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炒注：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清初詩人屈大均終于講完了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這段史實耗費了我的8篇文章。《馬嘎爾尼訪華》馬嘎爾尼訪華是直接沖著廣州十三行來的，當馬嘎爾尼帶

小炒注：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清初詩人屈大均

終于講完了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這段史實耗費了我的8篇文章。

《馬嘎爾尼訪華》

馬嘎爾尼訪華是直接沖著廣州十三行來的，當馬嘎爾尼帶著失敗的結局離開廣州時，十三行的老板們終于露出一絲笑容，深陷債務危機的廣州十三行總算能有點安慰了。

1、富得流油

古今中外，每個成功的商人除了自身努力，還必須有機遇的加持。

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斗，但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這句話是真理。

會做生意的人，除了精通業務，還必須善于發現機會和利用機會，而最大的機會就是順勢而行，將時代潮流變成白花花的銀子。

這就是雷軍的名言“在風口上，豬也能飛起來”。

對于伍國螢和十三行其他老板而言，這個機遇和風口，當然就是大清國的基本國策“廣州一口通商”了。

詳見《晚清的世界首富：兩道圣旨帶來的商機》

伍國螢，貧寒出身，沒有參加科舉，這就好比現在一個出生在大西北農村的娃，還不愛讀書，小學畢業就闖蕩江湖了。伍國螢在1783年創辦怡和行，到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時，十年不到，就已經做到了行業上游，位列廣州十三行的第四名。

一個小學文憑的窮屌絲，卻能創業開公司，將公司做到行業前列。

這十分勵志！

清朝實行閉關鎖國，但受不了歐洲商船頻繁“騷擾”沿海，只保留了廣州這一個合法通商口岸。但清朝又實行嚴格的重農抑商，那么由誰來充當貿易商呢？

最開始清朝想到的是官營，由朝廷欽派的官員來負責廣州外貿，這就是“皇商”。但這幫吃閑飯的，你讓他貪污腐敗和偷奸耍滑沒問題，讓他來負責外貿就屬于大尺度跨行了。

結果，面對一個躺賺的行業，這幫酒囊飯袋直接虧損嚴重，常常需要朝廷的救助，你說錢都去哪了？外商怨聲載道，朝廷也不高興，最后只好廢除皇商，實行一種新的制度——行商。

朝廷將外貿特權賦予一些民間商人，受政府管理，商人取代官員，與外商直接打交道。

實際上就是官督商辦。19世紀的洋務運動，就是這種模式。

按道理講，民間商人會蜂擁而至，爭取這個外貿特權，畢竟特權就意味著躺賺，但實際上，合格的行商很少。

一方面，社會氛圍認為科舉是正道，經商是旁門左道，而且還是與外國人這些“蠻夷”打交道，很不光彩；另一方面，要當行商，首先就要拿出20萬兩銀子來能獲得營業執照。

所以，只有廣州當地的少數富商才會報名參加。

這就是廣州十三行。并不是說只有十三家行商，數量是波動的，只是最初只有十三家，從而形成了一種俗稱。

而且，十三行的老板，無一例外都是普通人家出身。那些有頭有臉的富貴人家，是恥于經商的。

十三行最大的同文行老板潘振辰，14歲就出來打工當水手；第二的廣利行老板盧觀恒，幼年喪父，窮困潦倒，40歲還是單身。伍國螢，父親靠賣海鮮養家，自己幼年輟學，在同文行打工。

這些人，毫無疑問都是屌絲逆襲的成功學代言人。

屌絲逆襲的多寡，實際上能夠反映一個社會的自由度。

當他們當初賭上全部身家創辦行商時，必然是如履薄冰的。祁同偉在《人民的名義》說，“人生一定要賭，一定要拼。如果你不賭的話，可能你就沒有絲毫贏的機會。”對于立志想做人上人的十三行老板，所幸在時代的東風下，他們賭贏了。當然，也有賭輸的，下場凄涼。

因此，當伍國螢這些老板們知道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時，自然是心驚膽戰的，馬嘎爾尼的使命是廢除“一口通商”和行商制度，這簡直是要了十三行的親命。最緊張的應該就是盧觀恒，他在1792年創辦廣利行，這馬嘎爾尼是專門沖著自己來的？

所幸，馬嘎爾尼失敗了，怒氣沖沖地稱中國是“停滯的帝國”。

“一口通商”固然限制了中國的貿易發展，但為十三行提供了發跡和暴富的空前機遇。當時，中外之間的商流、物流和資金流，絕大多數都是通過廣州這一個城市完成的，我們歷史書中的清朝每年一兩千萬兩的貿易順差，也是廣州這一個城市創造的。

