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有多少錢（從合作伙伴到水火不容）

倪光南：拒絕國外高薪挽留的男人世界上第一臺電子計算機，是1946年2月14日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問世的，由美國軍方定制的“電子數字積分計算機”（ENIACElectronicNumericalAndCalculator）。世界上第一臺電子計

倪光南：拒絕國外高薪挽留的男人

世界上第一臺電子計算機，是1946年2月14日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問世的，由美國軍方定制的“電子數字積分計算機”（ENIAC Electronic Numerical And Calculator）。

世界上第一臺電子計算機（ENIAC Electronic Numerical And Calculator）

1959年10月，在前蘇聯技術專家的幫助下，中國第一臺大型數字計算機被制造了出來，被命名為“104”機，被當作“大躍進”的成果獻給國慶十周年的慶典。“104”機使用了8000多個真空電子管，占據100平方米的房間，每秒運算1萬次。它在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究過程中發揮了無可比擬的作用。

1964年，中國人又發明了電子管的“109”機，每秒鐘運算6萬次，比“104”機快上了六倍。

1965年，發明了“109乙機”，是中國人自行研制的第一臺大型晶體管通用數字計算機。

1971年，又發明了“111數字計算機”，這臺計算機是中國人自行發明的第一臺集成電路計算機。

1983年，中國科學院又通過“757工程”建造了一臺體型龐大的計算機，每秒鐘運行上千萬次。這臺計算機占地面積達到了800多平方米，包括了1300多塊插件，兩萬多個邏輯元件，分布在一座樓房的上下兩層。

迄今為止，研究計算機還只能算是一種國家意志，研發的目的主要是用于國防軍事。個人也能擁有計算機，這種想法在當時還只是天方夜譚。但是在國外，個人計算機已經有了起點。1974年，愛德華·羅伯茲組裝出了世界上第一臺個人計算機“牛郎星8800”。

“牛郎星8800”一出世就震撼了世界。1975年，美國哈佛大學的一位在校學生比爾·蓋茲偶然間在報刊亭的《無線電》雜志封面上瀏覽到了一幅彩色照片，正是愛德華羅伯茲發明的那臺“牛郎星8800”，這臺在今天時代氣息濃厚的個人計算機在此刻是不得了的成就，強烈震撼了比爾·蓋茨的心靈。他激動不已，隨后從哈佛大學輟學，走上了獨霸全球軟件業的創業之路，影響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還有一位叫做喬布斯的年輕人，看見了之后也興奮地嗷嗷叫，然后幾天幾夜睡不著覺，后來他締造了蘋果公司。

而在中國，有一個叫做倪光南的男子，他正在企圖通過科學技術改變這個四千年古老國家的落后面貌和國家命運。

在國外計算機科學發展日新月異的同一時期，中國恰好處于“文革”期間，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中國人當時對海外科學技術的進展所知甚少，消息比較閉塞，幸虧由于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等海外科學家的多次歸國訪問，也會零零星星的把一些前沿的科學信息帶入國內，倪光南是國內知曉個人計算機發展前景的少數國內科學家之一。

1968年，身為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研究所研究員的倪光南參與了717機顯示器的研制。

1977年4月23日，中國人終于發明出了第一臺國產的微型計算機，取名為“DJS-050”。這臺微型計算機在當時還比較落后，只有一臺九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充當顯示器，整體外觀上丑陋的不成樣子。其中央微處理器的性能相當于八位。但這畢竟是第一臺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微型計算機，給了倪光南很大的信心。倪光南回憶說，當時他預感到，個人計算機的春天也許即將到來。

1981年至1983年，倪光南在加拿大國家研究院做訪問研究員。

在這一時期，由于他的業務能力突出，加拿大國家研究院給他開出了每個月高達4.3萬加元的高薪，后來多次找他洽談，希望他能留在加拿大，允諾只要你留下來，薪水可以再漲到8萬加元，這相當于中國國內工資的140倍。但是倪光南一口謝絕了加方的盛情挽留。

