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雪茄價格表（18年聯合國前秘書長溘然辭世）

聯合國前任秘書長科菲·安南大概是許多國人小時候認為的、全世界“最大的官”，盡管長大以后我們才知道聯合國秘書長手中并沒有實權，他們所做的最多的事情也不過是“斡旋”而已，但這并不影響安南被稱呼為聯合國歷史上最富有改革精神的秘書長和最忙碌的和平使

聯合國前任秘書長科菲·安南大概是許多國人小時候認為的、全世界“最大的官”，盡管長大以后我們才知道聯合國秘書長手中并沒有實權，他們所做的最多的事情也不過是“斡旋”而已，但這并不影響安南被稱呼為聯合國歷史上最富有改革精神的秘書長和最忙碌的和平使者。

2018年8月18日，科菲·安南溘然長辭，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人都對失去了一位“老朋友”感到悲傷，盡管安南的任內也留下了遺憾，但無可否認的是，聯合國至今仍留有安南銳意改革的痕跡。

出身非洲貴族家庭的聯合國秘書長

1938年，科菲·安南出生于非洲加納庫馬西市。雖然從整體上來看，加納不是一個太發達的國家，不過在西非國家中，加納的經濟還算比較發達，而且，安南還出身于一個加納貴族家庭。

安南的家庭是加納傳統的部落酋長家庭，屬于貴族階層、家境優渥，因而他從小就能受到良好的教育。16歲時，科菲·安南就讀于加納最好的“曼特西皮姆”學校，隨后則升入加納庫馬西理工大學。

在加納讀書時，安南就是加納全國大學生組織的副主席，還曾參加過西非大學生領導人國際會議。

而后，科菲·安南又前往美國留學，并先后在馬卡萊斯特學院、麻省理工就讀，并獲得了經濟學、管理學的學位。

1962年，安南在日內瓦國際高級研究學院念完了經濟學的研究生課程，并順利進入聯合國工作。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安南雖然優秀，但似乎并不是那種“格外優秀”的青年，或者說在聯合國內他最初也沒有那么“起眼”。

剛計入聯合國時，安南只是世衛組織的行政和預算干事，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安南進入聯合國是從P1級別開始做起的——這是聯合國給予大學畢業生的最低工資級別。

可安南很快就展現出了自己的聰明、可親和人格魅力，在聯合國干得可謂是得心應手，他曾在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聯合國總部、聯合國難民署等多個聯合國部門工作，還曾擔任過駐開羅的聯合國緊急部隊的民事長官。

到了1986年，安南升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隨后又成為了副秘書長，直到1996年12月，安南正式當選為聯合國第七任秘書長。

安南的當選創造了多項紀錄，他是首位出身于聯合國內部的秘書長，也是首位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黑人。

而當時各國似乎也對這一結果感到頗為滿意，當時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曾稱安南是一個“天生的領袖”，他說話溫和、聲音明快、語調動人，在接替“略顯古板”的加利后，為聯合國帶來了“令人歡迎的變化”。

聯合國的另外一位副秘書長也表示盡管加利的學術水平更高，可安南更為文雅善良，讓聯合國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

而要說安南與其他秘書長的最大的不同也許就在于安南是一個“銳意進取的改革者”，至今，我們仍在享受著安南改革所帶來的益處。

銳意進取的聯合國改革者

安南在聯合國工作的數十年里，見證了多次戰爭和沖突，而他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時間正是戰后兩極格局結束不久、世界各地危機頻繁，人類面臨著貧困、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等新威脅的時刻。

再加上聯合國內部的重重問題，聯合國的地位和聲望一直處于某種危險的困境之中，就在此時，聯合國迎來了安南這個改革者。

為了解決新時代的新問題、為了應對不同國家的利益訴求，安南在1997年提交《革新聯合國：改革方案》提案，希望對聯合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在這份長達90頁的改革方案中，安南提出精簡人員、減少流程，取消重復勞動以改善聯合國的形象。

