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這是郭沫若代表詩集《女神》中極具奔放浪漫色彩的一首詩歌——《天狗》。郭沫若的《女神》被稱作是開一代詩風的新詩集，是中國浪漫主義新詩開山之作。

“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

這是郭沫若代表詩集《女神》中極具奔放浪漫色彩的一首詩歌——《天狗》。

郭沫若的《女神》被稱作是開一代詩風的新詩集，是中國浪漫主義新詩開山之作。

聞一多評價郭沫若是：“不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20世紀底時代的精神。”

郭沫若在文學方面的成就廣為人知，給人以浪漫新詩體開創者的文學家印象，但為大眾所不知的是，他同時也是一位造詣頗深的書法大家，對此曾有人說道，郭沫若不配給黃帝陵題字，而啟功先生也對此作出回答：“先到街上看看中國銀行，再回來評判吧。”

以他名字命名的書法字體“郭體”氣勢豪邁，不拘一格，郭沫若的書法作品以行書、行草書居多，筆墨行走間揮灑磅礴，遒勁飛動。

2015年在廣州舉行的一場拍賣會上，郭沫若書寫的“建設”大字書法作品，拍下了1610萬人民幣的天價，創下了郭沫若書法作品拍賣最高交易價格的紀錄。

而這并不是郭沫若書法作品第一次拍出千萬價格，早在2011年，郭沫若書寫的《沁園春·雪》書法作品就拍出了977.5萬元的高價，幾近千萬元。

那郭沫若的書法為什么如此受追捧呢？他的書法作品到底好在何處，我們首先要聚焦在郭沫若本人身上。

01 青年求學，棄醫從文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在四川省嘉定府樂山縣（現樂山市）的一個富裕地主家庭，家族昌盛，郭沫若在書中介紹自己的家族為：“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

家境較好的郭沫若從小接受著良好的教育，在接受傳統經書子集學習的同時，還接受著外來的新興進步教育，這對他藝術觀、文學觀影響頗深。

郭沫若在這種教育的耳濡目染下逐漸成長為具有民主進步思想的知識青年，敢于反抗封建專制力量。

他曾因反對教師專制，參與罷課要求校方及政府交出打傷學生的肇事者，而兩次遭學校開除。

先后的兩次被學校開除，反而使郭沫若越挫越勇，在校外他積極宣揚民主進步思想，積極參與民主解放事業，響應辛亥革命號召。

在1914年春，意圖進一步深造知識接觸民主思想的郭沫若在大哥郭開文的資助下赴日留學，進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學習醫學知識。

在日留學期間，他接觸了大量外國文學家的作品，啟發了自己對文學的濃厚興趣，感受到文學對于民眾解放的力量，深思熟慮后，郭沫若決定棄醫從文。

1921年郭沫若創作的新詩集《女神》在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作品洋溢著濃厚的奔放浪漫主義氣息，是中國新詩的革命性開山之作，郭沫若也因此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

郭沫若在文學領域開創了新詩的先河，推動文學革命發展。

在譯著事業上也是頗有成就，他翻譯了大量的外國經典文學作品，包括《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戰爭與和平》等具有時代代表意義的巨著，對我國現代文學影響巨大。

郭沫若先生在戲劇方面也創作出不少具有現實意義的作品，代表作《高漸離》《蔡文姬》。

不僅如此，郭沫若在我國考古事業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這樣一個文、史、書法界都赫赫有名的全能大家，為什么后人對他的評價卻褒貶不一呢？

甚至有人評價他為“千古罪人”，這一切皆因郭沫若本人的人品有缺，特別是在婚姻道德方面令人詬病，使他成為贊揚與批評集于一身的爭議中心。

02 德行有虧，才子流氓

郭沫若與魯迅先生的針鋒相對在當時就是輿論的焦點，更是為后人所津津樂道。

二人在文學創作上的觀點相左，又有無良記者媒體從中煽風點火，各種未加證實的謠言傳得有鼻子有眼，更加激化了兩人之間的矛盾。

傳言郭沫若曾攻擊魯迅為“衣冠禽獸”，而魯迅先生自然要發文回擊，便諷刺郭沫若為“才子加流氓”。

這一來一往讓世人看了個熱鬧，更有好事者認同魯迅對郭沫若的評價，笑稱“完美總結了郭沫若的人生”。

“才子”一詞我們都理解何意，畢竟郭沫若在文學上的創作水平之高擔當得起才子一詞，而“流氓”一詞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郭沫若在德行上最令人詬病的便是他先后拋棄了三個妻子的事實，這不僅是對三位女性的傷害，更是對子女以及家庭的不負責任。