1983年5月，倪光南放棄了高薪留任加拿大工作的機會回國，回國前他自己掏出幾千加元買了夠研制幾臺漢字微機樣機的關鍵器材帶回國來，包括Z80 CPU、SRAM、DRAM、接口等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芯片和C編譯器等。

1984年初，倪光南組織課題組研發出了“LX－80聯想式漢字圖形微型機系統”。

8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與中航深圳工貿中心簽訂了合作協議，倪光南課題組將LX-80移植到電腦終端，進行了聯想式漢卡的開發。

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創辦了全民所有制的“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即聯想集團前身），倪光南應公司經理柳傳志的邀請于12月出任公司總工程師，將聯想式漢卡的全部技術都帶入了公司。

他帶入的這個聯想式漢卡技術，對這家公司來說可謂是意義重大。

在那個年代，讓計算機怎么樣識別漢字還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問題。計算機技術剛剛起步的時候，全世界的計算機系統都只能識別“孔源”，通過“孔源”來識別信號。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讓光線穿過很多個小孔。有孔的就代表信號“一”，沒有孔的就代表信號“零”。經過光電輸入機將二進制的位信息數據輸入計算機中。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的計算機就依然處在這個階段。如果你在那個時候走進計算機房，就會聽見刺耳的嘎吱嘎吱的機器打印聲，隨后看見計算機里滾出一長串沒有盡頭的紙帶，紙帶上則小孔密布。這些小孔，則表達了某些不同的信息。

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計算機科學開始逐漸脫離“孔源”時代，也就是說直接讓計算機可以識別文字系統。一開始主要指的是英文。也就是說，通過光學符號識別系統來讓機器直接識別出文字。發展到了20世紀80年代，全世界所有的計算機還都只能識別英文，還不能識別中文。這是有原因的，中文比英文有更多的結構復雜性，英文是由26個字母組合而成，而中文漢字字庫里至少有五萬多個獨立漢字，任何一個個體漢字都能表達獨立的語意。這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而倪光南在70年代就有了一個很具有開創性的想法，就是利用了中文的同音字詞的特性，組織起規模龐大的詞組。比如你錄入一個“王”字，它就顯示出“王國”“王后”等詞匯。如果你錄入“中國”二字，它就顯示出“中國人民”“中國軍隊”“中國力量”等等詞匯。這一概念被后世的人稱之為聯想功能。

倪光南將這種人機對話方法命名為聯想式人機對話系統，并且在1979年發布了關于此種設計的論文。因為他的這篇論文，當年的中國科學院向他頒布了科研二等獎，該獎項的名稱是“聯想式漢字處理系統”。而這個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聯想漢卡”的理論基礎。

聯想的發家致富，有人說是聯想漢卡帶來的，但其實與走私相關。

在20世紀80到90年代，所謂中國的高科技企業絕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中關村一帶，但是這些所謂的高科技企業自身并沒有開發出什么獨立性的、有創造性的科技專利，他們的主要的盈利模式還是來料加工和改造。具體來說，就是從國外進口一些零部件，進口到國內之后由技術工人進行組裝，然后再貼上自己的品牌進行售賣。由于國家對進口產品是有嚴格配額限制的，所以一般的進口途徑是不能滿足進口需求的，導致在當時的國內走私現象是很普遍的。1990年，中關村經營電子產品的企業大概有1000多家，幾乎沒有任何一家企業能夠保證自己不會直接或者直接地與走私者打交道。

聯想當然不可能獨善其身。

依據作家凌志軍所撰寫的《聯想風云》一書，根據當時所保存下來的檔案資料，我們可以確信，當時中關村的那些最著名的企業以及最著名的企業家，大多因為涉嫌走私遭到過警方調查。在當時的中關村，有一位叫做金燕靜的重量級女企業家，信通公司的“霸道總裁”，就因為涉嫌走私活動被判了重刑。信通公司在中關村的地位當時遠遠在聯想之上。而柳傳志和他的聯想也差一點遭遇和金艷靜一樣的悲慘下場。依據《中關村啟示錄》一書，我們現在得知，當時柳傳志得到了上級的理解，并且被堅決保護起來，至于那個金燕靜實在是由于其行為過于張揚，為人囂張跋扈，所以“槍打出頭鳥”，被公開處理掉了。柳傳志他們則比較低調，所以就被保護了起來。聯想實際上有三個直接“上級”：中國科學院、財政部、國資委。前面是名義（名譽）上的。后面兩個既是名義上的，也是事實上的。一心發展壯大民族企業的北京市委在當時也充當了中關村企業的重要保護人。

