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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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震驚世界。
為了這一天，錢三強奮斗了數(shù)十年。然而，還來不及表達喜悅，三天后，錢三強卷起鋪蓋，搭上開往河南信陽的列車，開始為期數(shù)月的“四清”生活，接受貧下中農(nóng)的再教育。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在乎，這名五十出頭、書生模樣的被教育對象，是中國“兩彈”研制的總設計師。
此時的北京，慶功會開得很熱烈，錢三強所在的二機部（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幾位領導都拍了照，登了報。只有這位專家出身的副部長銷聲匿跡。
后來，別人問起，他笑著說：“有幾個做代表就行了，缺一個不算什么。”
歷史不公，往往在事件發(fā)生的當時，已經(jīng)埋下了伏筆。如果沒有知情人出來仗義執(zhí)言，久而久之，中國科學界“三錢”之一的錢三強，估計真的就默默無聞，深藏功與名了。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錢氏家族在江浙一帶頗有名望，“三錢”都出生在那里。
錢三強原籍湖州，生在紹興。在他1913年出生后沒幾年，他的父親錢玄同，已經(jīng)成為新文化運動著名的旗手。
不過，與父親在語言文字學上的造詣絕不相干，錢三強走的是純理工的路線。
父親很開明，曾在信里鼓勵兒子的選擇，說咱們家三世業(yè)儒，不懂治生之道，以致近年生活日趨貧困，你學工學理也好，將來可以榮宗耀祖。
1932年，錢三強從北大轉入清華大學物理系，錢玄同寫了“從牛到愛”四個字贈予兒子。什么意思？一是勉勵兒子發(fā)揚屬牛的那股子牛勁，二是希望兒子向牛頓、愛因斯坦學習。
錢三強沒讓父親失望。四年后，他的畢業(yè)論文獲得全班最高分。
值得一提的是，跟他并列最高分的同班同學，是日后與他相伴終生的何澤慧。
何澤慧后來回憶說，“在清華的時候，我們女生是從來不主動找男生的。在我看來，那些男生，誰來找我就是不好好念書，也就沒有什么好談的”。
她又補充道，“錢三強沒有主動找過我，他基本上算是符合條件”。
1937年，日本侵華，世道變壞。
錢三強考取了公費留法名額，猶豫著要不要漂洋過海。
他的父親此時已經(jīng)病重，但仍然勸說他：“你還是出國學習吧！ 不要管我， 你是屬牛的， 學習要拿出一股牛勁來！”
他這才赴巴黎大學學習。
何澤慧則在同年到德國留學，學彈道學。她在給姐姐何怡貞的信中，解釋她為何選擇這個專業(yè)：
“我學的彈道學，也許兵工署就要來電報請我回去服務。不是中國兵發(fā)炮發(fā)不準，放槍放不準嗎？其實只要我一算，一定百發(fā)百中！他們不早些請我，不然日本兵早已退還三島了。”
真是女中豪杰，頗有俠氣。
錢三強在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學核物理，師從居里夫人的女兒伊雷娜·居里及其丈夫。
但他不滿足于此，他還要求參加放射化學實驗。伊雷娜很不解，問他：“你對這種工作也有興趣？”
錢三強回答：“不是興趣，是需要。我比不得你們，這里有那么多人，各人干各人的事。我回國后，只有我自己一個人，什么都得會干才行。例如放射源的提取，我自己不做，又有誰給我提取呢？所以樣樣都得學會才行。”
1943年，在柏林的何澤慧，突然給七年未見的錢三強寫信。
由于是戰(zhàn)爭期間，信極簡短：“你是否還在巴黎，如可能，代我向家中的父母寫信報平安。”
這之后，他們開始通信，并相互產(chǎn)生了愛情。
兩年后，32歲的錢三強向31歲的何澤慧寫信求婚。
科學家總是追求簡練、精準，兩個科學家的戀愛同樣如此。
錢三強的求婚信說：“經(jīng)過長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結婚的請求，如能同意，請回信，我將等你一同回國。”
何澤慧盡管內心激動無比，落筆卻相當簡潔有力：“感謝你的愛情，我將對你永遠忠誠，等我們見面后一同回國。”
