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雨濛編輯|范志輝白衣飄飄的年代丁太升是個異類。不僅是在互聯網的熱搜上，或者某個飽和度過高的音樂綜藝里，即使是在音樂圈內部的“afterparty”或者慶功宴中，你也能一眼認出他來：一個身材不算高大、總是穿著黑衣服的男人，手里拿著一瓶

作者 | 蔡雨濛 編輯 | 范志輝

白衣飄飄的年代

丁太升是個異類。

不僅是在互聯網的熱搜上，或者某個飽和度過高的音樂綜藝里，即使是在音樂圈內部的“after party”或者慶功宴中，你也能一眼認出他來：

一個身材不算高大、總是穿著黑衣服的男人，手里拿著一瓶可口可樂（一定不能是百事），在還沒剪掉齊肩的頭發的時候，他總是扎一個小辮子，路過的音樂人、經紀人總是會恭敬地稱他為“丁老師”，他總是沒有什么表情的起伏，端起可樂，與他們碰杯。

酒局下半，當所有人都開始稱兄道弟，談論起獨立音樂事業的發展、搖滾明星的前程和粉絲經濟的復雜的時候，丁太升會在角落里說起一個遙遠的農場，或是一次說走就走、跨越了2500公里的窮游。談論起娛樂產業或者部分年輕人時，他會大聲地表達不解，在旁人看來帶著一些不必要的攻擊性；如果正好有音樂人在旁邊，他也許會提起一首這個音樂人在自己記憶中“最好的作品”，督促別人好好創作。

不管是線上還是線下，丁太升愛談論青春、詩歌、自由和愛，是人盡皆知的。

在一篇文章里，他曾經這樣書寫過自己的青年時期：

“90年代，我從我的農場來到了北京，在被搖滾樂毒害了的思想里，流浪是一個神圣得不得了的概念，年輕的時候不流浪一回這一輩子就算白活。那時候的北京還經常能聽見鴿哨的聲音，在德勝門內大街265號的胡同里，我們就著麥麗素喝啤酒，高鶴每次去找我都要帶上兩包麥麗素，抽著都寶香煙一起聽崔健、九寸釘、REM，我們口出狂言：不把崔健滅掉就沒有我們的出頭之日！”

這篇文章寫于2009年，是丁太升對十年前的自己的回憶，標題叫做《那一片白衣飄飄的年代》，源自那首高曉松為紀念朦朧詩人顧城寫的歌。即使高曉松懷念的是那個“白衣勝雪、四周充滿才思和風情、彪悍和溫暖”的八十年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丁太升和高曉松描寫的是同一種狀態，那種狀態在九十年代被稱為“人文精神”，在千禧年初被稱為“理想主義”，在當下被稱為“文藝病”。

也是2009年，丁太升參與創辦的草莓音樂節的觀眾人次達到了5萬。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暉在接受新浪音樂采訪時說：“我們的想法從沒變過，相信最后我們總會成為理想主義的收獲者，而不是犧牲者。”

在丁太升的敘述中，自己“白衣飄飄的年代”約等于“長發飄揚的日子”，他在2000年底剪掉了長發，在一次從成都出發、途徑敦煌最后連夜趕回北京的流浪之后，他決定“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次年，丁太升作為唱片企劃加入摩登天空，開啟了自己的音樂行業生涯。

此后，丁太升參與了聲音碎片《世界是噪音的花園》、萬曉利《走過來，走過去》、小河《飛不高的鳥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等專輯的企劃，也結識了新褲子這樣的“北京新聲”，在彭磊導演的電影《野人也有愛》、《樂隊》中，都可以找到他的身影。

《野人也有愛》中的丁太升

一個更為人知的故事是，在新褲子的作品《彈著吉他的少年》其實是以丁太升為原型的。在彭磊的書寫中，他是“一個來自農村的少年，他背著被子和吉他，他希望住在這城市里，他唱出傷心的旋律”。但彭磊本人并不喜歡這首歌，在接受媒體“北方公園”的采訪時，彭磊說，自己其實無法理解丁太升背著吉他和被子來北京的行為，“《彈著吉他的少年》是垃圾，是口是心非的作品，是失敗。”

作為北京本土音樂人的沈黎暉和彭磊，可能是真的無法理解這個“來自農村的少年”，但作為“異類”的丁太升，也實際上以小鎮青年的身份進入了那個更精英、更“自上而下”的音樂制造、傳播系統，獲得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在那個實體唱片工業還未完全衰敗、音樂人不需要吸粉無數的年代，作為唱片企劃的丁太升還在做著樂評人最本質的工作：將音樂翻譯、再創作為專輯簡介，幫助聽眾更好地理解和欣賞音樂人。