對于當時走私的現狀，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曾經表達過理解。他說過，他們也是“叫社會環境逼出來的”。如果不這樣搞，在市場上就很難存活下去。

對于柳傳志他們被上級保護，而金燕靜則身陷囹魚，后來的段永基則評價道，走私本來就是私底下偷偷摸摸進行的，誰還敢明目張膽，也只有金燕靜這個女人敢！這豈不是欺負中國海關無能？金燕靜在當時的中關村被稱之為“武則天”，可想而知她的做人風格。盡管柳傳志他們被保護了起來，但畢竟他們所涉嫌的是與國家法律法規相違背的行為，這樣的賺錢方法豈能一勞永逸？

核心問題在于，那個草創年代的中國的所謂高科技企業確實拿不出什么名堂。沒有自己具有競爭力的拳頭產品，是當時中國企業的通病和弱項，并非聯想一家企業是這樣，其實大家都差不多。不搞走私，那就意味著無法生存超過三個月。

所以說，要想打破困境，作為一家名義上的高科技企業來說，就必須要研發出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科技產品。倪光南是深深知道這一點的，也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也幾乎差一點成功的把聯想打造成中國的IBM。

倪光南在出國之前就已經是中科院計算所的優秀研究員，被公認為人機信息識別領域的技術專家。

他后來又遠赴加拿大，到加拿大國家研究院工作，獲得了更高的成就，成為該領域世界級的技術專家。他深刻認知到國內與國際上的具體差距。

1985年的夏天，倪光南開發研制出了聯想式漢字系統。也是在這一年，手握重器、早已盛名遐邇的倪光南，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的柳傳志的一番游說之下，他很快加盟了新公司，同時，他也把在計算機所研發出來的最新技術成果帶到了這家公司。

倪光南的加入對這家去年11月剛剛成立的公司的意義所在，我們已經無需描繪。

對于這次加盟，據說柳傳志的說服工作相當順利。是什么樣的理由，打動了這位優秀的科學家的心呢？倪光南后來回憶說，我在國外工作了幾年，對中國與國際上的差距一目了然。我們的技術水平與國際第一流相比，根本不是30年、50年的差距，而是更大的差距。這種巨大的差距讓我如坐針氈。哪怕不給我工資，我也要攻克難關，為國爭光。

據作家凌志軍的描繪，出生于1939年8月1日的倪光南擁有一個地道的南方學者的風范。他的身材并不高大，而且顯得消瘦，平時不修邊幅，穿著比較隨意，眼鏡后面的眼神總是聚焦在他感興趣的人身上。倪光南是隨著我國國家計算機事業走過來的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把國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哪怕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那一天，倪光南非常明確地對自己加盟的新公司領導層說，我今天“下海”并不是為了個人發財，我是真心的想為自己國家做一點事情。柳傳志則承諾給他相當大的自主權，也就是要把科研經費占到一定的比例。

倪光南對柳承志的承諾比較滿意，他爽快的把在計算所課題組研發成功的“LX-80聯想式漢字系統”無償的贈送給了這家新公司。

他帶來的這個發明投入市場之后，廣受好評，大獲成功，被人們親切地稱之為漢卡。漢卡包括三塊由若干集成電路芯片組成的電路板和一套軟件系統。在他的字庫中存儲了8192個標準漢字，當你在鍵盤上鍵入一個漢字時，控制系統便將你要的漢字翻譯為計算機可以接受的數碼，把數碼傳到字庫中與之相關的地址。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具有開創新的技術，給新公司帶來的不僅是利潤，還有崇高的名譽。而這些技術都是從中國科學院出來的。

沒有中國科學院，就不會有以后的聯想。我曾經詢問了中國科學院相關部門，據他們的同志介紹，當時倪光南研究員本人以及他發明的這項技術，其產權和使用權全部屬于計算所所有。