為了紀念這個中西長達百年的唯一交流窗口和保守大清的唯一自由氣孔，央視和廣東衛視都制作過關于十三行的專題紀錄片，廣州市政府還在2016年新建了十三行博物館。

那時的廣州，就是20世紀的香港！

18世紀中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當十三行壟斷帝國貿易時，他們的行為就會產生巨大的國際影響。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索“波士頓傾茶事件”，扔進大西洋的茶葉，全都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廣東十三行購買的武夷山烏龍茶。潘振辰的同文行，還是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大股東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債權人。

十三行所在地（現在廣州的十三行路），就是美國的華爾街！

這就是十三行能出現伍秉鑒（伍國螢之子）這樣一個世界首富的根本原因，正如香港和美國容易出現首富。

1793年馬嘎爾尼訪華沒能撼動廣州的“一口通商”地位，馬嘎爾尼本人帶著深深的遺憾在1794年離開廣州，但伍國螢還沒有高興多久，就遇到了一個噩耗。

2、行商與狗

1796年，乾隆皇帝退位這一年，蔡世文在家中自殺。伍國螢聽到這個消息時，半天沒回過神來。

蔡世文是誰？廣州十三行的總商！

什么是總商？總商就是行商的首領，負責管理十三行的事務，這不是十三行的自律組織，而是廣州海關任命的正式管理職位。外貿糾紛、攤派稅賦、行業調查，政府首先就會找總商。

總商責任重大，一般由十三行中最大的行商老板擔任。

同文行是行業老大，所以總商一直是同文行老板潘振辰擔任，一干就是近三十年。這位十三行的領袖人物，是一個傳奇，他不僅精通四門外語，還通過“債轉股”成為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股東，開創了中國企業參股歐洲企業的先河。

成為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股東后，他還參加過一次公司的股東大會。當潘振辰到達瑞典哥德堡時，受到瑞典朝野的熱烈歡迎，瑞典博物館至今還收藏著潘振辰到此一游的字畫。這應該是第一位正式造訪歐洲的中國人，稱得上“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比林則徐和魏源早了近一個世紀。

1788年潘振辰去世，享年73歲，與孔子同壽。

他留下巨額遺產和四個兒子，但三個大兒子都不愿意接班，不缺錢的他們不愿意從事社會末流的商業，他們都把重心放在科舉和官場，希望以此提高家族的社會地位。

比如最大的潘有為，1772年考中進士，管至內閣中書，參與編撰過《四庫全書》，得罪權貴回到廣州后，寧愿隱居也不愿意接班。

最終，由最小的兒子，32歲的潘有度接任同文行掌門人。按道理講，總商也是他的囊中之物。

但潘有度以自己年輕為由，一再拒絕總商職務。別人眼饞的榮譽職位，潘有度為什么要拒絕呢？

清朝設立廣東十三行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發展國家經濟，也不是為了增加百姓就業，而是為了便于商業管控，而管控與貪腐是硬幣的兩面。

不積極主動配合清朝君臣貪腐的商人，是不可能在廣州十三行生存多久的。

在一份1759年《粵海關征收洋船進出口各項歸公規禮清單》中，名目達到100多項。遇到天災、繳匪、基建、民生工程等事宜，就會向行商攤派。

潘有度比較清楚的就有，1773年金川之役，同文行捐資20萬兩；1787年臺灣叛亂，同文行捐資30萬兩；每年還有固定的5.5萬兩核定捐銀。

這只是公開的，還有冰山之下的私相授受。比如，一些官員熱衷于辦生日宴，一年辦兩次，自己一次，夫人一次，等著行商上賀禮，給少了還不行。

1782年，廣州海關看到行商利潤豐厚，突然限制生絲出口，每艘船不得超過100擔。行商們敢怒不敢言，總商潘振辰心里很清楚：這是等著自己上門送銀子呢。最終送上四萬兩，禁令隨之取消。

潘有度每次看到父親都是愁眉苦臉地從庫房取出銀子，然后笑臉相迎地奉上銀子，就覺得很窩囊：一個身價百億的首富，怎么還這么低三下四呢？

不僅如此，隨著乾隆逐漸老年昏聵和好大喜功，和珅權勢正旺，再加上福康安等寵臣，他們組成了中國歷史上最貪腐的政權，廣州十三行每年都要進獻各種異國的奇珍異寶和山珍海味。當時宮中的葡萄酒，大多是來自于廣州。

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罰款。1788年，有四名外國傳教士從廣州進入內地旅行，乾隆皇帝發現以后，就以管理不力為名，罰了廣州十三行12萬兩白銀。

更令人痛苦的是，這些貪腐沒有固定數額，沒有固定日期，全憑官員一時的心情，行商也不敢討價還價，萬一對方一不高興就隨便捏個什么罪名，向朝廷參一本，自己就得吃不了兜著走。

