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Pixabay.com姚蜀平先生1982-1984年在哈佛大學科學史系做訪問學者之際，為了完成自選課題《華裔物理學家對近代物理的貢獻》，曾于1982年7月中至8月中進行了一次橫跨美國大陸的學術訪問旅行。加上前后總共訪問或聯系過4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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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蜀平先生1982-1984年在哈佛大學科學史系做訪問學者之際，為了完成自選課題《華裔物理學家對近代物理的貢獻》，曾于1982年7月中至8月中進行了一次橫跨美國大陸的學術訪問旅行。加上前后總共訪問或聯系過40多位華裔物理學家及工程師。此文僅就訪問的部分人做了訪談的簡要介紹。

撰文 | 姚蜀平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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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之由

上個世紀70年代末，因緣際會，我參加了一次辭書的審稿會，長達近兩個月，起始在友誼賓館，后又移師民族飯店，50多位一、二級教授及科學院的科學家們，日夜聚集一堂審閱一部辭書。我作為會務主外的聯絡員，負責每天和老科學家們打交道，了解和傳遞他們提出的問題，這樣我逐漸與他們熟悉，并從他們那里獲得許多知識及忠告。我知道了物理學界曾有“四大名旦”；我知道他們多是留學生；我也知道了他們有些人在國外就碩果累累，回來后多數在高校教書育人；我還知道些許他們二十多年來經歷的種種……我開始對物理學史感興趣。

1980年，我從高能所轉到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從事科學院院史研究工作。在查閱大量院部檔案同時，繼續與審稿會上結識的科學家們交流并向他們請教。我萌生了寫一篇近代物理學在中國興起的文章的想法，遺憾的是沒有受過任何史學包括科學史的訓練。適逢1981年夏，偶爾的機遇讓我參加了一次絲綢之路考察，隊伍由22位來自16個不同大學及科研單位的歷史學家組成，有一流唐史專家領隊。這次考察活動持續55天，行程8000公里，我僅參加了從蘭州（7月20日）到敦煌（8月17日離開）為時一月的考察。那個月里，我與截然不同于物理學領域的另一群學者——歷史學家們日夜相伴，他們多是大學歷史教授，有深厚的史學研究功底，我沿途虛心請教、認真傾聽。我知道了許多以前不知的周而復始，循環不已的中國歷史，我看到他們對史料的認真和實地考察的執著；經一些歷史學家推薦，我購買了剛剛出版的三冊《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和《清華大學校史稿》，保存至今。那時我已經開始對留學史充滿了興趣。

1981年，我完成了我的第一篇科學史論文《近代物理在中國的興起》。該文后來發表于1982年《物理》雜志第8期，收在該期“紀念中國物理學會成立五十周年”專欄。專欄共有10篇論文，除了我，其他作者幾乎都是物理學界前輩或專家。我在撰寫該文前請教了一批學者，完稿后又送請一批老科學家審閱，他們都提出了寶貴意見，我也做了修改。特別是錢臨照先生閱稿后來信表示：“你有志于科學史是大佳事，我國正面臨自然科學史的危機。”他還特別指教文中要加上注釋文獻。北大教授王竹溪先生，收到我的稿子時正因慢性肝炎住在醫院。他在病榻上用顫巍巍的手，寫下了整整兩頁修改意見。自此我對科學史研究的興趣大增，也感嘆對其所知有限。由于前幾年的工作，我被幾位學者推薦作為訪問學者去哈佛大學科學史系。1982年2月，我帶著我的唯一一篇科學史論文，和心中的一個使命，飛往美國波士頓，在哈佛大學科學史系做了兩年訪問學者。我自帶的研究課題是“華裔美籍物理學家對近代物理的貢獻”。

來到哈佛

到哈佛大學不久，我就開始向波士頓及周邊城市所知有限的中國物理學家寄出我的論文，既是為了征求意見，又是為了求見。那篇僅有的論文成了我的敲門磚。

?吳健雄在1982年我剛到不久的一封信

抵美一周后我就接到林家翹的來電，他是1939年和錢偉長、郭永懷以相同分數（精確到小數點后四位）一起考上第六屆庚款留英，因二戰而隨英國教授一起轉到加拿大留學，后到加州理工學院繼續深造，被馮·卡門稱為最聰明的中國學生。林先生約我到麻省理工學院（MIT）去談話，我和林先生前后見過三次面，談過兩次，首次談話簡短，他看了我的論文，表示工作有意義，不過也給我潑冷水，告知這是工作量極大的、需要幾個人、幾年的工作，不要期望兩年內完成。這應該是一本書，而不是一篇文章。他還要我多訪問人，多查原著，也和我討論了物理學包括范圍，如天文學算不算？第一個訪談就讓我感到前途危機重重。

幾個月后，他又和我進行了一次長談。這次他講到研究方法以及在美國做研究的心得。他認為做研究一定要有環境、有信息和有討論。有了討論就知道該怎樣提問題，做的時候很難，只有克服困難才能做出特殊工作。不過先要知道怎么提問題，要知道問題難在哪里，人家已經發展到什么程度。與其零星做小題目，不如把了解到的整理情況介紹出去。他提及華羅庚來這里，感到應該注意教學，把這個領域的新知識、空白領域介紹到國內，年輕人以后出來，就可以銜接上新問題。他還強調，不要玄妙，要腳踏實地地做，事實上，每個有成績的人都是這樣的；許多問題只是從思維上拐個彎，換個看法，不是不得了的發現。反而太復雜的會搞得十分空。知識不全時，就很容易走空，因為不知該怎么問，怎么做。

這期間，一批收到我的論文后陸續的回信來到我的手中，他們是：

李政道——謝謝來信并贈大作，閱后甚感興趣；

吳健雄——讀了您的大作，非常欽佩和感動。安置好以后，可以到各處探視并與有關的物理學家會面談談，歡迎你來紐約這一帶，參觀考察；

任之恭——我很喜歡看到關于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寫作，你這一篇非常值得細讀和參考。你若來華盛頓，希肯停住舍間，歡聚面談為快；

楊振寧——要想寫好科學史文章，必須把各人的工作為何有價值弄清楚；

錢致榕——要客觀地弄現代史，有不少麻煩；科學史亦然，不過又很重要。所以得多查一手資料，多求證判斷。他還告知華盛頓有一資料館，儲存許多物理史料。

初到的兩個月里，我在波士頓地區還見到了當地的物理教授梁恩佐、吳大俊和伍法岳、楊展如，及其他學者，如人類學家張光直、計算機專家朱琪瑤和國學教授杜維明。也意外見到正在波士頓做訪問學者的李林和她的夫君鄒承魯。其中吳大俊是哈佛大學物理教授，他是個天才也是有名的怪才，聽過不少關于他的奇談。他對我說，“你要做的工作極重要，要抓緊寫，會對很多人是個教育。現在寫的文章太簡單，要詳細，按照人頭一個個地寫。”他和林家翹一樣，和我討論了物理學的范圍，認為天體物理應該算在內，力學就不算了。他還給我開出一些值得拜訪的學者名單，如粒子物理學家顏東茂（T. M. Yan），陳匡武，固體物理學家沈元壤（Y. R. Shen）。他也給我潑冷水——不要抱太大希望，他希望我的工作要做到精確而具體。總之，他問我，遠比我問他來得多，這是后來我發現的一個規律。他們都渴望了解中國實情，不等我開口，他們的一連串問題已經提出來了。

梁恩佐教授的夫人是我的好友劉年玲，我們1980年在北京相識。是她從波士頓機場把我接到他們家，帶我到哈佛辦理一切手續，幫我找到住房，還把我送去。她的先生，梁恩佐教授告訴我，4月華盛頓美國物理年會后的4月27日，華裔物理學家將為楊振寧先生60壽辰舉辦一個座談會，討論如何為中國做出更多貢獻。我如果去參加，可以遇到很多華裔物理學家。他也看了我帶來的文章，建議以雜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為線索，按照人頭來寫。后來我才聽他說起，他曾經是保釣運動積極分子，他對我說：“你們文革狂熱過，我們一點不亞于你們。”這些來自臺灣和香港留學生中的保釣運動骨干，至今沒有放棄理想，他們在哈佛附近開了一家名為“劍橋”的中文書店，銷售一些港臺等地國內少見的書籍。這些教授們，輪流在那個書店值班當老板兼雇員，我常去那里翻書看，只因囊澀，僅買過一本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伍法岳的名字，早在1979年我在高能所時就知道，當時我和另外四位同事，打算前去他們實驗室工作，后因國內手續繁瑣，進度太慢，他們的經費等不及而挪為它用，我們沒有去成。這次在波士頓見面，他還笑稱我是當年五君子之一。我慶幸沒有去他的東北大學實驗室，而是進了哈佛大學科學史系，做我更喜歡的研究工作。伍教授和許多物理教授一樣，都不愿談自己經歷，反過來不斷詢問我中國情況。伍法岳先生讓他的助手楊展如，向我詳細談及他的相變理論工作。說實在對這些物理學分支，我并不熟悉，也無從發問，聽了楊展如的介紹，我在想我的工作該如何進行下去，每個人都有自己研究領域，真的該像吳大俊所說那樣按照人頭深入下去嗎？甚至像梁恩佐讓我按照Physics Today一個個領域，一個個人頭跟蹤？我記得林家翹一開始就告誡我——那是一群人幾年的工作，可是我只有兩年，只有一個人，我還想了解科學史的許多問題和研究方法，還有許多其它打算……