而現在，技術發明人連帶各項技術，以及技術發明人隨后可以帶來的無限技術發明的潛力，被全部無償地贈送給了柳傳志和他的新公司。計算機的所長曾茂朝沒有要過柳傳志一分錢，還派遣了很多技術專家過去協助。可以說，沒有中科院計算所的鼎力支持，柳傳志的公司一開始就根本無法立足。

柳傳志不僅僅從中科院得到了極其重要的智力支持、技術支持、人力支持，連他剛剛創業時的啟動資金20萬元，據柳傳志自述，也是由中科院提供。這是白紙黑字無可置疑的事實。、

不過，20萬元啟動資金是柳傳志自己的說法，據倪光南院士的說法，其實不是20萬元，是中科院計算機研究所給了130萬元（相當于現在的2億元）的啟動資金，與此同時在寸土寸金的中關村還給了500平方米的辦公使用面積。我也找到了一張官方證書，和倪光南院士的說法一致，但是和柳傳志的說法不同。至于哪個說法是正確的，我在這里不做評判，留待讀者自己研究。

還些不是最關鍵的，在中國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他的新公司無論名義上還是法理上也是屬于中科院，資產則屬于財政部和國資委。也只有中科院和全民的這幾塊金光閃閃牌子才讓他的公司具有了一定的公信力。畢竟與“公家企業”這樣的“正規單位”做生意，更加讓老百姓感到放心。

可以說，僅僅是“國家公辦企業”帶給他的這塊名牌，就是一個巨大的資產。難以估量的無形資產。

前面我已經說了，在當時那個特殊年代下，幾乎所有的中關村公司都涉嫌與走私行為有一定關聯。如果柳傳志的公司與中國科學院沒有任何關系，持有一個官辦的身份，也就得不到上級部門的保護。沒有中國科學院的這個護身符，柳傳志早已經“風輕云淡”了，就談不上若干年后擁有“中國企業家教父”的風光無限。

更何況，正是因為柳傳志的公司與國家公辦性質有密切的關系，所以它在發展歷程中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也包括來自于中國政府部門的大批量巨額采購。而來自政府部門的采購在這家公司的營業份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句話，沒有國家，沒有中科院，就沒有聯想。

再說回倪光南研究的漢卡這項技術。中科院計算所所長曾茂朝在提交給政府的報告中就已經聲明，這項技術是由中國科學院技術計算技術研究所獨立研制，專門用于解決IBM系列微機及兼容機的漢化問題。曾茂朝所長在報告的末尾要求中國政府批準25萬美金的外匯額度，作為該公司進口產品配件和進一步改善漢卡功能之用。也就是說，漢卡的研發以及后續的改善，都是由中國政府撥款所完成的，沒有國家的支持，漢卡就不會存在，也不會帶給新公司第一桶金。據歷史資料記載，1985年6月25日，第一批漢卡被送到北京博覽館進行了現場展銷，當時定價為2900元，以當時國內的人均工資收入水平來說相當昂貴。但是在現場就有人花了3500元把它買走。漢卡銷售的大獲成功，使得柳傳志的公司獲得了豐厚的資金。它終于在市場上立穩了腳跟，為以后的擴張奠定了基礎。

倪光遠和柳傳志到底有什么樣的巨大分歧？

但是為聯想集團立下汗馬功勞的倪光南卻沒有走到最后。

依據1997年12月出版的《中國八六三》這本書的記載，在90年代的時候，我們國家內部產生了兩種觀念上的分歧，一派主張不必著急，先把產品賣出去就行。一派則主張只爭朝夕，就是要盡快的實現科學技術的自主創新。而倪光南顯然是站在后面一派的。

倪光南堅決地同意下面這樣的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

現在全世界都在搞高科技，中國對此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如果別人搞，我們不搞，那就只有永遠落后于人，永遠受制于人。中國這次要是再抓不住這個機遇，那到了21世紀，恐怕就很難再有立足之地了。

