毌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毌丘儉可謂不愧也。

毌丘儉是三國時代的重要人物，他與文欽共同策動了正元二年（255）的第二次淮南叛亂。

“淮南三叛”是曹魏的地方督軍在東南一線陸續發動的、針對司馬氏的軍事行動。所謂“叛亂”之名是西晉代魏之后強加的，如果從曹魏的角度而論，它顯然是撥亂反正的義舉。

不過雖然三次叛亂的首腦均打著討伐司馬氏的旗號，他們之間的聯系卻并不高。

發動首叛（251）的王凌，擁立楚王曹彪，包藏禍心，試圖成為司馬懿第二；至于發動三叛（257）的諸葛誕，乃是鎮壓文欽、毌丘儉的急先鋒，只是由于被司馬昭奪權才被迫起事，實屬司馬集團的內訌行為。

三次叛亂中，唯有正元二年（255）毌丘儉與文欽發動的軍事行動純粹出于匡扶魏室之目的。因此二人在后世獲得的歷史評價，也相對最為正面。

關于此役的始末因由與戰爭過程，史書所載甚明，本文便不再重點論述。本文主要談一談毌丘儉在戰爭前夜的動員檄文。

毌丘儉起兵之前，曾撰寫了一篇千余字的討賊檄文，其中包含了豐富的信息，許多內容可以與《三國志》的記載相互印證，同時又反映出魏廷高層的內在矛盾，具備極高的分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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毌丘儉起兵的歷史背景

毌丘儉與文欽起兵（255）的直接原因，是正元元年（254）權臣司馬師誅殺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光祿大夫張緝，又廢黜魏帝曹芳，不臣之跡昭然若揭。

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指司馬師），以太常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魏書 齊王紀》

其中夏侯玄是故大將軍曹爽的表弟，李豐是魏明帝的親家，張緝是曹芳的岳父，三人均屬于鐵桿帝黨。

夏侯玄等人被殺的余震尚未平息，曹芳被廢又再掀波瀾。

曹操在世時曾說過“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漢獻帝曾多次試圖反抗曹操，曹操卻始終矯情忍性，沒有對劉協動手。

太祖拒（王）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王沈《魏書》

但司馬師顯然不具備曹操的能力與威望，因此在聽聞張緝、李豐試圖利用夏侯玄取代自己的計劃后，立刻便發動政變，將魏室黨羽一網打盡，連魏帝也被一并廢黜。

毌丘儉年輕時曾在曹叡的潛邸中效力，在曹叡登基后（226）又頗受重用，因此他對司馬師廢黜明帝嗣子的行徑，自然是難以容忍。

（毌丘）儉襲父（指毌丘興）爵，為平原侯（指曹叡）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魏書 毌丘儉傳》

與毌丘儉共同起兵的文欽，是譙沛子弟，祖孫三代在魏為將，深受曹爽寵異。早在曹爽被殺時（249），文欽便對司馬氏心存怨恨，遂借曹芳被廢的契機（254）與毌丘儉一并起兵，替故主復仇。

曹爽以（文）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王沈《魏書》

當然，毌丘儉等人起兵還存在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司馬懿已死，司馬師掌權未久，并不具備乃父的政治威望。

司馬師的資望很淺，他在明帝時期曾因卷入“浮華案”而遭廢黜，不見敘用，直到明帝死后（239）始為散騎常侍。

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時，司馬景王亦預焉。--《魏氏春秋》

魏景初中（特指曹叡死后、曹芳未改元的景初三年），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晉書 景帝紀》

司馬懿死后（251），吳將諸葛恪曾譏笑年過四旬的司馬師“幼弱”，反映的便是這一歷史背景。

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指司馬師）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吳書 諸葛恪傳》

一言蔽之，司馬家族的權力更迭，是毌丘儉起兵的歷史背景；魏帝曹芳被廢，則是毌丘儉起兵的直接原因。

毌丘儉對待司馬家族成員的相異態度

毌丘儉在討賊檄文中，將司馬家族分為兩類。一類是司馬師，為惡逆之臣；另一類包括了司馬懿、司馬孚、司馬望、司馬昭，為大魏忠臣。

實際這番劃分標準，令人十分疑惑，因為聲討司馬師的行為，勢必會得罪司馬家族的其他成員。何況司馬孚、司馬望、司馬昭等人也根本談不上魏室忠臣，司馬昭甚至比其兄更加陰險。

從措辭來看，這篇檄文應該是出自毌丘儉本人之筆。他曾出任過曹叡府的文學官，本人又留下了大量辭賦，至今仍有傳世。從歷史背景推斷，毌丘儉的離間行為，大約是想分化司馬氏的內部集團，不過收效甚微。

在檄文中，司馬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司馬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司馬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司馬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皆是大魏的至忠之臣；唯有司馬師一人“專權用勢，賞罰自由”，罪在不赦。

