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山80四千小時還值多少錢（從97年到22年）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19歲的大崔高考志愿報了中文系，那時韓國年輕人認為，學中文好賺錢。畢業后他來中國工作，娶了中國太太，落戶望京。大崔完整體驗了中韓20年經濟來往，他說，以前是在韓國掙錢來中國花，現在是來中國掙錢回韓國花。他在中國奇遇不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19歲的大崔高考志愿報了中文系，那時韓國年輕人認為，學中文好賺錢。畢業后他來中國工作，娶了中國太太，落戶望京。

大崔完整體驗了中韓20年經濟來往，他說，以前是在韓國掙錢來中國花，現在是來中國掙錢回韓國花。他在中國奇遇不斷，和文在寅總統自拍，誤打誤撞出演了《流浪地球》。

2010年代，韓國制造業逐漸向東南亞轉移，大崔一家曾考慮落戶越南，最終又回到中國。而在胡志明市，已經復刻了一個全新的韓國城。

2022年，大崔在望京的韓國朋友已經回國一大半，疫情讓原本便捷的中韓往返變得成本高昂，他和妻子也在考慮，是否要離開望京。

撰文 吳喋喋

編輯 劉敏

去還是留？

一個望京韓國人的編年史

1997年 大田

1997年11月，亞洲金融風暴席卷韓國，19歲的大崔正在參加高考。大崔是韓國江陵人，他不喜歡數學，對語言倒是有點興趣，被大田大學的國際語言文化學院錄取后，他在思考，該學哪一門外語？

時代給大崔的答案是：學中文。大崔上中學時，最熱門的外語專業是英語和日語，他高考這一年，大田大學中文系的人數反超了日語系，僅次于英語系。1992年中韓建交，五年后的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國受影響最小，當時的韓國年輕人認為，學中文畢業后更好賺錢。

這一年，大田大學中文系招滿了三個班，有120名新生。大崔從最基礎的拼音和單詞學起，mā má mǎ mà，一二三四，別的他也不太記得，因為他幾乎不上課，一直在玩。

大崔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不是他一個人在玩，很多人都是這樣的。韓國高考競爭激烈，高三學生清早起床，一直學到凌晨，千辛萬苦考上大學，卻發現和理想中的大學校園不一樣，這里什么也沒有，最多的是時間。于是大崔揮霍時間，每天和朋友見面，喝酒，參加社團，運動，到了期末就掛科。

2001年 吉林

大二之前，大崔辦理了休學，服兵役兩年，回學校復學之前，他第一次來到中國。大崔的大伯在朝鮮半島戰爭中被部隊帶到了朝鮮，與家人分離近半個世紀后，2001 年，大伯在中國吉林的港口城市琿春，與家人相聚。

琿春市東部與俄羅斯接壤，西南以圖們江為界與朝鮮相鄰。中介從朝鮮把大伯帶到了琿春，大崔和父親、姑姑一塊坐船，從韓國一路去到俄羅斯，再入吉林琿春。學一口半吊子中文的大崔，第一次見到了中國的樣子，他覺得琿春貧窮落后，印象不算太好。

2002 北京

再一次來中國是2002年春節，大崔退伍復學后，趁寒假來中國高校補習。

兵役像是韓國男性的成人式。在那之前，大崔無意識地瘋玩，荒廢學業，掛科好像無所謂，退伍后再回到校園，他如夢初醒，擔心畢不了業，試圖重新認真規劃一切：重整學業，順利畢業，找一份好工作，成家立業。

當時韓國人到中國學漢語，首選外國語大學，但大崔主動避開了，他怕和熟悉的朋友在一塊，又忍不住成日聚會玩耍，自己一個人跑到北京郊區的華北電力大學上了四周課。

華北電力大學的漢語班韓國人不多，還有幾個越南同學，學校圖書館也很冷清，中國學生都回家過年了。大崔上課很沉浸，幾乎不出校園，開學后回到大田，老師覺得大崔判若兩人：你怎么回事，中文進步那么大？

來中國補習漢語，對韓國學生來說相當劃算。大崔一個月的學費、機票和食宿加起來，只花了150萬韓元，約合一萬五千元人民幣。算起匯率，大崔恍如隔世，現在150萬韓元只能換7600多元人民幣。“我以前是在韓國掙錢到中國花，現在在中國掙錢，回韓國花。”