所以，廣州海關成為貪污天堂，很多官員擠破腦袋也想來這里任職。乾隆末期，粵海關監督蘇楞額在一年內凈掙30多萬兩白銀。那時，一個人一年30兩白銀，就能養活自己。按照現在20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30萬兩相當于2.4億元。

不過，肥水不流外人田，一般只有滿族人安排在這里。最典型的就是粵海關監督，就是廣東海關總長，一直都是滿族人擔任。連同兩廣總督、廣東巡撫，也都是滿族人。清朝政權的私利性質，在這里就能看出來。

清朝君臣們無止境的貪腐欲望，就像寄生蟲一樣吸食著廣州十三行的血肉。

這就是行商們自嘲的“宰肥鵝”。

所有的“宰肥鵝”，都是總商一手經辦。

所以，潘振辰曾經決絕地說過：“寧為一條狗，不做行商首。”這句話給潘有度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陰影。即便潘有度以后擔任了總商，也經常跟伍秉鑒吐苦水，1808年就辭掉了總商一職。

經濟形勢好，行商們有錢賺，總商的活還好干點；經濟形勢差，官員還這么貪腐，總商的活就不好干了。

潘有度在1788年接任同文行老板時，就遇到了這樣的事情。

當時歐洲貿易開始萎縮，老牌霸主法國內部矛盾重重，即將在1789年爆發法國大革命，廣州十三行的業務增長乏力。

不僅廣州的潘有度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英國人也意識到了。英國在1787年底就派遣凱斯卡特出使中國，試圖打開新市場，彌補衰退的舊市場。

但當時的清朝官員沒有意識到這些，橫征暴斂依舊如初。事實證明，即便他們后來知道了“夷務消乏”、“商情窘迫”、“洋行疲敝”，也沒有放下收割的鐮刀。在官老爺眼里，你們這些行商再困難，也比農民強很多，多余的這些都是好政策帶給你們的，多拿點怎么啦？

雷霆雨露皆是天恩，這點覺悟還是要有的。

內外交困，潘有度很聰明地放棄了總商職位，在他看來，眼前的香餑餑，很有可能是日后的燙手山芋。后來的事實證明，潘有度沒有算錯，行商馬上迎來倒閉潮。

1788年8月底，粵海關官方宣布，萬和行老板蔡世文已被任命為廣州十三行的新任總商。

意氣風發的他，本想大展宏圖之時，卻沒想到遭遇滑鐵盧，反誤了卿卿性命。

3、債務危機

1789年7月，攻占巴士底獄，法國大革命正式爆發，歐洲局勢驟然緊張，國際貿易大受影響。這一年掀開了世界史的新篇章，也成為十三行發展史的轉折點。

蔡世文沒有等來“春風得意馬蹄疾”，反而等到了倒閉潮。

1790年，豐泰行宣布破產，留下25萬兩的債務，還被外商告上官府，驚動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認為這有辱大清尊嚴，一邊將豐泰行的老板吳昭平發配充軍伊犁，一邊責令粵海關清償外商欠款。粵海關監督穆騰額立即召喚蔡世文，商討欠款事宜。

一代行商，竟然落了個發配充軍的凄慘結局，令人唏噓不已。

同行落難，蔡世文的內心五味雜陳，神情恍惚的他，硬著頭皮參加了穆騰額的“鴻門宴”。粵海關是肯定不會自己出錢的，必然是各家行商各出一部分，將豐泰行的債務分攤掉。

這種分攤債務的慣例，是清朝連坐制度和保甲制度的商業應用，并不符合商業規則，但這是控制行商的一種好辦法。

作為總商的蔡世文，不得不“放血”。

當時行商的經營模式：外商將貨物清單和訂金交給行商，行商負責采購貨物，交完貨收尾款。貨源和議價權都掌握在行商手里，這里面的利潤率極高，動輒50%，只要穩健經營，不愁吃喝。

但商業具有天然的擴張性，自1685年“四口通商”和1757年“一口通商”以來，廣州貿易持續向好，業務量井噴，廣州十三行在國際貿易的地位越來越重。經濟形勢向好，行商們自然會進行業務擴張，難免會走上借貸之路。

當時國內是有信貸資源的，貸款由直屬皇帝的內務府借給企業，稱為“帑金”，一般只發給鹽商這樣的“親兒子”，十三行沒門！所以，很多行商只得跟外商借利息更高的洋債，借洋債來發展洋務。有時遇到官府的盤剝，一時資金緊張也會進行借貸。