我決定去華盛頓參加美國物理年會，更主要的是想參加會后在美的華裔物理學家為楊振寧祝壽的活動。對我來說，這是難得的機會，能遇到這么多我想見而不得見面的物理學家們。26日為楊先生舉辦的生日宴會上，一些從未謀面的物理學家寫下自己名字和地址，表示愿意和我詳談。他們把物理分了四類——核物理（理論與實驗）、固體物理、天體物理、統計力學。

會后我到了國會圖書館，拜見了中文部主任王冀先生，他提供許多資料與我，我急忙抄錄下那些明顯是華裔物理學者的中英文名字，有36人之多；還有貝爾實驗室的許多中國人英文姓名及聯絡電話（無中文姓名），有18人之多。華盛頓之行我沒有住在任之恭家，而是住在我的一個親戚家。我稱呼她三姑外婆。她是辛亥革命元勛黃興的小女兒黃德華，抗戰后就來美，她先生是馬里蘭大學政治學教授，《黃興與中國革命》一書的作者。我在北京姨母家見過他們夫婦，他們知道我來美，很高興我能來華盛頓，除了會議兩天住在大使館，其它時間我都住在他們家。因為我想拜訪的幾位物理教授就住在他們家附近。那次我拜訪了張捷遷和任之恭。

張先生早年在清華大學，葉企孫于1933年設立了航空工程專業，錢學森是第一屆學生。而張捷遷1935年在清華大學主要做的是氣象研究，他建成了中國第一個風洞，1936年還與他人合作設計了第一架滑翔機和單翼教練機，這些都得益于清華工程學院的航空工程基礎。他1940年來美國，1941年在MIT獲得碩士，后來到加州理工學院師從馮·卡門和錢學森，1950年得到博士學位。以后在美國數個大學教太空科學及應用物理。張先生知識面極寬，他似乎更加關心科學以外的事情，如怎樣解除對張學良的軟禁以及中國發展前途等。

?圖：任之恭在1983年我完成論文后的回信

任之恭在當時美國的華裔物理學家中，資格最老。他說起自己1926年從清華來到美國MIT，1929年獲學士學位，開始做游離層方面工作，這是一個開端性的工作。以后很多人也跟著做了。電子學工作也是一個開端性工作，他說，是我用這個名詞的，是那時少數這么用的人之一。1931年在哈佛獲博士學位，留在學校。從1930—1933年，在理論方面的工作發表在Physical Review，開始沒有人注意，這個工作也是開創性的。以后芝加哥的美國人接著做下去了。從1931年做起，1933年發表，大約6—7年沒人注意。后來1933年回國了。1933—1935開始教書，從山東大學又到清華，一直教到西南聯大。林家翹、王竹溪、王大珩及后來的楊振寧都是他在西南聯大的學生，他也提及范緒筠當年也在他所管轄的清華大學無線電研究所工作。任先生在微波波譜方面的研究極為出色。抗戰勝利后，西南聯大選派了在戰爭期間貢獻最大、表現最好的四位教授出國深造。任先生被選中，他前往美國哈佛大學。1959年就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1972年，在楊振寧回國后的第二年，他率先帶領“美籍中國學者參觀團”12人訪問中國，他們平均年齡55歲，多屬于五十年代未歸學者群體。任先生總感到自己對中國有所愧疚，一心想做更多貢獻。他主動談到美國教育制度，特別強調斯坦福大學的模式，他說盡管這所大學比較新，可是他們請的都是一流學者，“聲名好得不得了”（此話是原話，說時表情夸張），上升的速度超過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和芝加哥大學。它的長處是周圍有電子工業，特別是固體物理和半導體物理，主要是硅谷。訪問任先生的強烈印象是，他做的工作都具開創性，也就是他不是總跟在別人后面重覆、模仿。他多次作出成績，被科學界承認也是因為那些工作具有開創性。這是為何他早在1959年就榮獲美國科學院院士稱號。

我寫信詢問黃昆先生在美國的固體物理有成就的華人，5月10日接到黃先生回信，他提出固體物理值得拜訪的華人有沈履九、沈元壤、范緒筠、薩友唐及吳家瑋。

面對我的研究范圍和內容越來越廣，不知該如何下手。我決定去拜訪楊振寧先生。并到中國領館詢問有無可能提供一些研究經費，因為我的一切研究費用，從復印、郵寄、長途電話以及出外采訪的差旅費等研究經費，全部來自我的有限生活費（每月390美元），我在紐約領事館遞交了申請書。6月16日，我乘坐郊區火車到長島，拜見了楊振寧先生。楊先生和我談了一個上午。最重要啟示是，他讓我要寫那些從物理轉到工業企業界有貢獻者，即那些做應用科學的科學家們，如貝爾實驗室的卓以和及普度大學的范緒筠。楊先生的一番話，使我萌生做一次橫越美國的長途采訪。楊先生還談及寫物理學史的范圍——應由工作興趣、工作能力及讀者對象、程度和目的來決定。而談及怎么能寫出不蹩腳的科學家傳記？首先態度嚴肅，以科學家的工作對科學有什么推動為主要論證。他推崇加拿大人薩拉夫（S. Salaff）寫的《華羅庚傳》最好，稱其是學術傳記。還有康斯坦絲·瑞德（Constance Reid）寫的希爾伯特（D. Hilbert）、庫蘭特（R. Courant）也好。她不是科學家，但寫的這兩本傳記很好。派斯（A. Pais）寫的愛因斯坦的科學傳記也好。有一章已經發表（1979年）。楊先生比較了中美學術差別。他認為，科學研究工作要靠思想交流和好的條件——即物資基礎。他認為日本一些好的工作，也是在美國做的。好的條件包括很廣，如復印、使用電話，配備秘書，參加會議等等。他看見當時的中國一些學者，寫完論文打字都困難，那樣會大大影響效率。他估算無論做理論或做實驗的人，不算圖書、儀器設備，僅對一個攻讀博士學位的人，一年附加費用如果少于$3000，就變得比較困難，有$10,000比較充裕。而中國幾乎沒有或幾十元錢。他說我們這些做理論物理的人，每年電話費就要$30,000。

另外，楊先生談到中國人愛用的一個名詞“人才使用”。他認為這個名詞本身就代表一種觀念：一個人是受另一個人支配。在美國這個觀念很淡薄，不是完全沒有。一個人走到什么方向，自己決定的力量大，上邊指使他的力量比較小。表現在上大學容易改系，畢業后自己找事。中國是統一分配，分配就有使用觀念。非要他做的事，是他不宜做的事，最后對國家和個人都不利。人才不能流動，研究經費差，這些都是為什么很多人在這里做出成績，回去后就困難。

楊先生關心正在培養的幾千個博士生的前途，表示對拿到學位就回去應考慮。他說：“從歷史上來看，從19世紀開始派留學生，那時比較少；20世紀多些。我是1945年來的，當時都是拿到學位就回去，那是普遍的。這是美國和中國的社會條件所決定。剛剛拿到博士學位，相當剛剛嘗到研究工作，還沒有羽毛豐滿，最大困難是絕大多數人還沒有對整個領域有個整體看法。好多人很聰明，但是回去以后，就沒有東西可做了。回去還做這個，再過一段時候，就沒有可做了。再要做不知該做什么，他們只好去教書。像我父親一樣。后來，我們這一代人留在這里，中國人的研究能力才為世界所認識。明后年就有大批博士生畢業，是都回去，還是允許人留下，這個問題十分復雜。但從對學術貢獻這個出發點來說，兩年比不呆好，四年比兩年好。”

最后楊先生講到美國大學的教授聘任制度，這方面林家翹、吳大俊教授及其它好幾位教授都在談話最后會提及。總的規律就是先看系里需求，要經過系里、委員會（為特殊需求設立的委員會）討論，再由外校教授評議，收集意見后全系教師討論，再交學校委員會，最后送交校長。聘請人主要看他的研究水平，因為雇用一位教授后，往往要在學校呆幾十年，如果新研究跟不上，只能教死書。一般審查是寧缺勿濫。總之這個過程漫長、公正（背靠背）而且十分謹慎。