同時，安南還拓展了聯合國所依賴的基礎。安南不僅希望更多國家加入聯合國，還改革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此前，聯合國負責人權事務的機構是人權委員會，但一直有批評稱許多國家加入人權委員會是為了利用會員資格來阻止通過對他們不利的決議、保護自己“不受譴責”。

而在安南的呼吁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立，這是一個更具行動能力的機構，也能夠更好地進行人權保護。

此外，安南還拓展了安全的含義，將經濟發展納入了聯合國的議程之中，實際上對聯合國進行了全面和綜合性的改革。

當然，安南的改革方案也不是都被世界各國所接受的，例如，安南曾提議增加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安南的此項提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為了限制美國的單邊“霸權主義”，并推動多邊主義，因為當時在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中，中國和俄羅斯相對弱勢，美國則過于強勢，安南希望能夠通過增加常任理事國、改革聯合國大會的方式來“分散權力”。

不過，雖然安南的想法是好的，但是這一方案似乎在哪邊都討不了好：對于“五常”而言，誰也不希望有人來“分權”；對于其他國家而言，就算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再怎么增加，能夠“入常”的國家總還是有限的，他們誰都不服誰，還相互扯后腿。

例如，德日印巴四國希望一起“入常”，而且為了“入常”，他們還可以暫時放棄“一票否決權”，但這一想法立刻引起了意大利、韓國等國的“反對”，他們甚至還組織了一個“咖啡俱樂部”，采取“一對一”的策略反對四國入常，據悉，“咖啡俱樂部”的成員一度達到數十個國家之多。

而“咖啡俱樂部”的想法也很簡單，要么新增安理會理事國的席位大家輪流坐、要么就撤銷“五常”的一票否決權。在他們的互相拉扯之下，誰的想法也實現不了，“五常”到現在還是“五常”。

盡管如此，安南的一攬子改革方案，還是讓聯合國邁出了制度性、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步伐，為重新確立聯合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有效應對各種新任務和新挑戰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如今，我們也依然享受著安南改革的“遺產”，一方面是聯合國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框架在那時就已經確定，另外一方面是現在聯合國仍有許多職位、機構正是源于安南的改革，例如人權理事會、例如聯合國常務副秘書長等等。

任期內的三大“糟糕時刻”

除了改革聯合國之外，安南一直致力于維護國際安全，他在任的十年，是聯合國維和部隊最為繁忙的10年，而安南本人也是歷任聯合國秘書長中出訪戰亂地區最多的一位。

盡管安南沒有任何“實權”也沒有可調遣的軍隊，但安南仍將“斡旋”這一工作做到了極致，從1997年到2006年，人們已經習慣了在國際大小事件中都看到安南在“呼吁”“譴責”，不管是非洲戰亂還是中東危機，亦或是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中，我們都能看到安南斡旋的身影。

當然，在10年聯合國秘書長生涯中，安南還是留有遺憾的。

在離任時被問到自己任內“最糟糕的時刻”時，安南表示，聯合國未能阻止伊拉克戰爭的爆發正是他最大的遺憾。

安南曾為維護伊拉克的利益做過多次斡旋。早在1998年“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機”時，安南就拒絕迎合美國的意見，堅持要由聯合國安理會來仲裁伊拉克是否違反了武器核查協議。

在美國聲稱有權單獨對伊拉克實施軍事打擊，來要求伊拉克開放“總統屬區”之際，安南決定親自去說服薩達姆。

安南曾表示，伊拉克政權尋求的是尊嚴和尊重，而他就是要給薩達姆一個臺階，讓他同意恢復核查。

盡管美國認為安南絕不可能成功，但他依然前往巴格達，并與薩達姆聊了一會兒。《安南傳》上寫道，當時安南掏出了古巴主席卡斯特羅送給他的哈瓦那雪茄，告訴薩達姆，他也只同“信任的人”一起吸煙，最終薩達姆接過了雪茄，并允許聯合國繼續進行核查。