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托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而（司馬）師以盛年在職，無疾托病，坐擁強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罪狀司馬師表》

毌丘儉甚至貼心地為上述諸人擬定了未來職務。在他筆下，太尉司馬孚可為（太）保、（太）傅；護軍司馬望可為中領軍；司馬昭可以“輔導圣躬”，唯有司馬師必須歸政。

弟（司馬）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為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圣躬。太尉（司馬）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司馬）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為中領軍。--《罪狀司馬師表》

（司馬）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司馬）師以侯就第。--《罪狀司馬師表》

毌丘儉這番建議無疑包藏禍心。因為保、傅之職屬于上公的榮銜，并無實際權力，相比于司馬孚的太尉，顯然是明升暗降。

高平陵之變以后，中領軍（禁軍主官）一職一度不見記載。請廢曹芳的奏疏中，禁軍主官由中護軍司馬望領銜，中領軍（疑為許允）缺失，（見《齊王紀》引王沈《魏書》）。

魏朝后期，中軍制度發生變化，中護軍開始“總統內外”，因此司馬望由護軍轉領軍，也屬于明升暗降。事實上中領軍一職，在西晉初年便被并省。

文帝即魏王位，魏始置領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晉武帝初省。--《宋書 百官志》

至于司馬昭，從握有實權的征西將軍改為皇帝身邊的顧問應對之臣，亦出于相同考慮。

檄文列舉的司馬氏諸人，也頗有巧思。司馬懿是司馬師之父；司馬孚是司馬懿之弟，司馬望是司馬孚之子、也是司馬朗之養子，司馬朗又是司馬懿之兄；至于司馬昭，則是司馬師的胞弟。此四人代表著司馬家族的近支親屬，是毌丘儉試圖分化拉攏的對象。

可惜毌丘儉的離間意圖過于明顯，因此這篇檄文也并未起到太大作用，司馬家族在對外問題上依舊維持了高度團結。

毌丘儉對待兩任魏帝的恭順態度

與淮南首叛時（251）王凌擁立楚王曹彪不同，毌丘儉起兵時（255）并未擁立宗室，而是全力聲援魏帝。這是毌丘儉與王凌最大的不同，也是毌丘儉忠于魏室的明證。

檄文開篇，毌丘儉提到了廢帝曹芳。在毌丘儉筆下，“齊王聰明，無有穢德”，因此司馬懿“乃心勤盡，忠以輔上”。

（司馬懿）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罪狀司馬師表》

實際司馬懿誅殺曹爽，架空曹芳，實乃惡逆之臣，根本談不上“忠以輔上”，此處毌丘儉褒贊司馬懿，無非是想借此揶揄司馬師。

曹芳在檄文中曾多次以正面形象出現。比如毌丘儉在論述司馬師的諸多罪名時，便提到“懿每嘆說齊王自堪人主”。雖然其根本目的是借司馬懿的言論來貶低司馬師，不過依然能看出毌丘儉對曹芳的尊重。

懿每嘆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罪狀司馬師表》

與此同時，毌丘儉也并非一力稱贊曹芳，他對新君曹髦也表現出了很大熱情，持恭順擁護態度。

在檄文中，曹髦“聰明神武，事經圣心，欲崇省約”，一副有道明君的光輝形象。

陛下（指曹髦）踐阼，聰明神武，事經圣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罪狀司馬師表》

不過曹髦的個人素質雖然優于曹芳，但當時（255）曹髦繼位僅僅一年，也很難看出賢愚優劣。這里的褒贊之語，恐怕更多來自毌丘儉的個人情感。

從出身來看，曹芳是曹彰之孫、曹楷之子（見《魏氏春秋》），曹髦是曹丕之孫、曹霖之子；二人均是曹叡之侄，也是宗法層面上曹叡的嗣子。

丁丑，（郭太后）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魏書 齊王紀》

毌丘儉既然受過曹叡厚恩，那自然會擁護曹叡的后裔。這就和文欽受過曹爽厚恩，因此欲為曹爽報仇是相似道理。

檄文對張緝、李豐、許允等人的記載印證

張緝、李豐、許允等人都是在正元元年（254）死于司馬師之手的魏室忠臣，不過鑒于事涉敏感，他們的下落在《魏志》中語焉不詳。

裴松之為《三國志》做注時，曾引王沈《魏書》、《魏氏春秋》、《魏略》等材料加以補充，而上述諸人的下落，在毌丘儉的檄文中又被提及，可與諸多材料互文見義。

（1）李豐

李豐是魏明帝的親家，明帝之女齊長公主嫁李豐之子李韜（李豐家族夷滅后，齊長公主改嫁任愷，見《晉書》）。

按《魏氏春秋》記載，李豐被司馬師召入府中，令勇士以刀環筑殺，即用刀柄末端的金屬圓環將對方錘擊致死。

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奸，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筑腰，殺之。--《魏氏春秋》

