃正甫刊本《三國志傳》才是該書的祖本，其成書時間比嘉靖壬午本約早20年以上。”“羅貫中不是《三國演義》的作者，也不是小說家。<三國演義>是由自北宋至明中葉的說書藝人和戲曲藝人長期演說逐漸形成的。該書的最后寫定者是一位不知名的下層文人。”其主要論據是：(1)黃正甫本卷首有博古生所作《三國志敘》，字為手寫體；次為《全像三國全編目錄》，字為仿宋體；再次為《三國志君臣姓名附錄》；再次為正文。自《君臣姓名附錄》以下字體同目錄以及《敘》不一致，為較粗糙的簡體字。“從上述字體的明顯不同這一點看，這個本子顯然不是明天啟間刊本，而只能說它的封面、敘、目錄、君臣姓氏附錄是天啟間補刻，正文則是舊版。”(2)黃正甫本卷十三有關龐德部將“伍伯”的兩處敘述，在嘉靖壬午本中都變成了“五百人”，以致敘述錯亂不通(“伍伯”本非人名，而是古代吏卒職名)。(3)嘉靖壬午本卷十二《張永年反難楊修》一節中有曹操“遂令扯碎其書燒之”一語，此句下有注云：“柴世宗時方刊板。舊本書作‘板’，差矣。”而黃正甫本卷十《張松反難楊修》一節中，此句正作“操令破板焚之”，可見它正是嘉靖壬午本注中所說的“舊本”。(4)黃正甫本引用了60余首周靜軒詩，時間“應當是在周隱居之后而未去世之前”，而“周靜軒大體上是生活在15世紀的下半葉，最多活到16世紀初”。加之黃正甫本中沒有尹直為諸葛亮作的贊詞，而尹直《名相贊》一書有弘治甲子(1504年)春二月自序，該書當即刻于此年，“這也可確證黃正甫本的刊刻時間必在弘治甲子(1504年)以前，實比嘉靖壬午(1522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刊刻時間早二十年以上。”

張志和的觀點，因其反復闡說和多處轉載而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但也在《三國》研究界引起了諸多質疑和辯駁。在中國學者中，認為黃正甫本并非《三國演義》的最早刊本的論文，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篇：

一是張宗偉的《黃正甫刊本<三國志傳>非今見<三國演義>最早刻本──與張志合先生商榷》。文章認為：“黃正甫刊本不僅不是今見《三國演義》的最早刻本，而且是《三國演義》今存明刊本中出現較晚的一種，孫楷第先生把它定為明天啟間刊本是可靠的。”文章首先針對張志和的第一條論據，指出：“姑不論手寫體、仿宋體、簡體字的分法是否合理，就算敘、目錄和正文的字體風格不盡統一，那也是完全正常的，現存許多明刊本《三國演義》都有這種情況……因此字體的不同根本說明不了任何問題。”文章又指出，張志和提出的三個例證(關于“伍伯”，《張永年反難楊修》回的一條小字注，“周靜軒詩”)，“幾乎適用于所有現存的閩刻本，而顯然不能說所有這些閩刻本都是今見《三國演義》的最早刻本”。文章進一步指出：“黃正甫刊本書前《敘》所署時間‘癸亥春’(1623年)就是該書的刊行時間”；而黃正甫本人的生活年代對于考察黃正甫刊本的成書時間更為重要。黃正甫之侄黃國聘，生于明萬歷十三年(1585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則黃正甫的生活年代當在萬歷天啟年間。就算黃正甫比他的侄子年長三四十歲，他的生年也絕不會早于嘉靖本的時間即嘉靖元年(1522年)，更別說早于1500年了。而張文是把1500年前后作為黃正甫刊本的成書年代的，當時黃正甫還未出生呢！”

二是章培恒的《關于<三國演義>的黃正甫本》。文章不同意張志和提出的黃正甫刊本“是目前國內所能見到的《三國演義》的最早刻本”的觀點，對其論據作了全面的辨證。(一)張志和從黃正甫本內容中找出兩個例子，作為其早于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證據。其實，這兩個例子都已見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葉逢春刻的《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且文字較黃本為勝。盡管葉本保留了“舊本”的某些面貌，但這絕不意味著葉本是早于嘉靖壬午本的一種本子。對于黃本，當然也只能這樣說。至于以黃本不收尹直《名相贊》中關于諸葛亮的贊而收有不少所謂周靜軒的詩為理由，判定它刊刻的上限為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前，下限為弘治十七年(1504年)，也站不住腳；因為葉本也有同樣情況，但它卻明明刻于嘉靖二十七年。(二)黃正甫本卷首有博古生寫于癸亥春正月的《三國志敘》，一般認為此“癸亥”即天啟三年癸亥(1623年)。張志和因此“敘”為手寫體，其次的目錄字體也與正文不一致，便認為“這個本子顯然不是明天啟間刻本，而只能說它的封面、《三國志敘》、目錄是天啟間刻，正文則是舊板”。文章認為張氏所指為明代后期坊刻小說、戲曲的常見現象，不能據此否定“敘”、目錄與正文刻于同時。(三)指出黃正甫本實出于葉逢春本一系的本子之后，證據是：(1)葉本十卷，黃本二十卷，實系將十卷分拆而成，第七、八卷尚留有分拆之跡。(2)黃本已經是經過刪削的簡本，其前必有供其刪削的繁本，而葉本正是此類繁本。(3)葉本尚無后加的關索故事，而黃本已有。(4)葉本有嘉靖二十七年序，黃本的敘為天啟癸亥作，是黃本必出于葉本之后。文章的結論是：“張氏用來證明黃本早于嘉靖壬午本的證據無一條能夠成立，而對于黃本的序寫于天啟間這一點他也并無異議，說黃本的版本乃是舊版又沒有任何可以成立的證據。所以，我們仍只能承認黃本是天啟間刊本。”“黃本是一個后出的、草率而不負責任的本子。”