此事被評價為“雪茄的青煙代替了炸彈的硝煙”，但盡管如此，這次斡旋的成果也只保持了6個月。

實際上，在2003年美國繞過聯合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前，安南已經為此奔走了半年多，希望能夠阻止這場戰爭，但最終也只不過是讓戰爭“推遲”了半年多。

2003年12月17日，伊拉克遭受空襲，安南沉痛地表示，這是聯合國和全世界感到悲哀的一天。最終，安南所能做的，也只是接受伊拉克的重建工作。

聯合國駐巴格達總部遭到自殺性爆炸襲擊，導致聯合國駐伊拉克特別代表德梅洛被炸死一事，則是安南職業生涯中的另外一大遺憾，這令他“痛苦萬分”。

而安南任內的第三個遺憾，則是他的兒子卷入了“石油換食品”的丑聞。曾有媒體報道稱，安南的兒子科喬·安南從1999年開始就在接受一家名叫“克泰科納”的公司的“薪水”，而這家公司從聯合國對伊拉克的“石油換食品”計劃中得到了“利潤豐厚的合同”，以此暗示科喬利用父親的關系幫助這家公司得到了合同。

盡管安南對此表示不知情，還聲稱對兒子沒有將此事向他和盤托出感到震驚和失望，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丑聞就是丑聞，也終究會成為其職業生涯中的遺憾。

多次到訪中國，是中國人的“老朋友”

當然，對于中國人而言，關注更多的并非是他遺憾，而是他對于中國的態度。

2018年安南去世時，我國曾致慰問電，表示深切的哀悼和誠摯的慰問，其中特別提及，安南是中國的“老朋友”，在他任內中國同聯合國的關系得到了全面加強。

由此，我們也看出，安南對待中國的態度是十分友好的。實際上，在安南的10年任期內，曾7次訪華，加強了中國與聯合國的關系，也推動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

在卸任后，安南還曾多次來華出席活動，除了參與我國舉行的聯合國日慶祝活動外，安南還曾出席在浙江寧波舉行的中國中小企業全球發展論壇，并對“一帶一路”中可持續經濟發展等重要問題進行了討論。

此外，安南還曾多次到訪北大、浙大等國內高校，還取得了浙江大學榮譽博士后學位。

在經濟發展上，安南曾多次肯定中國發展的驚人成就，并稱贊中國為實現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貢獻巨大。安南表示，中國不僅讓數億人擺脫了貧困，還因為中國的經濟項目和投資，幫助數百他國公民擺脫貧困。

同時，安南曾表示，中國用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政策，重新確立了其在全球事務中的核心地位，并特別肯定了中國開放亞投行的舉措，聲稱亞投行給那些拒絕改革的人“上了一課”。

在政治上，安南始終堅定執行“一個中國”的原則，并曾于2004年拒絕聯合國記者協會在聯合國紐約總部采訪陳水扁的要求。

安南曾說，讓臺灣“代表”出現在聯合國，有悖于“一個中國”的決議。

而在文化上，安南對于“和”字也有著與中國類似的見解，他曾說，非洲也有關于“和”的箴言，證明了自古以來“和諧”對于社會發展就是很重要的，構建和諧社會則是一門“藝術”，而中國則將會在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發揮重要作用。

安南本人對于中國文化也頗有興趣，盡管他精通的語言里并不包含中文，但他對于中文和中國文化也有著一定的了解。

曾在聯合國工作過的徐書云曾回憶道，1997年底，他陪安南夫婦在伊朗進行考察時曾無意中提到，明年又是“虎年”了，安南當即驚喜地說“太好了，這是我的本命年”。

原來，多年前曾有一位中國友人告訴安南，按中國傳統來看，他是出生在虎年的，于是他就牢記自己“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