“只有大眾，沒有文化”

在“前大娛樂時代”，以顏峻、王小峰、班宇為代表的樂評人，其實大都還有記者、作家的身份，帶有更多公共知識分子的氣質。他們往往從音樂出發，將音樂人、音樂作品映照到更大的時代中去探討，也因此對音樂的文本會有更多的要求。

在文章《Beyond：撒了一點人文佐料的心靈雞湯》中，王小峰曾發表過這樣的評論：

“Beyond后來受歡迎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的歌曲旋律朗朗上口，他們用口水歌的旋律來表達他們的一些想法，這其中包括了批判現實、人文關懷、勵志人生、天地大愛等各類題材……恰恰這種用口水歌傳達態度的做法在市場中找到了他們最大的受眾群。一些悲天憫人、大而無當甚至有些空洞的歌詞配上惡俗的旋律，不管是在香港還是在內地，聽起來立刻就變得有些超凡脫俗了。”

即使包含一些個人色彩和對于搖滾精神、“文以載道”的執念，這篇文章對照港臺和內地的流行文化變遷，用Beyond的爆紅論述了市場經濟推行、理想主義破滅的過程中，創作者和消費者發生的變化，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討論。不過，爭辯幾乎沒有脫離出音樂和文化。

但在傳統新聞行業衰落的同時，這一類樂評人也逐漸退出了公眾視野。在王小峰開始賣T恤、顏峻投入了自己的創作世界、班宇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另一個屬于選秀時代、粉絲經濟的體系里，新的評論者出現了。

一開始，“毒舌評委”還不是一個萬惡的存在。快男快女時代，包小柏可以因為不喜歡曾軼可而甩下一句“她留，我走”，楊二車娜姆也可以在歌手只唱了一句的時候按鈴叫停表演，韓紅在《中國夢之聲》做評委時，一位選手發音不準，韓紅在多次糾正無效之后站起身指著他說了一聲“滾！”

雖然不乏表演的成分，但背靠著還有造星能力、握有較多主動權的傳統大公司，評委們決定歌手的去留、對選手素養提要求，看起來還算順理成章。隨著互聯網進一步興起，決定一個素人是否能夠成為明星、一個明星紅不紅的權利分散到了每一個點贊、轉發——也就是大眾手中。

如果說在快男快女時代，評委的功能是篩選選手、為節目提供爭議效果的話，到《中國好聲音》這樣的綜藝出現時，觀眾不再吃“毒舌評委”這一套了，評審席的人逐漸變成了“明星導師”，為新人鋪墊人氣、為節目積累初始受眾成了重頭戲。嚴格來說，不管是音樂和評論，都不再是流行文化的重心。

丁太升恰好就站在了大娛樂時代來臨的風口上，在人設上夾在了傳統樂評人與“毒舌評委”中間。他對于文化、時政的評價標準和評論體系跟王小峰相似，帶著文人的騷柔和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性，但這樣的話語放在一個每一步都與流量明星、飯圈息息相關的娛樂產業中，必然會成為眾矢之的。

一個“時代變了”的例證是，早在2009年，丁太升就已經開始在各個綜藝中以評審的身份出現，在網易娛樂的報道中，丁太升在《快樂女聲》做專業評審時，評價江映蓉的造型不太漂亮，不建議她走電音舞曲風格，“像《表白》這種比較甜蜜的小女人的風格歌曲可能更加適合她”。

這樣的評價，在當時并沒有像不久前丁太升批評薩頂頂、VAVA那樣引起震動圈層的風波；次年，丁太升甚至參加了江映蓉在北京舉辦的生日會，抱著吉他獻唱了一首歌。

十一年后，同樣也是江映蓉。在綜藝《天賜的聲音》中，丁太升評價江映蓉的表現讓人失望，作為昔日的快女冠軍，越來越少被人提及，非常可惜，江映蓉當場掩面痛哭。節目播出當天，話題“江映蓉 不該哭的”登上熱搜，粉絲開始用攻擊、謾罵回應丁太升的“惡毒”，對于此次事件，娛樂媒體報道的標題為：“丁太升罵哭超女（原標題為超女，非筆誤）冠軍江映蓉，江映蓉掩面痛哭：你罵的也太狠了”。