在業務發展好的時候，這種操作是沒問題的。

一旦業務增長放緩或停止增長，那就很難用經營收入來償還借款，從而走上借新還舊的路子。若自身財力撐不到行業好轉的那一天，就會暴雷。

這種經濟波動，古今中外都一樣，沒什么特殊的。

所以這段時間，廣州十三行爆發了債務危機，一個接一個倒閉。

反倒是伍國螢的怡和行，依靠穩健經營，度過這個困難期后，在19世紀初繼續發展，一飛沖天。

商業就是這樣，有時看誰走得快，有時看誰走得久，全憑時勢。

只不過呢，對于清政府而言，它不管這些，管你行情好不好，該收還得收，而且收得越猛。比如廣州海關稅收，1783至1787年間為年均84萬兩白銀，1788年開始超過100萬兩白銀，十年之后就超過150萬兩了，在十三行最困難的這段時期，光稅收就漲了近一倍！

這往往成為壓死行商的最后一根稻草。

1779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就對廣東十三行的破產公司進行了調查分析：“行商破產之一部分原因，系由于驕奢淫逸，無可避免地帶來債務的桎梏，然其根本原因則在飽受政府大吏之苛刻勒索所致。”

實際上，這些行商還有一個方法可以避免破產，那就是爭取清政府的“帑金”貸款。他們試過，但都沒能成功。你交的錢再多，也不是自己人啊，在別人眼里就是個“夜壺”、“奸商”。

禍不單行福不雙至，蔡世文剛處理完豐泰行，1790年源泉行又宣布破產。粵海關監督穆騰額又緊急召喚十三行總商蔡世文，命令他與其他行商分擔源泉行的債務。

參予清償豐泰行和源泉行的債務，沒掙到錢還要往外貼錢，這給蔡世文帶來了嚴重的財務壓力。

蔡世文還沒來及喘息，上天又給了他當頭一棒。

1795年，而益行終于撐不住，老板石中和只好宣布破產。而益行的債務更加驚人，達到了200萬兩！相當于國家財政收入的5%！這個沖擊波，不亞于現在的恒大事件。

200萬兩債務的構成如下：粵海關等政府部門20萬兩、東印度公司訂金60萬兩、外債60萬兩白銀、國內貨款60萬兩。

面對空前的企業倒閉風波，新任粵海關監督舒璽不僅沒有慌亂，反而嗅到了發財的機會。他不僅召喚來總商蔡世文，還叫來了潘有度、以及新近崛起的廣利行老板盧觀恒等四大行商，一起組成了五人債務清償小組。

五人商量后，一致認為要首先解決20萬兩政府欠款，這才是政治正確的行為。五人緊急籌錢，總數不是20萬兩，而是24萬兩。舒璽對此非常滿意：他就把多達4萬兩的巨款裝入了自己的腰包。這些貪官的胃口永遠都是無底洞。

其次是外商的60萬兩借款，這要是鬧到乾隆皇帝那里，“十全老人”肯定認為有辱大清尊嚴，多事之秋的廣州十三行不一定能承受住雷霆之怒。于是，五人債務清償小組主動承擔了這些貸款的償還責任，分6 年、每年10 萬兩白銀償還。

東印度公司的60萬兩訂金，磨破嘴皮子，石中和拿出45萬兩償還，其余用茶葉抵扣。

至于而益行欠國內商人( 主要就是廣東十三行同行和供應商) 的60萬兩債務則被一筆勾銷，國內債權人只得認栽。

即便這樣，乾隆皇帝依然認為石中和有辱大清聲譽，與豐泰行的老板吳昭平一樣，石中和被發配充軍新疆，客死他鄉。

蔡世文不僅無法收回借給而益行的款項，還自掏十幾萬兩承擔而益行的債務。這一進一出，相當于雙倍損失，他本人的萬和行其實也已多年運轉不靈，只能苦苦支撐，漸漸感到力不從心。

一年不到，1796年4月10日凌晨，就在乾隆皇帝傳位給嘉慶皇帝的消息抵達廣州后不久，廣東十三行總商蔡世文在家里吞鴉片自殺，家屬逃亡海外，全球商界為之震驚。

蔡世文當了8年總商，就倒閉了5家行商，而在之前的30年里，廣州總共只倒閉了8家。

2008年的雷曼兄弟倒閉，舉世矚目，這可是5家“雷曼兄弟”啊！如此大規模的企業破產潮，不要說北京和廣東官場，就連歐美商界也為之震驚。

40年前，廣州十三行有26家行商，1796年蔡世文去世后，廣東十三行只剩下了可憐的8家，分別是：同文行( 潘有度)、廣利行( 盧觀恒)、怡和行( 伍國螢)、義成行( 葉上林)、東生行( 劉德章)、達成行( 倪秉發)、會隆行( 鄭崇謙)、麗泉行( 潘長耀)。

馬云說，“今天很殘酷，明天更殘酷，后天很美好，但大多數人死在了明天晚上”。撐過了困難期的怡和行，將在伍秉鑒的帶領下，迎接“美好的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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