當時，我國的中央政府特別熱衷于推動國產芯片的研發，他們鼓勵包括聯想集團在內的最有實力的一批計算機企業奮起直追，甚至制定了政府投資計劃。當時中國科學院周光院院長和任電子工業部部長胡啟立，也表達了對中國國產芯片的殷殷期盼。他們公開表態說，希望聯想能參與到研發中國芯的這項宏偉事業中來，還許諾政府將無償撥付巨額資金供研究者使用。中科院也已經立項，準備讓聯想承擔芯片研發的任務。

對于周院長和胡部長的建議，倪光南自然是欣然接受。

為了實現心中的抱負，倪光南提出了一個構想，就是聯想每年要從利潤中投入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包括國產芯片技術在內的一系列研發工作。

當時社會上整個形式都在驅使著聯想投入這項愛國事業，而倪光南則無比堅定地站在自主研發這一邊，但是身為掌舵人的柳傳志出人意料的保持著冷靜。他有不同的個人意見。

據熟悉柳傳志的朋友介紹，柳傳志這個人對企業比對國家更加關心。在柳傳志的心里，公司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把研發中國芯的這個事情思前想后，經過了一系列的琢磨、估算，他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這是一個賠本賺吆喝的事情。

1994年6月5日，柳傳志提筆給合作接近10年的老搭檔倪光南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堅決地表示了自己的反對意見。柳傳志說，我們國家獨立自主的開發芯片，不僅僅需要先進的技術、有效的管理體制、高水平的開發人員以及足夠的資金，還有更重要的一條，就是你做出來的這個產品的市場在哪里。在陳述了這些意見之后，柳傳志斬釘截鐵地否定了上馬芯片研制項目。他對倪光南說，我們的條件在目前尚不具備。

其實，柳傳志的這個觀點涉及到了貿工技和技工貿路線之爭。柳傳志是一個奉行實用主義和公司利益至上的人，他之所以下令他的公司停止進攻，是因為他更看重當前的市場。柳傳志認為，我們作為以賺錢為目標的一家企業、一家公司，就應該首先以公司的利益為最高標準。英雄主義不能換來飯吃，與其慷慨赴死，不如避實就虛，先在技術和利潤的低谷中搶得一席之地再說。

他的這種觀點就是貿工技路線的典型特征。貿工技，貿易是第一個字，從字面意義上來說，我們就應該把追求貿易、追求利潤放在首要位置，追逐公司賺錢能力最大化是這個觀點的核心思想。

而技工貿則把技術放在頭一位，當然是把科學技術、自主創新看成是首要堅持的目標。他們認為靠組裝零件的盈利模式不但低效，且不能持久。中國人生產一億雙皮鞋，才換回美國一架波音747。而美國人擁有了專利技術，就可以決定市場定價權。

這當然是兩種觀念，兩種不同的意見的碰撞。作為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企業家，柳傳志這些人天生就傾向于追逐利益，也早就習慣了“賺快錢”。這本無可厚非。

為什么說不能把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改制掉，就是這個原因。也只有國有企業，才會首要考慮到國家利益（華為屬于特例，正因為如此，才顯得華為的難能可貴）。如果中國只有民營企業，就以鐵路企業為例，鐵路票價將會上漲好幾倍，低價的“綠皮車”肯定不會被保留，很多不賺錢的線路都會被廢掉。別是不說，青藏鐵路這樣注定不賺錢的大工程根本不會上馬建設。甚至連“兩彈一星”都不會搞出來，因為當初國有企業在接到生產任務的時候，都沒有考慮到“我能不能賺錢，賺多少錢”的問題。

實事求是的說，柳傳志的這種觀點在當時來說也并沒有錯。當時聯想雖然也是國內的龍頭科技企業，但是與國際上那些超級大公司相比，還暫時顯得比較稚嫩。

從公司的業務方面來說，當時只需要從國外進口零部件運到國內進行一些組裝工作，就可以銷售出很好的價格，即使無需什么繁瑣的技術創新，也能獲得豐厚的市場回報。而且當時國內個人電腦市場已經開始大熱，有廣闊的銷售空間，又何必去干研發中國芯這樣有可能吃力不討好卻高風險的事情呢？

