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烽火臺

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論述，大家都耳熟能詳，基本的含義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這里的生產力，是指人們進行物質資料生產的方式和能力；生產關系，是指部落、國家和社會組織管理生產的思想觀念和制度政策。對馬克思的論述，當代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1902—1994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生產關系決定論不符合歷史事實。他在《歷史主義的貧困》一書中提出了兩個理由：第一，如果經濟體系被摧毀，但技術知識仍然存在，那么經濟體系很快就能被重建；如果技術知識被完全摧毀，那么現存的經濟體系將隨之消失，而且它的重建將會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第二，對社會經濟條件的了解，離不開對科學、宗教等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解，但是反過來，即便沒有經濟背景，人們仍然可以研究一個時期的科學思想。

波普爾的看法確切程度如何，大家可以再作研究。作為哲學家，馬克思的觀點是一以貫之的，就是堅持了自己的唯物論思想，堅持物質決定意識的觀點。客觀地講，這個問題類似于雞和蛋的關系，實在不好說誰決定了誰。唯物主義是一種觀察世界的思路，但借助辯證法的二元對立觀點派生出來的決定論，在解釋許多事物的時候會出現偏差。當然，馬克思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論述，所表達的意思是全面的，一方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另一方面生產關系也反作用于生產力。但這個解說里面包含著一個原則性的問題，就是生產力是起決定作用的主體，而生產關系則是被決定的一方，它們之間的份量不在一個水平線上。由于這樣的解讀，才引發了兩個“卡爾”（卡爾·馬克思和卡爾·波普爾）的不同看法。兩個卡爾都是猶太人，又都是哲學界的泰斗，雖然出生一前一后，并不妨礙他們的深度交流。波普爾是當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學家，是與我們同時代的人，他的學術思想，必然引起大家的關注和研究。正因如此，他與馬克思學說的辯論，很自然地引起了我們的深思。

哲學的門派，自然不止馬克思一家，學習者涉獵如何廣泛，觀點的正確與否，最終要靠實踐進行檢驗。決定論看起來符合因果的邏輯，但因人類社會實踐的復雜性，林林總總的現象和事物的確不是一種說法能夠統領的。對波普爾的兩點理由，猛看似乎有道理，但仔細琢磨好象也不夠嚴密。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的論述，是站在人類歷史的長度上進行判斷的，而波普爾的論述象是在述說一個切面，以人類社會成熟時期的現象，采取剝離的辦法進行論述，似乎與馬克思的論述不是一個頻道。當然，論學養，波普爾并不比馬克思差，而且出生在現代社會，不但吸收了馬克思的知識體系，還見識了現代社會的發展成就，有些論述出現偏差，只是在急切之間思考不夠細密罷了，無礙大局。

人類起源的時候，無工具、無技術、無文化，靠自然生存，整天為生計著想，采集野果、打獵捕魚，都屬于生產力的范疇。這一時期，為了更好地生存和生活，逐步地產生了部落和社會組織，產生了分工和協作。這種操作模式，顯然非常符合馬克思的生產關系決定論。但人類發展到城邦和國家時代，產生了思想、技術、文化和政治制度，社會形態日益復雜，就不好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事情了。試舉兩例。

以古希臘文化為起點的歐洲文明，孕育出了以工業革命為標志的現代社會。在上古時期，希臘文明是領先于世界的文明，與中華文明一樣，從生產力方面來說，也是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彼時四大文明比較，生產力水平應該不相上下，主要還是從學術思想、文化藝術和社會制度上來區分高下，而后者正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關系，也叫上層建筑。從歷史研究的結論來看，上古時期的東西兩大文明發展的實際水平（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相當的，差別不是很大。歐洲的羅馬帝國時代，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正是上古時期兩大文明發軔的歷史階段。按照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來說，經過一個時期經濟文化的繁榮，東西文明都應該有一個大的發展，這個發展當然是以生產力發展為基礎和動力的。而事實是，短暫繁榮之后的兩大文明同時陷入停滯期，歐洲文明陷入了1500年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中華文明陷入了2000年的封建專制時代。關乎生產力的核心部件——生產工具，歐洲到十八世紀才出現了小型機器，中國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農民們使用的還是漢朝發明的“二牛抬杠”。1954年6月，毛澤東主席曾非常憂慮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在生產關系決定論的辯論中，如果我們嫌波普爾的說法采用的歷史周期不夠長，那么，對兩大文明體系來講，一個1500年，一個2000年，就再不能說時間短的話了。如此長的歷史周期，多少國家、城市和宮殿建了毀、毀了建，山石風化、河流改道的事件都發生了不少，作為有智力的活人來講，還要寬容到什么尺度上去呢？對這一現象，按照馬克思生產關系決定論的原理分析，究竟是生產力出了問題，還是生產關系出了問題？

在這里我們不作空洞的辨析，還是要拿歷史事實來說話。中西文明的大致步伐其實是一致的，這也反映出人類生活的一些共同特性。歐洲文明到了近古時期，社會管制有所松動，逐步孕育出了近代思想和科學技術。但人們發起文藝復興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生產力推動的結果，而是由于中世紀教會統治的長期壓抑和窒息，文藝復興首先沖擊的是社會思想和統治制度。實際上，歐洲的工業革命和大航海時代，是伴隨著思想解放和政治變革出現的，不是先有工業革命，再有思想解放和政治變革。就連文藝復興運動，也高舉著復興希臘文化的旗號，這里面實在不好分辨物質和意識誰決定誰的問題。

再看中國社會，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令中華文化早熟。按理說，不論是文化推動生產，還是生產推動文化，中國社會應該有一個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事實上，文化的發展成果究竟如何，尚不好評說（現代化的時候都進了博物館），生產的發展成果絲毫不敢恭維。如果不是漢朝人發明的鐵犁和擺耬，我小時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種地的時候就只能用手刨。中國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棟，終其一生是讀不完的，但種地的工具永遠就那么幾樣，這是什么原因呢？

歐洲的文藝復興、民主政治孕育了工業革命、現代科技、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經濟，似乎是上層建筑決定了經濟基礎；中國明清二朝的專制統治和閉關鎖國，讓誕生了四大發明的唐宋時代退隱到了歷史的深處，充分體現了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力量。回望歷史的深處，除了人類的原始時代，看起來似乎是生產力決定了生產關系；當人類的文化意識充分覺醒的時候，卻大量地表現為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的現象。如果上層建筑不給思想創新和生產創造絲毫的機會，生產力是沒有任何力量掙脫控制，主動為人類做出貢獻的。

雖然鴉片戰爭失敗了，但慈禧太后照樣把新建的鐵路扔進了海水里；雖然魏源處心積慮地寫出了價值連城的《海國圖志》，但清朝的皇帝和士大夫們就是視而不見、不予認可；面對歐美先進的科學技術，中國人都認為那不過是奇技淫巧，自己的文化經典永遠高于那些東西；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中國被迫進入了現代化的行列，通過改革開放稍有成果，許多人又匆忙回歸傳統，搬出那些過時的東西到處宣講、混淆視聽，不知揚棄為何物。作為學者和上層人士，即便要弘揚傳統文化，也要認清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認清傳統文化中適應的和過時的內容，進行恰當的揚棄，不能照單全收、阻礙發展。不論是馬克思還是波普爾，他們論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最終目的，還是要讓人們認清社會規律，及早克服社會管理和經濟發展中的人為弊端，適時改革和創新，為開辟人類的新生活而努力，不是拿上人家的條文死搬教條、套人套事。

（注：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