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西柏坡多少錢一盒（黨史學習教育）

黨在西柏坡時期，從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宣告正式成立至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遷往北平（北京），圍繞馬克思主義理論、黨的政策和紀律及城市建設管理等，在全黨全軍干部中開展了一次范圍廣泛、內容全面、意義深遠的學習，極大地促進我

黨在西柏坡時期，從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宣告正式成立至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遷往北平（北京），圍繞馬克思主義理論、黨的政策和紀律及城市建設管理等，在全黨全軍干部中開展了一次范圍廣泛、內容全面、意義深遠的學習，極大地促進我們黨的政治成熟，大規模地培養了各類建設人才，為建立新中國和全國執政做好政治、思想、組織準備。

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作報告

一

太行山東麓，滹沱河北岸，有一個小山村叫西柏坡。它是中共中央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新中國從這里走來。西柏坡時期，是黨奪取全國勝利的關鍵轉折期。而越是到重大歷史關頭，我們黨就越是重視和加強學習。

重大歷史轉折要求重視學習。西柏坡時期，中國革命已進入新的高潮：頒布第一部《中國土地法大綱》，掀起暴風驟雨般土地改革；指揮三大戰役，推翻蔣家王朝；召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制定新中國的建國方略。新高潮開啟了黨的中心任務由奪取政權向全國執政、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的歷史大轉折。黨要應對新形勢、完成新任務、實現新轉折，確保全體黨員干部朝著革命的正確方向前進，就必須要加強學習、轉變觀念、跟上形勢。

黨內思想態勢要求加強學習。當時一些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不扎實。毛澤東指出：“我黨的理論水平，必須承認還是低的，必須提高一步。”一些黨員干部的政策水平不高，在農村、城市、軍隊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出現右的和“左”的傾向。有些單位和部隊產生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以及地方主義、游擊主義現象。面對即將取得的全國勝利，黨內驕傲、以功臣自居、停頓不前、貪圖享樂等“四種情緒”不同程度存在。這迫切要求結合土改開展整黨，在全黨全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形勢政策和作風紀律教育。

提高執政能力要求抓緊學習。1949年春，全黨黨員已達300多萬，但“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是農民，工人、小手工業者、知識分子和其他成分的占百分之十到十五”，尤其是黨員文化知識水平很低，“區以下的干部能看懂《人民日報》的很少”。據統計，1949年初冀魯豫行政公署干部學校輪訓隊360名學員中，“文盲（識字不足100者）總數298人，占全隊人數的82%”，他們普遍抱有“革命一輩子就行”“會做群眾工作就行”“不學習也能做工作”等成見。隨著大中城市相繼解放，一些干部把農村工作套路照搬到城市，帶來城市建設管理的新問題。全國執政亟需大批干部人才。1948年召開的九月會議，要求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各項工作的干部。然而，三大戰役的勝利，使干部培養計劃跟不上形勢發展。毛澤東審時度勢，提出把210萬野戰軍變成接收和管理城市的工作隊，“看成一個巨大的干部學校”。快速發展的形勢，使黨員干部普遍產生“本領恐慌”。劉少奇感嘆道：“現在革命形勢發展太快，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現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你們學馬克思主義，學理論知識，這對中國革命、對人民、對黨都很必要。”快速做好全國執政準備，要求全黨全軍干部必須盡快學習提高管理和專業能力。

二

黨中央號召全黨廣泛開展學習。毛澤東指出：“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廣大黨員干部以時不我待、建設新中國的姿態積極投身學習。

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中國化新成果，是西柏坡時期黨的思想建設重要任務。在九月會議上，毛澤東強調：“我們在理論上要提高，還要普及。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要當作一個政治任務來注意這個問題”。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總結上，毛澤東對干部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必讀書目提出要求：“過去我們讀書沒有一定的范圍，翻譯了很多書，也都發了，現在積二十多年之經驗，深知要讀這十二本書，規定在三年之內看一遍到兩遍。”毛澤東在西柏坡時期撰寫的640多篇、數十萬字的文件、批示、講話、電文、書信等，作為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教材，通過黨的各級領導、會議以及新華社、報紙等途徑傳至廣大黨員干部。例如，黨員干部認真學習領會毛澤東關于“兩個務必”的重要論斷，警惕“糖衣炮彈”，對于全黨保持謙虛謹慎作風、經受執政考驗、抵制腐敗誘惑具有重要意義。黨中央還加大政治課程比重，把思想品質教育作為干部教育重點。例如，1948年12月頒布的《統一規定中等學校政治課課程標準的指示》。