研發新技術雖然可貴，但如果不能立即給公司立即利潤回報，就會遭遇打壓。連聯想內部的一些副總也經常指責倪光南，說他每年從公司拿走那么多的錢投入到研發部門，結果絕大多數得不到回報。

柳傳志反對上馬中國芯的理由，自然有他自己的考慮，但是他的老搭檔倪光南卻萬萬不能接受。

關于倪光南這位技術專家的性格，作家凌志軍在《聯想風云》一書中有過一段文字描述，他是這樣寫的：

柳傳志在和人聊天的時候總是海闊天空，而倪光南則喜歡用技術性很強的難題來考問對方。……當倪光南認為真理在自己手里的時候，會不擇手段地向阻礙他的人挑戰，就像一頭獅子一樣看護著自己的領地。這時候，那些熟悉他的同事會覺得他是一個陌生人。

在倪光南看來，堅持技術上的自主研發是理所應當的，也是愛國主義的體現。他回顧了自己的過往，當初他離開中科院計算所，并沒有去高薪的外國公司，而是選擇投身于一個新興的小公司，就是為了實現自己“科技強國”的理想抱負。

為了這個理想，他打算不惜與自己的搭檔發生分裂，這當然是一個悲劇。

當時的氣氛就是這樣：上上下下要求研發中國芯的熱潮一浪接著一浪，整個國家的輿論都集體偏向于這邊，對柳傳志的聯想充滿了殷勤的希望。倪光南本人也早就熱血沸騰，正打算施展平生抱負。他當時并沒有激進和好高騖遠，而是提出了一個三十年的階段計劃，認為要用三十年時間初步實現目標，哪怕失敗也可以為國家最終勝利打一個牢固的基礎。而且從當時來看，國內企業中也只有聯想具有這樣的實力和可能性，可謂“舍我其誰”！

當時整個輿論就是這樣一面倒，但是柳傳志偏偏在這種氣氛下發表了不同意見。他突兀的改變讓很多人措手不及，也讓倪光南無法接受，當時的倪光南可是做好了一切行動起來的心理準備的。

柳傳志的一盆冷水讓他猝不及防。倪光南在接到柳傳志的這封信后，直接上門找到了柳傳志。兩個人之間發生了一番激烈的爭執，然后不歡而散。

倪光南始終認為自己來這里工作根本不是為了錢。他堅定地認為：“科學家與社會結合的目的，一定要出于公心，不能抱有太多的私念，否則就丟掉了科學造福社會的本意。”而柳傳志則堅持公司的利益高于國家利益，公司僅需盈利就行。

二人的分歧無法調和。

從此之后，公司的總裁會議變成了二人之間的爭吵現場，工作和戰略上的分歧都變成了對彼此道德上的指責。

柳傳志對倪光南的堅持和固執感到非常不滿和厭惡，他認定倪光南這個人就是在胡攪蠻纏。倪光南則認為柳傳志阻礙了國家科技創新的戰略部署，只顧著公司眼前利益顯得格局太低。

二人的分裂事件成為中關村科技企業中經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長期分歧、獨立的一個標志性歷史事件。

身為公司的總工程師，倪光南也有自己的支持者，那就是技術人員。他發下誓言要和總裁抗爭到底。他向上級報告說，柳傳志在公司中作風霸道，進而指控他有嚴重的經濟問題。在一份控訴報告中，倪光南提出值得懷疑的資金總額有552.58萬美金。得知倪光南舉報內容的柳傳志，自然感到非常的惱怒。就此，二人之間共事合作長達十年的友誼煙消云散，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僵局。想要打破僵局，必須要有其中一個人徹底退場。

最終，這場持續很久的爭執以倪光南院士被公司董事會“掃地出門”而宣告完結。1995年，他被開除了一切職務，解聘了合同，退回到了中科院計算所。

1999年9月2日，聯想集團內部的這場分歧嚴重分歧被公之于眾。而之前這些爭端還屬于“內部機密”。據悉，柳傳志被這位執拗的科學家指控挪用公司大筆銀行貸款給香港商人呂譚平等人去擴張股權，乃至有國家大量財產流入私人手中。倪光南還親自投訴科學中國科學院，申訴到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將自己與公司總裁柳傳志之間的矛盾沖突弄得眾所周知。