從紐約回來不久我就和林家翹先生第二次長談，他還帶來一位當年和王安一起闖天下的朱琪瑤先生一同見面。他們都不贊成由物理轉向工，認為二者訓練大不一樣。不久我和吳家瑋通了電話。他看了我的論文，主張不僅要寫“現代物理”，而且要寫“現代科學”。照此我的面就更寬了。我不能只守在波士頓，從拜訪楊先生時我就有這個想法，現在我更加感到我應該到其他地方采訪更多的物理學家和科學家們，多方了解他們的經歷和經驗，見解與建議。此時我也得到領館對我申請研究經費的回答是四個字“看菜下飯”，也就是說，“有多少錢，干多少活兒。”我不指望外援了，唯有自行其事，自報自銷。

我在第一個房子的住期已到，必須搬出。所幸我聽說有位正在物色房客的弗朗西斯，一位80高齡的老小姐，她獨居在哈佛大學20世紀初有名的艾略特（C．Eliot）校長私宅的側翼，當時那棟老房子唯一主人，也就是我的未來大房東是艾略特校長的孫子，一位80多歲的獨身男子，他雪白的頭發，高高的個子，微微駝背，眼睛看人鋒利而冷峻（直到寫此文，我才恍然大悟，我的中篇小說《楓樹參天》里格洛斯基的形象原型就是他，他的影子多么深刻印在我的腦海里）。弗朗西斯小姐算是二房東，我們有自己門牌號和單獨進出的大門。80高齡獨身的她，需要有位房客同住，這位脾氣古怪的老小姐選擇房客唯一標準是——只要中國女訪問學者，后來知道還有許多條條框框，不過對我都不是難題。經過弗朗西斯小姐面試我被接納作為她的下一個房客。我就此知道我可以搬進來的確切日期——原來住在這里那位中國女訪問學者回國之日，我把那天作為我回波士頓的日子，這樣往前推一個月，就是我橫跨美國大陸學術之旅的出發之日（這樣我還可省下一個月的房租）。當我算下來，驚訝地發現，那天竟然是7月19日，我清楚地記得，一年前的這一天，我正從北京飛往蘭州，參加向西跋涉的絲綢之路考察，那次也是整整一個月，命運冥冥之中在掌控我，我卻渾然不知。不同的是，那次我是和20多人的考察隊同行在自己國土上，而這次我將只身踏上不知所終的異國茫茫旅途。

周圍的人都為我要只身橫跨美國大陸而擔心，中國學者當時出門都是結伴而行，而我才來五個月，英語尚不熟練，我的有限的積蓄還不到一千美元，如何實現這次自費獨行學術之旅。我打聽到有種用外國護照可以購買廉價灰狗大巴車票，從波士頓到舊金山只要$98.80。更加難辦的是住宿問題。我四處打聽，周圍朋友們也紛紛獻計獻策。第一站很快解決了，我要去芝加哥附近的費米實驗室，高能所不少同事在那里。他們保證有地方讓我休息。在芝加哥，錢三強的兒子錢思進正在那里讀研究生，他的研究生朱姓女同學同意收留我兩晚。一位訪問學者認識洛杉磯一組從國內前來購買計算機的人，他們租了一所大房子，大隊人馬還沒有到，打前站的兩個人聽說我的情況，表示歡迎我去，管住管吃。舊金山則是高能所同事幫忙找了住宿。由于芝加哥到洛杉磯要坐大巴需兩天兩夜，想中途找個地方休息一晚。我的房東的另一個房客給她在鹽湖城的妹妹通了電話，她妹妹歡迎我去住一晚。于是我的行程基本定下來了。

橫跨大陸

1982年7月19日中午，我拖著一個旅行袋，在波士頓灰狗汽車站登上了長途汽車。出發前，我花了25美元買了個最簡陋的二手小照相機（那種小膠片極少見）。我早早到車站，坐上了司機右側前面有塊大玻璃的座位，可以無障礙地遙望直達遠方的天路。開始了3000英里的長途旅行，盡管前途茫茫，我卻心花怒放。我不僅要接觸一批形形色色從未謀面的科學家，也將一覽無遺地見識這個新大陸。出波士頓市區兩旁都是郁郁蔥蔥的林木，很快看到了大片麥田。晚上我坐在車上睡得死沉沉，這些天各種準備太累了。第二天中午抵達芝加哥，我記住臨行前朱同學一再囑咐我，下車一定往左拐，向左拐……下車后，全然沒有了方向概念，我隨人流走出來，四周晃動的全是黑人兄弟。我想我一定走反了。無奈中，只好繼續戰戰兢兢往前走，周圍的人都好奇地望著我，大概以往這里很少有華人露面。我看到迎面走來一個高頭大馬的黑人大叔，可是他面很善，于是大膽上前向他發問 “Excuse me……”，他聽了我的詢問，大聲說道：“Wrong way！”（走錯了）他指點我該如何向反方向走，我終于找到了！

第二天清晨5點剛過，錢思進就來接我到灰狗站，我要趕5：45的公交車到范緒筠先生所在的西拉法葉（West Lafayette）。在車站我花了39.60美元買了張往返大巴車票，這相當于我的長途票40%。我沒有估計到短途車票會這么貴，后來還碰到許多次。我下車后，拿著范先生給我的地址，四處打探，才知道還很遠呢。無奈中只好邁起雙腿向人們指的方向走去。不意很快就走上了高速公路——這是唯一道路通向我要去的地方。高速路旁沒有緊急通道，偶爾有欄桿，或是斜坡，我盡量靠邊走，發現害怕的遠不止我自己，來往車輛司機都被一個走在高速公路上的人嚇壞了，最后我走到一個岔路口，那是我被告知的關鍵標志——從哪里走上小路就快到了；可是并沒有人告訴我，那個小路是在高速馬路對面啊——我必須橫穿高速公路！郊區高速每邊雙道，正行和逆行加起來共四道。我來回走了幾趟，找到了一段相對比較直的公路段——這給我較為開闊的視野。我看準了兩邊沒有車輛的空隙，百米沖刺地向對面奔去。不過還是沒有抵達對面路邊時，旁邊就穿出一輛車來，我想那人真的嚇壞了，那個夸張表情至今難忘。

我終于走出高速公路尋尋覓覓來到了范先生的家門。當我按下門鈴，一位老人開門，一副吃驚的樣子，他不解我是怎么可能從高速公路走過來的，還問我為何沒有給他打電話，他本可以到車站接我。我哪里知道去采訪一位老教授，還可以請人家開車到車站來接你，起碼你當初沒有告訴過我啊！那天我們談了3個多小時，他是在MIT拿的碩士和博士學位，可是他特別深情地談到抗戰時在西南聯大，那時他在清華大學無線電研究所工作，任之恭是所長。那時西南聯大學生念書的念得好，教授們教書也教得好，做研究也最有成就，他1941年和1942年分別在《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上發表過兩篇論文——“固體間電接觸的理論”和“金屬間以及金屬和半導體間的接觸”，這兩篇論文定性和定量地討論了金屬和半導體的不同特性，對固體電子學的發展，尤其二戰后半導體廣泛應用起了重要作用，也奠定了他在這個新領域的地位。1947年再次來美時，普度大學就因為他的學術貢獻，請他參加一個半導體年輕團體對新學科的探索研究，以后就留下來當了教授，直到1978年退休。范先生抗戰時期在艱苦后方的工作得到國際同行承認，是因為那兩篇理論文章，又登載在國際雜志上。不禁讓我聯想到，同是在抗戰做出了出色貢獻的實驗物理學家王淦昌先生。