1946年，他們在法國結婚，一起在居里實驗室研究原子核裂變。
他們在實驗室往往一待就是一整天，幾個月的時間，每天如此。最終，他們共同發(fā)現(xiàn)了原子核的三分裂、四分裂。
當他們把這一發(fā)現(xiàn)寫成論文發(fā)表后，在國際科學界引起了巨大轟動，當時很多媒體稱他們是“中國的居里夫婦”。
錢三強與何澤慧合影。
當所有人都認定錢三強夫婦將會留在歐洲搞研究，向諾貝爾獎發(fā)起沖擊的時候，他們卻毅然決定回國。
錢三強后來解釋了他們回國的動因，令人動容。他說：
“回到貧窮落后、戰(zhàn)火紛飛的中國，恐怕很難在科學實驗上有所作為。不過，我們更加清楚的是：雖然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正因為祖國貧窮落后，才更需要科學工作者努力去改變她的面貌。我們當年背井離鄉(xiāng)、遠涉重洋，到歐洲留學，目的就是為了學到現(xiàn)今的科學技術，好回去報效祖國。我們怎能改變自己的初衷呢？應該回到祖國去，和其他科學家一起，使原子核這門新興科學在祖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
錢三強把他的決定告訴了導師。導師很快表示理解，說：“如果我是你的話，也會這樣做的。”
1948年6月，錢三強夫婦帶著尚在襁褓中的兒女，回到闊別11年的祖國。
隨著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各個國家形成了了一股研制這種超級武器的熱潮。
作為國際著名的核物理學家，錢三強的歸國，立即進入了國民政府遴選原子能人才的視野。
當時，中國最頂級的三家科研機構——北大、清華、中央研究院都在爭取錢三強的加盟。
他最終選擇回到母校清華大學。
但讓他困惑的是，原先各家承諾的組建原子能研究機構，推進起來卻阻力重重。
他懷疑是中國學界的門戶之見和體制藩籬，制約了這一新興研究領域的發(fā)展。在發(fā)表于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他說：
“這次，我回到祖國，看看國內科學界的情形與若干年前沒有多大區(qū)別。各大學門戶之見，甚至各系之間的相互摩擦依然存在。諸位是未來科技界之后備軍，我希望你們將來進入社會要根絕這種毛病，要打破為清華，甚至為清華物理系努力的觀念。你們要努力的是為整個中國物理界！”
1949年3月，北平剛剛解放兩個月，錢三強接到通知，參加巴黎世界和平大會。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錢三強收到5萬美元專款，用于購置核研究用的儀器設備。
很多年后，錢三強回顧起這段經(jīng)歷，記憶猶新：
“當我拿到那筆用于發(fā)展原子核科學的美元現(xiàn)鈔時，喜悅之余感慨萬千。因為這些美元散發(fā)出一股霉味，顯然是剛從潮濕的庫洞里取出來的。不曉得戰(zhàn)亂之中它曾有過多少火與血的經(jīng)歷！今天卻把它交給了一位普通科學工作者。這一事實使我自己都無法想象。”
最后的時刻，國民黨給他送飛往臺灣的機票，他果斷拒絕了。
年輕時的錢三強。
新中國成立后，年富力強的錢三強走上科技領導崗位。
他參加了中國科學院前期的創(chuàng)建工作，牽頭成立中國第一個原子核物理研究機構。后來的“兩彈一星”工程中，許多研究人員正是出于此。
他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lián)，深度接觸蘇聯(lián)的原子彈研究機構。在被蘇方列為高度保密的情況下，他還是有機會與“蘇聯(lián)原子彈之父”庫爾恰托夫進行數(shù)次長談。
在后來中蘇交惡的背景下，這些早期學習到的東西，成為我國自主研制原子彈的寶貴經(jīng)驗。
1956年，主導核武器研究的二機部成立，錢三強被任命為主管科研業(yè)務的副部長。
在核武器研制的茫茫大海中，只有錢三強知道眼下應該干什么，由誰來干。
有學者形象地描述了錢三強此時的作用與地位：
這時的錢三強，是科學前沿戰(zhàn)場上指揮若定的領軍大將，他總是在關鍵時刻，調配關鍵人物去解決關鍵問題。在謀劃全局的時候，錢三強總能周密地考慮到布局上還有哪些環(huán)節(jié)是空白點。他不能讓這幾個空白點堵塞千軍萬馬的必經(jīng)之路。
