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安局破獲諜報網牽出知名學者2005年4月，北京國家安全局。這一天，安全局的工作人員發現了一個不尋常的重大線索：一個名叫程翔的香港記者可能和臺灣間諜機關有著不同尋常的聯系。這個程翔不僅為香港多家媒體工作，而且還是新加坡《海峽時報》駐大陸

一、國安局破獲諜報網牽出知名學者

2005年4月，北京國家安全局。

這一天，安全局的工作人員發現了一個不尋常的重大線索：一個名叫程翔的香港記者可能和臺灣間諜機關有著不同尋常的聯系。

這個程翔不僅為香港多家媒體工作，而且還是新加坡《海峽時報》駐大陸的首席特派員，近幾年確實在新聞界搞出了一些名堂。

但是這種背景復雜的人影響越大，危害就越大！國安人員當即行動，于4月22日將程翔控制。

很快程翔就交代了自己被臺灣情報機構收買，向對方傳遞國家重要機密信息的事實。

原來他在2000年初擔任《海峽時報》駐臺灣記者期間參加了當地某“基金會”組織的“時事討論會”，并認識了該基金會工作人員薛某、戴某。

在明知該“基金會”為臺灣諜報組織，薛某、戴某即臺方間諜的情況下，程翔接受了對方交給自己的搜集大陸情報的任務，以傳真、電郵等形式將他人從北京等地向其提供的、涉及國家秘密及情報的有關材料提供給對方。

那么問題來了，程翔雖然是個記者，但以其現有的權限是接觸不到這么多重要的情報的，他的“上線”到底是誰呢？

程翔

進一步調查顯示，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陸建華，曾經通過程翔向境外媒體提供過多篇涉及國家機密的論文。

這讓偵查人員的心再一次揪了起來：看來，程翔背后的情報網絡遠比自己想象的復雜。

陸建華，上海人，1960年生，從小學習成績出色，聰明過人。在恢復高考第二年的1978年他考進了中國頂級名校的復旦大學就讀于中文專業，這一年他才只有18歲。

即使是在人才輩出的復旦大學，陸建華也是優秀者中的佼佼者，1982年順利畢業之后，他又前往天津的南開大學攻讀社會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

1980年初的中國，就算大學生也是萬里挑一，研究生更是鳳毛麟角，還在南開大學讀研期間，陸建華就參與許多本國和外國的社會課題研究，有中國和許多亞洲國家的國情較為深入的了解。

在網絡上，我們如今還能找到一篇陸建華就讀南開大學社會學系時，在《當代青年研究》雜志上發表的《印度反叛青年們的社會地位》。

該文發表于1987年，分析鞭辟入里，思想簡潔清晰，足可見作者文字功底了得，學術積累較為深厚。

正所謂金子在哪里都會發光，陸建華的才情使他很受南大老師們的賞識，并在1987年獲得碩士學位后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繼續深造。

中國社會科學院是中央直接領導、直屬于國務院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學術機構和綜合研究中心，可稱得上是官方的權威智庫。

當時，社科院的院長是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近代史專家、曾任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繩。

因此，能夠進到社科院讀博的可謂是人才中的人才，精英中的精英，牛得一塌糊涂。1990年，陸建華獲得了第一屆世界青年社會學家論文競賽最高獎，這無疑是為他的社科院生涯又鍍了一層金。

五年之后，陸建華順利拿到了博士學位，并出版了一本專著《來自青年的報告——當代中國青年價值觀及其趨向的演變》。

在32歲風華正茂之際成為中科院博士，可以說陸建華人生的前途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此時擺在陸建華面前的光明大道有兩條：要么成為潛心學術，成為學界的頂流大咖，要么步入仕途，最終可能成為政府的高級干部。

春風得意的陸建華的選擇是：兩條路都不錯過。

在學術層面，他參加了社科院的重點課題“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的研究，這個課題一看就了不得，是給黨和政府商定國家的大政方針服務的。

由于在研究方向上貢獻突出，陸博士在1996年被選為“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并多次應邀出國訪問，參加學術交流。