王淦昌先生也是在那個時代，在艱苦的大后方，對探測中微子存在有獨特的思考，自從1930年泡利提出中微子可能存在的假設，物理學界并沒有探測到。在貴州湄潭，王先生提出用K電子俘獲方法來探測中微子的存在。但是在簡陋的貴州湄潭，他們是用太陽作激光源，在棉被遮蓋下做有限的實驗，他根本沒有可能自己去實現這個奇想，不過他還是把他的獨特思維，寫成論文寄到了國際雜志，登載在1942年Physical Review上，他的建議被國際上許多科學家獲知。在西方優越的科學實驗條件下，不斷有人嘗試和改進，從1942年的安倫、1947年的萊特，其后史密斯和安倫又在1951年重做，最后戴維斯在1952年終于驗證了王淦昌1941年底提出的實驗建議。盡管安倫在他的論文里提及他是采用王淦昌的建議。不過我也注意到，在紐約物理學會檔案館里，有一份文件顯示，有位美國物理學家，對提出這種思維和建議的王淦昌表示過不滿，他不解為何有人只提建議，而自己不去動手去做實驗！這些在象牙塔里的科學家們，哪里知道當時抗戰中的浙大，從杭州搬遷到貴州湄潭的艱辛，其中經歷了浙江建德——江西吉安和泰和——廣西宜山——貴州遵義——最后才到湄潭！那是從1937年11月05日，一直到1941年中，歷時三年半之久。而那年年底，這位不屈不撓的物理學家，就設計出了那些在象牙塔中的人們沒有想出的方案。抗戰中的師生們，生存和教學都難以為繼，王淦昌卻在防空洞里任憑思維飛翔，設計出一條最終證實中微子存在的實驗方法，這是何等可貴、可敬又可嘆的中國科學家！他們在那種條件下，怎么可能、哪有條件去做這般物理實驗！不過物理雜志還是留下了他的蹤跡。在訪問范緒筠先生之時，我無法不想到王淦昌先生這樣的實驗物理學家更加艱辛的一面。這是為何后來我寫了“中國核物理與中國核物理學家”一文，在1989年西柏林“核裂變50周年國際紀念會”上宣讀了，與會者驚訝中國原來有這樣一群由世界一流物理學元老培養出來的核物理學家，他們對核物理發展，在不同時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該文是我和哈佛大學科學史系希爾伯特教授合作完成的，成了該次會議的重頭文章。

與范緒筠先生的艱難又有意義的會面，彼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幾年后，《中國大百科全書》邀請我撰寫范緒筠先生詞條。為此，我再次與他通信聯系。范先生記得這位從高速公路上走來的來訪者，他從普渡大學給我寄來了一份非常正規的附有中文的履歷（保存至今），并審核了我的初稿，此是后話。

? 費米實驗室前的姚蜀平

我來到了芝加哥近旁的費米實驗室，費米是唯一夠資格獲理論物理和實驗物理雙重諾貝爾獎的大師級人物，可是這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實驗大樓，外表氣派，室內卻極其簡陋——由于經費所限，大樓全部是原裝水泥，未加任何粉刷，更無絲毫裝飾。可是我不覺得丑陋，反倒覺得它與神圣的物理及高貴的費米更加般配。我也想起了第一任費米實驗室主任羅伯遜·威爾遜（Robert R. Wilson）在回答國會議員質詢費米國家實驗室對國家的安全有哪些幫助時是這樣回答的：“這是一個長期的、關于國家榮耀，愛國主義的事。這些新知識并不能直接地保衛國家，但卻能‘使它值得被保衛’。”

在這里我遇見了許多高能所老同事，他們熱情地帶我參觀了中微子實驗區的設備，加速器電子冷卻質子循環系統，最后到了15英尺氫氣泡室前面，我定住了，無限眷戀地望著它，并與其合影。我曾經在高能所花了五年時間投入氣泡室的設計工作，遺憾最終該項目下馬，我沒有留下一張圖紙，一份設計書。我在高能所唯一留下的蹤跡是一篇文章“高能徑跡探測器——氣泡室”，登載在《高能物理》雜志1978年2月號，自那以后，我永遠離開了物理研究領域。如今站在伸手可觸的氣泡室面前，我感慨連連。想到自從高中喜愛上數學和物理，到1980年離開高能所，歷經25年，也許上帝認為我不適宜在那里擲骰子，不過在他關閉了一扇門之時，還是為我打開了一扇窗戶。此刻不禁想起前幾年高能所氣泡室的黨支部書記吳蔭榮曾給我過一封信，信中寫道：“你總算在大家攻不動高能的時候，還給國家做了一點工作”（他是指當我在高能所時，高能正面臨推遲甚至下馬的危機，大家無能為力時，我寫的《李四光》電影搬上了銀幕）。如今當我流連在大廈中，望著這座恢宏的科學圣殿，深深感到它傲然的簡樸帶來了莊嚴與美感，還有種揮之不去發自內心的對物理學的鐘愛與崇拜之情陣陣襲來。我的科學訓練對我以后的發展有用嗎？近日收到一封信，寫信人是曾經擔任過高能所所長的我的大學同班同學鄭志鵬，他也是改革開放后1978年首批派往丁肇中德國漢堡實驗室十位優秀中年科學工作者之一。他剛剛看完我的一篇中篇小說《魂歸故里》，發來的信中寫道：“對一個學習物理專業的人，不但能看到自然的本質，同樣也不難看到社會現象的本質。這也是（你的）小說內容深刻的原因。”也許這些來自物理界朋友的肺腑之言可以聊以自慰吧！

在費米實驗室，我的高能所同事，不僅跟我交流了許多他們來美后的種種感悟和見解，還幫我買到一張價錢在當時算是最便宜的從舊金山飛往紐約的機票，因為我從西海岸還要折回東海岸，不可能再坐長途大巴，我在紐約地區還有系列采訪。機票大概是220多美金，我的有限鈔票又下滑了……第二天一早，錢思進又將我送到灰狗汽車站，我繼續西行。感謝錢思進再次開車接送我這個浪跡天涯人。我仍然坐在大巴的最前面，四周是起伏高原，可毫無滄桑之感，當平原變成了丘陵，仍然遍地覆蓋著莊稼：那已經不是麥子，而是正在瘋長的玉米，還有成群自由游蕩的乳牛。田里沒有農人，沒有放牛娃，先天的富饒、后天的管理，結果是百姓受益。想起去年同時，我正奔馳在中國西北部，從飛往蘭州的飛機上俯瞰地面，只見一片荒山野嶺，看不到一點綠。可是后來敦煌研究所的人告訴我們，從發掘出來的化石判斷，這里曾經是森林覆蓋、草原遍野的富饒地區；曾幾何時，這里荒蕪到山嶺光禿，沙漠遍地？我的思緒隨著汽車奔馳不時地飛越到地球另一邊。

友人的妹妹從鹽湖城車站接我到她家，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主人帶我到鹽湖城摩門教的圣地圣殿廣場（Temple Square）。高聳的大教堂里美國最大的管風琴發出渾厚而震人心寰的莊嚴圣樂，而美國第二大管風琴就在波士頓，在MIT河對面的大教堂里。直到7年后的1989年3月底，我到西柏林參加“核裂變50周年學術紀念會”，在西柏林聽了一場管風琴專場音樂會，宏恢莊嚴又動人的音樂卻讓我聯想起了那次在美國長途奔波中的短暫恬夷。

在我繼續向洛杉磯奔去的途中，晚上我不再昏昏入睡。大巴進入夜間行車，整個大巴上只有兩個人是清醒的：一個是全神貫注開車的司機，一個是思緒翻騰的我。看著高速公路前面延伸到天邊的兩條紅線——那是前面汽車尾燈組成的紅流；而另一邊是撲面而來的兩條白色長龍——對面開來汽車的前燈在輝煌地閃耀。我絲毫沒有睡意，我在想這些天與眾人的交談，有意無意地、刻意或不經意地，我好像悟出了什么，我是要寫這些杰出物理學家的科學貢獻嗎？我寫得過來嗎？寫得準確嗎？有何價值嗎？在夜靜更深的高速公路上，身旁有一個清醒盡職的默默注視前方的司機為伴時，我悟到了我的此行，不是來寫眾位成功者的貢獻，我應該寫的是，他們為什么會做出此貢獻！

我來到路邊聳立著高大棕櫚樹的洛杉磯，住進了一棟前好萊塢明星的花園洋房，外帶游泳池，內有可供幾十人晚宴的大餐廳。在房地產低谷時，一個臺灣人花30萬美金買下來了，房主仍在臺灣，此時租此房的那群人，究竟來自國內哪個單位我始終沒有搞清，只知道一周后大隊人馬將駕到，我趕得正是時候。晚上就有兩個人來和我談，他們是陳磊和陳介中，我都沒搞清他們是何人，怎知我來，還住在此豪宅? 那時我不知，其實我一路獨自走來，消息早已傳開。

洛杉磯是我采訪華裔科學家最多的地方，7天時間里，我訪問了10位科學家和工程師。我領會到為何楊振寧先生讓我去訪問那些由物理轉向企業界的人，那些實驗物理學家、應用科學家。我拜訪的這些人，不少來自中國，又與中國隔離疏遠太久，訪問過程中，我向他們發問遠不及他們向我提問多。不過我還是盡一切可能多了解他們的經歷與感悟。