學政策和紀律。西柏坡時期，黨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十大軍事原則，以及土改、整黨、工商業、統一戰線、新區工作等一系列政策和策略。黨中央反復強調在革命取得勝利前夕正確執行政策和策略的極端重要性，要求各級干部善于從不同地區、不同條件的實際情況出發，決定工作方針和執行政策，把政策交給廣大群眾，在每一次行動之前要向黨員和群眾講明政策。1948年11月，華北局規定各級干部必須學習時事與政策，以《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為基本教材。1949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把學習各項政策列為1949年的17項任務之一。1948年4月21日，毛澤東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封面上寫批語：“請同志們看此書的第二章，使同志們懂得必須消滅現在我們工作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該書第二章主要講述無產階級政黨為什么要有鐵的紀律、怎樣堅持鐵的紀律。1948年6月1日，中央宣傳部重印該章，并加寫3000多字前言發至全黨全軍。軍隊紀律教育始終走在前列。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親自修改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于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要求全軍“以此為準，深入教育，嚴格執行。”1948年9月，中央作出《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1948年9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1948年11月，中央軍委發出《關于整頓全軍紀律的訓令》。1948年12月，西北野戰軍政治部以“訓令”形式，頒布《入城紀律守則》17條。各大戰略區部隊認真學習毛澤東關于“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指示，認真學習貫徹各項紀律規定。

毛澤東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封面上的批語

學城市管理和經濟建設。面對大批新解放的城市亟需正確接管的情況，毛澤東提出：“軍隊不但是一個戰斗隊，而且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軍隊干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并提出“11個善于”的學習要求，強調“軍隊就是一個學校，二百一十萬野戰軍，等于幾千個大學和中學，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軍隊本身來解決”。在九月會議上，毛澤東要求“全黨動員學習管理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和做生意”。關于學習生產技術管理，毛澤東強調：“我們的同志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習生產的技術和管理生產的方法。”我們黨還注意團結教育一些有管理經驗和工業知識的舊公務人員、舊職員，甚至向資本家和國民黨的管理人員學習。黨中央提出：“關于管理企業和發展工業諸具體問題，我黨還不熟悉，必須提倡善于向有經驗的老成的工人、工程師、技師、工廠管理人員以至資本家學習。”1948年10月，黨中央指示：“國民黨經濟、財政、文化、教育機構中的工作人員，除去反動分子外，我們應當大批地利用。”

學文化知識。為了提高部分黨員、群眾的文化教育水平，消除文盲、半文盲，黨在各解放區舉辦多種形式的識字班、掃盲班、民校、夜校、冬校，市民教育主要通過創辦市民學校、民眾教育館、市民學習小組等。例如，1948年11月制定的《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明確指出：“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必須學習文化。這種學習，對于某些干部應帶有某種強制性。各區黨委及有能力的地委應辦相當于初小及高小程度的脫離生產來學習的干部文化補習學校，各地現有的中學師范內仍應繼續舉辦附設的文化補習班。所有黨政軍民較大的機關內，均應設立相當于短期中學的、高小的、初小的比較正規的業余文化補習學校……學習方法應以聽課與自習為主，并實行作文習字及定期考試。”

三

各級領導機關把學習當作重要任務，加強和改進黨內教育。毛澤東強調：“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鉆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廣大黨員干部發揚“擠”和“鉆”的精神，努力學習各方面知識。

開展干部學習運動。各解放區普遍開展學習運動，華北解放區開展得較早。1948年5月，冀南區黨委決定“以8個月時間開展一個干部的政策學習運動”，“學習土地改革、整黨與民主運動以及工商業政策等”。華北解放區各重要機關、部隊和工廠、學校，按照干部的政治和文化水平，把干部分成三組：甲組側重系統的理論學習，乙組以政策學習為主，丙組以提高文化為主。中央明確要求干部要保持經常讀報，學習政策要聯系工作實際，機關負責同志應經常對所屬人員作時事與政策的報告或傳達，文化低的同志則以聽報告為主。

創辦和擴大各類學校。為了加快干部培養和各類人才建設，黨中央在解放區興辦各類學校，強調教育的正規化、國民化。1948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創辦馬列學院的決定》，9月要求各解放區辦好縣級及縣級以上中級黨校，地、縣兩級黨校還普遍開辦短期訓練班訓練區、村干部。1948年8月，陳云代表黨中央在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提出：“要開辦職工學校和職工訓練班。有條件的地方，還要開辦工業大學或者工業專門學校。”1948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各大軍區開辦軍政學校，“培養軍區、軍分區及地方部隊所需要的軍事及政治工作干部”；創辦中等學校，“培養大批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才”；“開辦正規大學，以培養將來為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較高級的人才”；“創辦各種專門學校，培養各種專門人才”。據統計，1947年初至1949年3月間，各解放區新建干部學校和培訓班多達50余所，學習內容以專業技術知識為主，涉及行政、工學、農學、理學、醫學、文學、財經、教育等各個方面。此外，各解放區還大批開辦“抗大式的訓練班”，主要對土改中積極分子和農村知識分子進行短期政治訓練，再派往各種工作崗位。