在那個封建制度統治思想的年代，郭沫若的第一任婚姻可謂是父母包辦婚姻的悲劇，他的第一任原配妻子叫張瓊華，是一個相貌平平、沒有太多文化的普通女人。

郭沫若打心里抗拒這樁婚姻，更是覺得這樣一個平庸的女人配不上自己，在新婚的第六天便遠走日本，拋下了張瓊華獨自一人。

由于二人并沒有什么夫妻生活，所以自始至終也沒有兒女出生，但即使張瓊華沒有被郭沫若承認過妻子的身份，生性善良淑德的張瓊華也在郭家盡到了自己做兒媳的責任。

她一直盡心盡力地照顧著郭沫若的父母，而直到張瓊華68年后去世，郭沫若也從未想起過這個任勞任怨的原配妻子，更別提照顧了。

郭沫若的第二任妻子正是他在日本留學期間認識的，名叫佐藤富子，是一名醫院的看護員。

佐藤為了能夠與郭沫若在一起，甚至與家中斷絕了關系，一心只想跟隨郭沫若左右。

據說郭沫若對佐藤是一見鐘情，在見到佐藤第一面的時候，他就被眼前女子的美貌與曼妙身材迷住了，兩人婚后育有五個孩子，著實度過了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

可惜好景不長，郭沫若故態復萌，不久他便厭倦了這種生活，正值中日戰爭爆發，他想回國去做出一番事業，于是郭沫若不辭而別，拋棄了妻子和五個子女。

失去丈夫的佐藤富子承受著周圍人的指點與羞辱，獨自將孩子撫養長大。

建國后佐藤富子來到中國尋找郭沫若，但郭沫若卻逃避不見，沒有一點作為丈夫和父親的擔當，著實令人不齒。

在與佐藤的婚姻中，郭沫若就已顯露出他風流無恥的行徑，他先是出軌于來到東京公干的《大公報》特派記者于立忱，回國后又拋棄于立忱轉而與其妹于立群同居。

于立忱無法承受這件事所帶來的痛苦和折磨，不久便選擇自殺，而唯一知道實情的郭沫若卻向于立群隱瞞了與其姐姐的往事。

一直等到郭沫若去世，于立群在收拾遺物時才發現這樁塵封多年的往事，她后來選擇自縊，也很難說與這件事沒有關系。

郭沫若不負責任的情感觀念傷害了多個無辜的女性，對兒女也是一種傷害，這就不怪引起了輿論的憤怒，惹得多名作家對他口誅筆伐。

03 文人書法，氣勢豪邁

當代讀者和評論者對郭沫若的評價分化為兩級，一種批評他在道德生活中的左右搖擺、不負責任的“浪漫多情”。

然而這種多情浪漫的氣質更是體現在他的文學創作與書法作品中，郭沫若在文學書法上的天才與道德層面的瑕疵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他褒貶不一的復雜人生。

郭沫若的書法作品以爽朗灑脫、奔放豪邁著稱，在他的書法中，可以感受到字里行間蘊藏的浪漫主義特點，不局限于傳統的書寫方式，大膽創新，揮灑自如。

與詩歌相比，其實書法陪伴郭沫若的時間更長一些，在他十幾歲的時候，家中就有意培養他的書法興趣，一直到郭沫若青年時期，他的書法才能才逐漸顯露出來。

郭沫若是典型的文人型書法家，他的筆墨間更多展現的是自身的才情和藝術表達，是自身文人習性在宣紙上的外顯，他的文學創作以奔放浪漫著稱，化在筆端自然也是瀟灑自由的體現。

文人書法創作不沉吟于固定的繁瑣技巧，著重表現的是心性與審美情感，是自然、不經雕琢的內心世界。

作為文人，他們往往都對藝術創作有著獨特的見解，對單純的書法技巧不屑一顧，認為以展示高深技巧為目的的書法作品猶如一潭死水，空有技巧而沒有感情。

文人型書法創作注重的是情感的宣泄和境界的表達，以展示自我為主要目的。

因此對于郭沫若的書法成就評論界總是褒貶不一，認同其作品風格的稱其是“渾然天成、揮灑自如”，而不認同其書法風格的則認為“缺少技巧，字中多敗筆，甚至不能稱為是字。”