雖然上級部門居經居中調和，也告訴他，調查結果是沒有發現柳傳志的經濟問題，但是倪光南始終無法罷手。他又尋找兩院院士的朋友以及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公開揭露柳傳志的“過錯”，終于促使八位院士和二十八位全國政協委員站在了他的一邊，聯名上書為他伸冤，力促國家出面調查柳傳志的問題。

當然，并沒有調查出結果。

至于他到底有沒有經濟問題，我選擇相信國家的結論，這里不做任何判斷。

倪光南院士在這場爭斗中的黯然出局，正式宣告“市場派”和“技術派”之間分出了一個結果。那就是“市場派”占據了絕對優勢。這是必然的。

技術人員在中國企業為什么沒有話語權？

作家李濤于2000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做《再造中關村》，在這本書中，他直截了當地分析出了技術人員“必敗”的原因，即中關村的科學家們之所以被接二連三地讀出公司，決不是他們不善經營，而是他們不擁有產權。他在書中的這段話被今后不斷應驗。因為在聯想的股制改革方案中，技術人員沒有拿到一分錢的股權，更不要說那些基層員工了。沒有股權，就意味著你是一個“純粹打工的”，也就沒有真正的話語權。

其實，所謂的“技術派”也并不是不要市場，而是堅持技術研發是企業的核心文化，他們認為科學技術不但是“第一生產力”，而且還是“唯一生產力”。但由于沒有話語權，技術人員始終不能進入公司的核心決策層。

而“市場派”也并非完全不要技術，但他們眼中的技術，必須是那種帶來“短、平、快”回報的技術，可以立竿見影帶來利潤的技術，最好是直接花錢買來的技術。一旦技術不能給公司帶來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就會毫不猶豫的將技術研發團隊鎖入冷宮。在他們看來，重要的是眼前可以輕輕松松的賺到“快錢”，公司的利益要高于國家利益。

正因為“市場派”的這種心態，他們最終只能走向“平庸”，而不可能像埃隆·馬斯克那樣不斷挑戰未來，開拓人類文明的新邊疆。埃隆·馬斯克是不折不扣的“技術派”，但是他并沒有讓企業走向衰亡，而是恰恰相反。僅以個人財富而言，他也不孚眾望的以3000億美金位居首富。

關于聯想的日益“平庸”現實，《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也是承認確實如此。他還寫了一段發人深省的文字說：

“我在國外遇到過一名聯想在某國的負責人，他對我說，他更敬佩華為，他說華為給自己、也給中國造就了一支龐大的隊伍，培養鍛煉了一大批中國經營人才，無論在哪個國家，華為團隊的負責人和骨干力量主要是中國人，但聯想沒有給國家培養出這樣的隊伍。他舉例說，他本人在當地屬于“光桿司令”，他的上司是在他國的外國人，他的下屬是當地外國人。聯想的人都有這樣的失落感，更何況外人。”