嚴格學習制度。為了保證黨員干部學習效果，各解放區在繼承延安時期學習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健全學習制度。例如，華北局《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明確：“在各重要機關、部隊和工廠、學校，建立有能力的、負責任的學習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必須由機關首長親自負責，克服行政首長不負責，將領導學習的任務完全交給支部的做法。學委會的經常任務是指導學習，進行輔導考試，并設置專人管理學習的日常工作。”“要建立定期的嚴格的考試制度，每學完一段落，或學完一本書或一項課程后，即進行考試測驗，測驗結果予以公布。學習成績好壞，作為鑒定與提拔干部的重要標準之一，在調動干部時應將干部學習程度正式填入鑒定表。學習時間，保證平均每周十二小時為原則。”各地在沿用以往脫產、在職、辦訓練班等學習模式的基礎上，創造在職自學、業余學校、半脫產補習學校、短訓班及“以會代訓”等形式。各地采取靈活實用的教學方法，特別是對有較高程度的干部教育打破傳統注入式的教學方法，提倡個人自覺、開展集體討論、交流學習經驗，注重實際考察、實習訓練。

四

這次全黨學習，有效克服了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傾向性問題，普遍提高了廣大黨員干部的理論水平、政策觀念、紀律意識，初步提高了黨員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專業技能，為建立新中國培養和準備了大批干部人才，黨的團結和統一達到了延安整風運動以來的新高度，有力促進了黨的政治成熟、解放戰爭勝利和全國執政能力提高。

在1949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對全黨干部學習情況作了全面總結：“全黨大多數干部，在過去幾年，特別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統地學會了在農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軍事工作中的各項具體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統地糾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許多同志在過去長時期內沒有學會的東西，一個年頭內都學會了。這樣，就使黨的總路線在全黨內能夠貫徹執行。這是一個最偉大和最根本的勝利。這是我黨政治成熟程度的極大的增長。這樣一件事就指明：我黨在不要很久的時期內是能夠有把握地取得全國政權的。”這段重要論述，從“最偉大和最根本的勝利”“黨政治成熟程度的極大的增長”“有把握取得全國政權”的政治高度和現實意義上，充分肯定了黨在西柏坡時期的學習成效。

五

黨在西柏坡時期短暫而全面的學習，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成功的。這次學習，在中國共產黨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百年歷程中獨具特色而影響深遠。

西柏坡時期在黨的歷史上是一段特殊時期。黨領導人民經過20多年艱苦卓絕的奮斗，已經走到了全國執政的前夕：解放戰爭摧枯拉朽、凱歌行進，黨的隊伍空前壯大、黨內思想十分活躍，建立新中國百廢待興、熱情高漲。在這個重大歷史轉折關頭，黨中央號召廣大黨員干部加強學習、解決問題、蓄勢待發，努力做好全國執政的思想、理論和人才準備，就成為當時一項重要而緊迫的革命任務。黨在西柏坡時期，開啟了擘畫新中國藍圖、準備全國執政的新長征之路。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強調：“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并告誡全黨繼續保持“兩個務必”。1949年3月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把黨即將面臨的全國執政考驗稱為“進京趕考”，風趣地對周恩來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兩個務必”和“趕考對話”，作為西柏坡精神的獨特標識，對當時乃至今天的廣大黨員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行為上保持警醒，加強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建設，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正是在這段重要歷史時期，黨為了迎接全國執政“大考”，在西柏坡號召全體黨員抓緊學習、全力“備考”，不僅保證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而且為黨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基礎。

黨在西柏坡時期的學習，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引領，以提高黨員干部思想認識、政策紀律水平為出發點，以服務于領導解放戰爭勝利、提高全國執政能力為根本目標，學習任務明確，學習內容豐富，學習規模空前，地域覆蓋了大半個中國，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提高黨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學習的重要目標。黨在西柏坡時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政策、紀律，經受革命斗爭鍛煉，多渠道、多層級地促進了自身的政治成熟。毛澤東在九月會議上指出：“經過過去三年、特別是最近一年的偉大的激烈的革命斗爭，和對于自己錯誤的認真的糾正，全黨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進一步了。”尤其是1949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充分肯定了全黨大多數干部系統地學習各項政策和策略，促進了我黨政治成熟。

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學習的首要任務。毛澤東要求把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作“政治任務”看待，強調：“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1949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一九四九年的干部教育計劃，即在干部訓練學校中及在在職干部中進行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及中國革命各項具體政策的計劃，必須適合目前革命形勢和革命任務的需要。”針對當時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整體偏低的情況，黨號召全黨全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中國化新成果學習，納入干部學習計劃，指定必讀教材。

解決實際問題、提高能力素質是學習的根本動力。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學風的顯著特點。黨在西柏坡時期，針對一些黨員干部的理論水平低、政策執行偏差、紀律渙散，城市管理和建設弱，各行業人才短缺，以及革命勝利后驕傲自滿、貪圖享樂等情況和問題，在全黨全軍廣泛開展了一場適合當時革命形勢和革命任務需要的學習活動。整個學習活動的開展，緊密聯系實際，著眼實現當時的革命勝利和未來的執政需要，廣泛激發黨員干部學習動力。

來源：學習時報、黨史學習教育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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