我在洛杉磯拜訪的第一位是梁佩璐先生。他從談吐到待人，一付彬彬有禮的君子作派。他畢業于中山大學機械工程系，1949年來美留學，1952年在休斯頓大學獲熱力工程學碩士學位，是位應用工程師。梁先生說來是我拜訪的人中，少有的沒有博士學位的人，可是許多華裔學者、科學家們都說，他比我們這些博士都強。在我們交談中，我慢慢地領會為何他們會這樣說。梁先生受雇于美國柏克德電力工程公司，從起初擔任設計到當高級工程師，進行電源開發與電力施工。從起始的水力、火力發電，到后來核能發電，參與了世界上50%的核能發電廠和美國35%核能發電廠的工作。致力于熱力學的應用工程工作。可是從1965年起，他開始對經濟學感興趣，原因是公司75%工作在國外，在為他們做可行性方案時，他發現90%工程師對經濟問題不感興趣，可是效率高是要放很多錢的，工程師要知道最佳點！這就需要經濟學。他自己也不懂，于是就去上夜校。從1970年至1972年，40多歲了，還晚上學決策學和其他課程。好在美國公司鼓勵員工進修，每年提供1500美元，時間上也支持，公司4點半下班，上課4點就開始，這些公司都允許。他學了決策學、運籌學、國際貿易、統計經濟學。事實上美國工程學院都要上這些課，除了決策學，還有企業管理、系統工程和工程經濟學等。他到過十多個國家，幫他們做可行性方案。也參與加州洛杉磯分校研究院教學，包括實際應用、電力系統和經濟敏感性等課程。梁先生說，很多工程師可以寫出來，卻講不出來，沒有自信心。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并不值得贊揚，如謙虛、客氣，真懂就要說懂。

說到中國，梁先生認為勞動積極性不行，能耗效率太低，太多浪費。工作太慢。1979年他回國看到杭州一個大牌子上寫的許多指標，他做了統計，算下來要400億美金，哪有那么多錢！自己做了幾十年工作，對事物了如指掌才開口，從不敢空口說大話，每天行事都按照實際、按照經驗。說起自己多年來的生活，始終6點起床，7點上班，中午45分鐘吃飯，下午4: 45下班，還要帶工作回家做，或者上夜校和教夜校，也要做家務。中午從沒有休息。梁先生得過五次美國機械學會最佳論文獎，最近突出的兩次是1980年和1982年剛剛獲得的美國機械工程學會百年紀念獎和最高榮譽獎。他拿出照片給我看，那是和到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獎一樣盛大，必須穿上燕尾服，整個場面異常隆重。這個金質獎牌通常只發給名教授，這次發給一位應用工程師是非常的例外。作為一個華人，他感到不僅是個人的榮耀，也是給華人爭光。梁先生用經濟計量方法分析了美國百年來經濟發展和總能、電能投資之間的關系，并相應把中國的前景也做了分析。不知這些分析究竟會有多少人去聽去研究。

當天下午，我又拜訪了一位工程師。他叫謝正綱。他也是1950年來美留學，從中學念到大學。1957年開始在RCA公司工作。他說起那時從臺灣來的留學生紛紛畢業，他們書都念得好，可是找事時，當時正熱門的太空工作，不讓中國人參與，多數人只好去做計算機工作。而計算機那個時候剛剛興起，有兩個中心，一個在賓州，有幾個大的計算中心，另一個就是IBM。那個時候計算機不紅，不過中國人還是有興趣去做，也給了他們機會。他所在的RCA，那時的301、501、601都是中國人搞出來的，現在那些華人很多進入管理階層，也有當副總裁的。謝先生1963年去了IBM，那里中國人也很多。美國當時60%計算機是那里生產的。1966年，謝先生工作十年后又回到學校念磁學，跟了位名教授，他讓做非晶態存儲器，中國科學院的林蘭英也做這方面工作。念了三年后就到一個小公司工作，那里搞研究也搞生產。為很多公司做研究，那些公司給他們經費和題目，搞的就是新材料。這個小公司的經理沒有念過大學，可是對計算機有很多想法，小公司顧問竟然是諾貝爾獎獲得者，還有許多哈佛大學的教授。經理自稱是社會主義者，他做出成績來，尤其在太陽能方面，看不起他的人也不敢看不起他了。

謝先生提及到了中國，印象是“遍地黃金”——指的是人才。他說：“中國一個搞計算機的人問我，怎樣設計可靠性？我說美國很少設計可靠性。中國的失效率比美國高十倍，原因是組織不夠，他們對質量管理沒有很大興趣。我到北京一個工廠，最后測驗產品失效率達5%。我問他們那些失效的產品哪里去了？他們說丟掉了，其實這是最寶貴的。我去了四個車間，三個車間的人在閑著，他們應該來檢查那些失效的產品。我說的‘遍地黃金’就是指的人。中國可做原件，卻過不了關，應該去檢查，讓技術人員去做，把質量管理當作研究工作去做。”謝先生還說起，兩個東方人在一起，怎樣分辨中國人和日本人？日本人愛大驚小怪，中國人滿不在乎。中國專業分得太細，年青人應該寬一點。1977年他到了施樂（Xerox），設計了一個工商管理的反饋系統，有信息反饋回來，就選最佳方案。工程師設計的東西對社會影響怎樣、效果怎樣，有了反饋系統，就容易發揮作用了。

第二天（8月1日）下午我又拜訪了一位在香港念中學，到臺灣念清華核子工程的王振平先生。他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學航空，在那里搞空氣動力學，現在是位激光專家。他說在美國搞科研，一是靠政府給錢，二是靠需要。他拿美國和蘇聯比較。蘇聯起步早，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多，發明激光的三個人中，兩個在蘇，一個在美。蘇聯的那兩個人現在還在做，美國的早已經不做了。但是蘇聯激光并不比美國強。原因是蘇聯缺少設備，中國也一樣，這和社會制度有關。美國好的儀器都是商業產品，但是蘇、中大部分人在重復做儀器和設備，一個單位做了好的不能賣，別人只好重新做。美國是如果幾個人做激光做得好的話，就會離開實驗室，專門去做激光，開公司，賣產品，他們占了很大便宜，別人也受益。按人口算，美國50人的實驗室出的文章和蘇聯200—300人的實驗室一樣，因為蘇聯實驗室的實際研究人員也只有50人。王先生認為中國起步很早，中間停下，現在又開始。和其他領域比較，激光還是比較先進。中國做什么都一窩蜂，美國是每人有每個人的想法，可是中國到哪個實驗室做的都一樣，不知是否是看上邊的意思。中國應該發展應用科學，日本的基礎科學并不怎么發達，但應用科學很強。

8月2日，一位航空專家殷大年下班后把我接到他家，晚飯后，我們兩人談了整個晚上。也許是因為他在美國航空部門工作，不大愿意談與工作相關的問題。不過他曾經獲得過美國航空總局（NASA）發給工程師最高獎勵的技術發明獎（Technical Innovation Award），一定有過許多出色的工作。他1948年從北京大學工學院的機械工程系畢業。他對政治好像比對科學技術還要關心。從如何為在美華人謀利益，到如何為中國服務。那個晚上倒是了解了不少有關美國社會、法律以及華人的許多問題。他也介紹了一些其他在這個領域的華人，如陸孝同、嚴紹文，史蒂文·蔡及佛蘭西斯·洪等人，后者手下曾經有過上千工程師。不過對我來說，已經力不從心了，無暇再把雪球滾得更大。

8月5日，我拜見了兩位重要科學家。上午在加州理工學院見到了吳耀祖先生。吳先生1924年出生，和梁佩璐先生年齡相仿。他是上海交大學生，抗戰時搬遷到重慶，一直上到大四，1945年冬季遷回上海，1946年從交大航空系畢業。吳先生從愛荷華大學獲得碩士，后到加州理工學院，1952年拿到博士學位。當時周培源也在那里工作。錢偉長早一些時候也在，他讀博士時，錢學森還在那里。他認為幸運的是我們有個好導師馮·卡門，錢先生，郭永懷、林家翹、張捷遷都是他的學生。馮·卡門曾經說過：“Post-doctor is a gold years.”（博士后是黃金歲月）這個話楊振寧也說過。馮·卡門說，那個時段你沒有經濟負擔——不用去找錢；沒有責任負擔——要教很多課。可以盡興地和共同研究人員精心合作地從事研究工作。博士后主要的任務就是做研究，這是第一任務。當然念書也受啟發，并不亞于博士后。到博士后，已經過了最主要的階段。求學和研究，培養應對困難的能力，直接跟腦子與腦子的交流有關，只靠書本不行，書大部分講成功的故事，講已經做成的事，很少的書是講失敗的經驗，其實這一類書非常有價值，但是都不寫，最有價值的事之一，就是討論。博士后一般2—3年，以后留校或出去。