他出入中南海，為最高層授課，普及原子彈常識。
這段時間，錢三強平步青云，升遷之快，堪稱罕見。而這也為他此后不斷遭遇政治麻煩，埋下伏筆。
1957年，大鳴大放開始。中國駐蘇聯(lián)大使劉曉奉命找到在蘇考察的錢三強和錢學森，征求他們對黨內整風的意見。
錢三強替錢學森“擋槍”，說錢學森剛從美國回來，對情況不熟，由我來說意見就好。
他滿懷熱情、沒有任何顧慮地講出了真心話。他向劉曉提議，中國應該充分信任知識分子，讓他們有職有權，業(yè)務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學家自己來負責，黨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協(xié)助科學家搞好工作。“如果體制上不好馬上動，可以先選拔幾位有才干的科學家到領導崗位上來，參加領導工作，這會很有力地推動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
劉曉走后，錢學森不解地問：“他們想干什么？”
錢三強說：“禮賢下士吧。”
誰知道，風向很快就變了。緊接著的反右運動中，最高領導發(fā)話了：“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沒有知識的……知識分子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
于是，真誠提意見的錢三強，也變成了“翹尾巴”的錢三強。
在二機部的領導班子中，只有錢三強是內行出身。他好幾次在部里的會議上說：“我是少數(shù)派，但我的意見是遵循科學提出來的。”
沒有用，他越是據(jù)理力爭，別人對他的批評就越是強烈，還說他驕傲自大。帽子扣了下來。幸運的是，此時原子彈的研發(fā)還在攻堅階段，錢三強的地位無可取代。想整他的人，終于沒有成功。
1962年，周恩來與錢三強、周培源在茶會上。
當時任中科院黨組書記的張勁夫說，錢三強有書生氣。
錢三強單純，真誠，嫉惡如仇，對不合理的現(xiàn)象，時常感覺不吐不快。在政治風云變幻的年代，也就時常“禍從口出”。
1962年2月，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聶榮臻請來周恩來和陳毅，為知識分子鼓勁。
陳毅在會上向知識分子脫帽、鞠躬。周恩來則在講話中明確宣布，“我們歷來把知識分子放在革命聯(lián)盟內，算在人民的隊伍當中”。
聽完講話，錢三強感情激動，流下了眼淚。回到北京后，他振奮地向科學院傳達“廣州會議”精神，期間又聯(lián)系實際說了這么一段話：
“聶榮臻元帥說，他要當科學家的后勤部長。我們有些支部書記不是這樣。他們不積極幫助科學家解決困難，只知道看檔案、抓批判、搞運動，實際上是起了阻礙作用。”
歷史也許不會重演，但風向會再次改變。
在這個節(jié)點上，錢三強領導的中國原子彈自主研制已經(jīng)有了眉目。
數(shù)年間，他將自己原子能研究所里的重量級科學家，比如王淦昌、彭桓武、王承書、于敏、黃祖洽等人調過去擔當重任，并不拘一格舉薦了鄧稼先、朱光亞等大咖。這些人，后來基本都成為了“兩彈”功臣。
錢三強推薦、選拔出來的部分物理學大師。錢三強推薦、選拔出來的部分物理學大師。
越接近成功，越步入正軌，錢三強的可替代性就越強。
盡管在周恩來、聶榮臻等人的保護下，錢三強還留在二機部擔任副部長，但事實上，他已被排斥到了相當邊緣的位置。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前的幾個小時，錢三強去二機部部長劉杰的辦公室。劉杰告訴他試爆時間，直到這時，這名最主要的主導者，才第一次知道了試爆的切確時間。
分享成功的時刻，這名最初的主導者、最主要的推動者，卻被人刻意地遺忘了。
這名偉大的核物理學家，在最應該歡呼的時候，被送到了農(nóng)村，接受農(nóng)民的再教育。
兩年多后，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內行人都知道，這次成功，也與錢三強1960年就組建了研究小組密切相關。
這兩個轟動世界的大新聞，最早還是由法國的媒體點出了錢三強在其中的功勞。他們稱，錢三強才真正是“中國原子彈之父&34;“中國核彈之父”。