三是陳翔華的《<三國志演義>原編撰者及有關問題》。文章針對有學者認為黃正甫本《三國志傳》是《三國》的最早刊本，未署作者名，于是便否定羅貫中是《三國志演義》原編撰者的觀點，從三個方面予以辨析。(一)從刊行者的年里與刻書活動來看。通過考證，說明黃正甫乃是明代福建建寧府建陽縣崇化里書林(今書坊鄉)人，大約生于隆慶三至五年(1569～1571年)或稍后。由于隆慶只有六年，由此而知，黃正甫的主要活動年代大約在明萬歷、天啟間。如果說黃正甫大約在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前，即他出生前約七十年左右，便已刊行這部《三國志傳》，就令人難以置信了。除了《三國志傳》，黃正甫刻印的其他幾部通俗暢銷書，也都刊行于萬歷年間。(二)從黃正甫本《三國志傳》自身的情況來看。此書乃孤本，僅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是1935年原北圖從琉璃廠書肆購得的，二十卷八冊，金鑲玉重裝本。(1)關于正文。此本各卷卷端所刻書名，都有“新刻”、“考訂”等字樣，表明黃正甫本決非“最早刻本”。而將黃正甫本與萬歷二十年(1592年)刊刻的余象斗雙峰堂刻本《批評三國志傳》比較，不難發現其多處文字是經過改易的，刊刻時間應在雙峰堂本之后。(2)關于“敘”、“目錄”等正文卷前文字與所謂“封面”問題。有人認為正文比“敘”、“目錄”早，“刊刻時間大約應當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其實，單就字體而言，很難斷定這些卷首資料與正文刊刻時間的先后。而正文中的一些錯誤與卷首的《君臣姓氏》頗為相似，令人難以相信正文與卷首刊刻時間距離竟達一百二十多年之久。至于所謂黃正甫本的“封面”，實指其書皮。其紙當產于民國時(最早不過于清末)，是民國年間重裝時加上去的，根本不是天啟三年的原物；況且書皮上的字也不是刻印的，而是重裝后用墨筆添寫上去的。將此民國年間所加的書皮當作天啟三年之物，并用作刊刻時間先后的例證，可以說是牛頭不對馬嘴。總之，黃正甫本刊行于天啟年間，而絕不是什么“最早刻本”。(三)綜觀明代的著述記載、版刻記錄等資料，可以肯定，長篇巨著《三國志演義》的原編撰者即羅貫中。

在2003年9月舉行的“第二屆《三國演義》版本研討會”上，日本學者中川諭提交了《<三國演義>諸本三系統與黃正甫本<三國志傳>的性質》一文。文章通過不同版本的文字比較，認為黃正甫本屬于二十卷簡本系統，其文字是由刪略繁本而成；既然如此，黃正甫本就決不是最早的《三國》版本。他還發現了能夠證明黃正甫活躍在萬歷末年前后的有力證據──日本內閣文庫收藏的《興賢日記故事》。該書卷首題署為“洪都詹應用竹校正／書林黃正甫繡梓”，木記則寫明“萬歷辛亥孟夏月／書林黃正甫繡梓”。“萬歷辛亥”即萬歷三十九年(1611年)，可見黃正甫活躍于萬歷末年。而黃正甫本《三國志傳》序文所署“癸亥”即天啟三年(1623年)，因此，它應該刊行于天啟三年。

然而，張志和提交給2003年10月在武漢舉行的第十六屆《三國演義》研討會的論文《略談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以前出現的幾種<三國志傳>版本》，仍然堅持認為：“在《三國演義》的版本源流中，今所見最早刻本亦即該書的祖本是明代建陽書林黃正甫刊本《三國志傳》。”“黃正甫刊本《三國志傳》是《三國演義》版本中的最早刻本，該書中保留著草創初成的種種明顯痕跡，這些痕跡的存在以及后來出現的版本對這些痕跡的因襲與修改，成為確定其他版本流傳情況的明顯標志。”為此，一些學者與張志和展開了比較熱烈的爭論。我認為，張志和這篇論文提出的“通過各種版本文字內容的詳細對勘，尋找其具有特征性的痕跡，來確定各種版本的源流關系”的主張是合理的，他就黃正甫本、朱鼎臣本、喬山堂本概括的幾個共同特征，對不同版本中周靜軒詩的存、刪情況的分析也有一定參考價值；但是，他的核心觀點和基本論據卻缺乏說服力；特別是面對張宗偉、章培恒、陳翔華諸先生所作的考證和中川諭先生發現的證據，他理應認真閱讀，予以正面回應，才能證明自己的觀點，否則便應考慮放棄。通過這場爭論，更多的學者也可進一步深化對《三國》版本源流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