吳先生談及物理學家要到新的前沿去做工作，把原來的工作留給其他人。很多古典物理就變成以后其它學科的發展。所以有人說，昨天的物理就是今日的工程。很多工程學院的人早期都是物理系的。流體力學早期就是物理學的一支，英國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經說過：“History can make man wise.”（歷史使人變得聰明）

吳先生還說，航空是流體力學為主，他在工程科學教研室。他們系的界線很清楚，研究工作由個人和集團的興趣來決定。他認為可以把工程科學和所有純科學聯系起來，跨系來列項目，生物和工程、地質和工程，應用物理更是這樣，各人著眼點不同，結果就不同。在職業上講，有些人在美國工作是在工程系，到歐洲就是在數學系。他說道：“自然界有很多現象是人類所不及，人的飛翔至今沒有超過鳥類；在顯微鏡下觀察現象，還有更多沒有了解的問題。我們學校是以教授個人興趣為中心，作為科學研究，興趣是第一要素。”

那天下午，我去UCLA訪問了林同驊先生，他1933年畢業于交大唐山學院，考取清華公費留美，這是前面多次提及的葉企孫先生設計的航空專業，為了出國者能夠真正學到更多東西，他安排這些學生先在國內有限的航空工廠見習。林先生1934年到MIT學習飛機設計制造。鑒于當時國內情況危機，他無心念博士，只讀了一些設計以及工場裝配等最實用的制造課程，拿了碩士學位。想到回國后可能的需要，又到三四個美國飛機工廠去實習，從設計到制造幾個方面都看了，在抗戰爆發的1937年回到中國。北京回不去了，從上海一路經南昌、長沙直到重慶。當時南昌有個意大利飛機廠，他們把工程師全撤回，工廠搬到四川一個山洞里。林先生回憶說：“我們在里面蓋了一個三層樓。他們要我當顧問，那時發現，我在美國學的東西完全對頭了。那一大堆材料沒人懂，我都可以看懂，我很高興，鑒定材料等工作我都知道。我定出許多規則，當時有100個工程師在我手下，還有很多中國工人，他們都很好，說加班就加班，不說什么錢不夠。那就是第二飛機制造廠。我們在山洞里按照俄國飛機式樣造了50架飛機，材料是從意大利進口的。當時中國有俄國顧問，我對抗戰有一點點貢獻。但俄式飛機不如日本飛機，后來又造了20—30架滑翔機；以后感到要基本解決問題還是得靠自己設計。”林先生還講起第一次設計有兩個發動機的飛機，竟然用的是木料，“我們砍樹、弄干，處理，零件是拆那些掉下來的飛機。”1944年，他還自制了第一架運輸機，當試飛時，沒有多少人對這架中國人自己設計和制造的飛機有信心，是林同驊先生帶著自己當檢查員的弟弟林同驥一起登上飛機，成功地完成了最初的試飛。當飛機進行處女航時，他說：“我們提出要求政府派人來看這第一架自制飛機試飛，可是政府那時很亂，不派人來，于是我把試飛路線安排從重慶飛到成都，心想，這總能看見吧！”我原本不知道林先生背后有那么多故事，只是聽他娓娓道來，從心底升起深深敬意，一個在戰亂時期在美國求學的留學生，不求博士學位，只學有用的課程，還主動到各個飛機制造廠實習，學了不同的設計及制造的真本領，回來竟然在中國早期飛機制造業、在抗戰對日空戰中建了奇功。這真是一個留學生科學救國的生動事例，更是鮮為人知的抗戰無名英雄。抗戰后，林先生帶領20多人來到美國學習飛機設計，由于雙方政府價錢沒有講妥，他們去了英國。1949年后，由于沒有了經費，多數人經香港回到大陸，林先生直接從英國返回了美國。因美國航空公司受保密限制，而進了大學教書，后來又念了一個學位，就此轉入力學再也沒有回到航空業了。

8月6日，我登上灰狗大巴完成我的長途汽車旅行最后一段——從洛杉磯到舊金山。在舊金山我拜會了4位學者，本來可以更多一些，遺憾的是正值暑假期間，許多人外出。在舊金山來接我的是高能所老同事嚴武光，他是嚴濟慈的兒子，曾經和我在高能所同一研究室。他鄉遇故人，大家都很高興。第二天一早，他又開車把我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我要拜訪的是位小公司經理李從所。李先生對我講述的是如何從研究到開發的成功過程。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小公司，竟然受到美國最大石油公司埃克森（EXXON）的資助。這種為明天沒有石油的日子做未雨綢繆的考慮并且投資，正是那些公司能立于不敗之地的戰略上的謀略。李先生總結創業公司經驗，一是要有資金，二是要有人才。他們公司的成就使他們很快變為埃克森的子公司MAFNEX。在資金足夠時，就看市場和技術了。

我終于見到了久聞大名的沈元壤先生。很快我就發現，他是個極有見地的人，沉著、清醒、明快，十分令人欽佩。沈先生中學在上海南洋模范，大學在臺大，再留美到斯坦福拿碩士，最后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一路順風順水。他首先談到研究方法，認為是否新，可看學術會議上的報告有無新的東西。做學問光有書本知識不行，自己要會思考。華人在美國只能說成績平平，從比例來說，中國人并沒有比外國人做得更好。關于人才問題，重要的是要給他機會去做工作；有了工作結果，還要有好的評審制度，認識到工作好壞之后，應有恰當的報酬。評審不能用成名的科學家，要用有矛盾的人、沒有關系卻有足夠學問的人來公正地評審。要多征求幾個人的意見。沈先生20年來，發表了120篇論文，1990年，當選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1995年，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他是一個趕上時機并抓住時機而充分發揮自己潛能的優秀科學家。

第二天見到了沈家蘇，那是第一個進IBM的中國人。后來又拜訪了田長霖，他當時是美國科學院院士，不滿40歲就擔任系主任，一做就是十年，后來他擔任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作為第一位美國華人校長，確實為華人爭光。我與他僅做了簡短交談。他強調的是工程科學的興起，一定會遭到阻力。不論在美國、英國、法國還是德國，當然中國也不例外。怎樣把工程科學很快地扶植起來，應該是個重要問題。工程科學主要包括應用物理、應用化學和應用數學。事實上，錢學森回國一直想建立一個工程研究所，遺憾這個心愿終身可望不可及。

我乘坐伯克利大學校車來到斯坦福大學，被任之恭捧為上升速度超越哈佛、耶魯、芝加哥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名校。我最關心的是他們的胡佛圖書館。那是以研究共產主義及其相關國家的圖書館，和哈佛的燕京圖書館以古代歷史、中國文學為兩極。我看著寬敞講究的圖書館，那是哈佛燕京圖書館可望不可及的，里面卻只有很少的人，怎么也不似燕京圖書館讓我心動。那天晚上，高能所9位老同事加上另外一對夫婦，一共11人為我設宴告別。在遠離故鄉的異國，有友人盛情相待，讓人感到溫暖。第二天高能所老同事崔化傳開車把我帶入一條盤山公路，兩邊是偉岸的大松樹，像進入原始森林，最后下山停到太平洋之濱。我望著遠方，大洋彼岸是我的故鄉，我的兩個小兒子正在想念媽媽，他們來信說，自己做飯燒糊了，還得吃，吃完還餓。我嘆口氣，兩年里，我們連一次電話都沒有通過，家里沒有電話，我也付不起越洋長途……那天我乘飛機來到了紐約。

在紐約我主要想訪問的是貝爾實驗室的卓以和。早在六月，我住在第一位房東斯蒂文太太家，一天她拿出當天的《紐約時報》，打開一頁給我看，整版介紹的是位華裔科學家，他的名字叫“Alfred Y. Cho”，后來我訪問楊振寧先生，他也提及這位貝爾實驗室的卓以和。不久我就給他寫信提出訪問請求，他告訴我訪問貝爾實驗室的申請手續，我費盡心機，申請還遭來FBI的人跟蹤到哈佛科學史系追問。也許貝爾實驗室太出名，做的工作又是一流的，一個外國人要來采訪，驚動了敏感的人。總之，我最后來到了這個位于紐約對岸神秘又誘人的實驗室。我在貝爾實驗室門口等了許久，卓先生才現身，他熱情地帶我參觀了他的實驗室，還給我不少資料，并請我吃午飯，從上午11點一直到下午4點，談了許多。他出生在北京，大概好容易來個一口京腔的中國人，對他來說，難得聽到了鄉音。我提及感興趣《紐約時報》對他的采訪。他詳細跟我談及經過。由于他在分子束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報社派科學版記者來采訪，他說那都是些有科學背景很厲害的人，他們從上面層層談下來，最后才與他交談。可是文章登出來，竟然全篇講的就是他的工作，他很佩服那些素質很高有頭腦會寫作的記者，他們通過采訪分析，知道這項工作是誰做出來的，是誰的貢獻，幾位上司的名字在文中根本沒有出現。