這一稱號，出口轉內銷，慢慢在國內流傳開來。
錢三強本人卻不接受，他說：“中國原子彈研制成功決不是哪幾個人的功勞，更不是我錢三強一個人的功勞，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外國人往往看重個人的價值，喜歡用‘之父’‘之冠’這類稱謂。”
更可怕的是，后來，這一稱號成為錢三強“反動學術權威”的罪狀之一。他所在的二機部不忘“補刀子”，在一份文件里指出：“他（錢三強）有嚴重的權威思想，在黨內以專家自居……對黨的領導不放在眼里。”
慶功的時候沒他，受罪的時候倒少不了他。
晚年的錢三強與何澤慧。
錢三強真正恢復工作，已在十年之后。歲月蹉跎了一位大科學家的命運，其間的代價，只有反思中的民族才能痛切地感受到。
恢復工作后，錢三強每天乘坐公共汽車上班，風雨無阻。
他和何澤慧住的房子，是1950年代初分配的專家樓。到1980年代，已經(jīng)老舊不堪。中科院在中關村蓋了新樓，動員他們搬過去，他們一直拒遷，理由竟是新樓離圖書館遠，不方便。
他們的日常生活與普通人無異，低調到上菜市場買菜，賣菜人還嫌他們買不起這么貴的菜。
人最大的教養(yǎng)，正是來自骨子里的低調。
但一個國家，對待偉大的人物絕不能低調。
1992年，錢三強心臟病發(fā)作去世，享年79歲。
此前，他曾接受采訪，引用馬克思的話，說出自己執(zhí)著于原子能研究的心聲：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yè)，我們就不會為它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做的犧牲。那時，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萬人。我們的事業(yè)并不是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1999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建國50周年的時候，對當年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授勛。
“兩彈一星”元勛的最初遴選名單出爐后，老同志張勁夫在上面找不到錢三強的名字。他反復強調，錢三強功不可沒，名單沒有他是缺憾。
張勁夫說：“有人總認為三強自己沒參加具體的研究工作，我則認為如果沒有他做學術組織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內行地及早提出這些方案與課題，你怎么趕上和超過別人？”
這樣，錢三強才沒有與“兩彈一星”元勛擦肩而過，否則歷史又會再次把他遺忘。
那年，國家為“兩彈一星”元勛頒發(fā)證書之后，錢三強生前的老部下、老同事彭桓武到了北京福田公墓，在錢三強的墓碑前，宣讀獲獎證書，并三鞠躬。
這是一份遲到的致敬。
有記者問錢三強的女兒錢民協(xié)，怎樣看待父親起伏的一生？
“做任何事情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除非你不去做。一個人能成多大事，就得承受多大的壓力與委屈。”錢民協(xié)回答道，“對于他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一生而言，我覺得高低、起伏都是歷史的選擇。而在我這個女兒眼中，他是一個很平實的人，他始終在做自己”。
靜水流深，智者無言。國之脊梁，默然挺立。
愿我們的時代，對得起真正的國之脊梁。
參考文獻：
陳丹、葛能全著：《錢三強傳》，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年
黃慶橋：《科學精英的多重角色：錢三強科技功業(yè)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春江：《錢三強三次受挫》，《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
金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