人生最難保持的東西之一就是定力，在看過國外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之后，陸建華的思想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一方面，他更加積極地在公眾場合拋頭露面，例如加盟中央電視臺“東方時空”欄目擔任嘉賓主持人、成為“央視論壇”特約評論員、北京電視臺“讀書”節目主持人等，可謂是賺足了公眾的眼球。

由于陸建華風度翩翩，思想敏銳，語言風格深入淺出，詼諧幽默，對各種社會現象都有獨到的理解，很快吸粉無數，成了在社會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公眾人物。

在那個年代，對他這樣類型的人有一個特定的稱謂“公知”，當然了，當年“公知”還沒有變成一個徹底的貶義詞。

另一方面，陸建華積極參政，并于1997-1998年掛職擔任重慶市渝北區副區長。

他掛職的那一年重慶剛好成為直轄市，大大小小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可是渝北區還是一個相對落后的地方，當時的渝北區放眼望去全是一望無際的農田，因此被人戲稱為“江老幺”。

為了給渝北區做些實事，陸建華想方設法地給區里拉投資，通過自己認識的人脈渠道，他很快碰到了在日本外務省有關系的朋友，并給當時還叫開縣的開州區拉到了一筆經濟援助。

二、名利薰心加速蛻變

直到這個時候為止，陸建華的人生軌跡并沒有出現大的偏差，此時已經成為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他，除了喜歡炒作自己之外，工作勤奮，學養出色，很受上級和同事的認可。

他所研究的方向涵蓋青年問題、社會問題、社會發展和公共政策，當時已經著手開始寫作《中國社會問題報告》，并參與社科院藍皮書《2001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的撰寫。

小編我專門搜索了這本藍皮書的信息，僅從目錄看，該書涉及21世紀初中國社會的階層問題、改革問題、治安問題、反腐問題、人口和生育問題等，算得上是當時中國社會的“小百科全書”。

由于參與這些重量級書籍的寫作，陸建華獲得了大量一手數據和可稱為國家秘密的關鍵信息。

與此同時，陸建華的“抬頭”也越來越多：除了原來的職務，他還擔任了“中國發展戰略與政策研究所”的執行所長，頻繁參與各種高級別會議，儼然就是個半官半學的“學官”。

壞就壞在陸建華手上的稀缺資源和他高調的個性，令他成了境外諜報組織極力拉攏、腐化的對象。

在社科院工作雖然身份光鮮，但畢竟拿的是死工資，出去參加節目搞活動，一部分收入還得上交，這讓陸建華漸漸心生不滿。

自從渝北區經濟援助一事之后，陸建華的身份引起了日本方面的重視，很快他收到了日本外務省關于參加學術交流的邀請。

結果陸博士下了飛機，對著日方接待的學術人員就是一頓顯擺。日本一看，好家伙，大魚啊！

他們相信，只要搞定了陸建華，就能獲得許多關于中國政府關鍵政策走向的重要信息，起碼也能夠知道許多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

當然日本外務省的這次邀請目的本來就不單純，他們本來也想在中國的學術界巴結一個年輕一代的優秀學者作為其代言人，但這一次日本的情報部門竟也順藤摸瓜地找了上來。

他們對陸建華表示，如果能夠開展他們所期望的“合作”，要錢，要女人有的是！要其他資源也有的是！

陸建華心動了：他本來就不是什么清心寡欲的人，名利在他這個年紀確實是自己拼命鉆營希望得到的東西。

但是，他畢竟是讀研、讀博一路過關斬將走過來的高智商人才，社會上復雜的人和事情見識了太多太多，明目張膽地出賣國家機密，這樣的傻事是不會干的。

事實證明陸建華的頭腦確實不錯，但很可惜用錯了地方，他既不想放棄外國勢力提供的榮華富貴，又不敢公然做出賣祖國的事情，于是自作聰明地決定走一條中間路線。

所謂的中間路線，實質也很簡單：“包裝”。

那就是把機密信息包裝在論文里面，再把論文以投稿的名義交給境外的媒體發表。至于論文通過誰傳遞，有誰會看到，是不是會被人復制，從論文發出的那一刻開始就失去控制了。

反正就算被發現了陸建華也可以信誓旦旦地說：不是我的問題，我是單純的學術行為，我不知道。反正當年把論文發表到國外期刊上的國內學者多了去了，又不是只有我一個。

確實有人很聰明，但只不過是害人害己的小聰明。

陸建華和境外情報機構選中的這個傳遞論文的“中間人”，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程翔。

