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不管你對垃圾分類是什么看法，前有19年率先出發的上海，現有北京，中央政策既定的全國46城都將加速步入生活垃圾“強制”分類時代。上海志愿者阿姨一句廣為流傳的“儂是什么垃圾”是否將成為未來各大城市居民的共同遭遇？個人垃圾分類行為，在社會

編者按：

不管你對垃圾分類是什么看法，前有19年率先出發的上海，現有北京，中央政策既定的全國46城都將加速步入生活垃圾“強制”分類時代。上海志愿者阿姨一句廣為流傳的“儂是什么垃圾”是否將成為未來各大城市居民的共同遭遇？個人垃圾分類行為，在社會輿論熱潮退去后又是否還會持續？

過去十年，“垃圾圍城”的嚴峻現實和應運而生的垃圾分類政策，催促一批又一批玩家入場，探索著互聯網+垃圾分類的可持續路徑。《社會創新系列》第12篇的主人公汪劍超便是其中的一位。在許多玩家已黯然退場的現狀下，進入垃圾分類行業八年的他已“放棄討好用戶”，卻仍想要“站著把錢賺了”。他是如何想，又是如何實踐的？

中國的垃圾分類史，比我們大多數人以為的要長。

即使不從1957年北京日報那篇頭版文章《垃圾要分類收集》和少數試點算起，當代中國嚴格意義上的垃圾分類實踐也至少開始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從城市拾荒大軍“收廢品”的吆喝聲，到這個春天解封的北京、武漢和更多城市，都將先后迎來生活垃圾“強制”分類這一“大事”，正視垃圾問題 ，為垃圾尋找“出路”的嘗試，已經邁進它的第五個十年。

可即使如此，垃圾問題仍然是問題，中國城市仍在以驚人的速度制造和堆積垃圾，過去幾十年，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嘗試而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不了了之。

問題出在哪里？面對垃圾，我們究竟有沒有除蹬著三輪車的收廢品大爺、與看守垃圾桶的居委會阿姨之外的“現代”解決方案？

“當下的垃圾分類行業，正在放水排水一起開。”2019年10月底，“奧北環保”創始人汪劍超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其時上海一度轟轟烈烈的垃圾分類話題已逐漸淡出了輿論視野，垃圾分類，再一次有如命運輪回一般，進入了它的關注低谷時段。

“一方面，是各地政府力推垃圾分類，投入了大量經費和人力物力....另一方面，卻是因為解決方案不科學，這些投入無法沉淀下來，白白流走了。”回顧垃圾分類各地經驗，汪劍超這樣總結，“當真是圍城，城里的想出出不來，城外的想進進不去。”

圍城

家長將積攢的紙板、礦泉水瓶等“破爛”賣給拾荒者，后者持一把飽經風霜的秤桿稱重后，再從口袋抽出一沓毛票返錢，這樣的場景，已經成為中國城市整整一代人不可磨滅的家庭記憶。

這些拾荒者也成為中國垃圾行業最初的從業者，盡管在當時他們并無這樣的職業自覺：那些被扔掉的東西里，有一部分仍能賣出價錢，雖然其間利潤微薄，但他們的生活成本也同樣微薄，不少人靠著收“廢品”在城市站住腳跟。

吉林長春，一名靠撿廢品為生的老人 / IC photo

在行業發展的最初二十年，這種樸素的盈利邏輯一直主導著中國垃圾行業。

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一模式并未逐步走向成熟，而是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一方面，隨著城市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城市生活垃圾正變得越來越“肥”也越來越多；另一方面，這些原有的城市邊緣人口正在越來越多地被新興行業吸納，要找到往日拾荒所需要的堆放場地，在近年快速發展的城市中也越來越難。

2010年，一位名叫王久良的攝影師將北京遭遇的“垃圾圍城”之痛，拍攝成了一部紀錄片《垃圾圍城》。通過對城郊幾百座垃圾場的走訪與調查，王久良用真實影像呈現了垃圾包圍北京的嚴重態勢，觸目驚心的畫面背后，則是長久以來為人忽略的現實：每一座中國城市，都在不同程度面臨垃圾圍城的挑戰。圍繞填埋場、焚燒廠等垃圾處理設施產生的“鄰避效應”事件，也牽動著居民和城市治理者的神經。