兩種相去甚遠的評價讓郭沫若的書法作品蒙上了神秘的面紗，勾起無數人想一覽觀之的好奇心，也促使他的真跡作品價格越拍越高，甚至炒上了八位數的天價。

郭沫若愛好考古，國內的名勝古跡大多留有他的足跡，同時作為書法大家的他每每觸景生情，便在此處題詞，留下了大量的題字書法作品。

陜西延安的黃帝陵修繕完畢后，需要有人來為黃帝陵題字做牌匾，有人找到了毛主席希望主席可以為陵題字，但毛主席轉而推薦了郭沫若，認為郭沫若的書法造詣比自己更高，更適合在此處題字。

“黃帝陵”這三個大字一題，在場的人無不為之驚嘆，大字氣勢磅礴，雄渾厚重，與千古一帝的“黃帝陵”相得益彰，這塊書寫“黃帝陵”的石匾也隨之成為旅客們前往該地游玩時必去的打卡點。

中國當代著名書畫家、教育家啟功先生就對郭沫若的書法作品贊賞有加，認為郭沫若實屬書法大家。

如果有不認同的不妨去看看大街小巷掛著的“中國銀行”四個大字，甚至說“唯有郭先生才能有此大手筆，我等不及太多”，這足以顯示出郭沫若的書法水準在業內的評價之高。

郭沫若的眾多題字中，地位最高最常見到的兩處題字，一是為故宮博物院牌匾的題字，二是為中國銀行題的四個大字。

許多人都去過故宮博物院，在博物院神武門上，掛著題有“故宮博物院”五個字的牌匾，這正是郭沫若先生的手筆。

早在1925年，故宮博物院首次開放之時，牌匾題字便是由博物院創建者之一的著名書畫家、教育家李石曾用顏體書寫而成。

到了1971年，故宮博物院重建完畢，需要更換新牌匾時，按照領導的意見，由郭沫若承擔了題字的任務，正巧郭沫若對顏體楷書同樣頗有研究，由他來題字再適合不過。

從此，掛有郭沫若題字的故宮博物院牌匾便高懸神武門之上，以揮灑磅礴的氣勢迎接來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們。

中國銀行作為中國國家直屬建設的國家級銀行，新中國建立后，伴隨中國與多個國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關系，中國銀行也在世界各地都建設了分行。

為了更好展示國家形象，體現中國國風特色，有人提出要重新題寫“中國銀行”四個大字作為裝點的門面推向世界。

在人選會上郭沫若的名字再次被提起，在南漢宸先生的鄭重邀請下，郭沫若接受了這項重要的任務，他將自己關在書房中前后斟酌了好幾天。

在多幅作品中選出了自己最為滿意的一幅字，交給了南漢宸先生，南漢宸先生見了作品也頗為滿意，連連點頭稱贊。

就這樣，由郭沫若題寫的“中國銀行”便成為了國家銀行的“門面”。

結語

我們不應站在今人的立場上去大肆貶毀古人，應將其放進生活的大環境大背景下展開客觀評價。

郭沫若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人物，他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出的突出貢獻是無法被泯滅的。

不僅如此，他在甲骨文、史學研究、戲劇創作、書法、藝術等方面都有著較高的造詣，這類全能的學者在二十世紀中國史上并不多見。

對郭沫若的評價反思，要堅持科學客觀的態度，以平和的心態看待他留下的知識財富。

近年來貶斥郭沫若幾近成為輿論的主流，無論是掌握基本情境的研究者亦或是跟隨探討的大眾評論，對郭沫若從內在人品到外在文學成就都肆意鞭撻個遍，可謂是字字誅心。

有些言語已經上升到人身侮辱的層面，這不得不說是極端與片面的，有不同意見是好事，不同的角度可以促進我們對歷史人物的理解與分析，但要注重立足事實，分清主流與支流。

在客觀評判郭沫若為人之過的同時，承認他為現代文學、新文化革命等所作出的貢獻。

人性是復雜的，所謂人無完人，陰暗與光明是相對而生的，沒有陰暗，光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天才也會有平庸、甚至不堪的一面，我們需要辯證地看待。

正如聞一多所評價的那樣：“如果他說了十句，只有三句對了，那七句錯得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辯證，那說對了三句，就為同時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