更吊詭的是，《樂隊的夏天》第一季播出之后，因為直言不諱地批評樂隊、明星們，丁太升多次登上熱搜第一，遭遇了龐大的網絡暴力，這樣的網暴又成為了他的“流量”。

從吸引觀眾的角度上來說，丁太升也成為了“明星導師”。云合數據顯示，《天賜的聲音》雖然邀請了張韶涵、王力宏等天王天后，但數據高峰指數現在丁太升的“毒舌”點評播出的兩期。

殺死那個樂評人

縱觀丁太升與各路明星的“撕逼”大戰，不難發現，丁太升在音樂上的評價標準可以歸類為：旋律是否好聽不流俗，歌詞是否富于文學性，表演是否生動自然。

在丁太升與劉維的論戰中，丁太升的核心觀點是劉維是在《樂隊的夏天》中并沒有好好了解椅子樂團和他們的作品，為作品服務，“扭來扭去”、“現場下跪”的動作破壞了正常表演；除此之外，丁太升不止一次在綜藝、互聯網上表示薩頂頂的表演毫不生動、矯揉造作，是一種“雜技式的表演”；在《天賜的聲音》中，丁太升質問VAVA：你的歌詞表達了什么呢？表達“我最棒，你們在我面前誰都不行”這種虛妄的姿態，歌詞很空洞，是一種毫無詩意的表達。

娛樂媒體報道

這樣的評價標準其實算不上嚴格，只是一個音樂評論的基本法。事實上，大部分樂評人和“明星導師”都會從旋律、歌詞、表演任意選擇一個角度對選手進行點評。但丁太升看上去嚴厲的姿態、刻薄的修辭成為了一種符號，不止為節目提供了爭議效果，也為粉絲維護偶像、樹立公敵提供了一個鮮活的靶子。

在丁太升成為標志性樂評人之后，明星在綜藝中與丁太升辯論成了一種“政治正確”，劉維懟丁太升、何潔懟丁太升、VAVA懟丁太升、薩頂頂直言害怕丁太升……這樣的熱搜層出不窮，對于音樂人、節目組、丁太升三方來說，更像是一種共謀和共贏：

音樂人通過與丁太升的沖突，制造了一種富有個性、不懼前輩和權威的形象，迎合了年輕人對于新生代偶像在品質和性格上的需求；節目組獲得了更精彩的節目效果，光是一段明星與丁太升吵架的片段，就能在互聯網上獲得成千上萬的觀看和評論；而在這個過程中，丁太升本人的影響力也持續上升。

在接受媒體”Steven_愛音樂”的采訪時，他說：“導演組都很懂得傳播心理學，他們知道一定會有些傻觀眾跑出來罵。就像是我這次參加《天賜的聲音》，導演組能不知道他們這么剪這個叫丁太升的人會挨罵嗎？他們太知道了，他們多壞呀，他們多聰明呀。”

VAVA在《吐槽大會》

在互聯網世界中，丁太升輸出的觀點不限于音樂，大部分是樸實的普世價值觀。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勸告網友要獨立思考、多讀書、不懼權威、勇敢去追求自由與愛，細究“獨立思考”的內核，不過就是帶著更多的理性、涉入更多的知識和理論角度去看待問題。

諷刺的是，網友對于丁太升的態度兩極化趨勢明顯，并沒有體現出太多“獨立”的痕跡，忠粉樂于將他奉為清醒、有學問的精神導師，將力挺丁太升視為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特立獨行的事，而黑粉則無止盡地對丁太升進行攻擊、謾罵、舉報，直到他的賬號消失在2021年的五四青年節。

不管是線上線下，丁太升實際上只是一個音樂行業從業者，熱愛文藝、寫詩拍紀錄片的文藝青年，表達欲強烈的評論者和對世界抱有樸實的真善美價值觀的人。人首先是人，丁太升首先是個正常人。這樣一個在2010年之前大把握不會有什么“爆紅”元素的人，在近幾年被反復封神、貶低，直到消失，更像是一個荒謬時代的真實寫照。

丁太升的詩歌

在那篇紀念九十年代的文章中，丁太升提到了自己網名“黑刀”的由來，仿佛是一個十二年前就已經埋下的伏筆和隱喻：“1997年我知道了什么叫上網，我給自己取名叫黑刀，那時候的黑刀是一個悲愴的名字，傅紅雪手中的黑刀是一個悲傷的復仇工具，他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他只有拖著自己的殘腿浪跡天涯。”

消失的也許不是黑刀，也不是丁太升，而是他曾在詩和歌中吟唱過的那個世界：“我從遠方來，批判過夜晚和愛。”

先聲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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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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