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臺多少錢一包（撒切爾夫人回憶中英香港問題談判）

撒切爾夫人是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在任時間長達十一年之久。她在任期間以外交手腕強硬著稱，蘇聯媒體因此戲稱其為“鐵娘子”。但是她的政治生涯中卻有一項外交挫折讓她始終不能忘懷，即便是多年之后寫《撒切爾回憶錄》時，她仍念念不忘。在回憶錄中，她這

撒切爾夫人是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在任時間長達十一年之久。她在任期間以外交手腕強硬著稱，蘇聯媒體因此戲稱其為“鐵娘子”。

但是她的政治生涯中卻有一項外交挫折讓她始終不能忘懷，即便是多年之后寫《撒切爾回憶錄》時，她仍念念不忘。

在回憶錄中，她這樣寫道：從1982年9月以來，“英國的世界地位，與我自己的地位，都因為福克蘭的勝利戰果而有了改變，此時唯一的反挫，應就是與中共就香港問題的談判了”。

從1983年7月到1984年9月結束，中英就香港問題的正式談判前后持續了十四個月，共舉行了22輪會談。撒切爾夫人先后共四次訪問中國，與鄧小平同志就一些爭議問題協商。

在第一次來中國舉行會談之前，她剛剛打贏了與阿根廷在福克蘭群島的戰爭，保住了英國對福克蘭群島的控制權，她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地位和聲望一時無兩。所以在來中國之前，她其實意氣風發，滿懷信心。

但是在經過十多個月的談判之后，她最后不得不發出這樣的感慨：“這不是一個勝利，也不可能是一個勝利，因為與我們交手的是一個毫不妥協、而且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超級強國。”

“不可能是一個勝利”，這句話是撒切爾夫人在回顧整個談判過程后的自嘲，也是當時的一個現實。其實從一開始撒切爾夫人手中就沒有任何可以保證談判成功的底牌，更別說優勢了。她一開始所認為的底牌本就沒有任何意義。這一場談判注定就是一個失敗。

撒切爾夫人作出談判的決定本身已經就沒有了優勢

根據撒切爾夫人以往對于外交事務的處置方式，她始終堅持強硬對抗來處理爭端。不管是在面對蘇聯時，還是面對全球的社會主義風潮時，還是面對阿根廷想要奪回福克蘭群島時，撒切爾夫人從來都沒有過妥協。

對于阿根廷，她更是選擇了直接武力對抗，發動了戰爭。

福克蘭群島位于南美洲的南部，與英國相隔著整個大西洋，發動戰爭面臨的后勤和軍事支援問題都非常嚴峻。但就在這樣的形勢下，撒切爾夫人毅然選擇了戰爭。她的遠見和魄力讓世界各國刮目相看，她的行事作風和政策一度被稱為“撒切爾主義”。

但是這樣一位“鐵娘子”在面對香港問題時，她卻沒有繼續強硬下去。

擺在撒切爾夫人面前有兩種選擇：一是無視99年租期馬上到期，如對待福克蘭群島一樣拒不歸還，為此可以采取任何強硬措施，包括武力和經濟對抗；一是主動與中國進行談判，在犧牲一部分權力的情況下獲取盡可能多的利益。

撒切爾夫人幾乎沒有任何遲疑便選擇了第二條道路。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根據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新界99年的租期面臨即將結束的命運。基于對中國認識上的一些不足，香港提前出現了嚴重的移民潮和逃資潮，他們感覺香港前景一片迷茫，充滿了不確定性，擔心處于高速發展的“香港現象”會成為泡影。

這對于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以及它貿易中心、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都產生了巨大的沖擊。香港歸屬的問題提上了必須要解決的日程。為此，撒切爾夫人于1979年3月派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首先提出了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的意愿。

其實中國方面，從新中國成立開始，毛主席以及周總理等主要領導人就已經開始進行了考慮。而鄧小平同志從1978年下半年便已經開始思考香港問題的解決方案。

一是在什么時間，以什么樣的方式來解決香港問題；二是香港回歸之后，如何繼續保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一國兩制”的政策在此時雖然沒有非常明確的系統化，但是基本思路已經在他的腦海中成型。中國方面其實一直非常關心香港問題。

撒切爾夫人沒有選擇與對待阿根廷一樣，原因很簡單，在她的內心里認為中國是一個不同于阿根廷的超級大國。無論是當初的抗美援朝，還是后來發明的原子彈和氫彈，以及中國對待西方國家的強硬態度，都讓撒切爾夫人覺得不能魯莽行事。