?貝爾實驗室的卓以和先生

后來我為了進一步了解基礎研究而要求第二次拜訪他，可是被貝爾實驗室拒絕了。不過卓先生還是愿意跟我談，他中午走出實驗室，帶我到附近的中餐館邊吃邊談。他說貝爾實驗室的特點是，10%做基礎研究，90%做發展研究，畢竟貝爾實驗室是AT&T創辦的，而提供資金的又是西門子公司。不過實驗室每個人都是自己選題，領導不問課題能掙多少錢，只要做得好，就支持。他們實驗室有個人研究植物的光合作用，公司也不干涉，因為年底每個人要拿出報告來。多年下來，他們總結貝爾實驗室的經驗為“3F”——資金（Funding），重點（Focus）和自由（Freedom）。即使在大蕭條時，他們也堅持不懈地支持基礎研究，當二次大戰貝爾實驗室轉入軍工，他們研制的波導系統和高性能電子管就為研制雷達創造了條件。貝爾實驗室對圓形波導長達40年的研究和對激光與光傳播系統進行了20年的穩定研究，當光通信系統時代到來時，技術已經準備就緒了。他深深感到在那里周圍都是強人，而管理階層也能認識這些發現新知識的人的價值，并為他們提供特殊環境，在這種環境里，會涌現最好及最自由的思想。聰明人在一起，互相影響，包括研究者彼此之間，以及發展與生產工程師之間，甚至和用戶之間的溝通。他談到基礎研究地位時，強調公司有項特殊使命，就是提供未來事業所需的技術。這樣使得公司部分人必須著眼那些能發現新原理、新過程乃至新設備的研究。他們沒有短期任務壓力，是做長期連續工作的人。這讓我想到，中國科學院長期在基礎、重大和發展三者的政策變化中搖擺。貝爾實驗室所長貝克（Baker）是這樣說的：“我相信人類需要和國家目標通過科學和工程的匯合，尚在初期階段。”而貝爾實驗室特別設立的“基礎發展”部門，就是位于基礎研究和發展研究之間。貝克所長提倡“純發現文化”觀念，那是一種管理哲學，這是一條正在探尋的新路，包含著最深刻的智慧和技藝，同時也蘊含著對人類最實用的利用價值。作為一個貝爾實驗室的人，都會記住詩人列昂尼德·馬丁諾夫的詩句——“你知道嗎？什么是一個自由的人？那就是，對一切都要負責任！”

隔了一天，我又來到新澤西，拜訪一位在埃克森公司任職的應用科學家沈平。由于他白天工作，我是約好晚上到他家，那晚我和他們夫婦談到半夜一點。早已說好我當晚就住在他們家，我們沒有時間限制，又是在自家談話，所以他談了很多，很從容。他1946年出生在上海，后來去了臺灣，初二就到了美國，先入加州理工學院讀本科，再入普林斯頓讀博士。在埃克森公司做基礎研究。他們研究的目標就是，一旦世界沒有了石油，公司該向哪個方向發展？他們那里博士就有200多，攬括了化工、化學、物理、數學、遺傳工程等專業，研究面也廣闊之極，從理論物理到煤炭，從催化到應用數學。公司也有許多各類輔助人員，他們也一樣有高學位，只因為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做研究——那是群喜歡用頭撞墻的人。

我終于在8月19日，離開波士頓整整一個月后回來了。我剩下的最后40美元，在我乘坐從紐約到波士頓的灰狗大巴還沒有開出站，就被一個越僑偷走了——他乘我下車從行李中拿件厚衣服時打開我的包，拿走了我的最后一點錢然后下車改坐另一輛大巴了。我無奈回到波士頓時一貧如洗，連回家的地鐵票都無錢購買，用口袋最后剩下的硬幣給一位訪問學者打了一通公用電話，他來到波士頓幫我買了張地鐵票回到哈佛廣場，我再拖著沉重的托包，從哈佛廣場走回我的新住所——從今天起，我將正式住進那位80高齡弗朗西斯小姐家，那棟哈佛校長Eliot大宅的側翼。我進門讓老房東嚇了一跳，想必我當時一定是狼狽不堪，和一個月前穿著一襲白色旗袍，飄然而至前來面試的我，判若二人。她問我為何不叫出租車回來，拖著這么重的行李？都7點多了……我告訴她，我的最后40美元被人偷走了，我還是一個中國同事到波士頓接我坐地鐵回來的呢。老太太大叫一聲——My poor Shuping！（我可憐的蜀平）我笑嘻嘻地回答：“No，I’am not poor, I am rich.”我說我一點不可憐，我很富有！因為此時，我已經知道我的論文該怎么寫了，我的思路出來了，這才是我的真正財富。

第二天除了到系里打個招呼（也是報告平安歸來，他們一樣關注我的行蹤）——另一件事，就是趕緊從負責哈佛訪問學者的小柯那里，先借200美元，民以食為天，飯還是要吃的。隔日花了6美元買了輛自行車，自此以后去位于哈佛廣場的辦公室可以騎車來往了。我回來后知道，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沉默的路》，在我的朋友劉年玲的《秋水》雜志上發表了。我很高興以后有陣地可以刊登我的作品，這大概是緊張工作之余的一個消遣，也算開辟了另一條戰線吧！

在1982年下半年及后來，我還和兩位物理學家有較多的交往。他們都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物理教授，一位是鄭洪，理論物理學家；一位是丁肇中，實驗物理學家。兩年間，我和他們見面都有十多次。不過和鄭洪先生談得最多的不是物理而是文學。他自幼和我一樣，喜歡看小說。還給報紙投稿，多被退稿，偶獲稿費也只能當零用錢，故又轉而埋頭數理。今年（2017年）5月底我們一行參加劍橋沙龍留學史研討會的人會后拜訪他，他告訴我們，他20歲來美，在美國呆了60年，在MIT呆了50年。他還提及80年代看姚蜀平的短篇小說，一席話讓訪問者茫然，也讓我回憶起那時我寫的小說確實都拿給鄭洪教授看過，他總能發表一些高論，還向我推薦并送我錢鐘書的《圍城》及張愛玲的《半生緣》，當然最感謝他的是向我介紹了他的朋友柏楊的書。不知是否由于看了我寫的小說，重新燃起他對文學的熱情？我沒有問過他。我知道他在90年代出過一部中文留學生長篇小說，今年的中英文長篇小說《南京不哭》轟動中美社會。當然，那兩年我們除了談文學，他也給過我不少有關了解美國科學界及科學家的忠告，以及物理學界的故事與趣聞。那些談話讓我感到他有極強的自主性。他多次提及的中國學者不要總跟著別人后面做，那樣一事無成。

對丁肇中的采訪，我問他的遠不如他問我的多。或許因為我不是他的雇員，所以我也不必像其他人對他那般敬畏，也許正是這一點，他反倒愿意和我交談，那是一種平等的交流。想必可以和他這般談話的人不是很多，而他確實想知道許多有關中國的事情。我們談的范圍極廣，包括歷史、社會，也談科大和高能所。而我希望多了解一些丁先生的物理工作，他讓實驗室的陳敏教授和我談。陳敏1963年畢業于臺灣東海大學物理系，次年來美就讀于加州伯克利大學，師從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塞格雷（E. Segre）和張伯倫（O. Chamberlain）。1968年獲博士學位，隨即來到MIT，十年后獲物理學終身教授。他曾經參與丁肇中先生發現J粒子的實驗，被丁先生稱為很特殊的人才。陳敏教授是半個哲學家，喜歡高屋建瓴地分析問題。他認為中國人善演繹，外國人好歸納。演繹往往是在一個框架里做工作，而歸納卻是靠觀察后提出新見解，后者有較大的創造性。他對丁先生的評價是——他最大的特點是極有組織能力，“識人善職，小心謹慎”。他識別人，并且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并能向每個人提出許多問題。“學問”本來就應該有學有問，會提出問題本身就是一種本領。不僅向比自己水平高的人提問題，也要向不如自己的人提問題。能提得出問題，而且提得恰到好處，就是能力。他把各個部分可能出現的問題和差錯都考慮到了，并且事先向你提出來。因此，我們這個組多年工作，沒有出過差錯，這是因為丁先生極為謹慎的緣故。他也指出，中國人的問題是不愛動手，不會動手，文人相輕。外國人彼此提攜和標榜，可是中國人盡量離中國人遠一些，有成就了嫉妒，沒成就怕丟自己面子。