中國垃圾到底應該怎么辦？鏡頭難有答案，但畫面觸動了屏幕外的千千萬萬人，其中也包括當時人在北京的西安青年汪劍超。

藍海

那一年，汪劍超的身份是微軟中國的研發工程師。對于一個一路名校計算機系畢業的年輕人，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職業選擇。

由于工作關系，汪劍超不斷在中美兩國之間往返，微軟總部餐廳巨細靡遺的餐后垃圾分類環節，比其他文化差異更早地讓他感覺到了沖擊：對照舊金山與北京之間越來越模糊的生活水平差異，汪劍超越來越確定中國垃圾產業正亟需一次徹底的迭代升級。

一年多以后，借著成都環保科技公司“綠色地球”拋來的橄欖枝，汪劍超決定離開熟悉的IT行業。

在當時，移動互聯網給普通人生活帶來的變化還完全沒有滲透到垃圾處理產業當中，汪劍超不是唯一一個意識到這其中潛藏巨大機遇的人。2010年3月，杭州推出生活垃圾源頭分類處理體系，嘗試使用社區分類垃圾桶推行垃圾減量，作為中國互聯網少數中心城市之一，杭州此舉在之后的幾年里帶起了一批互聯網+垃圾回收的創業風潮。

與其他行業的“互聯網+”思路類似，進入分類回收行業的互聯網企業們首先注意到的是互聯網帶來的大數據和更便捷的to C可能性，行業舊有的單價低、利潤薄等特質被認為可以通過足夠吞吐量來彌補，客觀存在的嚴峻問題以及其背后的龐大需求則成為市場前景的代名詞。

當然，同樣不可忽略的還有若隱若現的政策風口——從2010年的杭州開始，已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政府對于解決垃圾問題不斷提高的重視程度。

2013-2016年，一批新生互聯網回收企業相繼注冊成立，開始在這片想象中的“藍海”試水。2016年9月，《“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開始公開征集意見，據新京報報道，2016-2019的三年多時間里，僅杭州就有幾十家企業涉足互聯網回收。

而在西南經濟中心成都，汪劍超接手的“綠色地球”分類回收項目同樣始于政府資金推動和移動互聯網模式的結合，憑借高度信息化的回收方案，綠色地球從眾多垃圾分類方案里脫穎而出，贏得了住建部的贊譽，也贏得了包括錦江區和成都市城管委在內的生活垃圾分類服務項目訂單。到2016年底，綠色地球已成功服務成都市全城560多個小區、20多萬用戶，回收垃圾超過1萬噸。

但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對于包括汪劍超在內的互聯網人來說，分類回收這片“藍海”，水遠比想象中更深。

試錯

從APP預約上門回收，到智能回收箱、回收桶的設置，互聯網服務改變了垃圾回收業的用戶體驗，但設想中的大數據并未帶來大規模利潤。越來越多的創業者開始認知行業現實：這一行客單價極低而獲客成本居高不下，垃圾回收行業微薄的利潤空間，并不會因為如今面對的是互聯網人而發生什么改變，甚至還在被突然爆發的業內競爭進一步攤薄，而在當時，政策利好的落地速度遠低于這些創業者的預期。

2017年開始，此前一擁而上的互聯網回收企業逐步“退燒”，許多投放到試點小區的智能回收設備沒能賺回成本便遭閑置，居民參與熱情越來越低，而無論是智能設備生產，還是后期運營和維護，乃至于意在提高普通人分類意識的線下宣講活動（汪劍超稱之為“地推”），都意味著可觀的前期投入。

政府采購資金成了大部分從業者眼中的香餑餑：如果不依靠政府財政的投入，少則數十萬，多則近千萬的運營以及設備成本根本無法解決，即使在業務上線以后，企業盈利也唯有在接到政府訂單以后——而不是依靠垃圾回收產業——才有可能。