按毌丘儉的檄文描述，李豐的下場是“其夕拉殺，載尸埋棺”。拉殺即暗殺的一種，一說為令勇力者徒手摧折對方軀干。春秋時齊襄公遣刺客殺害魯桓公，便是如此。

（司馬）師知而請（李）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罪狀司馬師表》

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史記 齊太公世家》

雖然檄文與《魏氏春秋》的記載略有出入，不過足見李豐死狀極慘，乃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2）張緝

張緝的下場，按《夏侯玄傳》的記載是“夷三族”。按毌丘儉的檄文描述，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

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指曹芳之張皇后），逼恐至尊，強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罪狀司馬師表》

按檄文措辭（并及母后）來看，張皇后被廢之后應該也一并遇害。

（3）許允

許允與李豐、夏侯玄親善，不過與司馬家族亦頗多往來。按《魏略》記載，李豐等人倒臺時，許允一度打算“往見司馬師”，應該是想改換門庭，不過最終還是遭遇毒手。

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李）豐、（夏侯）玄親善。--《魏書 夏侯玄傳》

（許）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指司馬師），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褲），豐等已收訖。--《魏略》

《魏略》沒有具體描述許允的遇害過程，只說是“減死徙邊，其年冬死”，看上去似乎是在流放之后死于徙所。

《魏氏春秋》則稱許允遭到司馬師刺客的追斬。按毌丘儉的檄文描述，許允亦死于司馬師之手。

（李）豐既誅，即出（許）允為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追殺之。--《魏氏春秋》

檄文記載，許允“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實際是根本沒到徙所，便被活活餓死。用專有名詞形容，便是瘐斃。

近者，領軍許允當為鎮北，以廚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罪狀司馬師表》

許允的流放目的地是樂浪郡，在今朝鮮境內。按夏侯玄等人被殺于正元元年（254）年初，許允死于同年年底推測，他應該是在路上受盡了折磨，之后遭到殘酷處死。側面反映出司馬師的殘暴性格。

（許允）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魏書 夏侯玄傳》

（許）允以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略》

《魏氏春秋》記載，許允被流放后，司馬師派鐘會探查許允子嗣，若其子具備才能，便一并收押處死。所幸的是許允之子許奇、許猛“才具不多”，因此僥幸免于大禍。

景王（司馬師）遣鐘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指許允），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鐘）會語，便自無憂?！?-《魏略》

小結

在司馬師口中，毌丘儉屬于蘇秦、張儀一類的縱橫之士，仗著文采與軍功“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實乃魏室之罪人。

（毌丘）儉、（文）欽欲蹈縱橫之跡，習儀秦之說……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也。--《晉書 景帝紀》

不過在后世學者看來，毌丘儉實乃魏室之忠良。

東晉學者習鑿齒、南宋學者王應麟、明末清初學者毛宗崗、清代學者姜宸英、盧弼等人均對毌丘儉大加贊賞，認為他“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

魏之忠臣，惟毌丘仲恭一人而已。--姜宸英

有毌丘儉之討司馬師于前，又有諸葛誕之討司馬昭于后，兩人皆魏之忠臣也。--毛宗崗

由于《三國志》成書于西晉，因此書寫立場上自然要顧及司馬家族的顏面。所謂的“淮南三叛”，是站在司馬氏的立場而言；若以曹魏視角而論，這些起兵將領皆屬魏室之義兵，比如盧弼便把毌丘儉、文欽等人形容為“勤王諸將”。

當時勤王諸將，惟文欽父子，粗猛武夫，反復無常，彥云（指王凌）、仲恭（指毌丘儉）皆為儒將，懋著功勛，事之成否，豈可概論？--盧弼《三國志集解》

因此在毌丘儉撰寫的檄文中，便可以看到諸多心向魏室的痕跡。包括且不限于利用離間之計分化司馬氏集團、揭露司馬師屠戮忠良的暴行、追述家族先輩跟隨曹操創業的功勛之跡等等。

毌丘儉既不像王凌那樣謀立宗室、包藏野心；也不像諸葛誕那樣據守淮南、擁兵自重；他屬于比較純粹的士大夫，一心匡扶魏室，報效明帝的知遇之恩，因此在起兵之初便主動出擊，試圖挺進中原，與司馬氏決戰。

歃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城，（毌丘）儉、（文）欽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魏書 毌丘儉傳》

雖然毌丘儉因為兵弱敵強，最終慘遭鎮壓，身死草莽，但烈烈忠心天地可鑒。結尾借用習鑿齒的評語，便是“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我是胖咪，頭條號歷史原創作者。漫談歷史趣聞，專注三國史。從史海沉鉤中的蛛絲馬跡、吉光片羽，來剖析展開背后隱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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