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原文及釋文(李斯統(tǒng)一文字,推行小篆具有怎樣的意義)

謝謝頭條邀請！李斯丞相，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法家代表人物。秦統(tǒng)一天下后，為秦始皇制定禮儀制度，他廢除分封制，定行郡縣制，以秦篆統(tǒng)一文字，小篆是由大篆簡化而來的漢字書寫形式，也是歷史上第一次運用行政手段大規(guī)范文字的產物。小篆的變革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意義。贊賞李斯:"擁護秦始皇"且“主張法后王"。[作揖][玫瑰]

在古代，論堅固、持久保存的屬性，除了石頭就是青銅了，不過后者造價太高，所以大凡紀功頌德、頒布憲令、誓盟立約以及一切重大事件，古人都要刻石述事，或溝通天人、或溝通陰陽、或昭示方來。早在商代就有了文字刻石。《墨子》中多次提到“著于竹帛、鏤于金石”（如《墨子·兼愛下》：“以其所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于盤盂，傳遺后世子孫者知之。”孫詒讓間詁：“《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功績銘乎金石，著于盤盂。’高誘注：‘金，鐘鼎也；石，豐碑也。’”），所以，春秋戰(zhàn)國時期石刻與金文一樣較為普遍。唐初發(fā)現(xiàn)的一般認為是戰(zhàn)國時期秦國的10枚石鼓，各刻有四言詩一首，共約700多字（石鼓文），今天只存272字。秦始皇統(tǒng)一后，巡行各地，曾七次刻石稱頌自己的功績。西漢石刻發(fā)現(xiàn)較少，現(xiàn)所知拓本約10余種。東漢是石刻的繁榮時期，石刻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有發(fā)展。魏晉時曾禁止刻石，數(shù)量有所減少，隋唐以后，石刻之風又盛。從形式上看，今天所見的石刻形式，以碣、碑、摩崖最為常見。從內容上看，主要有以下情況：一、帝王封禪祠祀之文，如秦始皇東巡時制作的《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等；二、紀功述德之文，如漢《楊君石門頌》、漢《裴岑紀功碑》、女真文與漢文合璧的《大金得勝陀頌碑》；三、文書，如秦二世《元年詔書》、漢《賜豫州刺史馮煥詔》、漢文與藏文合璧的《唐蕃會盟碑》；四、墓志，如南朝宋《劉懷民墓志》、北魏《李超墓志》、契丹文與漢文合璧的《耶律延寧墓志》；五、地圖，如劉豫阜昌七年《禹跡圖》《華夷圖》；南宋紹定二年《平江圖》；六、其他紀事刻石，如漢文與文合璧的《大秦景教流行碑》、西夏文與漢文合璧的《感應塔碑》等。七、譜系、題詠、題名、格言（如唐李陽冰、宋司馬光所書古人嘉言）。八、醫(yī)方（如宋宣和四年所刻《養(yǎng)金方》）。九、書目（如元泰定元年杭縣之《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碑》碑陰所刻書目）等等。儒釋道三家經(jīng)典成體系者，則分別是：一、儒家石經(jīng)：始刻于東漢末季，至清代，共刻石7次：熹平石經(jīng)、正始石經(jīng)、開成石經(jīng)、廣政石經(jīng)、嘉祐石經(jīng)、紹興石經(jīng)、乾隆石經(jīng)；二、石經(jīng)：碑刻佛經(jīng)，歷史悠久、數(shù)量眾多，以摩崖和經(jīng)幢最流行。著名的是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大藏經(jīng)，簡稱房山石經(jīng)。自1984年開始出版的堪稱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大藏經(jīng)《中華大藏經(jīng)》（漢文部分）以《趙城金藏》為底本，缺失部分用其他11種大藏經(jīng)補足，房山石經(jīng)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三、道教石經(jīng)：約始于唐代中葉，不過經(jīng)典刻石起步既晚，所刻亦少，遠不及儒、釋之盛。在以外，史前時代就已出現(xiàn)刻畫在巖洞壁和石崖上的圖像、浮雕等。在法國、西班牙、北美、北非等許多地方都發(fā)現(xiàn)有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巖畫。至于著名的文獻，則有如下情況：一、巴勒莫石刻。它是埃及最古的紀年石刻，記錄了古王國時代前王朝至第五王朝（約公元前4000～前2420）的法老名單及其活動。二、漢穆拉比法典碑。公元前18世紀古巴比倫王漢穆拉比頒布的法律，碑文分引言、正文、結語三部分，正文刻有282條涉及巴比倫社會各方面的法律條文。它是世界史上第一部比較詳備的成文法。三、貝希斯頓銘文。摩崖石刻。是公元前522～前486年間波斯國王大流士一世所刻的記功刻石，銘文用古波斯文、巴比倫文和新埃蘭文三種楔形文字鐫于懸崖上，目前已被成功釋文。四、阿育王詔諭。公元前3世紀南亞次大陸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所刻，內容多為記述阿育王的軍功政績，并宣揚王道佛法。五、印尼碑銘和摩崖刻石群，刻于5～16世紀，內容為記載國王事跡、宗教供奉等。六、突厥文刻石，是7世紀末至9世紀中葉古代突厥汗國和回鶻汗國（在今蒙古國境內）的刻石，其中許多是用突厥文與漢文，或突厥文、漢文和粟特文鐫刻。

這位朋友好！我是楊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