互聯網+垃圾回收行業因此越來越像是政府的乙方，用創投圈流行的話來說，“講故事”在很多時候已經超越業務本身，成了企業的工作重心。

盡管自家回收效果尚算令人滿意，但汪劍超和幾位同事仍在幾乎同一時間察覺了同樣的問題，“到后來的話，我們覺得這個體系你要再按照這樣的方式做下去的話，一定是（規模）越大，窟窿就越大。”汪劍超回憶。

綠色地球是全國第一批嘗試“用戶制”垃圾分類的企業。依靠最初獲得的政府資金，公司在獲得運營權的小區安裝回收箱并派專人定時回收。由于工作量大，整套工作主要依靠兼職員工幫忙完成，以每位兼職員工一天補貼一百元左右計算，近600個小區每周的人力成本就達到6萬元。為保證效果安排的每個周末的現場宣講，則意味著公司帳上更大的虧空。

在如此之高的開銷面前，政府“輸血”成了企業唯一的生命線，但沒有人能保證地方政府愿意永遠為這項業務買單，汪劍超擔憂：“你不知道哪一天忽然政府不給你錢了，或者說忽然出來一個比你跟政府關系更好的，就把你的拿走了。”

2017-2018年，兩家業內曾領一時風騷的頭部企業相繼宣布進入破產清算，再度印證創投圈內“涼涼”的評論：“互聯網掘金垃圾分類，最多算是這場自上而下的生活革命的插曲。”

但身在風浪中的汪劍超給出了另一個回答：如果模式不可持續，那就趁早擺脫它。

“套路玩不下去的時候，最終其實還是回到商業本質。”回顧當初的選擇，汪劍超總結。在這個向來務實的年輕人眼中，所謂“商業本質”是一個最樸素的追問：“你有沒有解決問題，有沒有提高效率，有沒有讓世界變更美好？ ”

輸血不會持續太久，他想要的是企業自己“造血”。

生存

2017年初，汪劍超離開了已經頗具規模的綠色地球。與自己未來的合伙人楊勇印共同創辦了新公司“奧北環保”，新的辦公地點選在成都高新區一個眾創空間里，主營業務依然是垃圾分類。

與五年前最初投身垃圾處理行業時不同的是，2017年的汪劍超已經完全理解了行業生態：分類仍然要做，但要用最低的成本去做，奧北要做的是在綠色地球的經驗基礎上，摸索模式的進一步迭代升級。

面對著利潤微薄，收購價下個世紀也不可能上漲的這些“廢品”，公司活下去的唯一方式就是將成本控制在收入額以內。這是再普通不過的商業法則，在此之前卻少有人坦蕩面對——幾年實踐下來，傳統上“三輪車+回收站”的原始模式正在逐漸證明其商業合理性，這一認知多少讓此前抱有改革行業面貌愿望的年輕人感到尷尬。

但汪劍超不信這個邪。重新上路的奧北環保，第一個目標就是把運營做輕。“我們沒法再承擔很多人去小區現場收了，”他回憶，起初奧北并沒有非常清晰的模式構想，“我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覺到，其實我們不需要很多人去做地推，我們可以用互聯網的方式來做這個事。”

互聯網思維，遠非開發一個小程序那么簡單。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探索以后，汪劍超逐漸確定了以奧北回收袋為核心的無人化管理新模式：使用帶二維碼的大型回收袋，分類工作由用戶自行在家完成，并堆放到指定的回收站內，對用戶的獎勵和返現則在工作人員清運工作結束以后，通過小程序線上實現。

這樣的操作模式下，兩三個人即可覆蓋相當大數量的用戶——絕大多數站點的清運工作頻率僅為一周一次，回收站的運營和回收袋的發放則通過智能設備自動完成，必須有工作人員在現場的場景大大減少。

而一個回收點位的設備費用為近五千元，包含設備本身和終身維護費用——這大約是此前垃圾桶模式的六分之一或更少。

比起此前流行的智能分類垃圾桶，奧北的回收袋模式不僅壓低了運營成本，也成功控制了公司規模。現在，即使是奧北環保的成都總部辦公室內，員工總數也僅有24人，他們運維著成都498個垃圾投放點，包括329個機構點位和169個自主投放點位。累計發展個人認證用戶3萬余名，機構用戶403名。