選擇談判，而且是首先提出談判，她的主動優勢便已經蕩然無存。只因香港問題不解決，不僅僅是妨礙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和主權，同樣極大地影響著香港的經濟發展和英國的利益。

撒切爾夫人及英國急于談判的心理一下子便暴露在中方面前，解決問題的先機已經喪失，未戰已敗。

在香港問題上，撒切爾夫人在國際上沒有盟友，孤立無援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當時的國際舞臺上，英國等歐洲國家已然不是主角，美國與蘇聯成為主導國際形勢的兩大巨頭。英國想要在與中國的談判中取得優勢，必然需要在國際上尋求盟友。而撒切爾夫人的施政方針就是反對蘇聯和社會主義，不可能從蘇聯那得到支持。那她唯一的選擇就是美國。

可是美國在中英香港問題的談判上所持有的態度，卻是根據它自身的利益作出決定的。學術界用一個詞總結了美國的態度：“低姿態介入。”

這是個什么樣的政策呢？

根據美國人的表現，可以將這個政策總結為兩點：第一點是盡可能避免明確支持英方和中方中的任何一方。1984年1月20日，美國國務卿主管東亞事務的高級官員尤金·羅森就中英香港問題談判明確表示：

“盡管我們對談判進程有極大的興趣，但是我們不打算表達我們的觀點。我們認為最終有可能達成和平和滿意的解決方案，以維護香港投資環境以及政治經濟自由。美國雖然有興趣，但是我們嚴格地把它看作中英之間的問題。”

在1984年1月，英國陷入談判困境之時，當時的香港總督尤德曾向美國人求助，希望他們能夠給與支持，與英國一起給中方施加壓力。但是這遭到了尤金的拒絕。1984年6月7日，美國駐港總領事萊文在紐約的亞洲協會上表示：“盡管美國在香港有很大利益，美國不打算在談判中起任何作用。”

美國一直都是英國的盟友，二戰之后隨著美國的強勢崛起，英國一度成為美國忠實的跟班。但是即便如此，美國也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支持。美國沒有發話，其他的歐洲國家更是不可能明確表明態度。

中國學者沈本秋在論文中指出：“由于在國際社會中，英國沒有找到援手，英國感覺到自己單獨不可能主導在‘香港問題’談判上的大局，于是逐漸采取與中方合作的態度。”

在國際上的孤立無援，導致撒切爾夫人在與中方的談判中始終無法取得優勢。1984年4月20日，英國官方在香港發布記者招待會，其中便稱：“要達成一項使香港在1997年后仍由英國管治的協議，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連英國官方都已經看不到勝利了，談判怎么可能會“成功”？

美國“低姿態介入”政策的另一點，就是對中國進行適當的警告，所謂“間接施壓”是也。

美國一方面通過另一個牽涉到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問題——兩岸關系進行施壓。一方面又有意無意地表示，它希望中英談判會給香港一個“安全的未來”。美國不介入中國與英方之間的談判，但是談判的結果一定要保證能夠繼續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不妨礙美國在港的利益。當時中方明顯占有優勢，美國的這些話其實就是對中國所說。它其實就是在間接施加壓力。

美國雖然沒有明確表示支持哪一方，但是它的這種態度，其實一定程度上是幫助了中國，打壓了英國。這不是說美國對中國有多友好和親密，而是其本身的利益和政策決定的。

一方面當時正處于美蘇爭霸時期，中國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發展中國家，能夠取得中國的支持，對于美國在國際局勢中的優勢有莫大作用。

其次，美國在七十年代與中國建交，兩國現正處于“蜜月”時期，它不愿意因為這一件事破壞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布局。

第三，香港與中國大陸緊密相連，其生活物資和水源等各方面都嚴重依賴大陸供應，經濟地位雖然很重要，但是戰略地位卻不是很高，不是美國在東亞布局的中心所在。所以香港回歸中國，美國其實并不太過介意。

第四個方面，當時中國的改革開放讓美國感覺中國的發展方向越來越傾向于他們，而且中方推行“一國兩制”政策，保留香港原先的管理模式，堅持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些都讓美國非常動心。美國不想因為香港問題而打斷中國的這種發展進程。況且美國在香港的利益也不會因此受到損害。美國自然不會選擇干預。

鄧小平強硬和毫不妥協的態度，讓撒切爾夫人找不到任何機會

當時英國方面主持談判的代表理查德·伊文思曾經向中國方面的談判代表周南開過一次玩笑：“釣魚臺真的能釣到魚嗎？”