讀大三那年，大崔又到首都師范大學做了一年交換生，這回仍然刻苦，一年里從沒在中國旅行過，也不和韓國朋友社交，只找中國學生聊天練口語。

2005年，大崔順利畢業，進入一家韓國貿易公司，負責在中國采購電器后，弄去韓國和歐洲賣。同期的畢業生，不少人去了進出口貿易公司，一些女同學成了中文老師，還有很多人做了專業不對口的工作。

2006年 首爾

2006年，大崔第一次見到中國女生華，在首爾，幾個大田大學中文系的同學聚會，來韓國旅行的華也跟著朋友參加。一行人租了一個別墅，烤肉、唱歌、放煙花，男生睡在一樓，女生睡在二樓。華對大崔印象很好，他永遠在給大家做飯，早上最早起床給大家煮湯，吃飯的時候又負責逗樂子，兩人互加了MSN。

兩年后，大學老師找到大崔，告訴他韓國大企業斗山集團需要一個會說中文，懂會計和銷售的人，常駐中國分公司，大崔順利通過面試，從首爾來到中國天津，開始了在中國的長期生活。

2008 天津

北京奧運前后，像大崔這樣被派遣到中國工作的韓國人，在天津有數萬。韓國三星1992年開始進入中國市場，天津分布著三星手機、相機和電視的工廠，一些三星子公司和為三星供貨的各路韓國公司，也都跟著聚集到了天津。

韓企為了吸引韓國人來華長期工作，給的待遇相當豐厚。單身漢大崔一個人在天津，公司讓他獨享一個三居室公寓，房租1600元人民幣。最近大崔查了這個公寓現在的租金，已經要上萬元。還有很多拖家帶口來天津工作的韓國人，會分配到租金兩三千元的大公寓。

2008年，匯率對韓國人仍然劃算，天津物價又不高，大崔回憶那幾年，不記得多少工作的艱辛，但記得“玩得特別好”。當時韓國人分散在南開區、西青區和梅江一帶，一到周末，大家就開車十幾二十分鐘湊到一起聚會，還踢足球，最多的時候，天津的韓國人組建了六七支足球隊，現在已經沒這么多了。

大崔和華一直有聯系，二人開始頻繁見面，中國人和韓國人就這么談起了京津異地戀。

2009年 胡志明市

安逸的天津生活，讓大崔錯失了一個發達的良機——去東南亞。

2009年，中國制造業的起步對韓企造成了沖擊。大崔所在的斗山集團，主要往中國賣叉車，那幾年里，中國國產叉車的性能已經和斗山并駕齊驅，價格還更便宜，中國企業紛紛開始用國產叉車，只剩韓企在中國的工廠還堅持買斗山牌。

三星生產的電子產品也一樣，不得不與華為、小米等中國品牌激烈競爭。大崔說，以前中國制造雖然便宜，但是容易壞，但在2009年已經不是這么回事，不僅價格實惠，性能也上來了。

中國的勞動力和材料也開始漲價了，在這里辦工廠的優勢越來越小，韓國企業開始往東南亞遷移。2009年，斗山把大崔從天津調去了越南的胡志明市，在那里，三星電子的廠房遍布在園區，大崔迅速找到了一塊踢足球的新朋友。

胡志明市的待遇比天津更好，但大崔半年后就回了中國。

主要是因為他要和華結婚了，其次是語言問題，大崔是中文系畢業的，在越南，他覺得自己發揮不了專業優勢，而且東南亞的氣候太炎熱了，生長在溫帶氣候里的大崔適應不了。現在想起來，大崔有點后悔，當時至少應該在胡志明市買套房子再走。

2010年，大崔和華結婚，2011年底，他們的大女兒出生。2013年，大崔辭職，去北京和華團聚。他開始自己創業，開了一家貿易公司，常去南邊的溫州和義烏進貨，再把商品賣到韓國。創業多年后，2021年，大崔看到一條新聞，斗山集團被韓國現代收購了。

2013年 北京

大崔夫婦在望京買了套新房子。

在1990年代，望京興建過一批高檔小區，這里坐標在四環外，離城中心遠，離機場近，對在北京工作的韓國人正合適，對中國人反而不是最優選擇。北京朋友曾經跟華吐槽，望京“果嶺里(CLASS)”居然要5000元一平方米，“誰會花這么多錢買這兒啊？”但韓國人在望京看樓盤，幾套幾套地買房子。

華記得，自家小區樓盤開發商是香港的，廣告宣傳特別高大上，當時每棟樓的一層還配有專門的服務員，買房的時候價格是4萬一平方米。但近幾年，小區物業水平已經大不如前，房價漲到了8萬8一平方米，但沒跑過周邊的新樓盤，與之相鄰的一個小區，均價超過10萬一平方米。