通過程翔，陸建華先后向境外的情報機構“發表”了18篇論文，經國安人員偵查發現，其中絕大部分都包含國家禁止對外泄露的秘密信息。

當然，國外的情報部門也沒有“虧待”他，隨著各種機密信息如流水一般傳出境外，陸建華的銀行賬戶上美金、歐元、英鎊、日元自然是嘩嘩而來。

利欲熏心的陸建華看到自己的情報“生意”是越做越紅火，頭腦不錯的他很快想到：既然我的情報美國需要、日本需要，那么其他國家是不是也需要呢？

于是，他開始將同一份情報向多國情報部門“兜售”，最夸張的時候，同時賣給了美國、日本、韓國、臺灣等5個情報部門。

把情報當成“商品”，千方百計地試圖發揮其最大價值的，自古以來可能也只有陸建華一人敢這么干了。

有了錢的陸建華迫不及待地開始大肆揮霍起來，全身上下都是名牌名牌，其衣服鞋子的價錢貴得離譜，他甚至公開放話說：“我穿的襯衫價格沒有低于一萬元的。”

2000年代初期1萬元是什么概念呢？就按陸建華出事的2005年算，當年北京市的人均月工資是2734元，相當于他買一件襯衫就要花掉人家3個半月的工資。

只要是外出開會，他要住最好的酒店，要坐專車，喝酒抽煙吃飯都要最高檔的。

事出反常必有妖，陸建華這樣高調的作派和突如其來的奢華消費，不能不引起國安部門的懷疑。

2005年4月底，陸建華被國家安全部門依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被捕后，他曾經抵賴說“文件是程翔到我家里來時偷拍的”，但當檢察人員將他和程翔往來的信函郵件擺在他面前時，這個自恃聰明的家伙目瞪口呆、無話可說。

2006年12月18日，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涉嫌泄露國家機密”罪判處陸建華有期徒刑二十年，次年3月，北京高院二審判決維持原判。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有關條款，違反保守國家秘密法的規定，故意或者過失泄露國家秘密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或者過失泄露軍事秘密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顯然陸建華的情況屬于數罪并罰。

三、問題與教訓

陸建華落網了，并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這個案件卻反映出一些十分現實的問題：

首先是對發表在境外論文的審查和控制問題。寫一篇論文，這的的確確是學者自己的事情，而且在論文發表之前，文章的所有內容都保存在學者自己的電腦上，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寫了什么。

等文件寫完，只需點一下鼠標就立刻發到萬里之外的他國某處，打開文件，看到文件的人都無從知曉。

前兩年，國內某上市公司科研團隊和國外機構聯合開展中國人基因研究的論文也屬于這種情況，等到論文都在國外大期刊上發表了國內才發現，里面的信息太敏感了！

如果學者自己都沒意識到可能涉及泄密怎么辦呢？作者不主動說他人就無法審查，那如何才能確保機密情報不通過這種隱秘的途徑流傳出去呢？

其次，就是境外諜報機構披著“友好交往”的外衣刺探國家重要情報的問題。

有一些帶著特殊任務的境外機構，其背景復雜、動機不純，卻搭上外務部門的線，以舉辦“友好交往”活動為名，伺機刺探國家機密、拉攏掌握國家機密的相關人員。

除了牟取情報，另一個目的就是尋找一撥能夠在政策制定層面發揮影響力的“代言人”。而各色各樣的跨國學術交流會就是一個典型的供其發揮“作用”的場合。

由于外交場合下雙方交流的內容很難控制，而且對方在現場即使只是取得聯系方式，后續采取進一步行動的余地依然很大，可謂防不勝防。

像這樣的手段，被查獲的不止陸建華一例，至于沒有查獲的無法核實，在新冠疫情發生前這種情況更多。

不過，只要參加外事活動的我方人員內心忠誠于祖國、明白什么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外國情報機構的代理人們就算花樣再多也無計可施。

對于詭計多端的境外情報部門人員和各種各樣的間諜手段，我們只能擦亮眼睛，以免落入他們的陷阱而追悔莫及。

守護國家安全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