天道酬勤

我開始整理訪問記錄，提筆寫文章。我已經確定我的主題不再是物理學家的貢獻，而是為什么他們會有這些貢獻。科學史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要寫一篇好文章，必須具備下列幾方面中起碼一個方面——或許你有了嶄新的觀點；或許你掌握了前人沒有的新資料；或許你提出來一種獨特的研究方法或某種模式。我自認為我有我的新觀點和新資料，可是重要的是選擇切入點，我必須考慮一些禁忌，回避某些敏感區……我終于找到了——從比較不同文化價值入手！我要探討的是從他們的成功之路來看不同文化價值觀念對科學發展的影響。我分成四部分來闡述：

⑴鼓勵競爭；⑵自尊和自信是成功的起點；⑶尊重“隱私權”；⑷關于“官”的不同價值觀念。

隨后我將寫就的初稿寄給我拜訪過的，或是沒有來得及拜訪但有聯系的科學家們。我得到了積極的回應。紛至沓來的信件中，有人為我擔憂，有人催我盡快發表，有人說：“你好大膽！”也有不少人提出具體修改意見。

對于我提出的關于“競爭”問題，議論最熱烈；許多人均有評議，而且觀點頗為不同。李政道先生認為：“科學研究是人類向自然界探索其規律，此中成敗和一般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相當不一樣，宜加分別，如混為一體，恐不甚妥當。”而卓以和、洪雁謀及張一飛，恰恰認為關于競爭一段是文中最好的部分。梁佩璐認為“競爭”的出發點是人種歧視，既然不易在美國管理階層上競爭，只有采其次，靠智力和白人競爭。卞學璜認為競爭中有大量失敗者，而吳家瑋和杜維明卻認為競爭帶來了大量浪費和重復。沈平來信說：“本來對我們國家的悲觀，被您的愛國熱忱沖淡了不少。我們國家現在最需要的是正確穩定的政策，因此您所關心的問題，都是極為重要的。”他對文中所提的“競爭”也做了更加深入的闡述。他認為那是社會“多元化”的必然結果。還詳盡地分析何謂多元化——那是可以從多方面看出來：⑴權力分散；⑵多方觀點；⑶接受個人的多面性及復雜性。他認為美國社會的多元化無疑是使華裔科學家能打入并出頭的一個條件——多元性促進了競爭，并開創了許多機會（科技研究機會到就業機會），還有就是多元性使得華人能在科技研究上的成就不為英語的缺陷及本身為黃種人而被否定，也是文中提及的“隱私權”的根基所在。他還提出和楊振寧相類似的觀點，很反感“提拔”這個字眼（楊先生是用的“人才使用”），他認為中國需要有一個知識分子不需要“提拔”的制度，當然現在的情況下，提拔仍比不提拔要好。

吳健雄來信表示論文：“意見卓越，蓄意深長，此類文章，對將來為中國科技政策建議及實施者，竭有參考借鏡之用，但對于一般領導者，因見識之機會缺少，繩守古風，不敢創新，既不能了解您的苦諫到反忠言逆耳，未能窺得其秘。我想介紹這種思想的文章，是非常必需的，但要循序漸班（進），須待時間稍為成熟，比較可以有效。”

任之恭先生對該文中提及接受移民國家美國的文化價值表示異議，他認為，“對像我這些半老朽的人，心里覺得當一個美國人（或被美國化了）非常難過，我既不愿意當一個美國人（可說是‘迫上梁山’），也決不肯全面地接受美國文化的價值。”

丁先生問了兩個問題：“有沒有用？”和“回去怎么辦!”

我仔細研究他們每個人的回函，并認真考慮后做了某些修改。1984年8月我回到中國。11月參加了在廈門召開的科學社會學研討會。我攜帶這篇論文赴會。該文在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后經許良英拍板，該文登載在1985年2月號《自然辯證法通訊》；幾個月后，《中國青年報》對我的專訪傳播更廣，許多報紙雜志要求作訪談或節選及重新寫出要點的短文……也許我說出來一些大家心里話，也許是我把那幾十位被訪者的精神凝聚在一篇論文中，我知道我的橫跨美國大陸之旅沒有白辛苦，這項工作還需繼續做下去。

30多年過去了，重新整理和翻閱這些過往的訪談以及書信，感到時光倒流，也許我應該更早把這些詳細資料整理出來，也許我應該做更加專業一些的訪談？還有許許多多的也許……不過逝去了的不會重返，遲來的文稿勝于永遠埋沒。讓我衷心感謝那些接受過我的訪問的科學家們，在他們的實驗室、辦公室，以及家中客廳里，數個小時有時甚至談到深夜。這些敞開胸懷與我攀談并提出忠告的華裔科學家們，和我們一樣，共同的愿望都是希望中國走向繁榮富強，讓中國不僅是個人口大國，還是真正的科技強國。讓廣大科學家、科學技術工作者們，能夠實現他們為國為民貢獻自己力量的心愿。

回憶在美國的那兩年里，除了做我的自選課題外，我還認真地讀了許多其他的書，特別是大量的柏楊和李敖的作品。說來也是機緣。麻省理工學院的鄭洪教授是柏楊的好友，鄭先生把柏楊送他的簽名版《中國人史綱》轉送給我。并鼓勵我多看柏楊的書，燕京圖書館有足夠的柏楊各類書，我復印并抄了相當部分。波士頓學院的潘毓剛教授是李敖的好友，我從他及其他人口中聽到不少關于李敖的貶褒之詞，后來我在燕京圖書館翻遍了當時館藏他的六卷《李敖全集》，我同樣復印并抄了部分。我沒有對這兩位做更深的研究，也無意對他們做任何道德評判，為只吸取那些我認為有價值的觀點和言論。這些都成為1985年在科大的演講及后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素材。

那兩年我也研究了現代化問題，還特別關注中國歷次留學生的書籍和文章，我曾經特地坐火車去耶魯大學，在圖書館查閱關于留學鼻祖容閎的檔案資料，從那里我知道了有位高宗魯先生，他對容閎及留美幼童有深度研究，自此我和高宗魯先生取得聯系，知道了容閎的墓地在康州首府哈德福特市郊，我的一位美國朋友，她熱衷與中國學者交往，自愿開車帶我去了那個墓地，瞻仰了我崇敬的容閎先生，還到哈德福特市尋找當年“幼童出洋肄業局”的舊址，隨后也拜訪了高宗魯先生。從研究留法勤工儉學開始我就對一戰華工念念不忘，我從沒有停止過收集和抄錄、復印我看到的報章雜志以及書本上任何關于一戰華工的點滴信息。我因研究科學史而感興趣留學史，因留學史而知道一戰華工，也因留學史而感興趣現代化問題，我不停地擴大我的研究范圍，燕京圖書館書架上那二十余本《紅衛兵小報》更是喚醒我寫文革小說的舊夢……

我的兩年美國之行豐富多彩，我學到了許多，懂得了更多。訪問眾多華裔美籍科學家而接觸到形形色色美國人和華人，讓我知道了另一樣的人生及不一樣的見地，我寫的那篇論文在國內受歡迎及其影響遠超出我的預料，也許是換位思考和揭示真言之故。我在科大關于柏楊、李敖的演講被科大研究生會（還有同濟大學研究生會）印成小冊子，散發全國，其后十余所大學邀請我去演講，有人稱其是某種啟蒙。我因那篇論文及科大演講，而收到了幾十封來信，有大學生、中學生及教師們，有來自基層如供銷社，高層如空軍政治部，有工人甚至農村大隊的人，有報社，有醫院，有來自北京也有來自邊遠地方，他們告訴我，他們在傳閱、傳抄，有以我的一段話為素材讓學生作文，有將吾文在不同群體中推薦而看反響……1987年我寫了一本小書《現代化與文化的變遷》，盡量用概括簡潔的語言解釋現代化的種種基本概念。那些年，我還用筆名寫了一些不為人知的短文及雜文。當30年后還有當年的大學生或研究生記得我那時的文章和演講，讓我驚訝之余也感到欣慰。

那兩年的收獲與思考，在30年后我的兩部長篇小說《悲情大地》（關于文革）、《他從東方來》（關于一戰華工）及歷史著作《回首百年路遙——伴隨中國現代化的十次留學潮》中都隱約可現。這三本書都傾注了我30余年的功力。也許當你敞開心懷吸納新鮮事物，當你為了一個又一個歷史之謎而義無反顧，當你為了一睹真情而忘我投入，你的回報一時未可見，卻會在若干年后略顯端倪。生命苦短，人生路遙，用有限生命去創造最亮麗的人生吧！

（本文獲作者授權刊發，原文載于《科學文化評論》2017年第六期）

作者簡介

姚蜀平曾學物理，后研究科學史，現在致力于文學創作，發表過《似水流年》（繁體版《悲情大地》）及《魂歸故里》等短、中及長篇小說 。

制版編輯：黃玉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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