在汪劍超寄予厚望的北京分部，一年多以來員工只有3名——身在新開發市場，他們覆蓋了奧北在北京從市場溝通、運營推廣、站點鋪設、垃圾清運、回收物進一步分揀直到送至回收廠的所有工作內容，而這三位員工甚至還堅持著每周雙休和通常不加班。

“生命力是從低成本來的。”從綠色地球時代就跟著汪劍超的一位老員工總結，“我們的成本已經壓縮到最低了，現在比紙還薄。”

解決了自己的生存危機以后，汪劍超終于能夠直面幾年前推動他做出改行決定的那個初始問題：中國城市的這些生活垃圾，究竟應該怎么辦？

雪球

“你要做正確的事，”汪劍超強調，“做你認定的正確的事，而不是容易的事。”

垃圾分類當然要繼續做下去——這是大勢所趨，也是易于理解的現實，在仍然極為有限的垃圾處理能力下，全面垃圾分類、盡可能推動垃圾減量，是當前我們能在垃圾“圍城”中找到的唯一一條出路。

問題在于究竟怎樣將它貫徹下去：政府，居民，物業，企業，社會單位和位于后端的垃圾處理產業鏈，監督者、志愿者、從業者與普通人，責任與權利如何劃分，變革又應當從哪里發起？

這仍是一個沒有定論的問題，汪劍超和同事們正在努力尋找答案。

在運營角度，奧北確定的第一件“正確的事”是放棄討好用戶——“不是說只有讓用戶方便了他才能夠去做，不應該去求他們......我們只是提供方法，讓大家能真的行動起來。”

拒絕成為分類行動的“主角”，奧北的回收袋需要用戶首先花費10元認購，之后在家完成分類并確保進入回收袋的物品干凈干燥無異味，才能將回收袋投遞至指定地點。即使完成了所有這一切，用戶依然可能因為分類錯誤而遭遇小小“懲罰”，同時也會接收環境貢獻、回收量排名等正向激勵。

如此設計的背后，是奧北“正向循環”理念：將分類責任“歸還”給垃圾直接生產者，并不斷強化其分類責任意識與技能。在幼兒園、小學等單位和機構，在居民社區，奧北都在實踐著這一理念。

這也與后來正式出臺的政策形成了呼應：在2019年的上海和2020年的北京新《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中，都首次將個人生活垃圾分類由倡導性上升為義務性條款，產生生活垃圾的單位和個人被規定為“生活垃圾分類投放的責任主體”，同時引入了懲罰機制。

垃圾分類回收要成功，絕不能是某一方的大包大攬，而更應該是一個“共創”的過程。政府、社區、居民、解決方案提供方都得付出，都應收獲。

在企業發展角度，奧北也在積極拓寬“可回收物”的邊界——盡管在能夠主動邁向新技術研發之前，諸多互聯網回收企業還只能一同擠在可回收物這條窄道上，但汪劍超從一開始就定下了與眾不同的調子：有些垃圾從回收角度幾乎無利潤可言，奧北依然向它們敞開大門，比如泡沫板、織物、玻璃瓶。

有些東西回收價值雖低，焚燒時環境危害卻大，汪劍超希望阻止它們流向焚燒廠。

對于目前暫時力所不能及的有害、廚余和其他垃圾，汪劍超也未停下探索的腳步。今年，奧北環保已經在北京和成都打通了后端專業處理有害垃圾的渠道，“我們可以作為中間方與企業對接，然后把我們分散的前端用戶們產生的有害垃圾，定向交給這些企業，同時建立起端到端的追溯和統計。”

奧北的廚余和其他垃圾分類收集方案也將在今年落地。嘗試仍很初步，汪劍超不急于求成。“支持有害垃圾回收處理的市場機制還不成形”，也就是說，還有一系列有關“錢”的問題等待厘清，“需要邊做邊摸索”。

回顧創業八年，他喜歡將推動變化的過程比作滾雪球：“你要把一個雪球滾出來，從山底往上推，就會越推越累，需求越大，你就越費勁。” 但是，“如果是從山頂上往下滾，它就越滾越快，而且越滾越大。”

“你要做的是找到那樣的一個山頂，找到路徑把它滾下去。”（責編/謝雯雯）

劉希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