這雖然是一句玩笑話，但是卻表明了英國人在談判中的投機心理。

其實撒切爾夫人很明白，想要獲得香港的主權是不可能的事情，盡管她一開始就堅持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有關香港問題的三大條約。她最開始的目的是，先通過條約提出香港的主權問題，然后在中方討價還價中后退一步，用主權來換管理權。她其實想要在談判中鉆空子，釣到更多的“魚”。

不過她的如意算盤徹底打錯了。

當撒切爾夫人提出三大條約英國對香港的擁有權時，鄧小平同志直接就表明了中方的態度和立場：“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和九龍。中國和英國就是在這個前提下來進行談判，商討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辦法。”

一個中國原則是所有談判的前提。

關于收回香港，鄧小平表達了異乎尋常的決心。他對撒切爾夫人說：

“如果中國在1997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8年之后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如果十五年后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沒有別的選擇。”

這是何等的決心。

更為重要的是，中方不僅僅將談判作為唯一收回香港的手段。

小平同志表示：“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么辦？那時，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

想戰便戰嘛，他更是直接對撒切爾夫人說，中國人最是不怕死。

鄧小平的強硬態度，完全打亂了撒切爾夫人的籌劃，她在聽到上述這些話時，甚至一下子臉色慘白。在當天談判結束下臺階之時，由于心不在焉，踏空了臺階而跪倒在了地上。這也成為外交史上的一個意味深遠的鏡頭。

后來撒切爾夫人拿出她認為最大的殺手锏，她宣稱：只有在英國人的管理下，香港才能夠繁榮，離開了英國，香港就會陷入經濟停滯。

鄧小平早就為此想好了對策，也就是“一國兩制”方針——香港仍然按照原先的道路和方式前進，中國收回香港之后不會進行干涉。鄧公堅定認為，香港在中國政府手中，同樣可以保證繁榮和穩定。

撒切爾夫人的這個最大的底牌更像是在強詞奪理，無理取鬧，注定不可能成為英國獲得香港管理權的原因。

英國人見這些要求都不能達成，后來又開始提出一些細節，比如中國在香港不能駐軍；比如在1984年到1997年間，中國不能在香港設立任何過渡結構。但是這些都被鄧小平同志堅決否決了。

鄧小平認為，香港是中國主權的一部分，中國為什么不能在香港駐軍呢？為了平穩完成過渡，中國在香港設立了委員會。

中英談判達成之后，英國為了阻礙香港平穩過渡，在1984年9月24發動了一次經濟風暴。他們一方面放出中英談判破裂的傳言，一方面從經濟上進行操作，香港的股票一夜之間暴跌，港幣對美元的匯率降低到歷史以來最低。香港金融市場上出現了瘋狂拋售股票、擠兌美元的現象。不僅如此，香港市場上出現了瘋狂搶購日用品等各種商品，商家趁機大肆抬高物價，原來十八元一包的大米被提高到23元。

香港媒體將這次風暴稱為“黑色的星期六”。當時的港報評論此事：在這個“黑色的星期六”，股市瘋了，市場瘋了，港人也被嚇瘋了。

針對這種威脅式的手段，鄧小平的對策依舊是強硬。當時鄧小平正在大連會見前來訪問的金日成，他對金日成說：

“我與撒切爾夫人明確說過，如果這個過渡期過渡得不好，就是從現在起到1997年這個期間發生混亂，到了過不下去的程度，中國將考慮收回的時間和方式。時間就是提前，方式就是武力。”

他認為，如果香港在過渡期間出現問題，影響了它國際貿易中心、金融中心的作用，一片混亂怎么辦？那我們只好派軍隊去提前駐扎，沒其它選擇。他在最后更是直接挑明：中國不是阿根廷。中國不是英國想要拿捏就可以拿捏的國家。

在鄧小平的強硬表態之下，再加上英國內閣也不希望香港經濟真正發生混亂，這不僅牽涉他們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還牽涉到了美國的經濟利益。

于是這個“黑色的星期六”也僅僅是個星期六而已，局勢很快穩定，撒切爾夫人的謀劃再次落空。

撒切爾夫人在進行中英香港問題的談判之時，可以說是面臨著多方面的掣肘，用“四面楚歌”來形容都不為過。

在國際上，她沒有支援的國家，在國內，她也不可能得到所有勢力的完全支持，在與中國的談判桌上，她面對這個超級大國又不敢像對待阿根廷一樣任意妄為，而且還找不到任何破綻，得不到任何妥協。

可謂是一頓操作猛如虎，到頭來大部分的想法卻都落了空。鋼鐵般的鐵娘子在中國面前，也不得不變成繞指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