剛入住那幾年，華在樓下永遠能聽見有人用韓語打電話。大女兒上韓國幼兒園的時候，幼兒園有專門的接送班車，每天從小區接走二十幾個孩子，但如今華的小兒子上同一家幼兒園，整個小區已經找不到一個同學了。

在望京，大崔繼續和朋友踢足球，后來改成打羽毛球，周一三五的晚上約上球友，多的時候有三十幾人，定期參加同鄉會，他幾乎認識全望京的韓國人，商會的、使館的，開韓餐廳的的朋友也不少，大崔今天光顧這個朋友的餐廳，明天去那個朋友的烤肉店聚會，輪著來。

隨著結婚生子，華的社交圈子“泡菜濃度”也增加了。2012年是中韓建交20周年，一次使館活動上，華認識了二十幾對像他們這樣的中韓夫妻，她牽頭建了一個微信群，群名“泡菜媳婦歡樂多”，初始成員20多人，十年間已經擴展到80人。

這個微信群里什么都聊，韓劇、育兒、日常生活。一到中秋和春節，群里就開始曬各種祭祀照片，韓國傳統家庭祭祀祖先，少不了一碟又一碟小菜，來自中國的妻子們負責不停地洗碗，自嘲是田螺姑娘。華說自己比較幸運，去韓國做祭祀的時候，家里還有小姑子可以幫忙，不過公公每次都叮囑華認真學，等以后他們老了，這些都得交給華。

2016年 首爾

2016年秋天，韓國總統樸槿惠的親信崔順實“干政”事件爆發，大崔積極地參與到了反對樸槿惠的行動中去。

從秋天到冬天，幾十萬韓國民眾在首爾光化門廣場靜坐抗議，大崔每個月飛回首爾，加入抗議的隊伍。在望京大崔也沒閑著，他建了一個聊天群，里面都是反對樸槿惠、支持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黨的在華韓國人，一開始為了湊人數，他把華也拉了進去。

大崔甚至試探過能不能在北京抗議。他打電話給派出所，問能不能在公共場所抵制樸槿惠。電話那頭問：你是誰？護照號碼報一下，大崔被制止了。

可是大崔沒有放棄，一位開韓國餐館的朋友慷慨地答應大崔，他們可以來自家餐廳拍抵制樸槿惠的照片。大崔就和十幾個朋友一塊拿了紙板，寫上“樸槿惠下臺”，以望京韓餐館為背景拍照上傳到互聯網，也有一些朋友擔心風險，并沒有參加。

這件事引起了韓國媒體的注意，韓國三大電視臺之一的KBS電視臺專門來采訪，大崔對著鏡頭說，發生崔順實門這樣的政治丑聞，讓他們這些身在海外的韓國人感到很丟臉，所以即便在國外進行抗議有點不方便，但他必須這么做，堅決讓樸槿惠下臺。

2017年5月，文在寅以高支持率當選韓國總統，大崔高興極了。這年底，文在寅總統來中國訪問，大崔作為在華韓國人里的支持者代表，被邀請去和總統吃飯。

華記得那天大崔特別興奮，一大早就開始選衣服、擦皮鞋，到了舉辦活動的索菲特大酒店后，一直在給華發圖片直播，說我進去了，我到哪兒了，演員秋瓷炫夫婦跟總統坐一桌。大崔還和文在寅自拍了一張，華感嘆：這總統也太平易近人了。

對在望京生活的韓國人來說，樸槿惠留下的爛攤子還有一個“薩德”。2017年初，韓國樂天集團決定為美國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提供用地，引發了中國民眾空前的厭韓情緒，對韓國政府、韓國財團甚至韓流明星，都自發地進行抵觸。

最嚴重的時候，韓國留學生在北京坐公交車，不敢說自己是韓國人，在北京工作的韓國人，覺得待在望京才能保障安全。生意也不好做了，之前韓國服裝在淘寶上賣得特別好，薩德之后就賣不出去，大崔的很多朋友在2017年就回了韓國。

大崔還是很積極地想解決這些困難，帶頭去跟使館呼吁，爭取一些保護在華韓國人的相應措施。華對此不置可否，她覺得誰會管呢？你們是自愿在中國生活的，她不能理解丈夫為什么有這么大的熱情。