本人也要說說自己的心里話。客觀地說，當年的柳傳志其實并沒有做錯什么。他堅持以考慮公司的利益，也是出于現實的考慮。當時的聯想確實還不具備獨立研發國產芯片的條件。但從哲學上來說，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世界上的事物是不斷動態發展的，并不是靜止的、形而上學的。在90年代做不到、不能做或者暫時不宜做的事情，不代表今天就不能做。與20世紀90年代的那一代企業相比，我們今天的企業已經強大了無數倍。柳傳志由于他的個人格局，一直到他的退休，都沒有把技術研發提上聯想未來的計劃日程。其實，柳傳志不把技術研發提上未來日程也沒有什么大錯，但他起碼應該培養更有開拓性精神的接班人。1億元規模的公司，10億規模的公司，100億規模的公司，需要不同格局的接班人。就像康熙晚年深知大清危機重重、吏治腐敗，年邁的自己已經無心力做出改變，他于是選擇了有變革精神、愿意勵精圖治的雍正做接班人。如果自己的接班人也信仰所謂“賺快錢”，對國家責任感不上心，他們最多做一個富翁，始終不能成為偉大的企業家。他們率領下的企業，也自然不可能成長為偉大的企業，而是逐漸平庸化。所以說，柳傳志在那個年代的決策不能說完全錯誤，充其量是給我們留下了遺憾，喪失了一個可能迎頭趕上的機會。他的錯誤，在于沒有在退休前選擇好適應時代發展需求、更合適的未來發展戰略，以至于讓公司在這些年淪落為平庸化。倪光南院士也指出來，華為與聯想這30年來就好像龜與兔的賽跑，聯想已經成為了慢悠悠的那只烏龜。其實聯想在最初走的是“技工貿”的路線，明顯勝過了華為一開始的“貿工技”發展模式，那時候的華為可以說和聯想不是一個等級，就拿1995年來說，當時聯想銷售額就達到了67億元，而華為銷售額僅僅是聯想的20%多一點。但是后來聯想退回了“貿工技”的路線，開始喪失核心競爭力。而華為經過幾年的快速發展，到了2001年的時候，其銷售額就超過了聯想，而且華為每年都在快速增長，技術創新不斷。而反觀聯想，截至2018年12月22日，聯想市值僅僅才81億美元。而華為如今估值已是萬億美元級別。

柳傳志的另外一個錯誤，在于他沒有考慮給技術人員分配股權。這是倪光南院士說的，我不知道真偽，請讀者自行判斷，這里僅供參考。倪光南院士分析說，聯想一直在科研上的投入比例很小，總是想賺“快錢”，不想在“投入大，見效慢”的科研方面進行投入，每年的研發經費比例僅為3%左右，而華為的這一比例為22.7%。里面不少公司老總拿著幾千萬的年薪，卻舍不得給科研部門投入什么錢。聯想總是奉行這種“全拿來主義”“不投入主義”，這就是聯想總是缺乏核心技術和核心競爭力的原因所在。不僅如此，聯想的技術人員還沒有一分錢的股權，所有的股權都被少數幾個大干部拿走了。倪光南院士說，聯想不是某個人創造出來的，是所有管理人員和科技人員共同努力的結果，但是聯想在2000年左右實行了股改，而這次股改的實際結果是“聯想高管獲得了很大股權，而投入知識產權的計算所科技人員沒有股權。”倪光南院士還表示說：“柳傳志沒投入資產和知識產權，最初的投入是0%。股改后他的股權不斷增加，現在是15.9%。一個沒投入知識產權和資產的公司高管，擁有那么多股權，這在中外高技術企業中是很特殊的。而與此相反，聯想股改的最大問題是將科技人員知識產權歸零。”

如果倪光南院士說的話是正確的，那么我認為這樣的分配方式是不合理的。極少數幾個人開一個董事會，就決定了股權分配方案，這樣的決策到底有沒有法理和合理性，我對此是很質疑的。都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柳傳志當初也是從中國科學院走出來的，也算是科學家出身，為什么就看不到這一點呢？不給技術人員股權，把好處都給了少數做公司的，技術人員們又怎么可能和你同心同德，又怎么會有積極性為公司創造出更好的專利呢？

不僅如此，我更進一步的認為，聯想不僅應該給技術人員分配股權，更應該給所有的基層員工分配股權。倪光南院士說，“聯想不是某個人創造出來的，是所有管理人員和科技人員共同努力的結果”，我要再加上一句，“聯想也是全體基層員工共同努力奮斗出來的”。沒有這些基層員工在遍布全球的網點加班加點的辛勤勞動，還能有聯想的今天嗎？就依賴少數幾個坐辦公室的高管，就完成一切工作嗎？如果說技術人員是公司的神經和血管，基層員工就是公司的骨架和肌肉，是六萬多員工把公司整個撐起來的。所以說，基層員工也一個享有公司的股權。這不是一個“如何拿”的問題，而是“必要要拿、占比多少”的問題。

（本來打算今天晚上寫的，凌晨再發表，干脆今天早上提前寫了。）

作者：懷疑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