2017年 青島

那是一個星期三的晚上11點，“泡菜媳婦歡樂多”群里有群友求助，想找韓國人錄15秒的自我介紹，用韓語說一下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身高體重多少就行。一部中國電影在找韓國群演，選角導演當天晚上急需交10個視頻應付差事。

熱心的華二話不說讓大崔錄了視頻，沒想到兩天后，劇組找來，約大崔去青島拍戲。

青島的韓國人那么多，怎么還要從北京找人？夫妻倆搜了導演名字，判斷這是個騙子劇組。然而打電話的副導演也是韓國人，苦苦哀求大崔，看著同胞的份兒上幫幫忙。

大崔硬著頭皮，高鐵去了青島，一到就套上了50斤重的戲服，從晚上8點翻來覆去拍到凌晨3點，第二天又高鐵回了北京。

大崔回到家，啪地扔給華一個信封，說這你是賣我的錢，你數數吧。信封里是兩千元片酬。

劇組告訴大崔，電影會在2018年春節上映，結果杳無音信。又過了一年，春節這部片子上映，叫《流浪地球》，大崔在其中飾演韓國救援隊員，眉頭緊皺地坐在卡車里討論世界末日，有足足6秒鐘正臉鏡頭。

大崔正在韓國祭祖，華跟媽媽在東北老家的電影院，舉起手機，錄到了大崔出鏡的6 秒鐘，由于出現得太快，華的母親根本沒反應過來。

《流浪地球》是2019 年中國票房第二的爆款電影。華發了條微博分享這個花絮，導演郭帆趕來留言：“兄弟辛苦了！”《環球時報》的視頻欄目也去專訪大崔，發出來的視頻標題是：《震驚！韓國歐巴首次試水中國電影，拿下46億票房》。

2018年 胡志明市

2009年，華曾去越南探望在此工作的大崔，當時華對越南的印象堪稱糟糕，在胡志明市，她遭遇人生中第一次被搶，騎著摩托車的小偷“唰”地掠過，順走了華的包，華覺得整個城市都臟兮兮的，在路上走還得小心踩到排泄物——她強調，一看就不是狗屎，是人的排泄物。旅行最后一天，華打算把外幣在機場花完，買點紀念品帶給同事，結果什么也沒瞧上，就算買了，送給同事她也覺得拿不出手。

2018年，大崔又得到一個去胡志明市工作的機會，華再次跟著去了，這一回她對胡志明市刮目相看，認為這里已經發展到2010年上海的程度，到處都在修路蓋樓，有服務質量在線的連鎖五星級酒店，而且出現了一個成形的韓國城，在韓國人集中的街區，街上招牌已經完全沒有越南商品的標識，全是韓文，超市里的服務員和顧客也全是韓國人。

這一次什么都很滿意，好像找到了第二個望京。但當地的韓國學校所有的班級都滿員了，無法接納大崔的兩個孩子插班，越來越多的韓國家庭涌入胡志明市，這里的韓國學校還來不及招更多教師。華覺得不如再等等，他們再一次離開越南，回到了望京。

2021 望京

2021年末，我在華的家里第一次“見到”大崔，透過視頻電話。那天大崔剛從首爾返回北京，正在酒店隔離。當天是大崔的生日，華打了一個視頻電話，讓孩子們給爸爸唱了韓語的生日快樂歌。

起初得知我們要采訪時，大崔立刻一本正經地回復妻子，自己很想聊聊政治經濟、中美關系、全球氣候變化這些事兒。華回他一個帶文字的表情包：“這不是月薪3000的人該考慮的事情。”意思是，都四十歲的人了，你安分一點。

漫長的新冠疫情讓更多的韓國人離開了北京，離開了望京。三年間，大崔頻繁地為相識將近十年的朋友餞行，這讓他有些空落落的。他提起剛送走的一個朋友，是同小區的鄰居，他覺得對方已經在中國待了這么久，回韓國會感到陌生。

緊接著他又送走一對韓國夫婦，離開的原因是丈夫被公司解雇，在中國沒什么業務可做了。失去工作之前，丈夫在中國已經待了十八年，妻子也跟過來，孩子在中國出生、上學，第二個孩子剛剛考上大學。

大崔自2013年在望京認識的韓國朋友，如今差不多走了有一半。還留下來的，主要是使館的工作人員、生意成功的商人。經商失敗的大都走了，公司職員早就沒剩幾個人在了。

隨著阿里、美團等互聯網公司進駐望京，越來越多互聯網大廠員工住進了華的小區，他們家對門就住著一個阿里員工。夏天有時候下班早，華帶著孩子在大望京公園遛彎兒，迎面能撞上好多帶著胸牌、一看就是IT從業者打扮的年輕人在那轉悠。

小區對面的底商，原先開著一家著名連鎖韓國超市，旁邊有韓式豬蹄點，各種烤肉、韓餐廳，這幾年幾乎全變成中國商店了，但大大小小的餐館，也總是無法長期開下去，三個月就關門，再換下一家。

留在望京的韓國人，也要面臨越來越多的不便。大崔的生意需要時常跑義烏和溫州，總是不知道在哪一天，突然遭遇疫情、隔離和健康碼彈窗。

回一趟韓國變得極其麻煩，之前韓國落地得隔離一周（今年3月開始，韓國取消了入境隔離），中國隔離三周，簽證材料要求也比疫情前手續更繁瑣，一趟往返，兩個月就沒了。疫情之前，往返于首爾和北京只需要坐兩小時飛機，這樣的國際航班一天十幾趟，但在2022年，每周只剩下一趟航班。

大崔的朋友、一位在北京韓國人會任職的韓國人告訴我，他們協會每周的例行活動增加了一項：給在酒店隔離的韓國人送去慰問品，一個手提紙袋里，裝著健康紅參飲料，韓國拉面，泡菜，口罩之類的物品。一周只有一趟航班落地，他們做這件事頗有余裕，換做以前可負擔不起。

2022年 韓國駐華使館

2022，又是一年韓國總統大選。大崔為了支持文在寅而熱血沸騰的2017年，和今天形成鮮明的對照。今年2月23日到28日，在北京，韓國使館安排了可以搭載50人的接駁巴士，每天上午、下午分別從五道口和望京社區接韓國人來使館，參與韓國總統選舉的旅外公民投票。

投票最后一天，我在亮馬橋的韓國使館周圍逛了很久，沒看到本應該出現的接駁巴士，來投票的韓國人也很少。最后在使館后門，我遇到一對年輕的韓國情侶，他們剛剛投完了票，女孩告訴我，四年前文在寅競選韓國總統的時候，她也是來這里投票的。

女孩在上海念大學，在北京工作，幾乎所有一塊來中國留學的朋友都回韓國了，她在這邊除了男友，沒什么別的韓國朋友。在北京，一開始她住大望路，后來覺得房租太貴，搬去了望京，這兩年望京也變得很貴，她又搬到了順義。

她不到三十歲，和老一輩在北京的韓國人不同，她不參加同鄉會，父母也遠在韓國，她覺得和男友兩個人的生活也并不孤獨，望京和北京其他地方沒有什么不同，在房租面前被一視同仁，“反正想吃什么韓國食物的話，都可以淘寶買。”

這個女孩打算一直在中國生活下去，雖然疫情已經讓她兩年沒法回韓國了，對于冬奧會上中韓網友的爭吵，她顯得很看得開：吵架的人并不是百分之百，一百個人里也許只有一兩個在吵架，那和我們大部分人有什么關系呢？

幾天后，3月10日，韓國大選公布結果，新總統尹錫悅上臺。華發了個朋友圈，說韓國換總統，大崔emo了。昨天還興高采烈要去跟朋友們一起喝酒等結果，這會兒在家里唉聲嘆氣，飯也不吃了，娃也不送了。

而在北京，像大崔這樣，對政治依舊抱有熱情的韓國人，已經不多。根據韓聯社的報道，10萬在京韓國人里，只有5315人申請了參加投票，整個中國，有2.9萬旅居的韓國人申請投票。在五年前的那次選舉，申請在華投票的韓國人有4.4萬——我不知道這個大跳水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韓國人大量離開了中國？抑或是在華韓國人的投票熱情進一步降低了。

望京的韓籍員工越來越少了，東南亞之后，韓國制造業又將印度當做跨國流動的下一站。留下來的韓國人，有些還對中國抱有很大興趣，采訪中我聽到的一種觀點是，印度的種姓制度、基建和交通狀況，讓不少韓企難以適應。相比之下，中國的高鐵可以直達三線城市，在中國大量二三線城市中，或許還有機會。

走，還是留，是望京韓國人又一次面對的選擇。大崔和華原本計劃，兩個孩子的中學在中國念，去首爾讀大學。眼下的環境正催他們重新做計劃，大崔的業務主要在韓國，往返中韓的成本實在太高，朋友們也都紛紛離開了。可是華不會韓語，一旦到了韓國，只能成為全職主婦，她還在猶豫。

感謝北京韓國人會傳媒中心主任柳亨錫對本文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